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历史上公认的一代雄主，在他统治的时期，开创了汉代鼎盛的局面，形成中国封建地主社会第一个盛世。汉武帝所展示的雄才大略，首先是从把儒学奉为经学开始的，然后把经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以通经作为进选人才的标准，尊经、读经、治经遂成时代的风尚。经学大盛，促成国家鼎盛，汉代终于正确地选择到适应自己时代政治、经济的文化，也为中国后世封建社会确定了正统文化。《汉书·武帝纪》中称颂道：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檀，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武帝将儒学改变为经学，并非是简单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是在定儒学为独尊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儒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班固认为儒家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司马谈认为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家以孔子为宗，主张“仁义”、“礼乐”、“忠恕”与“中庸”之道，提倡“仁政”、“德治”和“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品德修养，基本不谈神鬼天道，孔子曾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唯物主义的特色是很鲜明的。至战国时，儒家内部形成八派，最有影响的则是孟子派与荀子派，各派虽都以儒家六部经典为法式，但传释的文本繁多，观念且有不一的地方，缺少系统性，使人穷尽一生都难精通。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以儒家仁义为核心，杂以阴阳家的五行说，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进出“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有意志，天人相通，借天意使封建统治神圣化，将儒学改造成一个系统的经学体系。董仲舒的这个经学体系，“把这一切精致地纳人天——人阴阳五行宇宙图式中，使之更具神圣的威严和缜密的逻辑力量。他所谓的‘天’，不仅是单一的人格神、宇宙主宰，而且是一种既定的结构，它遵循一定的顺序，显示出一定的功能。宇宙万事万物，都被固定在天的结构的某个一定位置，在其功能影响下，依特定顺序流转变化，体现出严格的规律性。”只有系统化的经学才能满足从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才能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思想统治。
司马谈说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讲的是儒家主张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尊卑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由此而扩大至社会所有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要依据自己的身份而尽自己的本分，这是基本的社会人伦纲常，人人遵循这一伦理道德，就能构成一个有等级有秩序统一和谐的社会。董仲舒虽未改变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但他把君臣、父子、夫妇及一切人的伦理纲常，提升为由天意所决定。他认为天有阴阳，阳尊而阴卑，人伦既由天定，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也按照阳尊阴卑的逻辑来安排，天道既然定阳尊阴卑、阳主阴从，因而人间也必然依天意而尊君卑臣、尊父卑子、尊夫卑妇，也就是臣从君、子从父、妇从夫，这就是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这样就把封建社会最主要的三种伦理关系神学化神圣化了，从而使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天意化了。为了谐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强调天意之外，董仲舒还提出一系列伦理道德教条，以保证三纲的落实，他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五常，即人所应该具备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常行之德，董仲舒以“三纲五常”，构成了经学中伦理学说的完备体系，形成汉代人伦纲常的核心，也形成了汉代文化的精髓。
秦汉建立中央封建大一统，实行的是在皇帝统治下的官僚制度，选拔与任免官员，就成为治国的关键，因为官员的选拔与任免，直接关系到皇帝能否严格有效地控制中央及地方政权机构，从而实现有效地统治全国人民。秦帝国时期，选拔官员以通晓法令为标准，提升与罢免官员，以官员的功绩与才能为依据，这就是所谓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与量功授官。汉初，因侯国与郡县并存，选官除量功外，部分高官的子弟因恩荫也可得官。文帝时下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之士，广开言路，罗网人才。“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汉书·东方朔传》)贤良文学，指有德行才华之人。方正指品行正直不阿之人，二者都首先以德显。汉武帝还废除选官旧制，建立起以察举制为核心的多种选官制度。随着经学定于一尊，选官多以通晓经学为标准。还特别设立经学博士，终汉为止，历朝历代，经学博士官的数量有增无减。从武帝废除列侯拜相制后，汉丞相多由经师大儒来担任。如《汉书·儒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武帝之后，通晓经学而封侯任相的更为普遍。在汉代察举科目中，举贤良方正是级别最高的，属于天子亲自取士的科目，举孝廉则是经常性的选士科目。各种察举取士都要求德才，而德行又是最看重的，而德行的标准则是儒学提倡的伦理道德，其具体的体现首先就是尊经、习经、信经。不仅如此，在数项察举科目中，还专设“明经”一科，专考经学，精通一门经学者，经过考试合格即可为官，当时有句俗话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精通经学成为人仕做官的重要条件，实实在在地提高了经学的巨大功利价值，影响到整个社会尊经读经风气的形成，从而促成经学的昌盛。
儒学经学化，也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统一的思想指导。武帝时期，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大一统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新的历史形势与新的历史任务，呼唤新的治国思想的出现，这种新思想必须在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形成，这便是经学。武帝继位后，即同意丞相卫绾建议，贬斥法、道、纵横家言论，任用儒生为官，只是喜好黄老思想的窦太后在世，不能畅快地奉行儒术。窦太后死后不久，武帝就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亲自策问，在此次策问中，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受到武帝的赏识，这一政策作为基本国策在全国推行，儒术于是成为经学，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所以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认为：“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最纯正。”(《经学历史》)汉宣帝时，为进一步统一经学，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一大批儒生，在长安未央宫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石渠阁会议。会议的讲论最后由宣帝亲自裁定，汇集奏议辑成《石渠议奏》，实际就是治国思想大纲。东汉章帝时，经今古文学派门户之见更深，对儒家经典解说不一，章帝仿宣帝作法，召集魏应、淳于恭、班固等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进一步明“三纲”，正六纪，即端正对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的尊亲义序等各种关系，会议认为“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把君为臣纲列于三纲之首。把“三纲六纪”所指的社会关系附会于自然秩序：“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讨论由章帝作裁决，讨论结果由班固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文书颁布，标志着东汉经学进一步神学化，并成为钦定的正式法典。由于经学成为汉代统治思想，官吏多以经学指导政事，如武帝时期的张汤、杜周，主张以《春秋》决狱，有的还以《尚书·禹贡》指导治河，以《尚书·洪范》观察时变，以《诗经》为谏书等，不一而足，经学真正成为立法、执法、理政的理论依据。P6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