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永新县城里最美丽的姑娘，她是组织武装起义和上井冈山比毛泽东还早的井冈女侠；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也是他的秘书；征程万里，她与毛泽东比肩踏山河；她与毛泽东在恩爱的十年里六次生育，却一朝负气，九年生死两茫茫……她就是贺自珍。本书真实记录了贺自珍的一生，既不美化，也不掩饰。作者把一个有血有肉的充满着革命激情和一生追求纯真爱情的贺自珍，把一个既柔弱又暴烈的贺自珍，把一个本应获得幸福却一生坎坷不幸的贺自珍，呈献给读者。

她是永新县城里最美丽的姑娘，她是组织武装起义和上井冈山比毛泽东还早的井冈女侠。她那清纯与美丽的气质吸引着毛泽东：“你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也是他的秘书；在兵败势危的急情下，她持枪护卫毛泽东，又成了他英武的女警卫。

征程万里，她与毛泽东比肩踏山河。她与毛泽东在恩爱的十年里六次生育，却一朝负气：28岁那年，她离开延安，毛泽东动情地对她说了那么多挽留的话，可是年轻气盛的她还是固执地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了回头的机会；这一走，竟是九年生死两茫茫；这一走，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变数……

她就是贺自珍。本书记述了她的风雨人生。

采访贺自珍

上编 千里伴君行

美丽的永新，美丽的女儿

 黑暗造就了她叛逆的性格

 井冈豪侠和革命星火

明月共潮升

 “要再‘疯’下去，趁早嫁出去算了”

 缴掉商会的枪

 “永新三贺”与“武装打粮”

永新暴动的女将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

 三路聚兵打永新

 “双枪女将”传说的由来

井冈避难

 井冈山第一个女战士

 “井冈山大王”的绿林经历

 险恶求生待黎明

欢迎毛委员上井冈

 山下来了支疲惫的队伍

 毛委员惊讶：头面人物中，竟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初识毛泽东

军委交给的特殊任务

 那烧焦的山林，烧焦的战友

 主席台上讲话的小姑娘

愿逐月华流照君

 毛泽东的学识、气质吸引着她

 “你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八月失败前后

 不受毛泽东欢迎的客人

 主力部队没听从毛泽东调遣

 迎接败军还井冈

 毛泽东虚惊一场

相濡以沫伉俪情

 留贺当秘书，毛泽东儿女情长

 使毛泽东“拨开云雾”的报纸

 毛泽东思想的“最先接受者”

 寒夜席草评古今

兵败势危见忠贞

 贺自珍眼尖：林彪带头逃跑

 兵溃如潮，砥柱中流

 朱德谎称伙夫头，城门高悬妻子首

 为使耳目明，抢报获敌情

 匹马退追兵

朱、陈与毛泽东意见分歧

 毛泽东的女儿，也得寄养

 许多代表不投毛泽东的票

 与毛争论时，陈毅拍了桌子

 朱、陈恳请毛泽东出山

弹雨枪林生死情

 保管员情报员宣传员

 毛泽东打算给她们开追悼会

 巧解百姓家事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再夺兵权

 小毛生得端正，眼睛挺大，很像他爸

 毛泽东“闲”起来，小毛是他最开心的话题

 亲属受株连

 毛泽东被留党察看的缘由-

 “历史会证明你是对的”

征程万里，比肩踏山河

 母子分离，竟是永别

 怀孕上征途

 哪像打仗，倒像机关搬家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主动接近王、张、周

患难心相随

 丢下下一代

 照管毛泽东

 舍己护伤员

 死也抬着走

 把我打死吧

漫漫长征路

 敏仁被姐夫指挥的红军枪毙了

 毛泽东作风的变化

 毛泽东一生中一段最黑暗的路

婚姻波折

 赢弱的身体，进取的雄心

 学识上距离，生活中纷争

负气出走

 史沫特莱出拳太重

 “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我一定要走”

 毛泽东多次挽留

下编 江海寄余生

红都莫斯科

 新的世界

 丧子失夫

 给妈妈带来的礼物

不像家的家

 娇宠自己的女儿

 对岸英、岸青倾注着母爱

 谁都不提起的一个人：毛泽东

分飞苦，红泪晓风前

 归留两难

 异国饥寒

 妈妈的惩罚

生死线上的挣扎

 寻找那熟悉的影子

 同死神抢女儿

 震怒的贺自珍

 惨绝人寰的叫喊

被抓进疯人院之谜

 迫害并非来自王明

 是否因为得罪了人

 疯人院里的贺自珍

终于踏上自己的国土

 母女重逢

 回祖国去！

 在归途中

为工作、为女儿费尽心机

 艰难适应新工作

 女儿的教育蓝图

女儿眼中的妈妈

 旧情难忘的妈妈

 倾囊相赠的妈妈

 想过再婚的妈妈

要为姐姐“讨公道”

 刚烈女杰贺怡

 “给毛泽东写信是好事”

 错怪江青，毛让贺怡道歉

何以系君心

 “小外国人”

 一个人的爸爸

 “无力回天”的贺怡

第二个妈妈

 求女儿叫江青妈妈

 岸青被迫搬出中南海

 劝女儿学会“外交手段”

女儿眼中的爸爸

 “爸爸供给制”

 爸爸也“和稀泥”

 “小妈”与“老爸爸”

 爸爸“昏官断案”

一年一度见妈妈

 毛、贺都向女儿探听消息

 为伊消得人憔悴

西瓜诗的风波

 与君别离后，落叶都是愁

 江青说：毛、贺感情未破裂

 毛泽东和李敏是一派

父女情深

 要女儿读破万卷书

 毛泽东劝女儿打扮

 一次最严肃的谈话

国事可决，婚事难解

 同舟患难割不断

 投鼠忌器理还乱

 离婚，到哪起诉哟！

分飞劳燕聚庐山

 分外注重女儿婚礼

 “这事要绝对保密”

 犹恐相逢是梦中

贺自珍的疯狂

 李敏结婚

 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断人肠

 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

青枫浦上不胜愁

 派专机送女儿护理贺自珍

 “江青嫌我老，是个土包子”

搜寻那烽火的年代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梦里寻他千百度

初为人母的李敏

 不愿再同江青生活在一起

 陪妈妈看社会主义

 对小宁宁“整风”

“文革”狂飙

 李敏不知该革谁的命

 江青的“革命”目标

 “文革”中贺自珍一家

杜鹃声里斜阳暮

 女儿难进中南海

 “没有资格”再为父亲守灵的女儿

 没有权力奔丧的贺自珍

君何在？桂影自婵娟

 长恨此身非我有

 “要看天安门，要见毛泽东”

 纪念堂内不许哭，牙咬手绢见遗容

落月摇情满江树

 清贫的女儿

 爸爸的稿费

 为妈妈送行

 妈妈的箱子

 妈妈的精神

附录

贺敏学认的外甥女杨月花

每次马刀队下山打击一家土豪，从他们身上放了点“血”，最后遭殃的，还是手无寸铁的穷苦百姓。这些地主豪绅，同官府串通一气，诬蔑当地的老百姓“通匪”，把其中有些平时就看不顺眼的，抓进监狱，屈打成招，逼得他们家破人亡。同时，豪绅们又加紧对农民敲诈勒索，硬是要把马刀队劫走的钱财，加倍地从农民身上捞回来。一个袁文才上山，不但没有改变这个局面，而且她还听说，袁文才最后同山下的反动武装妥协了，竞达成了各不相扰的协议。

传说不知是真是假，但贺自珍的心开始冷了。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家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贺自珍的妈妈在茶馆照顾门面，应酬客人。几个军阀兵痞来到“海天春”喝酒，酒没喝完，却闹起事来。他们用下流话调戏贺自珍的妈妈，有一个兵痞竞嬉皮笑脸地动起了手。正在这个时候，贺自珍三兄妹放学回来，看到这种情形，不禁勃然大怒。贺敏学手疾眼快，拿起茶炉上一根烧得通红的火钳子，朝着那个动手动脚的兵痞的屁股就是一下子，烫得那个家伙鬼哭狼嚎，抱头鼠窜。贺自珍和贺怡，揪住那几个醉鬼，一面骂，一面往外推。贺自珍心一横，把店铺的门板全上上，买卖不做了。

看到妈妈坐在那里伤心落泪，爸爸低着头直叹气，贺自珍难过极了。她知道，得罪了这些兵痞子，日后有他们的“好日子”过了。她想不通，为什么当老百姓的就这样任人摆布，受屈受辱呢？

果然，这些丘八兵痞仗着权势，兴师动众，要捉拿贺自珍的父母问罪。多亏乡亲们出面调停，由他们家出一笔钱，才把这件事了结。可是从此以后，他们家的茶馆也很难开下去了。

贺自珍慢慢明白了，井冈山年年闹土匪，地主老财照旧欺压百姓，照旧“招财进宝”，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马刀队救不了穷人。

马刀队的路不通，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救国救民的路呢？

贺自珍正在徘徊、彷徨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学说，俄国革命成功，以及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进永新。永新县一批热血青年：欧阳洛、刘真等人的心，沸腾起来了。他们的目光越过小小的县城，为了追求真理，寻找中国共产党，决定离开家园，到南昌去求学。

贺自珍也被共产主义学说深深地吸引了。她多么想知道更多关于共产主义的道理。听说永新有的青年要到南昌去求学，她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主动找到他们，大胆地提出一个请求，把在南昌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鲜事，告诉家乡的朋友们。这些青年人答应了。

欧阳洛等人进了南昌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永新县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食言，果然把在南昌所能买到的进步杂志：《向导》、《中国青年》、《红灯周刊》等，源源不断地寄回来，同时还寄来了俄国的革命小说和《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籍。

互相传阅这些书刊，是贺自珍和伙伴们最重要，也是最有兴趣的事情了。她常常在一盏小油灯下，读到深夜，那种入迷的劲儿，远胜过先前看侠客小说。这些书刊，打开了她的眼界，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像在她的心里点燃了一盏明灯。她懂得了一个真理：少数几个人的劫富济贫消灭不了所有的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协力推翻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穷苦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放暑假了，到省城读书的学生回到了家乡，贺自珍同他们又重新聚到一起。已经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欧阳洛，是永新县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传播者。他详细地给大家讲了革命的形势，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意义，以及军阀混战的局面。讲的人滔滔不绝，听的人兴趣盎然，谈话往往从白天进行到傍晚，甚至深夜。  那时的贺自珍，又天真又幼稚。她以为革命的道路一经找到，共产主义社会马上就能实现。听完了欧阳洛的介绍，她忍不住站起来，挥着手，热情洋溢地说：

“从今以后，中国有希望了，人民有希望了。我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她哪里想得到，以后革命的道路竟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艰难曲折！

大革命的形势，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对这种政治形势，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观望的。福音堂小学女部原来就分为两派的学生，这时又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她们以对大革命是赞成还是反对，分成左派和右派。贺自珍同她的好朋友，是坚定的左派，豪门小姐都是右派。两派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论。比如：军阀该不该打倒？共产主义好不好？对国共合作赞成还是不赞成？等等，都会成为争论的话题。贺自珍把从书刊上看到的道理搬过来运用，经常把右派学生驳得无法应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消息传到永新，革命左派为失去这位革命家而惋惜，更为革命的前途担心。永新县几个学校的左派学生，互相串联，决定第二天在龙家祠门前举行一次孙中山追悼会，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同时也是一次对左派力量的检阅。贺自珍所在班里的左派学生，决定参加这个集会。

第二天，她们身穿白色的素服，正在学校集合，准备出发，一个女教士赶来，声色俱厉地说：“学生的本分是读书，谁让你们参加什么会？不许去，一律不准请假！”她站在学校的门前，用她那肥胖的身子堵住了学生的去路。

贺自珍看到教士蛮横的样子，从队列中走出来，浓眉紧蹙，一双眼睛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质问道：

“孙中山先生是大众爱戴的领袖，是民国的总理。他去世了，我们中国人难道都不能开个追悼会来悼念他吗？”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爱自己的中国，我们尊敬爱国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去参加追悼会？”

说罢，她一摆手，同学们一齐拥向门口。女教士看看阻拦不住，只得闪到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了。

P10-12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这三个人是：缪云台、王光美、贺自珍。在刊登这条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有关他们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张轮椅上，慈祥地同身边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这位老人就是贺自珍。

简短的消息，不大的照片，却像一声惊雷，震撼着国内外人们的心，引起了万众的瞩目，许多人奔走相告：贺自珍出来了！

几十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件，从遥远的新疆、青海，从南海之滨的福建、广东，从她战斗过的井冈山、宁冈，从她的家乡江西永新，飞到了贺自珍的身边。有人觉得，鸿雁传书的速度太慢，无法迅速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特地拍来了电报。写信的人中，有她过去的亲朋故旧，有曾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有素昧平生的年青一代，还有远在海外的侨胞……

人们所以如此关注贺自珍，因为她曾经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名字，她的活动，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我们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抗日战争初期先后访问过延安的一些外国友人，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原来的夫人韦尔斯，在他们的名著《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中，通过他们的笔，曾经星星点点地介绍过她。在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书籍上，也多次发表过有关她的消息、小史，并对她的身世和经历，进行了种种的猜测或歪曲的报道。1938年后，贺自珍突然从革命的舞台上，从毛泽东的身边消失了，江青取代了她的位置。流言蜚语和各种责难，无情地倾泻在她的头上。这样整整过去了40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的名字又奇迹般地出现了，这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喜和注目呢？

当时，我作为《新时期》杂志社的记者，在她与外界隔别多年之后，第一批访问了她。

在上海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我们初次见面了。雪白的病床上，雪白的被单下，半卧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身雪白的病号服，映着一张雪白的脸，显得那么洁静、凝重。我走近她的病床，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向她问好。从近处看，贺自珍虽然年近古稀，缠绵病榻，却仍然容貌端庄，风度不凡。清瘦的瓜子脸上，看不到多少老年斑，皮肤还像年轻人那么白净、光滑，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眉毛又黑又浓又弯。唯有那一双秀丽的双目，写下她在人世间所饱经的沧桑和苦楚。她的眼神是复杂的，有怀念，有痛苦，有哀伤，时而现出安详的神态，时而又闪过一丝希望的火花。当她的眼睛对着你，对你的来临表示欢迎的时候，那里面放射出热情、诚挚、愉快的神采；但是，她眼睛下面的一圈黑晕，却又告诉你她正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端正的鼻子下，是一张丰满的嘴唇。当它紧紧闭着的时候，显出刚毅、坚强的性格。

开始的时候，她还不能冷静地回忆过去。当我把经过侧面采访，已经写好的一篇有关她的短稿读给她听的时候，她的情绪立时波动起来。也许是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她的眼圈红了，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发现自己过于激动，就紧闭住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下来。这时，她的眼睛里，又表露出顽强甚至是倔强的神色。这又使我看到了，在这位老人身上，不仅有忧伤、柔弱的一面，还有刚强、执著、烈火一样的性格。当我以后更深入地了解她的时候，初次相见留下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我想，这恐怕是她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能够生活下来的原因吧！

我们相识后，在我的企盼下，她给我讲述了她的往事。她那执著的追求，善良、热情、大度的品性，以及她那坎坷的经历，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萌生起要为贺自珍立传的想法。怀着对革命长辈的崇敬心情，我经常来到她的病榻旁，断断续续地听她讲述她的过去。我了解到，当她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的时候，便在大革命的年代，毅然投身革命，是井冈山上第一位红军女战士。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十年，正是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所经历的最困难、最复杂、最尖锐的革命阶段。她同毛泽东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亲眼看到了毛泽东经历的种种遭遇，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怎样进行认真细致的工作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革命史料，对研究我党的历史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我决心把她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书。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自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全国解放三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还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

贺自珍来到北京，住进了三。一医院高干病房，我同她接触就多起来。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我都来到她的病房，听她讲述她的过去。我发现，她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我都可以从党的历史中找到印证。

在她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工作室，曾引起她的伤感，她恸哭过，但她毕竟用自己的双脚，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亲眼看到壮丽的天安门，对这点，她是很满意的。她的身体状况也比较好，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之间，除了谈她的过去以外，还常常谈现在。她向我提出许多的问题，要我这个当记者的回答。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四个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她都关心，她都想知道。对我的回答，她有赞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虽有年龄、时代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1981年，贺自珍决定回上海。那天，康克清、曾志来到病房，陪贺自珍一起下楼。贺自珍睡在担架上。在走向汽车的路上，她看见了我，笑了笑，说：

“你也来了。好久没见你了，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我跟着担架往汽车走去。

“我回上海去了。”她对我说。

“祝您一路平安。我到上海去看望您。”

她点了点头。

我跟着送行的老大姐们一同来到机场。宋任穷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欢送她了。

1981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程到上海去看望她。为了打通进入她病房的路，我打了个报告送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提出要收集贺自珍生平事迹的要求，希望给予方便。冯文彬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在不影响贺自珍身体的情况下，请上海市市委予以安排。

但是，我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也只见到她有数的几次。原因还是她身体不适，医生认为不宜见客。我到上海时，她正患感冒。我们这一次见面，她可能太兴奋，讲话太多，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可把医生吓坏了。于是，我好不容易从中央到上海市市委打通的路，又堵塞了。

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照了几张彩色照，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了我最珍贵的纪念品。我返回北京前，曾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

“你写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这本写她经历的小册子。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  我同贺自珍一样，希望这部书能早日出版。但是，我不愿意为了能出版，而对书稿作重大的修改。贺自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如果不是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曾经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十年——她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要写贺自珍，就不能离开她的家庭，离开毛泽东和他对贺自珍的影响。我始终认为，贺自珍是位杰出的女性，也是个普通的人，正如同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个普通的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和喜怒哀乐。他们有很多优点和过人之处，同时也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他们是在革命的实践中，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不断地丰富了自己的认识，从而提高了革命才能的。他们从来不是神，也不应该把他们写成神。只有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如实地反映他们的战斗历程，既不歪曲，也不美化，才能写好这部革命前辈的传记。也正因为抱着这个态度，书稿中有的地方牵涉到我们十分崇敬的周恩来、朱德、陈毅以及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某些错误，我没有回避，如实地记录下来了。

这就是我和贺自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和所谈到的问题。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加以改变的。

1984年4月25日零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赶忙起床去接电话。

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我是北京市电报局，我们刚收到一份打给你的电报，电报是打到北京出版社的。我们想，这时把电报送到单位，你肯定不在，所以用电话通知你了。”

“真是太谢谢了。电报是哪儿打来的？”

“是从上海发来的一份讣告。我念给你听：‘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自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终年75岁。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简办丧事的精神，定于4月25日上午10时，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84年4月24日。’全文就是这样。”

“啊！贺自珍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我心乱如麻，我拿着电话听筒，好一阵子只说出这样一句话。

电报局的同志又说话了：

“你要赶到上海去参加告别仪式，恐怕是不行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个电报去，表示你的慰问。”

“真是太谢谢了！”这个建议真是太及时了。

我挂上电话，马上穿衣服，步行来到北京站的电报局。电报局的大门也关了，只留了一个收电报的小窗口。我敲开了窗口，写了这样一份电文：

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惊悉贺自珍同志病逝，谨向她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请节哀。 王行娟

收电报的是一位姑娘。她看了看电文，抬起眼睛，看着我，问：“贺自珍是你什么人？”

“同志。”

我想了想，只能这样回答。在革命队伍里，不兴讲辈分，如果讲辈分，我应该是她的儿女辈了。在认识贺自珍以后，我有时跟着她的女儿叫她妈妈，有时又跟着她的侄女儿、外甥女儿贺小平、贺海峰叫她姨妈。但我同贺自珍没有亲缘关系，只能称同志。我对贺自珍，的确怀着儿女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当我深入到她的思想深处，我就越加敬重她的为人，同情她的不幸。我常常恨我这支笔，不能充分地表达出贺自珍的思想感情。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常常受到深深的感动的，有的章节，我是按照她的叙述，流着眼泪写出来的。我不知道它是否能同样地打动读者。  贺自珍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广播了。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在贺自珍遗体火化以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北京。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我在宾馆里见到贺敏学时，贺老仍沉浸在失去最后一个妹妹的哀痛中。从贺老的谈话里，我了解了贺自珍逝世前后的情况。

对于贺自珍的去世，贺自珍的亲朋好友，她多年生活在上海的上海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的许多老战友赶到上海吊唁，各地慰问的电报，似雪片飞来。上海多家报纸，除刊登新华社消息外，有的还登载纪念文章。《上海工人报》还将1979年杨子江同我在《新时期》杂志发表的《女红军战士贺自珍》，加以连载。这些报纸，销售一空。人们悼念她，敬仰她。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早上，一些知情者自动集合在龙华革命公墓的门前，希望能最后一睹这位女红军战士的遗容。

从告别仪式现场所拍摄的照片中看到，贺自珍的神态舒展安详，像是静静地、深深地睡着了。

几天以后，我来到李敏的家。

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李敏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安放了毛泽东的巨幅遗像，并摆上她阖家敬献的花圈。如今，她又在另一个房间，安放上贺自珍的巨幅遗像。这两位老人没能白头偕老，在女儿的心中，他们却是始终在一起的。

李敏告诉我，妈妈去世后，留下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了，想让我帮助她整理一下。我答应了。

李敏从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的锁。她指着包钥匙的那块手绢说：

“这就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手绢。”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条米黄色男用真丝手绢，四周有三条窄窄的蓝边，上面没有字。这是用过的旧手绢，但保存得很好。可以想象到，这条手绢到了贺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样精心地爱护它，共同度过多少日日夜夜。

箱子里有两条西式裙子，一条深蓝色仿毛料的，一条黑色绸质的裙子，又窄又小，腰围顶多有二尺。李敏说：“这是我妈在苏联时穿的。她在苏联的衣物，就剩下这两条裙子了。”可以看出，贺自珍当年是多么纤瘦啊！

三个箱子装的主要是日用衣物。里面还有一沓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

对于一个行政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来说，她的遗物是过于菲薄了。贺自珍从来不计较金钱，也不重穿戴。

贺自珍的工资虽然高，但她从不把它看做是自己的私有。只要她看到谁有需要，无论是周围的同志还是同乡，她都慷慨解囊相助，毫不吝啬。住院以后，每逢过节，她都要买礼物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还请他们吃顿饭，感谢他们的辛勤服务。这样，她留给自己的就很少了。

李敏说，按照妈妈一贯的态度，她在住院期间，自己花钱买的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在她去世以后，都捐给公家了。

她的遗物中还有一些政治书籍、照片和书信。

书，都有她翻阅过的痕迹，有的还用红铅笔画上了杠，表示学习的重点。照片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在福建、江西等地，贺自珍同亲人们一起拍的。有一张60年代贺自珍游览时拍的单人照片，被放大了。照片上的贺自珍，笑容可掬，但两鬓已经花白。忧愁使人衰老，还在盛年的她，头发却过早地变白了。

书信不多。有好几封是傅连障写的。傅连睥同贺自珍从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时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贺自珍的一个孩子小毛，就是他接的生。傅在1962年5月写的一封信中，重叙了战友的情谊。他以自己作为例子：几十年前被人认为患了不治之症，由于抱定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活到了七十岁。他在信中鼓励贺自珍，只要乐观积极，一定能够把病治好，再为社会主义做很多事情。

在旧信中，翻出1962年5月21日的，李敏写给贺自珍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知道，解放以后，毛泽东与贺自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非常关心贺自珍的身体，曾经为她寻医买药。

在贺自珍的遗物中，还有一沓写过字的台历纸。看来她喜欢把自己想到的、要记录的事情，或是随时的感想，随手记在台历上。而写过字的台历纸，她又喜欢把它收起来。我翻了一下这些台历纸，记的事很杂，谁来谁往、身体状况、吃什么药、当天的国内大事，以及报上公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都有记录。比如在“文化大革命” “批林批孔”时，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评法批儒很长的一段话，这段话建议大家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还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某些段落，贺自珍都用钢笔端端正正抄了下来。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自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览(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忧(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她感怀身世、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看了她的遗物，我似乎对她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本书的主要事实是贺自珍本人提供的。她的叙述难免带有个人主观的色彩，难免有记忆错误之处。特别是，当她的精神由于过度的重负，过度的压抑而罹患了神经症，因而她的叙述某些地方反映了她的猜疑，有一些记述与事实不尽相符。为此，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又拜访了一些曾与贺自珍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老革命家曾志、刘英、蹇先任、彭儒、水静等，听到她们对贺自珍的了解、介绍与评价，她们提供了很多有关贺自珍的珍贵资料。在毛泽东身边长期工作过的汪东兴，他的介绍更具有权威性，他的几次谈话都使我对贺自珍与毛泽东、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担任过1948－1951年毛泽东警卫班班长的武象庭，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的夫人蒋英，林伯渠的女儿林利都热情地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材料。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她的丈夫王景清，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的贺自珍的女儿李敏，她常常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心脏衰弱，整天整夜地同我谈她的母亲贺自珍与她的父亲毛泽东的故事，这些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材料，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在采访中，还得到了贺自珍的女婿孔令华、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的大力支持，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贺自珍的材料，还提供了许多可作进一步探访的线索。贺自珍的侄女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也给予了热情的相助。有了他们的鼎力支持，本书才能基本上反映了贺自珍的一生。

由于贺自珍半身瘫痪，说话比较困难，口齿不大清楚，加之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老事，不可能都回忆得那么清楚、准确。为此，我走访了许多熟悉她的老同学、老战友和她的亲属，到过她的故乡江西省永新县，以及她战斗过的宁冈县、井冈山、瑞金县等地方，还查阅了有关这段历史时期的党史资料，作了一些材料的补充和核实工作。

我还要感谢所有提供过贺自珍材料的革命老前辈，还有贺自珍的老同学、老同乡，感谢为这本书出过力的同志。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这里，我再次表示深深地感谢。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稿件难免有错误，希望能得到了解贺自珍的革命老前辈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我的衷心愿望是真实地记录下贺自珍的一生，既不美化，也不掩饰。我想把一个有血有肉的充满着革命激情和一生追求纯真爱情的贺自珍，把一个既柔弱又暴烈的贺自珍，把一个本应获得幸福却一生坎坷不幸的贺自珍，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贺自珍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她为新中国的诞生，同反动势力进行过长期的搏斗，洒过汗水，流过碧血，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我相信，这本记录下她战斗生活的小书，对年青一代了解老一辈革命者的斗争和生活，是有益的。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许多营养和力量，为着我们更加美好的明天，继续奋斗。

贺自珍生前没能看到本书的出版，但广大读者将会阅读到它。我想，贺自珍九泉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王行娟

2000年1月修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