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地方历史的传奇书写，历史洪流中川西民众的卑微生存和悲愤抗争，剧烈变动时代的袍哥、士绅，颇具蛮荒色彩的极端情爱，错综的家族仇恨和历史变动，为您呈现一片上古奇书《山海经》中的旷野，让您发掘一个被历史屡次抛弃的群体，为您献上一曲让人掩面哭泣的千古悲剧。尽在《锦绣》！

本书将带您走进川西民间斑驳的历史深处，去体会关于那个风云变动、热血传奇的年代里面生活在历史边缘处最普通民众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宿命抗争和悲剧呐喊。让我们跟随作者一同重返历史、沉入那片厚土，去感受那一代人精神血脉吧。

进入故乡的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感觉就像小时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摸黑回家，根本看不见路，也摸不着路，稍有不慎就会撞在树干上，或者冷不防跌进冰凉的水沟里去。然而在那些努力探视我故乡历史的日子里，我还是穿越茫茫黑夜看见了一星朦胧的灯光。这灯光虽然很遥远很暗淡，却在浓稠无边的黑暗深处照出了一圈黄朦朦的晕亮，强烈地吸引了我。

这就是宣统三年（1911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静静地燃烧在我爷爷破旧草屋的菜油灯光。许多年后我梳理故乡的历史，才发现这是一个充满阴谋和欺骗的黑夜，我爷爷奶奶和我父亲后来的所有不幸和灾难都是在这天夜里埋下祸根的。

那是一个闷热难耐的盛夏之夜，我故乡村庄的男女老少都被暑热赶出屋去，光着膀子坐在院地里散凉，不停地用蒲扇或巴掌拍打着偷咬他们的蚊子，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家长里短的事情。村外田野里的稻子正在抽穗扬花，咕呱咕呱的蛙鸣声中，稻花的清香夹杂着臭烘烘的猪尿水气息随风飘散。

一个黑影鬼魅似的在我故乡村庄的南坝子四处游荡。他东家进西家出，每到一户人家，都把主事的男人叫到屋子里去，掩上房门窃窃私语。那些还在露天坝里散凉的家人便停止了摇扇或者拍打蚊子。竖着耳朵倾听。可他们什么也听不清，只听见房门紧闭的屋子里，一个声音蚊子似的嗡嗡嗡地叙说着，一个声音打嗝似的哼哼哼地应答着。于是，那些坐在院坝里的家人就感到了一丝狐疑和诡异。

那天晚上，我故乡村庄的南坝子一直都弥漫着这种狐疑诡秘的气氛。

最后，这个鬼祟的黑影终于溜进了我爷爷家亮着菜油灯光的茅草屋里。我爷爷正坐在屋子中央的木柱下，就着暗淡的灯光偏着头补着一条破麻袋，我奶奶则穿着大花裤头露着一条白生生的大腿，在柱子的另一边用竹刀刺破笔直的麻秆簌簌地剥着麻皮。那时，不满十岁的我父亲已在北坝子文家祠堂里上了两年义学，正趴在旁边的饭桌上一笔一画地临摹着先生给他的字帖。蚊子满屋里嗡嗡乱飞，绕着人寻找下口的机会。我父亲顾得了脸上顾不了足下，就干脆用他母亲的破围腰严严实实地将双腿双脚裹住，聚精会神地临帖。可那个突然溜进家门的黑影打破了屋里的宁静，我奶奶“啊呀”一声，脸一红，就慌慌张张地往内屋跑去，竟把她面前竖立的麻秆桩子都带翻了。我父亲缓缓移动的毛笔尖尖也顿滞在毛边草纸上，晕出了一个硕大的墨渍。我爷爷抬起头，见是粮户张三大炮，就赶急丢下手里补麻袋的活计．站起来诚惶诚恐地叫了声：

“主人家……”

我爷爷是张家的佃户，靠租种张家的土地为生，所以他尊称张三大炮为“主人家”。

其实我们家是我故乡村庄最老的坐地户，过去也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由于无权无势，再加上历代人丁不旺，生老病死不断，典卖的典卖，抵债的抵债，就渐渐把那些土地“出脱”了。到了我爷爷那辈，我家除了占据着我故乡村庄一块风水最好的宅基地外，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只得沦落为佃户靠租种粮户的土地勉为生计了。

粮户不仅是土地的主人，也是佃户生存活命的主宰。那时候．佃户们最怕见的就是粮户，一见粮户心里就无端地发毛，就诚惶诚恐地手脚无措。好像他们的颈子被粮户的一只大手紧紧地掐着似的。

然而在那个充满着某种妖异和诡秘气氛的夜晚，一向不给佃户好脸色的粮户张三大炮却显得非常和蔼，他把我爷爷按在板凳上坐下，自己也坐在了板凳上，肩靠肩地跟我爷爷说起了吃饭和庄稼上的事，啥小春交租后剩下的麦子还够吃吧，稻田灌了水吧，秧子没啥病虫害吧，等等。

张三大炮越是这样云山雾罩的，我爷爷就越是惶恐不安。他不知道“主人家”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最后，张三大炮才亲切地将一条手臂搭在我爷爷的肩膀上，扭头问我爷爷：

“我打算拖点人去做件大事，不晓得你愿不愿跟我去？”

我爷爷怔怔地望着张三大炮：

“啥大事噢？”

“上插旗山参加同志军！”

“同志军？啥同志军哦？”

“就是保路同志军。前些时候县城和省上都闹麻了，你没听说？”

“听……听说了。”我爷爷点头，但心里却愈加疑惑了。

这年四月小麦干浆黄梢的时候，远在一百多里之外的成都府突然闹起了“保路风潮”，说是朝廷把民间集资商办的川汉铁路（成都至汉阳）收回去，交给了外国人来办，欲将铁路沿线两畔一百里范围内的矿藏开采权拱手让给外国人。于是铁路公司的股东们和省咨议局的士绅们便率先站出来反对，在省城和县城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还发表公启，说“路存省存，路亡省亡”，号召全川人民起来“誓死保路”！一时，关于“保路”的消息就源源不断地从省城传来，传到县城，又从县城传到乡间，传得沸沸扬扬满世界都是保路的风声雨声。然而就像一阵风从田地上刮过，保路的消息传过就传过了，并没在乡间引起多大的反应。我故乡的庄稼人照样抬了拌桶带着一家老小去地里收麦子，将麦把在头顶抡圆了，往桶壁上狠狠地砸去，砸出一片沉闷的砰砰的巨响；照样在院坝里或家前屋后的空地上铺了晒垫．把抢收回家的麦子晒干风净后，选择颗粒最饱满的交到粮户的仓房里去。乡村一片祥和安定，依如旧时充满了抢收抢种的农忙气息。在我故乡的庄稼人看来，他们没有钱在铁路上集资，这铁路保不保跟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更何况在他们眼里，县城和省城离他们太远了，那是有钱人的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他们过好自己在乡间的日子就行了，操城里的心干啥？P3-6

许多年来，始终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尖刀插在我心上，让我的心一次又一次痛苦地蜷缩与流血。这把锈迹斑斑的尖刀，就是我那充满苦难的故乡和我那被故乡的苦难浸泡得发霉发黑的悲怆的父亲。

十八岁的那年秋天，我将村里一个与我偷偷相好的姑娘拽进谷草堆里鬼混，结果被她的贫下中农父亲发现，她父亲抡起扁担秋风扫落叶般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我的右腿。不久之后，我那同父异母的大哥也在这座草堆脚下，用镰刀悲愤地割开了自己的脖子。我至今都还记得我大哥蜷缩在霉黑的乱草堆里，歪耷着脖子咕咕冒血的情景。我永远都难忘记，当那个贫下中农父亲发现剥了他女儿的衣服裤子趴在他女儿身上撒野的竟是我这个叛匪后人时，他那种无法遏止的愤怒和悲伤。他气得满脸绝青，嘴都歪咧到了耳根，他恶毒的咒骂带着他满嘴的叶子烟臭味有如愤怒的子弹似的射向我：

“我日死妈，你这个叛匪杂种！你竟敢欺负我们贫下中农的后代！”

那时候，我故乡打入另册的各类牛鬼蛇神中，除了“地富反坏右”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叛乱分子。他们因解放初期参与我故乡猖獗一时的“二五叛乱”，制造了一桩又一桩恐怖的流血事件，比后来交由人民群众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十恶不赦，还让我故乡的人憎恶与痛恨。

紧跟着那个贫下中农父亲的怒骂劈下的就是势大力沉的扁担。我光胯叮当的无法躲逃，我只听见那扁担劈到我腿上时，我的右腿骨不争气地“啪嚓”一响，随即一股钻心的痛楚就弥漫了我的全身。但是，当我慌忙拉起滑落在脚弯弯的裤子一瘸一拐地跑远时，我却听见了那个贫下中农父亲更为椎心痛苦的哭嚎：

“你这个不要脸的死女子呀！我们贫下中农有那么多后代，你跟哪个不好哦？你咋偏偏要跟那个狗东西噢？你叫我今后咋在村里活人喔？”

那一扁担不仅打断了我的右腿，打断了我爱情的翅膀，也打掉我最后一丝做人的尊严。从此以后，我就像一条受伤的野狗拖着一只瘸腿在故乡的村野里四处游荡。秋目的天空低沉阴晦，收割后的旷野里裸露出大片大片黑色的田地，绵密的秋雨不停地洒落着，把散布在田间地头的大小草堆都淋黑了沤霉了，路边的巴地草也开始泛黄，尖利的茎叶不时扎进我的脚板心。我成了苍凉故土的一缕幽魂，我滴着血在故乡流窜游荡，我一遇见上了岁数的老人就缠住人家问这问那，刨根究底不厌其烦地追索着我想知道的一切。记得从那时起，我心里就隐约有了一个想法：我要进入故乡的历史，触碰故乡的苦难，探寻远逝的故乡的真实……

在那个被人打断右腿像野狗一样四处游荡的秋天里，我几乎遍访了我父亲他们当年参加叛乱所有重要的地方：贺家花园、大明寺、川主庙、肖家坡、插旗山，就是我父亲他们最后一次浴血溃败的地处山王顶荒野林子里的蜀王祠我也找去了。每到一处这样的地方，我都禁不住愣愣地失神，冥冥中，我除听见嗅见当年叛乱的喧嚣和血腥外．我耳边回荡得更多的则是鬼魂般幽怨的泣诉。甚至在荒芜颓败的蜀王祠里，我还在大殿的石柱下寻见了一摊暗红色的血迹。这血迹已历经十多年的风雨变幻，完全干涸成了硬块，但我一眼就认出它是一摊人血。我甚至无端地认为，这摊穿越岁月沧桑至今还留存的血迹，就是我父亲当年在蜀王祠受伤时留下的。它之所以冥顽不化地存留着，就是在等待我的到来。我望着那摊陈旧的血迹，突然就感觉到了我父亲和我故乡的亲人们早已陨散在风中雨中的悠远的血亲气息。

我禁不住对着那摊神秘的血迹失声痛哭……

许多年来，有两组数据一直让我怵目惊心难以面对。

我曾查阅过1983年编写的《锦镇乡志》和我故乡的县志，上面都明确记载了我故乡发生“二五叛乱”的经过和后来“清匪反霸”的相关情况：当时我故乡锦镇仅有12000多人，或深或浅卷入这场叛乱的就达1300多人；在后来的“清匪反霸”运动中，被镇压枪决的叛乱分子共有87人，被押解到新疆劳改的共有94人，另有135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由人民群众监督管制达二十多年。而在整个征粮工作和后来的剿匪过程中，被打死的叛乱分子和乡人共有92人，牺牲的征粮工作队员、解放军战士以及武工队员则达103人！

最让我悲痛难抑的是，不仅当年参与叛乱的亲历者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以及无尽的劳役来偿还他们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责，就是我们这些后辈儿孙们也因此受到了牵连，长期被歧视和羞辱，饱尝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和精神的种种痛创……

一个用两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以及苦难与悲伤累积起来的巨大坟冢，就这样高高地屹立在了我故乡辽阔苍凉的原野上。这是我故乡和我故乡人千百年来总也摆脱不了的梦魇和悲剧，也是我心底永远也抹之不去的蚀骨铭心的悲怆与忧伤。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永远诅咒我的故乡，我永远为我的故乡虔诚地祈祷……

1950年9月30日的整个黄昏和夜晚，我故乡的街镇和乡野都被巨大的痛苦和浩瀚的悲伤紧紧地笼罩着。

周安正的婆娘最先冲到锦河滩野里，像一只断线的风筝猛地跌倒在周安正的尸体旁边，呼天抢地，失声痛哭：

“为了那巴掌大的几亩地，你拼死拼活闹腾了几十年呀！可人都死尿了，地又有啥用啊？究竟是地重要，还是命重要呀？……”

其他被枪毙的叛乱分子家属，也扶老携幼一窝蜂跑到河滩里，全都跌跪在潮湿的沙地上，抚着亲人的尸体大放悲声。

据我故乡村庄的老人们后来说，那天，锦河滩野里到处都是被枪毙的叛乱分子的尸体，到处都是浓烈刺鼻的血腥气息，到处都是大人娃儿撕心裂肺的恸哭哀号。那八十多个被枪毙的叛乱分子的血腥纠集在一起，把滩涂之上晚秋时节格外浓郁的淤泥气息都淹没了，那数百家属的哀声痛哭绵延浩荡，把锦河激扬奔流的涛声都盖住了。

直到天黑尽后，流干了泪水哭哑了嗓子的家属们才陆续收拾起亲人的尸首，一步一挨地往家里走去。

那天晚上，我故乡的街镇和乡野里，到处都是锄头挖掘坟墓的声音，到处都是悄悄埋藏亲人的凄泣声，到处都是祭奠亡灵的飘飞的纸钱灰……

几个月后的1951年春天，我故乡即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南坝子张家和北坝子文家的土地财产全都被政府集中起来，按政策统一分配给了村里的穷人。周安正家不仅重新拥有了被张家夺去多年的祖传土地，还另外分得了七八亩旱涝保收的水浇田。最让周安正的婆娘娃娃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政府竟将张三大炮家的几间大瓦房分给了他们，让他们搬进去居住！周安正的婆娘双手抖颤着从村农民协会主席手里接过土地证书和分房契约时，似乎还有些不相信，仰着脸懵懵懂懂地问：

“这……这些房子和地，真……真的是我们的了？”

村农民协会主席笑着说：

“土地证和房契都给你们了，还盖着政府硬铮铮的大印，当然是你们的啦！”

周安正的婆娘低头一看，见土地证和房契上果然盖着两枚鲜红的硬铮铮的政府大印，不觉双眼一黑，栽倒下去。待她缓过气来后，就捧着那土地证和分房契约，坐在地上捶胸顿脚，哀声嚎啕起来：  “早晓得是这样，还闹啥？还闹啥呀！这究竟是撞了哪门子邪？撞了哪门子邪哪！……”

那天，我故乡村庄几乎所有叛乱分子的家属都在拿到土地证书和分房契约后，失声痛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痛彻肺腑的惨烈哭声·t呜呜汪汪”地连成一片，仿佛一个巨大的悲号紧紧地笼罩着我故乡的村庄，把田野里的风都哭湿了哭凉了，把房前屋后绽然开放的桃花李花都哭萎了哭谢了。

1951年春天，我故乡一片姹紫嫣红，一片泪雨纷飞。

而我这个在叛乱的阴谋与血腥中孕育的小生命，则在1950年9月30日枪决我父亲的那一刻，被惊天动地的枪声震落在地。

后来我曾听母亲说，当时我还不到生产期，离分娩还足有两个来月的时间，可我却在母亲摔倒在锦河滩野的时刻，被暴烈的枪声惊震落地。我想，当我这个早产的小可怜儿不由自主地顺着母亲的生命之门滑然而出的时候，我肯定感受到了锦河滩上那扑面而来的淤泥臭味和那浓烈呛人的血腥气息。我娇嫩的鼻膜被刺激得痛楚不堪，我一落地就张开嘴巴哇呀大哭。

后来，春云带着罗天德和我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路哭嚎着赶到了锦河滩地上，把血淋淋的我父亲和同样血淋淋的我母亲抬起来，放到了一架宽大的平板车上。我则被泪流满面的春云拣起来，裹上一件她脱下的蓝布衫子后，放到了我父母中间。平板车沉重地碾过荒凉的河滩，碾过我故乡幽暗的乡间土路，一路“咿咿呀呀”地悲呜呜叫着，向我故乡的村庄凄然滚去。被枪决的我父亲的血和生产的我母亲的血掺和在一起，断线的珍珠似的从车上滴落下来，把土路上的泥沙和土路两边枯黄的野草都染红了。我躺在那生与死的血泊中，一直惊恐地哀号啼哭。

可载着我与父母的平板车刚拉到文家大院的龙门前，里面就传出了下人们惊慌的哭声：苟延残喘的文家老爷终于咯尽了最后一滴血，在这个晚秋的最后一抹残阳里黯然地死去了……

我就这样在父辈们以生命为代价的叛逆的血腥中突然来到了人世。我至今都还刻骨难忘那种躺在血淋淋的父母中间回归家园的情景，我一直都认为这种上天残酷的安排，具有某种我无法参悟的生命启示意义。

我注定将为我苦难的故乡和苦难的父老乡亲承担点什么。

1951年春天我故乡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全都被村农民协会从文家大院扫地出门，撵到村西头我父亲曾经居住过多年的破草屋里，开始了艰难的生活。1963年，我大妈春云就因操劳过度得肺痨病死了，我母亲文翠儿和我大哥则作为叛乱分子的嫡亲家属，被长年累月无止境地批判斗争着，甚至罚做苦役。

日子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和层出不穷的苦难中慢慢地挨了过来。

1980年冬天，我故乡实行“分田到户”的农村经济改革，我家分到了十多亩上好的水浇田。不久，我故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开始落实政策，由人民政府摘去他们戴了多年的“管制帽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至于那些送到新疆去劳改的叛乱分子，后来也作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人陆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开始每月去邮局领取单位上寄来的一份在乡人看来很是不菲的工资，安静地生活着。

那时，我们一家虽然仍旧住在村西头的破草屋里，但我那颗受伤的心却渐渐平静稳定下来，并与邻村的一个女子结婚，在心里默默谋划起了未来的生活。我在自家分到的田地边上接连转悠了几天。思谋着能不能大胆地种植川芎，为土地寻找新的出路。

我故乡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种植川芎的历史。我故乡种出的川芎举世闻名，不仅消肿化淤的药效特别好，而且用刀子切开，里面的纹路也与其他地方出产的芎截然不同，是呈菊花形状的，历来在药材市场上都是抢手货，能卖出很好的价钱。

于是，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四周商量明年地里种什么的时候，我就提出了种川芎。

我母亲当即就表示了支持：

“种川芎好噢。解放前你爷爷就雇人种过几十亩川芎，很卖钱的，比种啥麦子、谷子都划算。”

我母亲说的“你爷爷”当然指的是文家老爷。

可我却皱起眉头说：

“种川芎要去山里买苓子。要把十几亩地都种上，那要很多钱的。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哦？”

我母亲沉吟良久，终于站起身来长叹一声说：

“唉，也该让它见见天日了！”

我不知道母亲要让谁“见见天日”，可还不等我开口问什么，母亲就拉起我的手向她那间睡房走去了。

这间睡房是我父亲生前与春云使用的，土改后我们一家重新搬回来，我母亲就与我大妈春云住在了里面。

我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向她那间睡房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一种诡秘的笑意。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有这种莫测高深的微笑。

走进那间睡房后，我母亲就指着靠墙根安放的一张旧木床说：

“去，把床搬开！”

我怔怔地望着那张旧木床，咕哝说：

“一张烂木床，搬它做啥呀？”

我母亲有些不悦地瞪着我：

“叫你搬你就搬嘛，咋这么不听话噢？”

我只得吭哧吭哧地将那张旧木床搬到了另一边的墙根下。

母亲又将一把锄头交给我，指着那块积满了厚厚灰尘和草屑的床地说：

“挖！”

我望着母亲嗤嗤地笑：

“挖？未免这地下还窖有金子银子嗦？”

母亲一脸的严肃：

“窖没窖有金子银子，你一挖就晓得了！”

我便将信将疑地挖起来，结果还没挖到两尺深，我就挖出了一个粗糙的土陶罐子。我捧起罐子一摇，里面竟然发出了哐里哐当的金属清脆的碰响！

那土陶罐子里一共有五十多块银圆，是土改那年，我母亲和我大妈悄悄从文家大院带出来私自藏匿的。我母亲和我大妈一直舍不得动这笔“老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家人饿得偏偏倒倒的连路都走不动了，我母亲双腿都浮肿起来，我大妈曾劝我母亲拿几块银圆出来救急，我母亲始终没有同意。后来我大妈积劳成疾得了“肺痨病”躺倒在床上，皮包骨头的眼看就不行了，我母亲要钻到床底下去挖银圆，却被我大妈拦住了。我大妈叹着气说：

“我都是埋到土里的人了，还动那做啥？就留给民娃子他们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有用处的！”

我禁不住抱着那土陶罐子，跑到屋背后我大妈春云的坟头上，嚎啕大哭。

后来我就用我母亲和我大妈春云当年藏匿的那五十多块银圆，去银行兑了现钱种起川芎来，年复一年地种，而且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最后竞惊动了已做了川西地委书记的廖民生，带着一大帮人来视察，并在他的鼓励下租赁了五百多亩土地一并种上了川芎。2001年，我故乡实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倡导农业产业化发展，我又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银行贷款一千万元，再加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投资建设了一座现代化的制药厂和一个面积达一千多亩的川芎种植基地。我还高薪聘请在县农牧局当了多年农技员的周安正的小儿子回乡做了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又从省城一家现代药业公司挖走已当了副总工程师的侯道福的大孙子，回来做了制药公司的总经理。而我故乡村庄的所有人家都以土地人股成了公司的股东，年年都从公司分红。村里的年轻人也被我组织起来，经过技术培训后，安置在种植基地或制药厂上班，当了农业工人，每月都按时在公司领取工资。于是短短三四年间，我们村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家家都紧临村中那条小河修起了洁净明亮的小洋楼，鳞次栉比迤逦铺展，到处都是白墙红瓦和闪闪发亮的海水蓝的窗玻璃，被远远近近的青山绿树一衬托，简直就像一个恬静美丽的度假乡村了。

后来，退居二线做了省政府参议的廖民生到我们村里调研，并出人意料地到我父亲的坟头上转了一圈。满头白发的廖民生望望远处辽阔锦绣的故乡原野，又望望眼前富庶美丽的崭新乡村，不觉感慨万端地说：

“世事如烟，世事如烟哪！”

那时，因为创建和申报全国模范乡村的需要，我已把散落在村中的我父亲和周安正等人的坟墓全都平掉了。我母亲要我给父亲新起一个像模像样的青砖墓冢，但我没有同意。我只用一个土陶罐子装了我父亲的遗骸，把它简单地埋在了我大妈春云的坟旁。我母亲抹着眼泪说：

“平平荡荡的，狗来要屙，牛过要踩，这哪像个坟哦？”

我叹了一口气，说：

“那就栽棵树吧。”

于是我就在父亲平坦的坟头上栽了一棵桤木树。这是我故乡屋旁村外、沟边地头最常见的一种低贱树种，因材质疏松顽劣又极易被虫蛀食，我故乡的人总拿它当柴烧，就是用作猪圈的围栏和底板，也要提前大卸几块，丢到猪粪坑里去，屎呀尿的泡它一年半载……

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初稿于都江堰

2005年4月至2007年3月二、三、四、五稿于都江堰

阅读黎的《锦绣》，让我震撼的是，在那片看似坦荡无奇的平原智商，竟有那么多激荡的历史风云，那么多深厚的民间苦难，那么多关乎群体、关乎土地、关乎梦想的浴血搏杀和无奈沉没。

——矛盾文学奖获得者 著名作家 阿来

拿起《锦绣》，恍若走进川西民间斑驳的历史深处，那是一个风云变动、热血传奇的年代，那是在历史边缘处最普通民众的宿命抗争和悲剧呐喊，那是作者重返历史、沉入那片厚土和那一代人精神血脉的激情书写。

——《暗算》作者 著名作家 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