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百年学术史上的第一学人，陈寅恪是20世纪百年学术史上学人中之学人。本书选择了此两位大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两位大师之深入解读，透视了20世纪中国百年学术之脉络。

本书的内容文稿，曾以论文的形式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出版时略加整理，目的是使之秩序性、系统性更强些。

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第一学人，年轻时便对学统有高度自觉，则何以在辛亥年后依然诀别自己曾倾心的文哲之学？何以至晚年会屈尊应召到紫禁城任废帝之“陪读”？又何以在北伐军威逼京城时拖着前清长辫而自尽深渊？

陈寅恪是20世纪学人中的学人，一生倡言践屐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当更见学统的文化含量之凝重且幽邃。其间，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风骨清傲，魂灵才得以发扬。

本书正是通过对两位大师之深入解读，透视了20世纪中国百年学术之脉络。

卷一 王国维叙论

第一章 与叔本华的学术渊源

一 东文学社遇伯乐

二 以康德哲学为先导

三 “无用之学”与“有用之学”

四 两颗灵魂不期邂逅

五 步入甲骨学之路

第二章 人本忧思与学理再创

一 同一意志与独自解脱

二 天才的灵魂之苦

三 劝世之意与学术警告

四 学理上的自我冲突

五 苛求的学术批评

六 疲于哲学而移于文学

七 中西诗学之交融

第三章 《宋元戏曲考》之本意

一 人间第一耽离别

二 整理编撰戏曲文献

三 与伯希和相识

四 《人间词话》的学术地位

五 探戏曲之源流

六 《宋元戏曲考》之考

七 元剧与中国近代文学

第四章 辛亥东渡与学术转向

一 诗词：情感与思想之晴雨表

二 “返经信古”重考据

三 礼制本末之考辨

四 《流沙坠简》与《后序》之价值

五 与司马迁唱反调

六 《殷虚书契考释》的历史误会

七 哈同园与“二重证据法”

八 《殷周制度论》轰动学界

第五章 “南斋之命”与学术独立

一 《观堂集林》之永恒价值

二 坚辞北大之聘请

三 人生逆境与学统自觉

四 深剖细论道统与学统

五 “甲子之变”与“设帐授徒”

第六章 学冠清华国学研究院

一 入校之曲折经历

二 “收召魂魄重理旧业”

三 寻购典籍不负众望

四 学术演讲新见迭出

五 “老”·学术与“辫子”

六 讲授范围与风格

七 最早提出“美育”的人

八 蒙古史与西北史地研究的卓越成就

第七章 最后的岁月与学术辉煌

一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史新证》

二 沉甸甸的著述

三 以学术为生命

四 最大的精神打击

五 最后的岁月

六 湖水如镜映千秋

七 国际学界同声哭

第八章 与罗振玉的学术交往

一 “罗王之学”举世公认

二 罗振玉慧眼识珠

三 “差喜平生同一癖”

四 “罗王”的学术合作

五 你中有我与我中有你

六 由学术交往至儿女亲家

七 断交与“遗折”

卷二 陈寅恪叙论

第一章 义宁之学与家学渊源

一 家族宛如巍峨之丰碑

二 先祖为中医世家

三 陈宝箴：封疆大吏与诗文大家

四 陈三立：同光体诗派领袖

五 陈衡恪：声名显赫之大书画家

六 诗词翰墨人人皆能

第二章 《论再生缘》之“再生”

一 油印本与余英时之《书后》

二 郭沫若以补课之心情开始阅读

三 郭聋陈瞽论端生

四 《再生缘》的思想与艺术

五 诗心史笔熔一炉

第三章 清华园的学术生活

一 筹建伊始聘导师

二 独特的授课方式

三 不平静的清华园

四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五 文史哲三系合聘教授

第四章 不古不今之学

一 不古不今与又古又今

二 “三源流说”之学术纲领

三 对李唐势力兴衰之析论

四 李唐氏族之论引起学界轰动

五 关中本位政策问题之独见

六 种族与文化两大核心思想

第五章 佛教史研究

一 《金刚经》翻译错讹多

二 佛教史的思想史之价值

三 考证释疑探因觅踪

四 辨析真伪细中见大

五 中印文化交融探源

六 订正千年误舛

七 佛教与中土文学之关系

第六章 《柳如是别传》与考释之学(上)

一 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二 著书唯剩颂红妆

三 行谊操守与人格自尊

四 性情激烈坚毅狷介

五 言情唱和互吐心曲

六 钱柳性格差异比较

第七章 《柳如是别传》与考释之学(下)

七 对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

八 异代知己与理性判断

九 古典与今典相互映照

十 考证使“真理不能磨灭”

十一 心血之凝聚志向之所寄

十二 于习见之材料中提出新解释

十三 史识渊博深邃考释精微绝伦

第八章 与文化学术共命同尽

一 学术成果最丰硕之日子

二 深层的爱国情怀与人格之魂

三 欲著辨亡还阁笔

四 《文通》《文通》何其不通

五 《挽词并序》之真知灼见

第九章 学界巨子

一 “一代宗师”之称誉

二 “国宝”称谓之由来

三 卓越之成就与精进之方法

第十章 学术灵魂与精神人格

一 灵魂与人格建构

二 至死不屈的学术人格宣言

三 陈氏生命史是一部滴血的灵魂史

四 陈氏对我们的启示

第十一章 “托命之人"蒋天枢

一 文化神州丧一身

二 藏山付托不须辞

三 “程门立雪”添续篇

四 不负重托薪火传

五 蒋子凸现非偶然

跋

二 天才的灵魂之苦

与叔本华来比，尼采是另一种典型。当然，他与叔氏一样，同样是一位伟大之哲学家。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也说过，在19世纪，德意志之哲学界有两大伟人，那就是叔本华与尼采，他认为两人是旷世之奇才，其学说相同，风靡一世。尼采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那些宣说天国希望之人，要对大地守忠实，为此，尼采向世人宣称超人之意义。尼采说：“我教你们超人。人是一定要被超越的某种东西，你做过超于人的事吗？”(见陈鼓应著《悲剧哲学家尼采》，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第74页)尼采不满意叔本华对生命意志之否定，他鼓动要人们做强者，做超越生命之事。超人的强者是不甘示弱的，亦不轻易屈服，它奋力抗争。要想主宰世界，就得使自己非常强大才行。这就是尼采。但做强者并非易事，并非人人都能做强者，这又是尼采学说的潜台词。因为尼采是一个弱者，他所谓的强者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所宣称的意志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生皆没能显示出来，自杀也不行，最终以疾病缠身而告别于世。对尼采来说，疾病也成了一条解脱之道，因病而使自己糊涂，糊涂也就无理智可言了，那就可以不负失败之责任了。这何不是一条最好的解脱之道呢？！王国维虽说悲观、痛苦，但王国维毕竟有自杀之能力。王氏完全是在头脑十分清醒时从从容容地结束生命的，他履行了或说执行了作为“人”的真正之权力。叔本华、尼采皆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意志。他们的意志哲学，超人哲学，在王氏面前皆失去了生命的逻辑支撑。故，面对叔本华与尼采之大悲大苦，王国维深受触动，便写下了《叔本华与尼采》这一著名学术论文。王国维痛呼道：

呜呼！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蚩蚩之民，饥而食，渴而饮，老身长子，以遂其生活之欲，斯已耳。彼之苦痛，生活之苦痛而已；彼之快乐，生活之快乐而已。过此以往，虽有大疑大患，不足以撄其一心。人之永保此蚩蚩之状态者，固其人之福祉，而天之所独厚者也。若夫天才，彼之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彼与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一言以蔽之。彼之生活也与人同，而其以生活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彼之生于世界也与人同，而其以世界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265页)

王国维笔走龙蛇，道出了天才与普通人对于痛苦的不同感受及领悟。普通人能感受到的痛苦天才未必能感受得到，而天才之痛苦普通人肯定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天才者领悟性极高，故亦即活得特别苦、特别累。王国维写道：

夫天才之大小，与其知力意志之大小为比例。故苦痛之大小，亦与天才之大小为比例。彼之痛苦既深，必求所以慰藉之道，而人世有限之快乐，其不足慰藉彼也明矣。于是彼之慰藉，不得不反而求诸自己。其视自己也如君王，如帝天；其视他人也，如蝼蚁，如粪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265页)

天才者，即有大智慧之人也。智慧愈大，痛苦愈大，故天才之痛苦亦是超常之痛苦；普通人之痛苦多为布衣素食之痛苦，而天才之痛苦多为精神之痛苦，叔本华与尼采是如此，王国维也是如此。所以，天才之痛苦在普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之事。叔本华说：“离开那些讨厌的意志后，智慧为了排遣气闷，因而走向外界，此时他的精力更为强大，也变得更客观了。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原因，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灯愈明亮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型，那时才了解我们竟是这一副可怜相，而兴起悲哀之念。”(叔本华：《生存空虚说》，作家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66页)其实，天才之痛苦正是在这里，天才之痛苦，的确是灵魂之痛苦。普通之人只有具备天才那个“智慧之灯”，才能照亮如天才者心灵深处之苦痛，此灯“愈明亮”，其痛苦之真相愈被看得清楚。无论如何，天才总是令人敬佩的。所以，王国维赞美叔本华与尼采是旷世之天才。认为二人的知力之伟大相似，意志之强烈亦相似。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屹立于精神之世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走者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266页)王氏认为叔本华与尼采之伟大，远在伟大帝王之上。叔尼二氏虽患有抑郁症，但他们毕竟是先哲，为人类近世点燃了智慧之灯。王国维之所以奉叔尼二氏为哲学导师，正是系于生命体验这一深层情怀。王国维能与他们从心灵上予以沟通，也正是在于他们有某种共通性，能在超越人生苦痛之前提下正视痛苦，从而也就推导出了只有天才才有真正的灵魂之苦。有无深刻的灵魂之苦，亦即成了王国维辨别天才的绝对标志。但痛苦也往往坏事变好事，这就是叔本华理论中反复阐明的天才之痛苦完全可以酿成美酒，变成美酒后即可以自我陶醉矣，此即所谓“国君之夜”，叔本华与尼采之苦痛也就由此得以自救，王国维在此亦即取过叔尼二氏之精神药方，以缓解自我灵魂之苦痛。

P25-27

撰成《学术的双峰——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本想请一位平素尊崇的学界前辈赐一序文。俟后沉想，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请人作序，固能看出虚心求教之意。对方若能给予中肯之批评，当可受益匪浅。倘故而激发前辈之意兴，引出对有关学术乃至更为广泛的学术领域之宏谈高论，就更喜出望外了，这可能是求序之本意。

不过，就求序者之心态言，也未始没有请出尊神来为己作助阵之意。当初左思作《三都赋》，不就因为“时人互有讥訾”，请出“高名之士”皇甫谧为之“作序”，“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的么？这对于不重作者实际水平，徒以名声高下取舍之可悲世风来说，无疑也是对付的一大高招。但倘若并无左思那样的卓荦之才，偏要皇甫谧之辈为之鸣锣开道，岂不也太“醌颜”，且教“高名之士”连带受讥天下么？至于真有才学志气者，其实也未必需要高名者助阵。司马迁作《史记》，就并无自惭形秽，倒是精神抖擞地大声宣告：“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如此之创造气概，才真是自信自立者当有之气概。至今读此数语，仍不禁令人敬佩和悠然神往。

余也不敏，所从事的也只是人文领域中之局部研探而已，自不可与前人之天造草昧大业相提并论。而且很需要前辈、同行之指点、批评。不过在研探之态度上，还是力求严谨，并希望有所弋获。而在志气上更不须借他人之颂谀，装饰自己之门面。倘只是谫陋之识，也不肯累高名者蒙羞。故考虑再三，终于决定不向前辈求序，由自己写一跋语交代事宜。

我的专业是文艺美学，怎么突然又搞起了人文学术？这是许多朋友的疑问。其实，读过我的《智慧与觉醒》的朋友当有所了解，在那本文艺美学专著中已经涉及到文学之外的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令我十分不解的是，1994年元月出版的那本小书，至今还有朋友说看不懂。至于为何搞起人文学术研究，或者说何以选择了王国维、陈寅恪作为研究对象的，说来话长。那是1986年的时候，我在是年《读书》杂志第5期上读到著名学者何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陈寅恪学术思想散论》，由此便对陈寅恪这个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并且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与资料卡片。通过阅读先生的著作，对先生的家世教养，价值取向，一生立身处世之基本规范与精神动力的渊源，皆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他曾用《白虎通》之“三纲六纪”来界说中国文化。“纲纪”既为抽象之理境，则其经验之内容自必随时代而变动。关于此点，他在《序》中已言之甚显。1964年6月，在《柳如是别传》刚刚完稿后，以前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蒋天枢从复旦大学前往中山大学拜谒他。在蒋天枢临别之前，他不但将生平所有著作诗文皆郑重托付给了这位唯一可信任之弟子，而且写了一篇序和三首诗以道其学术托命之意。此一序三诗皆写得极为沉痛，他的学统情操亦故表露无遗。

其实，我进一步思考的是：陈寅恪一生所追求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促使我思考的是他在1929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几句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见《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8～9页)这篇碑铭与《娩词序》先后呼应，同在强调学统中心价值具有超越时空之精义。据此阐释，对于学统价值之解析，便不应只停留在形而下之经验层面。以“读书治学”之“士”而言，他们献身真理的具体方式虽因历史条件之限制而千变万化，各有不同，但却又殊途同归，体现了一种永恒而普遍之精神价值，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其底蕴，其背后之道德动力，是由学统所提供。《赠蒋秉南序》所言“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及“贬斥势力，尊崇气节”，恰恰是他本人一生践履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后之证词。早年的《王碑》(1929年)与晚年的《蒋序》(1964年)是两篇息息相关之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陈寅恪怎样调整今古学统价值，以通向现代之转化。关于陈寅恪一生践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经过，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一手新史料。1953年11月下旬，陈寅恪以前的学生汪镬受命到广州请他到北京中科院任历史二所(即中古史所)所长。汪镬一到广州之当晚，即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交给了陈寅恪，第二天一早，陈寅恪便坚决地给予了否定之答复。关于此事件之过程，后来记录在汪镬所写的一份长逾万言之《陈寅恪的简史及学术成就》。据汪镬的报告书，“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一’(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6页)。最重要的是报告书所载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段自述，是由汪镬笔录。全文已收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和三联版《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中，在此仅引最有关系之部分，以为研究之依据。陈寅恪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按：指汪筏)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3～464页)

我在1995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读到以上文字，感到非常震撼。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我们所有人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才能真正懂得这篇文献的历史价值。陈寅恪是最敢于承担人类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活得无比崇高。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可谓真正完成了一个有尊严的学者人格造型。他是中国学人中之学人，以热血与生命践履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学人之所以为学人的风范之所在，如此崇高之人格，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洵属罕见。这就是我为何选择了陈寅恪作为研究对象之动因。

因为研究陈寅恪，从中我发现陈寅恪与王国维在学术上有许多相似性与内在之关联性，故在研究了陈寅恪以后，我又接着初步的研究了王国维。这两位大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皆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因而在国内外学界享有很高之声誉。两位大师虽然共事时间不长，政治思想亦不完全一致，但由于学术渊源及治学方法较为接近，相互影响，遂成忘年之交。

陈寅恪与王国维皆受乾嘉学风之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子培)之影响更大。沈曾植专精音韵训诂，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国西北史地与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数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从此他们过从甚密，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文，直接受沈曾植之启迪而作。王国维晚岁从事元蒙史、西北史地、边疆之学的研究，皆直接受沈氏之影响。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与沈曾植之关系亦十分密切。沈氏自退官后避地海滨，时与散原老人相酬唱。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氏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之研究，与沈氏之影响，不无关系。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汉学家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皆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结识伯希和，乃由王国维写信介绍。当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虽然没有见过陈寅恪，但称陈是“最伟大的中国学者”。戴氏在悼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陈寅恪在巴黎时很可能听过伯希和的课。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从此陈、王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因侍父亲请假，于1926年秋才到任，故陈、王共事不到一年。共事时间虽短，但他们建立了深厚之友谊与学术关系，从陈寅恪在诗文中对王国维的高度评价皆可看出。如果没有对王国维思想的深刻了解，不可能在《挽词》和《碑铭》中作出中肯之分析。由此可见他是真正之相知。王国维深知陈寅恪了解自己，故在遗书中把后事嘱托给他，说“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陈氏不负重托，在王氏死后，他撰写了挽联、挽诗、挽词、碑铭、书序等诗文，充分叙述了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及其治学方法，并使之发扬光大。

总体来说，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百年学术史上的第一学人，陈寅恪是20世纪百年学术史上学人中之学人。陈寅恪在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鞔词序》中称王国维与文化“共命而同尽”，这不仅是破译了王氏自沉之灵魂密码，而且也是陈寅恪自己终身为之不屈不挠、不渝不悔的学术人格宣言。在20世纪百年学术史上，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两尊学术的丰碑，是两座后世难以企及的文化学术宫殿。只有这两位大师才能够平起平坐，并驾齐驱。正是源于此，我选择了此两位大师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之作为一本书呈献给读者。

本书的内容文稿，曾以论文的形式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出版时略加整理，目的是使之秩序性、系统性更强些。感谢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的领导，特别要感谢宁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余光慧同志，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与鼎力相助，这部学术性的著作是难以问世的。还有宁夏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何克俭先生、编辑周立军先生，对出版此书付出艰辛劳动。周立军曾几次打电话沟通编辑本书过程中的情况，令我十分感动。总之，还有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的帮助与支持，恕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荆竹

2008年元月20日匆草于银川风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