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报人、岭南诗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逸生先生（1917年-2001年），他的代表作品《学海苦航》、《唐诗小札》、《宋词小札》、《漫话三国》最近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合辑为《逸堂四品》隆重出版，重新唤起我们对这位独具岭南文化特质的标志式人物的回忆。

本书为该系列之一的《学海苦航》。

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刘逸生，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60年代初就以《唐诗小札》享誉学界和民间。这本具有开创意义的唐诗普及读本，以其深入浅出的语言、流畅优美的文笔、细致独到的分析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指挥，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整整影响了几代人。现把逸堂老人的三本小札加上自传体《学海苦航》，合成一套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本书为该系列之一的《学海苦航》。

关于《逸堂四品》

《学海苦航》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门第我当然不希罕，神童也不敢想望，说我至今还有点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家里找不到一个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在我踏入学校之前，能给我多少一点文化科学的知识。

我出生那年是一九一七年，正是个乱糟糟的时世。欧洲大战还在拚命地打，每天都不知有多少人送了命；在咱们中国，已经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北京还演了一场溥仪复辟的闹剧；广东也有大大小小的军阀，还有成帮结伙的“大天二”，兵和匪是很难划清界线的；鸦片烟、赌博和娼妓又如同瘟疫一样，残害着不知多少不幸的人。

农历六月初十那天上午，南方的气候已经进入酷暑，在香山县溪角乡一问非常平凡的房子里，忽然添了一个小男孩——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好笑，这也值得浪费纸张笔墨吗，干脆不写好不好？然而继后一想，中国古典戏剧向来有个习惯，一个角色出场，总得向观众们“自报家门”：小生姓某名某，字某某，本贯某地人也。下面才是正文。这种老规矩，似乎也有它的道理，所以我还是照章办事了。

我既然没有“夙慧”，所以直到七岁入学之前，还是“浑浑噩噩”，身边的事情连同自己的事情，事后什么影像也没留下来。偶然有几件事情，是以后母亲在闲谈的时候透露的，但也无法唤起我的印象。我常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憾事。假如人一生下来就能够有记忆，连吃奶、溺床、学走路、长乳牙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那该多好。婴儿时候父母亲的笑声该是最甜蜜的；亲人们的抚爱该是最亲切的；而自己的一个笑靥、一声啼哭也该是最无邪的。这些，给以后的我会留下多么美好甜蜜的忆念啊！可惜这些全都不留影迹了。待到能留下影迹的年纪，情况却已经改变，连父母亲的笑容都不像往常，亲人们的挑剔也多起来，不是说长得丑就是说长不高，不是说太顽皮就是说呆头呆脑；加上还有些人事变迁，生的生，死的死，去的去，散的散，婴孩时期的旧事，当长一辈的人重新提起的时候，自己除了茫然，还剩下难堪的怅惘。

姑且举一个例子吧。

大概是我一两岁的时候，父母亲带着我到了县城——就是如今中山县的石岐市，赁了人家半问房子居住。据母亲后来说，赁了另外半问房子的有个二十来岁的女人，模样长得很俊，不知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外室。她丈夫只是偶然回来一下，住两天就走，所以平时是很寂寞的。大抵就是因为寂寞吧，她一见我，就喜欢得了不得，常是老半天把我抱到她房间去，把我当布娃娃似的耍弄；上街的时候，就一手抱着我，一手拿着手绢、钱包，东家店子转一转，西家店子逛一逛，少不得又是糖果，又是点心，硬是塞到我的嘴里。就这样拎着我这“包袱”满街跑，半点也不觉得累。我母亲呢，不但忙着家务，还得学着用缝衣机缝鞋面，乐得把我脱手给她。可是，小到一年，突然有一天，她搬走了，也没有留下地址。从此之后，用一句陈话，就是“杏如黄鹤”，无影无踪。真是应着大诗人苏东坡这儿句话：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要不是母亲后来告诉我，我是完全不感觉到有这嘲事的，即使告诉我，她到底是怎么个模样，胖还是瘦？高还是矮？仍旧模糊一片；然而每当想起婴年这段遭遇，又总有一种惘然的感觉。正如评沦《水浒传》的金圣叹，得知书里有个武松式的头陀，无端在人肉作坊里丢了性命，却无从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不免再三惋惜一样，在人的一生中，又何尝没有自己无法追寻的人物。受到有形的爱怜，而自己却混混沌沌，事后无处追寻，在婴儿时候足常会有的；至于受到默默的爱怜，或者是暗中的保护和帮助，而自已却浑然不觉，在一生中肯定也是有的，可是，他们(或者她们)是仆么人呢？他们不想说，别人也不愿意说，然而实在肯定是有的，自己却完全不知道，想起来就更使人为之惘然了。  直到我满六岁的时候，我的脑子才发育到能够贮存信息的程度。换句话说，是有了记忆能力了。那时候，父亲已经到了香港，在油麻地新填地街租了一爿门面，开了一家小作坊，是专门给皮鞋匠人制鞋楦的作坊。

我开始能记忆了：油麻地虽说是九龙半岛的中心地区，但还十分冷落，除了弥敦道、亚皆老街两二条干线比较宽阔之外，都是些狭窄的马路。其中，上海街还比较热闹，像样的商店还多些，我家所在的新填地街，就颇有点荒凉的样子了。住的人不多，而且都是些穷苦人家；商店冷冷清清，大抵是勉强撑持门面的小店铺，自然找不到大公司和大酒家。我父亲正是贪图房子的租金便宜，才找到这地方落脚的。

假如有人问我：“你认字的时候，最初认识的是哪几个字？”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刘祥盛鞋券铺。”

这个回答自然有些奇怪，却又是事实。原来在父亲的小作坊门口，有两根支撑着骑楼的水泥柱子，方形的，直径约有四十厘米粗细。父亲请人在每一根柱子上都漆了六个大红字：“刘祥盛鞋券铺。”我还没上学之前，每天都看到这两行大字，再听父亲一念，就记住了。所以说这是我最早认识的几个字。至于更早之前，有没有人教我“一、二、三”呢？因为实在记不起来，也可以说没有吧。

我自然不知道这六个字里竟有一个是写了别宁。许多年后才知道，“鞋券”的“券”不该这样写，要写做“楦”，更早的时代还写做“棱”。它是制鞋的时候套存鞋帮里做模型的木头。它的来源很古，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棱”字，后来又出现“楦”字，大抵是个谐声字。这个“券”字也是只取其声的。文字学家当然说这是写错了。不过写在招牌上，目的在招徕生意，似乎又当别论。如果在招牌上写成“鞋楦”，恐怕十个鞋匠有九个不认识；如果更写成“鞋棱”，以求古雅，那我敢肯定，一千个鞋匠也找不到一个会认识它的了。所以我至今还不敢说“鞋券”是写错了字。

我父亲是个精瘦的汉子，身量不高，人却精明，学得一手好手艺。通常，皮鞋工匠只管制鞋子，不管造鞋楦的。造鞋楦的手艺要精细得多；而且因为行头窄，容不下太多的_丁匠，所以学制鞋楦的人也不多。我父亲却既懂得刨制鞋植，又会裁制鞋面和上鞋掌，在这行业里算得一卜是个全能手。

他为人也不懒，我常见他天不亮就起床，扭开电灯，跨坐在工夫凳上，双手拿着弯刨，孜孜不倦地修饰着楦头。他造的楦头，款色不少，赶得上时髦，生意也算不坏。

制鞋这一门，染下坏习惯的人多的是。可他既不抽烟，也不“拈花惹草”，更不赌钱，烈酒不喝，只喝些补酒——茶几上经常放着一个大玻璃瓶子，里面用双蒸酒浸着一整头狸猫。能够这样洁身自爱的人，在那时的皮鞋行里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

他也不是没有嗜好的人，他喜欢新鲜的玩意，也爱讲排场，充风雅。他到香港不久，挣了些钱，就把自己的卧房装饰得很讲究。一种四柱到地、上面安了金顶、下面装着万向轮子的新式大铁床，在那时一般人家也算是体面的，他的卧房就有。时兴的大镜面五桶柜，用的是上等木料，还满雕着飞风、梅花十分精致。他也买了，就放在铁床旁边。

他还有点附庸风雅的脾气。我还记得墙上挂了一副拿瓦筒那么粗细的大竹剖成两半，上面刻了行草的对联。联语是这样写的：

奇石寿太古，好花春四时。

他是不是懂得欣赏书法，我不知道；可以肯定地说，他未必知道什么“寿太古”。P2-5

你可曾看过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颠簸着的帆船吗？远远望去，它老是停在那儿，动也没动；细看清楚，却是确确实实在行进中，尽管是那么缓慢地艰辛地移动，但只要掌好舵，经受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它终会有一天胜利地到达彼岸的。

知识的海洋也是无边无际的。古往今来，多少人沉浸在这个浩瀚的海洋中。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是在一无师二无友的情况下艰苦自学的。“天道酬勤”，在我们国家里，自学成才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而刘逸生同志就是我所熟知的一个。

我认识逸生同志的时候，他正处在追求学问、探索真理的大好年华。我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又学无专长的人，但自学求知的经历却同他颇为相似。我们都是小学未毕业就失学的；我们又都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书而先后考进了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还有，当他已在《星岛日报》熟练地从事校对工作的时候，我也考进了《天文台半周评论报》当校对员。正由于我在自学方面和校对方面需要向他请教，因而很快就交上了朋友。我们经常在工作之余，泡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论古说今。当时，他的苦学精神，他的广博知识，已经使我既钦佩又惭愧；如今，读到他的自传《学海苦航》，更是倍觉亲切。读着读着，多少往事一一浮现眼前，有些章节甚至使我的感情受到冲击，像有一股热力在我身上燃烧似的。

从《学海苦航》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辛勤自学的历程。正如作者四十四年前告诉我的那样：他从小“就痛切地感到知识的饥渴”。在小学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好几本古典小说。十四岁那年，当他还在《大同日报》当杂工的时候，这家报社仅有的一部书籍《辞源》，居然在他手里放出异彩——他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问，翻开《辞源》，一个条目一个条目地读下去。往后，他还“把《康熙字典》的部首背熟了”，并且养成了“读地图的怪癖”所有这些自学方法，今天谈起来也许有人认为幼稚可笑，然而，正如作者说的：“笨有笨的主意”，这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在这位特定的自学者身上，却是具体而真实的。

逸生同志读的书很庞杂，但有一根主线，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他自学旧体诗词的步骤，先是唐诗、宋词，再就是清代几个诗词名家的作品，然后旁及元明戏曲，进而上溯先秦、汉魏六朝的诗赋。与此同时，他还大量地阅读各种各样的书，从各方面丰富自己。他说得很对：“知识像是一个个网眼，同时又是一张大网，网眼彼此之间都紧紧地联结着。”当然也是他说得对：“广泛地吸取、储存，决不会把自己的脑子挤得不能转动，更不会把脑子挤破的。”就这样，逸生同志踏踏实实地学，辛辛苦苦地学，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古今中外的知识，就汇集成为他自己的财富了。当逸生同志在《羊城晚报》主编《晚会》刚刊，被海内外同行称誉为“杂家”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如果没有青少年时代的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他是不可能如此胜任愉快的。同样，当逸生同志先后写出了《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以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受到读者欢迎的时候，我又想过：如果不是经过艰苦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是不可能写出这样征引丰富、串解通俗的著作来的。

从《学海苦航》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自学经历，还可以了解到作者的生平和思想的发展。人生的道路决不会像机场跑道那么平坦笔直的：逸生同志的前半生，经过一段坎坷的旅程，他的青少年时代是穷困、忧愁、不幸的，然而，恶劣的环境并没有摧垮他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反而激励他自强不息，奋发向前。当他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切身体验过只奉法西斯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后，他的视野比以前开阔了，对中国共产党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他毅然担任《正报》副总编辑，直接参加到党的新闻行列中来了。应该说，这是逸生同志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同人民解放事业紧紧地扣在一起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党的关怀下，他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工作中，不断改造思想，提高自己。“十年浩劫”期间，他受到很大冲击，什么事也做不了，但他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他从干校回到广州，为了夺回被“文革”浪费掉的时间，立即埋头于古典诗词的研究工作，他精神焕发，干劲不减当年。他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逸生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自学，终于从一个报馆杂工成长为研究古典诗词的学者，现在由他自己来写总结性传记，我认为是合适不过的。这不仅为了回顾前半生，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广大青年读者从中得到启发。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自学成才的条件较之旧社会不知要好多少倍，然而，不论客观条件怎么优越，如果离开个人的艰苦奋斗，还是一无所得的。“文革”时期，曾经流行过“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侮辱，我们的远祖处在愚昧无知的时代，不善于同自然界作斗争，生活状况非常凄惨。只有当人类在生产中的知识被积累、传授和利用起来，才有今天的世界文明。现在，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那就更要利用全人类从古到今的一切知识。为了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才，让我们勤奋地读书，坚韧地学习，热爱知识，追求真理吧！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