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二——《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共计55本，于上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该《丛书》记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一，简单介绍了基诺族的历史。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本书为《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

引 言

第一章 族源与族称

 第一节 汉文的记述和问题

 第二节 基诺族的口碑和史实

第二章 母系制时代以前史

 第一节 血缘公社史钩沉

 第二节 母系氏族时代史迹

第三章 父系氏族——家庭公社时代的历史

 第一节 母系制的失势

 第二节 父系氏族——家庭公社的基本建立

第四章 中央封建王朝对基诺族的统治

 第一节 清朝对基诺族的统治和影响

 第二节 傣族土司统治基诺山的深远影响

第五章 捍卫民族生存的战斗

 第一节 起因和序幕

 第二节 战斗经过与两次和谈

 第三节 战斗的胜利、特点和影响

第六章 20世纪50年代前的村社

 第一节 向农村公社过渡的历史和特点

 第二节 村社的经济结构

 第三节 村社的政治与文化结构

第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基诺族的变化

 第一节 新型政治体制的建立

一、基诺山地区新政权的建立

二、中国共产党在基诺山地区的组织和领导

 第二节 经济结构的变迁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二、“民主补课”与“大跃进”运动

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调整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三节 教育事业的初建与发展

一、小学基础教育的建立与初步发展

二、中等教育的建立与初步发展

三、成人教育的实施

 第四节 医疗卫生的改善与科技的兴起

一、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建立

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三、科学技术的初步兴起

第八章 改革开放后基诺族的新面貌

 第一节 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国务院批准基诺族为单一民族

二、基诺山基诺族乡人民代表大会

三、基诺族与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国家

权力机关的关系

 第二节 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大发展

一、改革的准备时期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

三、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概况

四、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类型

五、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成就

六、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第三节 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一、文化机构的建立

二、新时期的办学热

三、中等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新发展

 第四节 医疗卫生与科技事业的进步

一、人口的变化与计划生育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三、现代科技成果的应用 

 第五节 交通运输与通讯的大变化

一、交通运输的变化

二、通讯与邮电的发展

附一基诺山新旧地名对照表

附二主要参考文献

一、著作

二、论文 

后记

修订后记

与文明民族历史记载的族源传说相比，基诺族有关族源的传说不免有些粗糙，似乎没有文字记载的分量重，但仔细研究后就会发现，原始民族的口碑传说就其可靠性而言，并不亚于文明史。因为文明史记载的有关族源的古老传说同样来自原始时代的口碑，如果说它与无文字的原始民族的传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经过历代文人的笔墨点缀，其文辞、情节较为华美完整，但其史迹却往往更加荒诞。为此，有必要就基诺族族源的有关传说和史实加以介绍和分析，这既可以了解基诺族族源，也可以了解原始民族口碑传说的真正价值。

基诺族的创世纪与族源有着密切关系。有关传说分歧颇多，兹就较为完整的两个概述于下。

小北阿嫫——造地的母亲的故事是基诺族创世纪中最具特色的一个。传说造地的母亲顶天立地，力大无穷，世上的山川海洋、动物植物是她创造的，各个不同民族的地域分野和文化生活特点是在她的指导下区分的，但她最终却在无休止的创世运动中不幸遇难。小北阿嫫在挑土创造澜沧江边的大山时，因扁担着肩处被人安上了利刃，行到基诺山西边的勐养时扁担突然折断，筐里的土倒出后形成乳房式山峰，故今日基诺族仍称小勐养的这个平地山峰为“俄节阿鲁”——造地母亲用造山生土倒下的山峁。传说小北阿嫫挑断的扁担飞出数十里外，形成景洪附近澜沧江中的长岛；利刃切断她的肩部动脉后血流如注，一直喷到数十里外的基诺山巴卡寨，因而巴卡寨的基诺族面容比别处红润美丽，这乃是在小北阿嫫的血液浸润过的土地上生长的缘故。在巴卡、石杆子等地，也还有小北阿嫫的传说和遗迹。一句话，大地的创造者是母亲，人类的创造者也是母亲，基诺族居住在基诺山是造地母亲确定的，基诺族居住的竹楼是奉造地母亲的指示建造的。这创造万物的母亲又是在基诺山附近遇难。这个独具特色的创世纪，既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历史特点——母系居于中心地位，也说明基诺族的祖先可能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就开始定居在基诺山了。

基诺族的创世纪之二是洪水故事和兄妹成婚。传说古代白天出七个太阳，夜里出七个月亮，七天七夜后植物被晒死，火焰升腾变成乌云，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淹没了大地与人类。世上只有玛黑、玛纽兄妹得造物主指点，抱着一对公母鸡躲进蒙着牛皮的大鼓内而幸免于难。两人在鼓内随波逐流漂了七天七夜，公鸡叫了，水退时大鼓滞留在基诺山“杰主”的制高点苏毛普它山峰。为了繁衍人类，兄要求与妹结婚，玛纽以亲兄妹不能结婚为辞加以拒绝。但玛黑终于设法与妹结婚。兄妹成婚后为了生计去求教小北阿嫫，造地的母亲赠以三粒葫芦子，种下后只有一棵破土而出，七天后这棵葫芦秧就爬过了七条山梁和七条河。葫芦秧结的三个小葫芦中只长成一个，但这个葫芦长得飞快，一天一个样，成熟后有房子那么大，里边还有人说话。根据小北阿嫫的指点，玛黑、玛纽用火锥子烙开了葫芦，基诺便与布朗、哈尼、汉、傣等族依次而出，最后各族又在小北阿嫫的指教下学会了生产、生活技能，各自找到了乐土。又说在用火锥子捅葫芦时，头三次里边都有人惊叫不要捅，最后是一个阿妣尔——老祖母尔大声说：“不要怕，朝我这边捅！”因此，第四次才把葫芦捅开，老祖母阿妣尔也就为了人类的出世献了身。这一古老的创世纪在世代相传中虽经不断加工，但仍可隐约反映血缘婚的史影，而洪水的传说则可以印证人类早期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艰巨历程。基诺族的创世纪中，有关人类的发祥地不是在遥远的他方，而就在基诺山中的一个制高点——苏毛普它山峰；尤其重要的是，不仅基诺族在基诺山发祥，汉、傣、哈尼、布朗等民族也都在基诺山发祥，而且他们都是共同出世的兄弟。同时，创世纪中也有老祖母为人类出世而献身的情节，说明仍充满着太古时代人类对母系的普遍尊敬。由此可见，基诺族与哈尼、布朗、汉、傣等族自古就有交往，他们可能远在血缘家族时代就开始定居在宜于人类生息的基诺山了。  基诺族源于基诺山的另一个例证是其送魂路线。正像许多民族都有为死者送魂的仪式一样，基诺族人死后的灵魂也要由巫师开路送住故乡。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灵魂归宿并非千里迢迢的他乡，而就在基诺山附近。以巴亚寨为少年命名时送魂所经的路线为例，巫师念到的主要地名是这样：巴亚——三岔路口——两个大石处——马乃牙鲁(洗下身的山泉处)——分水岭——歇脚处——白鬼住处——杰主——大水塘马帮夜宿处——洛特——小黑江渡口——马耳草灌木林——马旺——曼托——米北巴贝(鬼相爱处)——生杰左米。这个送魂路线明确告诉人们，基诺族世代相传的祖先灵魂的归宿处，就在基诺山附近，巴亚寨送魂路线的全部里程也不超过60公里，站在老寨的山坡上就可以远眺祖先的住地。而云南彝语支有些民族则不然，他们的送魂路线不仅跨过了金沙江，而且还一直向西北，送到遥远的大雪山麓，其所以如此，大有追念祖先发祥之地，深怀落叶归根之情。原来他们祖先发祥于遥远的西北方，之后为了寻找乐土而辗转迁徙，经过许多地方，最后才定居在云南。这也说明，这些由北方南迁的民族离开祖先的发祥地时，已产生了祖先崇拜的观念，因此人们才对祖先崇敬，怀念祖先经过的路线和业绩，而且死后的灵魂也要与祖先生活在一起。所以，一条送魂的路线，堪称远古民族的一幅发展迁徙图，是研究族源问题的重要材料之一。同这些把灵魂送往遥远的北方的民族相比，基诺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虽基诺族的送魂路线无疑也是祖先的迁徙发展图，但他们是祖先定居在基诺山之后才产生了祖先崇拜，所以其送魂路线就在基诺山附近。这也证明，基诺族定居基诺山的时代悠久，大约在母系制前的血缘家族时代就定居在这块富饶的山区了。

不仅创世纪、族源传说和送魂路线证明基诺族发祥于基诺山，其时间可以追溯到血缘家族时代，而且，还有许多民族学材料也证明这一点。如从婚姻形态上看，血缘婚残余的大量存在，就是其族源可以追溯到血缘家族时代的基诺山的佐证。虽然基诺族的社会已发展到农村公社阶段，一夫一妻制已居于主导地位，但由于许多原因，血缘婚的残余仍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如婚前性生活自由和同氏族男女可以同居，而且人们对这种血缘家族的婚姻关系充满怀念，有许多传说故事和赞美的诗歌等，这些都给人们认识血缘家族时代史提供了生动的事例。其中，巴朵寨血缘氏族的实例最能说明问题。巴朵寨是基诺族最古的村寨之一，尽管他们的祖先曾想方设法改变一个村寨内同氏族血缘婚的状况，但终因种种挫折未能实现。所以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仍只有一个氏族，一个氏族的男女隔一代就可以通婚。这虽然是基诺族中的一个特例，但无论如何，这不能不是曾经存在血缘家族时代的一个确证。巴朵寨的实例还说明，血缘制家族到氏族外婚制的过渡曾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阶段，当然，这也是基诺族族源可以追溯到血缘家族时代的另一个例证。

……

P6-9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盛世修史、修志，这是中国的传统。由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出版时间长，涉及地区广，出版单位分散以及受当时环境条件局限，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体例版本不统一；二是有些解释不准确；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和民族问题研究的需要，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国家民委决定从2005年开始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再版的总体原则是“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统一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

《中国少数民族》的修订，旨在原版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结构，更新有关数据和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增加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发展成就。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修订，本着“适当修订、适量续修”的原则，对有明显错误的内容、观点、表述进行更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实予以补充。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修订，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成就和经验，新编1987年以后成立的16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概况。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修订，旨在改错，增补新的研究成果，增写《满族语言简志》，并合订为6卷本。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的修订，主要是尊重史实，修正错误，增加注释。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地方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党校、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民研所、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哈尔滨学院、吉林民研所、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博物馆、广西民研所、甘肃党校、凉山大学、中国教育部语工委、云南语工委等单位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以及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共1000余人积极参与了修订工作，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修订再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将以更全面更完整更科学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李德洙

2007年8月

根据全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委会1979年9月的决定，笔者编写了这本《基诺族简史》。1981年1月写出油印的征求意见稿后，曾在当年春节带着书稿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广泛听取意见。在景洪县基诺区举行的听取意见会上，原景洪县委书记何贵，公社党委书记白腊腰、副书记朱树先、公社主任常生、副主任白腊者(以上诸同志皆为基诺族)等同志，亲自组织和主持座谈会。全区各村寨约五十多位长老先后用了四天时间，从头至尾对书稿进行了详细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西双版纳州举行的会议上，原州委副书记刀育才(傣族)同志亲自组织和主持了座谈会，傣族刀福汉、刀建德、刀定国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个书稿就是广泛征求意见后的再次修订稿。

笔者对基诺族的调查研究始于1958年，那次同行的是云南群众艺术馆的金国富同志(彝族，已去世)，任务是民族识别。1959年又带着此任务去基诺山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基诺族识别的问题未能解决。笔者第三次去基诺区考察是1977年参加《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时，邀请参加该编写组的川、黔、京的同志联合对基诺族进行民族识别，参加这次调查的有四川的尚理(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已去世)、吴德让(原四川省历史研究所所长，已去世)、冯元蔚(原西南民院民语系主任，彝族)、伍精忠(彝族)、张光显(彝族)、李绍明、王家佑，北京中国社科院的周自强、易谋远、王景阳、赵树勋，云南民院的盖兴之等二十几位同志。根据这个联合调查组讨论意见，由笔者执笔写的调查报告上报后，国务院1979年6月6日正式确认基诺族为我国的一个单一民族。1979年，笔者第五次对基诺族考察是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胡德平同志同行的，他在一个多月的调查期间曾在基诺族历史发展特点等许多问题上给本人以许多启迪。书中有的照片由郑晓云同志提供。

二十多年来的十余次调查中，陪同笔者调查过的有基诺族的标利、泽白、李志纯、沙车、白佳林、白腊腰、车白、白腊者等同志，佤族的马二同志。他们与笔者共同调查了基诺族的绝大部分村寨，访问的人次数以百计。基诺族知名长老巴亚寨老叭不拉腰、参加1942年大起义的英雄人物巴卡阿四以及巴亚寨的沙车、沙先、沙塞，札果寨的白腊切，巴卡寨的盲人白腊杰，亚诺寨的腰子等许多知名长者，都曾与作者多次长时间座谈，为基诺族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基诺族朋友和当地党委的帮助，这本小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全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委会常务副主任马曜同志审正了本书全文。副主任侯方岳同志及编委兼简史办公室主任黄惠、晟同志曾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总之，对在基诺族历史的调查研究及本书的编写和修改过程中作出贡献的同志，我在这里致以由衷的敬意。限于作者的水平和调查研究的深广度，书中的错误处还是难免，这一概都由笔者负责。希望基诺族同志和关心此书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杜玉亭

1984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