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文库选目分为8个类别：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科学技术类、综合普及类、汉译学术名著类和汉译文学名著类。文库基本上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技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的各个领域，既能比较全面地反映20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成就，又能有重点地体现近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成果；既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又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本书为科学技术类，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整个星占学体系这一基本情况，对古代星占学系统作整体性的介绍。旨在提供中国天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材料，提供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比较难以捉摸的材料。

本书分干支通说、北斗星占、恒星和分野、七曜和杂星占、式占通说五个专题，对中国古代星占学系统进行整体性的阐述，总结了星占学的理论特点——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整个星占学体系；在天人关系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人只能听从天意的安排；帝王受天命而做人间的帝王，其言行都是秉承天命，体现着天的意志；宇宙有一种统一的力量或法则，充斥并支配着宇宙间的一切。本书版本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第一章 干支通说

 第一节 干支起源及其意义

 第二节 干支的基本应用

一、干支纪年

二、干支纪月

三、干支纪日和纪时

 第三节 干支五行

一、五行简介

二、干支五行

三、纳音五行

 第四节 干支推演

一、干支五行的阴阳性质

二、五行生旺及五行生死所

三、六甲孤虚

四、德和合

五、刑害冲破

 第五节 干支杂配

一、太岁干支神煞系统

二、干支对的神煞系统

三、式类干支神煞系统(一)

四、式类干支神煞系统(二)

 第六节 九宫八卦

一、八卦和八节

二、八风和八卦

三、三元九星

第二章 北斗星占

 第一节 北斗星概况

 第二节 北斗入占

 第三节 斗建阴阳

 第四节 建除家说

 第五节 堪舆家言

 第六节 太乙乘斗

 第七节 北斗和九宫神

第三章 恒星和分野

 第一节 恒星区划和占验

 第二节 紫微垣诸星官

 第三节 太微垣和天市垣

 第四节 东宫苍龙七宿

 第五节 北宫玄武七宿

 第六节 西宫白虎七宿

 第七节 南宫朱鸟七宿

 第八节 分野学说

 第九节 分野占测

第四章 七曜和杂星占

 第一节 太阳运行占(日占一)

一、太阳在天空的运行

二、日影测量

三、日食占测

 第二节 太阳形体占(日占二)

一、太阳亮度变化

二、太阳颜色变化

三、日旁气

 第三节 月亮运行占(月占一)

一、月亮运行情状

二、月与五星相干犯

三、月食占

四、月亮与列宿星干犯

 第四节 月亮形体占(月占二)

一、月亮亮度变化

二、月亮与云气

三、月旁气

四、月晕五星和列宿

 第五节 五星合占

一、五星的运行状态

二、五星行度之占

三、五星亮度、颜色、喜怒

四、五星所主及五星所守列宿

五、五星合聚或五星干犯

六、四星、三星和二星干犯

 第六节 五星独占

一、岁星(木星)占

二、荧惑(火星)占

三、太白(金星)占

四、填星(土星)占

五、辰星(水星)占

 第七节 杂星论占

一、天官书杂星叙述

二、晋志杂星叙述

三、各类杂星之考察

第五章式占通说

 第一节 太乙式

一、九宫太乙数和太乙积年

二、太乙布式

三、大乙式格局

四、太乙式数占

五、太乙十神

六、十精太乙

七、阳九百六

八、太乙历术

九、太乙入卦

十、太乙九神和时计太乙

十一、九宫分野和太乙术

 第二节 风角占测

一、洪范风占

二、五音风占

三、六情风占

四、八方和十二辰风占

五、风角论占补充

 第三节 遁甲式

一、遁甲式诸要素

二、遁甲运式

三、遁甲式布局

四、奇门遁甲吉格类式

五、奇门遁甲凶格类式

 第四节 六壬式

一、六壬入式

二、天一十二神将

三、六壬式入占

参考文献

总跋

补记

二、干支纪月

前已述及，《史记·律书》已经很顺当地将十二支与月份作了对应。说明以十二支纪月到西汉时已经是经历久远的事情了。不过关于十二支纪月的详细发展情况，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古代的星占学家们满怀信心地认为，周天十二辰的划分与纪月有直接关联。作为天帝巡狩四方所乘坐的“帝车”——北斗，也与纪月有直接关系。因为《淮南子·天文训》说得十分清楚：“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

大约春秋时代就已有十二支纪月，叫做月建。月建是斗柄所指，当斗柄指向十二辰中的某一辰时，该月就以这个被斗柄所指的辰名来命名。如斗柄指寅时，这个月就是寅月。若1周天为360度，均分为十二辰，则每辰30度。北斗1年环绕天极1周天，每天运转1度，行满一辰30日，恰值1月。于是北斗星成了纪月的时钟，斗柄就像钟面的指针。不过这只是星占学家们设想的理想情况。

进一步要考虑的是以什么月作为岁首之月，即一年中第一个月安排在什么季节。前已说及，春秋时代各大诸侯国都各自颁行自己的历法。各历的岁首并不相同，这样的混乱现象造成社会生活生产的严重不便。为了便于各诸侯国历法的对照，当时提出了把“日南至，，的那个月叫“子月”。所谓“日南至”就是冬至，这一天太阳在天空中走到最南点，即在正午时，太阳走到一年中的最低点。定出第一个月后，接着第二个月叫丑月，第三个月叫寅月……存子月之前，逆次为亥月、戌月……

但是以“子月”为一年的首月并不是一直固定的。战国秦汉时期盛行一种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改正朔，称为三正。这里先简单说明一下正朔。

上古时代，人们把新月初见作为一个月的开始。古人用一个字形象地描写月初见：“月出”。但是用月出作一个月的第一天，很难定得准确。后来就发展为用“朔”来作为一个月的开始。“朔”就是太阳和月亮的黄经度相等的时候。或者说当太阳和月亮同时出没地平线的那一天就是朔日。可知朔日那一天我们是看不见月亮的。大约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说：“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可见正就是岁首，一年的第一个月份。

《尚书大传》又说：“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春秋纬·感精符》说：“天统，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谓之天统者，周以为正；地统，十二月建丑，地助生之端，谓之地统，商以为正；人统建寅，物大生之端，谓之人统，夏以为正。”朱子《论语集注》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为岁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为人正，商以丑为地正，周以子为天正也。”

以上集中地引用了有代表性的三正论说法，就是夏代的岁首是寅月，商代的岁首是丑月，周代的岁首是子月。月的首日皆为朔，但朔日的起始点又各不同。夏代朔日始于平旦(寅时)，殷代朔日始于鸡鸣(丑时)，周代朔日始于夜半(子时)。又将建子之月为岁首称为天统或天正；建丑之月为岁首称之为地统或地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称为人统或人正。所以朱熹说：“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

这里我们讲的“月”，在天文学上称为“朔望月”，即自朔至朔的时间间隔。严格些说是：月球接连两次合朔的间隔时间。相当于现在的29.530589日，亦即29日12小时44分2.8秒。除了“朔望月”外还有很多种“月”的周期。如恒星月、交点月、分点月、近点月等。1个朔望月只有29天半多一些。一年经历12个朔望月，共历354.367058日，与一年的日数365.2422日相差了将近11天。这样只要历经两年多就几乎差了1个月。所以我们前面说斗柄作为指月的指针只是一个假设的理想情况。如果斗柄指寅辰的起点时，正好是寅月交朔。斗柄从寅辰的头指到辰的寅尾，按一年365.25日算，共历30.4375日，而1个朔望月只有29.530589日。这一辰就差了几乎1天。这十二辰合起来差了将近11天。星占学家们大约不太在乎这个差别。而天文历法家们却要严格地认真处理。于是就有了闰月。

置闰月是中国古代历法上的大事。古代中国把连续两次交冬至的时间间隔叫做岁；把12个朔望月的时间间隔叫做年。岁与年时间间隔不等长。置闰月的考虑就是在年上加上一些月使得平均来说岁与年等长。例如考虑每隔3年插入1个闰月，3年就有37个月，每月29.53059日，则37个月共有1092.632日。而3岁共有1095.73日(1岁为365.2422日)。这样岁还是比年为长，平均每年长1天还多。如果再进一步调整为每隔8年插入3个闰月，于是8年共有99个月，2923.53日。而8岁共有2921.94日。这样岁就比年为短，平均每年岁要短几个小时。于是经过长期摸索，发现19年加7个闰月的El数和19岁的时间间隔几乎等长。

19岁共有6939.60 El(即19×365.2422—6939.6018)，而19年加7个闰月共有6939.69日[即(19X 12+7)×29.53059—235×29.53059=6939.68863]，两者相差0.086日，仅约当两个多小时。这就是十九年七闰法。

再进一步考虑是将这7个闰月在19年中如何分布。在春秋时代一般是把闰月放在冬季十二月之后，所以只称“闰月”，不说闰几月。这和殷周时代将闰月放在年末称十三月一样。这即所谓的“归余于终”。到了春秋后期，大约可以随时安插闰月，不必放在十二月之后。只是到了汉太初历才作明确规定，以没有中气之月为闰月。

由于年和岁的差异，从月序来说，岁的月名和年的月名是有差别的。除月建而外，随着一年四季而论，春三月分为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夏季分为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秋季分为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冬季分为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按月之数序而分有正月、二月、三月等，直至十二月。另外《尔雅》上还有另一套月名，如正月叫陬，二月叫如等。表1—3中，按月之数序列出对应的季月、月建及《尔雅》所列月名。

P14-17

人类对天象的观测，主要是为了农牧业的需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不过在对自然现象的本质尚无法了解的古代人心目中，对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怀有一种神秘的心情。这种神秘心情的表现是古人“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些神话包含着古代人类同自然作斗争的客观内容，但毕竟形式是玄虚的，并不是现实的科学反映。原始时代刚刚萌芽的天文学与原始信仰和神话传说缠夹在一起。这时的天文学处于幼稚阶段，而原始神话和信仰也处于质朴时期。

自从有了国家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至迟在商周时代，统治者们就把“天”看做是至高无上的神，称为“天帝”或“上帝”。人间的帝王则称为“天子”，是“天帝”或“上帝”的儿子，是受天命而做人间的帝王，做国家和人民的统治者。因此帝王的一切言行和作为都是禀承天命，体现着天的意志。如果帝王的作为、言行、政治措置都很妥善，则表现为政治修明，于是上天会降现祥瑞，表示满意和嘉奖；如果帝王的言行、作为、政治措置不当，则表现为政治混乱，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表示警告或谴责。这样确立的天人关系，表现为人对天处于被动的地位，人对天只能毕恭毕敬，顶礼膜拜，一切听从天意的安排。为了探知天的喜怒好恶，只有对天象进行认真的观测，并从天象的某种变异中测知天意。所以《易·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

为了从天象来占测天意，就得有一些人专门进行此项工作，遂有专职的天文官员。《周礼·春官·保章氏》写道：“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稷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这些专职人员虽主要观测天象，但也要定吉凶，别灾祥，观天下之迁，即将天象与人间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这样反复不断地操作，使得星占与古代其他文化领域有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使得星占学扩及广泛的文化领域。

同时，古代的星占学也形成了一种基本观念，即是整个宇宙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力量或法则，这种力量或法则充斥宇宙各处，支配着宇宙间的一切。即从观测者的角度来看，无论天上、地下和人间，都受这同一的力量或法则支配。从而强调了中国古代哲学上的天人合一学说。强调天上、地下和人间的一切，在深层本质上有着“相应”或“一致”的基础。这就形成一种在中国古代带有普遍性的认识，即天界有什么变异，必然预示或通告地上或人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异；反过来，地上或人间出现了什么变异，也会在天象上有所反映。这种天地人关系学说，将天地人三者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勿违，后天而奉天时。”说人应能预测天时的变化，预先做好变化的准备；在天时到来后又能按天时的变而行动，这样人就能顺应天时的任何变化。

因此，这种充斥宇宙的统一的力量和法则，就不再是天帝或上帝，而被看成是一种自然法则。董仲舒虽然没有摆脱天的至高无上的神的性质，但他强调阴阳五行是这一种力量或法则的基础。他在《春秋繁露》中写道：“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又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大概后来的星占家，均从董仲舒的系统吸取营养，将星占学建成依阴阳五行学说而作解释的体系。

本书正是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整个星占学体系这一基本情况，对古代星占学系统作整体性的介绍。由于干支系统在古代被视为根本的符号体系，它自身或其组成的系列，既体现了阴阳，也体现了五行。在星占系统中干支系统是很活跃的，因此以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它，并主要着重于干支五行系统。在第二章中，有必要对全部经典的星占学内容作一个稍微全面的介绍。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星占学的书籍都还没有这样做过。其实本书也是将它看做中国古代星占学的背景而写的，所以突出了北斗星占一章。北斗星在星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干支五行的关系更为密切。另外，二十八宿系统和三垣系统则注意于相对完整，而不注重它们自身更多的令人不得要领的细节。对于日月五星的介绍也只限于它们自身，而忽略它们运行到某个背景星宿或与其他某种星体相遇时的占测。这些占测于占验可能重要，但由于其占辞散漫无章，更难以掌握其要领。由于阴阳五行在日月和五大行星占测中尤为特殊，故而不能不花一些笔墨。在最后的第五章里，主要是对后世形式化了的星占体系，力求作完整形态的介绍。这一章包含风角、太乙、遁甲、六壬等式占节。对于这种高级形态的星占学体系，稍微作详细一点的说明。但限于篇幅，没有也不必考察其占测的细节。

本书旨在提供中国天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材料，提供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比较难以捉摸的材料。由于作者的水平和视野的限制，加之时间的仓促，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因而敬请提出批评指正，在此先致谢忱！

著者

2007年5月

薄树人先生的“总跋”是1997年于病榻上写成的。就在其后的两个月，他便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离我们远去，“总跋”竟成了一曲令人心碎的绝唱。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以下简称《大系》)从提出设想到基本完稿的艰辛历程，也寄托了期待《大系》早日出版的殷切希望。

《大系》完全定稿的时间大约是1999年，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参与者本以为可以顺利出版了，不曾想原来承诺出版《大系》的出版社因故将出版之事一拖再拖，期间，我们期待、焦虑、苦闷之情，难以言表。2006年7月，该出版社以退稿的方式中止了出版合同，这不啻是对我们的致命打击。面对困境，大家合力，起而求生，先后联系七八家出版社，可惜均无果而终。

时光流逝，2006年11月终于迎来柳暗花明的时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廖育群所长到昆明开会，遇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副社长吕建华先生，细细谈及了《大系》之事，吕先生对《大系》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愿意尽快研究出版的事；几乎与此同时，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杨多文先生到广州出差，向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陈兵先生介绍了《大系》之事，陈先生也表示了很大兴趣，说可以考虑出版问题。我们对两家出版社怀有同样的感激之情。吕、陈两位都是基于《大系》乃是一个重要学术领域的原创之作的认识和出版社理当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的理念而作出判断的，这是出版家所独具的眼光和胸襟。他们对学术的推崇、他们的热情，给人以清新的气息，令人欣喜。

随后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之间的君子之争，这是大家都始料未及的。从出版意愿到完成全部选题审批的程序，两家都需要时间。此外，出版《大系》需要有较大的经费投入，对此必须有所筹措，而从经济实力上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不占优势。应该说，从办事的节奏上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要稍稍快一些，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2007年2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吕副社长与许英副总编率先正式提出了出版《大系》的具体而可行的设想。在征求了王绶瑭院士及《大系》大部分作者的意见后，主要基于方便出版具体事项操作的考虑，我们选择了在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而对广东教育出版社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大系》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之事，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部门领导的赞许，他们表示：如果书号有困难，可以向他们申请。《大系》中的《中国古代历法》、《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与《中国古代星占学》3卷很快被选入《中国文库》第三辑。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广州市教育局还愿意继续执行当年购书的允诺。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自2007年3月开始，《大系》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进入了紧张有序的出版作业，多年修就的善果贡献给读者的时日可待。我们需要感谢的各界贤达，除了薄先生在“总跋”中已提及者之外，自然还应包括上述诸位。

陈美东

2007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