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国学”如一股洪流源源不绝，其间国学大师代代相传。但是，“国学”始终如阳春白雪，只是少数人的专利。20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使“国学”走出了书斋，也使更多的国人认识和接触了“国学”。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他们不仅用他们的文字、言论，而且用他们的行动使“国学”得到了发扬光大。阅读他们的文章，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这些国学大师们犀利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不仅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而且也能感受到中国两千多年“国学”传统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那个时代的众多国学大师中，梁启超、章太炎和鲁迅无疑是其中光芒异常耀眼的大师。他们以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想、犀利的笔锋、丰富的作品，对新旧时代交替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革命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们的作用显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本书选取了这三位大师各一篇国学名著：章太炎的《国学略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和大师对话，你会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让我们开始吧！

《国学略说》是根据章太炎先生于1935年9月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上的讲学记录整理而成的，是章太炎先生晚年总结其一生研治国学的治学心得的结晶，内容系统全面，分析力透纸背，行文古雅畅达，引证宏富详博，集章氏毕生国学功力于此书，不仅是国学入门的最佳导引之书，也是了解和研究章氏国学思想演进的极好的参考。

《清代学术概论》成书于1920年，本来是梁启超应友人蒋方震之约为其所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的序言，写完后，其字数竟与原书相当，于是梁启超将它单独作为一部著作出版，并反过来向蒋方震求序。此书系粱启超在短短十五日内一气呵成，内容丰富精炼，结构完整宏大，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该书总结自明清之际到20世纪初年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是一部历来备受学者赞誉的学术名著。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原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此教材，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才以《汉文学史纲要》为书名。鲁迅这部文学史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旧说的突破，其次还在于他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论作家作品作出了一语破的的评价，至今还被一些学者广泛运用，并已成为定论。比如他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现在人们研究《史记》时还常常引用鲁迅先生的这个评价。

章太炎 国学略说(节录)

 第二章 经学

 第三章 史学

 第四章 诸子

 第五章 文学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

 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

 第二篇 《书》与《诗》

 第三篇 老庄

 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

 第五篇 李斯

 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

 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

 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

 第九篇 武帝时文术之盛

 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六经大概

“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盖字少者书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日“编”，以其用竹故日“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大版谓之业。”故日肄业、受业矣。《管子》云：“修业不息版。”“修业”云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约占简一寸。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尚书》每篇字数无几，多者不及千余。《周礼》六篇，每篇少则二三千，多至五千。《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如横布《大射》、《乡射》之简于地，占地须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诵，便非一室所能容。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日肄策、受策也。帛，绢也，古时少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数术、方技，乃秦汉时书，古代所无。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汉人亦有作。所以不称卷者，以刘向《叙录》，皆用竹简，杀青缮写，数术、方技，或不用竹简也。惟图不称篇而称卷，盖帛书矣(《孙子兵法》皆附图)。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多。《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秦皇衡石程书，一日须尽一石。如为简书，则一石之数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尽(古一石当今三十斤，如为帛书，准之于今，当亦有一二百本)。古称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为多耳。

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日“三尺法”，又日“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后汉书》称董卓移都之乱，绢帛图书，大则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然《汉书·外戚传》已称“赫蹄”(应劭《风俗通》有云“赫蹄，薄小纸也”)，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难，代以绢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方版亦然。至于绢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庄子》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则此所谓图，当是绢素。又《仪礼》“铭旌用帛”，《论语》“子张书绅”，绅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学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举六经，而不称之日“经”。然则“六经”之名，孰定之耶？日：孔子耳！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日：“《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五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孔子日：“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又古律亦官书，汉以来有《汉律》。汉以前据《周礼》所称，五刑有二千五百条，《吕刑》则云三千条。当时必著简册，然孔子不编入六经，至今无只字之遗。盖律者，在官之人所当共知，不必以之教士。若谓古人尚德不尚刑，语涉迂阔，无有是处。且《周礼·地官》之属，州长、党正，有读法之举，是百姓均须知律。孔子不以入《六经》者，当以刑律代有改变，不可为典要故尔。

《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其实，“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礼，今存《周礼》、《仪礼》。或谓《周礼》与《礼》不同，名日《周官》，疑非礼类。然《孝经》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亦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由《孝经》、《左传》之言观之，则《周官》之设官分职，体国经野，正是礼类。安得谓与礼不同哉！春秋时人引《逸周书》皆称《周书》，《艺文志》称《逸周书》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因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经》。又《连山》、《归藏》，汉时尚存(桓谭《新论》云：或藏兰台)，与《周易》本为同类。以孔子不赞，故亦不入六经。实则《逸书》与《书》为一类，三《易》同为一类，均宜称之日“经”也。

今所传之十三经，其中《礼记》、《左传》、《公羊》、《榖梁》均传记也。《论语》、《孝经》，《艺文志》以《诗》、《书》、《易》、《礼》、《春秋》同入“六艺”，实亦传记耳。《孟子》应入子部，《尔雅》乃当时释经之书，亦不与经同。严格论之，“六经”无十三部也。

史部本与《六经》同类。《艺文志》“春秋家”列《战国策》、《太史公书》，太史公亦自言继续《春秋》。后人以史部太多，故别为一类。苟勖《中经簿》始立经、史、子、集四部，区经、史为二，后世仍之。然乙部有《皇览》，《皇览》者，当时之类书也，与史部不类。王俭仿《七略》作《七志》(《七略》本仅六种：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增“图谱”一门，称“六艺略”日“经典志”，中分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四门，有心复古，颇见卓识。又有《汉志》不收而今亦归入经部者，纬书是也。纬书对经书而称，后人虽不信，犹不得不以入经部。独王俭以“数术略”改为“阴阳志”，而收入纬书，以纬书与阴阳家、形法家同列，不入经典，亦王氏之卓识也。自《隋书·经籍志》后，人皆依苟勖四部之目，以史多于经，为便宜计，不得不尔。明知纬书非经之比，无可奈何，亦录入经部，此皆权宜之计也。

兵书在《汉志》本与诸子分列。《孙子兵法》入兵书，不入诸子。《七志》亦分兵书日“军书”，而阮孝绪《七录》(依王俭为七部，不分经史子集)以子书、兵书合日“子兵”，未免谬误。盖当代之兵书，应秘而不宣，古代之兵书，可人人省览。《孙子》十三篇，空论行军之理，与当时号令编制之法绝异，不似今参谋部之书，禁人窥览者也。是故当代之兵书，不得与子部并录。

P3-6

谈到国学，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国学。《辞海》中“国学”条说：“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由此观之，“国学”就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应该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等。我们常说的“国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国学”仅指经、史、子、集等学问，而广义的“国学”则可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现在我们提到“国学”，则主要是指广义的“国学”。“国学”范畴从狭义概念向广义概念的演化，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国学”如一股洪流源源不绝，其间国学大师代代相传。但是，“国学”始终如阳春白雪，只是少数人的专利。20世纪初的那场新文化运动，使“国学”走出了书斋，也使更多的国人认识和接触了“国学”。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他们不仅用他们的文字、言论，而且用他们的行动使“国学”得到了发扬光大。阅读他们的文章，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这些国学大师们犀利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不仅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而且也能感受到中国两千多年“国学”传统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那个时代的众多国学大师中，梁启超、章太炎和鲁迅无疑是其中光芒异常耀眼的大师。他们以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想、犀利的笔锋、丰富的作品，对新旧时代交替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革命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们的作用显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章太炎是通过潜心钻研“稽古之学”从而达到对其进行深刻、无情的批判的目的，是一位从国学传统的内部来完成其革命使命的斗士。梁启超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外部借助西方新学理，师夷长技，改造自身，他的学说对国学的发展最具有革命性的重塑意义。鲁迅是大家更为熟悉的一位思想斗士，他用自己的杂文、小说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展开了全面、深刻的批判和检讨，他对国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也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小说史的研究方面。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也多有创见，对后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影响深远。

本书选取了这三位大师各一篇国学名著：章太炎的《国学略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

《国学略说》是根据章太炎先生于1935年9月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上的讲学记录整理而成的，是章太炎先生晚年总结其一生研治国学的治学心得的结晶，内容系统全面，分析力透纸背，行文古雅畅达，引证宏富详博，集章氏毕生国学功力于此书，不仅是国学入门的最佳导引之书，也是了解和研究章氏国学思想演进的极好的参考。

《清代学术概论》成书于1920年，本来是梁启超应友人蒋方震之约为其所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的序言，写完后，其字数竟与原书相当，于是梁启超将它单独作为一部著作出版，并反过来向蒋方震求序。此书系粱启超在短短十五日内一气呵成，内容丰富精炼，结构完整宏大，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该书总结自明清之际到20世纪初年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是一部历来备受学者赞誉的学术名著。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原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此教材，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才以《汉文学史纲要》为书名。鲁迅这部文学史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旧说的突破，其次还在于他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论作家作品作出了一语破的的评价，至今还被一些学者广泛运用，并已成为定论。比如他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现在人们研究《史记》时还常常引用鲁迅先生的这个评价。

现代国学大师还有很多，闪耀着耀眼的思想光芒的国学作品也有很多，但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遗憾地挂一漏万了。我们唯一的祈望就是，读者朋友们通过阅读由我们的眼光选编的国学大师作品，不仅能够对这些国学大师的思想和才识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也能够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学传统有一个粗略的感受和认识。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和大师对话，你会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让我们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