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文化经典，疯癫与文明，奴役与自由，垮掉一代的精神领袖，嬉皮时代的催生者和见证人。

《飞越疯人院》、《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并称为垮掉一代的《圣经》，销售一千多万册，1962年全美最畅销小说。迟到了四十年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同名电影荣获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五项大奖，奥斯卡历史上只有三部电影获此珠荣。

精神病院里，大护士以严厉的手段、冰冷的器械和冷酷的心肠统治病人们，试图把他们改造为柔顺的、规矩的、毫无个性的机器。病人们饱受大护士和黑男孩护工的凌虐，直到不受约束的麦克墨菲进入了疯人院。

在病人中，印第安人布罗姆登最懂得体制的力量，即便麦克墨菲仿佛一步步走向胜利，把狂欢节的氛围传播到整个病房，但布罗姆登知道更严酷的压制在等待着他们。

最后当麦克墨菲从手术室被送出来，变成了一具眼神空洞的塑料娃娃，正要被大护士当成杀鸡儆猴的标本时，布罗姆登知道，他只能以某种方式来维持麦克墨菲的胜利，给予大护士最后的一击……窗外月色冰冷，胆怯而沉默的印第安人敲碎了窗户，逃离这个疯人院。

疯人院实际上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一幅缩影，恰好同金斯堡在其《嚎叫》中的那一声“我看见我这一代的精英被疯狂毁灭”相呼应，发人深醒。“大护士”则是《嚎叫》中的邪恶火神摩洛克的象征，代表美国资本－军事一体化体制对人性的压抑。

《时代》周刊称此书“是向体面阶级社会的陈规以及支持这些陈规的看不见的统治者发出的愤怒抗议”。《纽约客》则说此书“预示了大学骚乱、反越战、吸毒以及反文化运动。”

他们在外头。

穿白色制服的黑男孩们起得比我早，他们公然在大厅里性交，然后在我能抓到他们前把大厅都擦干净了。

我从宿舍里走出来时他们正在擦，三个人都闷闷不乐，憎恨一切：憎恨一天中的此时此刻、脚下的这个地方，以及他们不得不与之一起工作的人。当他们这样憎恨一切时，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我。我穿着帆布鞋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壁走过去，像灰尘一样安静，但是，他们似乎有特别灵敏的设备能够侦察到我的恐惧，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黑脸上的眼睛闪闪发亮，就像老式收音机背后伸出的电子管所发出的坚硬的光。

“这是酋长。超级酋长，伙计们。老扫帚酋长。拿去，扫帚酋长……”

他们把一个拖把塞到我手里，指一指今天要我打扫的地方，我立刻遵命。其中一个还用扫柄打了我的小腿肚一下，催我快点滚过去。

“呃，你看他那个急不可耐的样儿？个子高得可以从我头上吃到苹果，却像婴儿一样地听我的话。”

他们大笑，然后我听到他们在我身后凑在一起嘀嘀咕咕。黑色机器忙碌的嗡嗡声，哼着仇恨、死亡和医院里的其他秘密。他们认为我又聋又哑，所以当我在附近时，他们并不刻意压低声音谈论他们的仇恨的秘密。每个人都认为我又聋又哑。我的谨慎小心足以糊弄他们到这程度。如果说一半的印第安人血统在这肮脏的生活中对我有任何帮助的话，那就是让我谨慎小心，这些年来一直这样。

我正在病房门附近打扫的时候，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从锁包围钥匙那轻柔、迅捷、熟练的感觉，我知道是“大护士”来了，毕竟她已经跟这些锁打交道很久了。她带着一股冷风从门外溜了进来，然后锁上了门。我看到她手指滑过铮亮的钢门——每个指甲的颜色都和她嘴唇的颜色一样，一种可笑的橘红色，就像一块烧红的铁的顶端，这颜色是如此的炙热，又是如此的冷酷，以至于如果她摸你的话，你都无法判断到底是冷还是热。

她带着她的柳条编织袋，就像阿姆帕夸部落在炎热的八月，会沿着高速公路叫卖的那种工具箱形状的手袋，有个大麻纤维的把手。我在这里的这些年她一直用这个手袋，手袋编织得很稀疏，所以我能够看到里面——没有粉盒、口红或其他妇女用品，而似乎塞满了一千种今天她要用的零部件一车轮和齿轮、擦得冰冷锃亮的嵌齿、像瓷器一样微微发光的小药片、针头、镊子、钟表匠用的钳子、铜线圈……

她走过去时对我点了下头。我让拖把顺势把自己往墙上一推，面带微笑，试图避开她的眼睛，觉得也许这样她的那些设备就失效了，毕竟如果你闭上眼睛，它们就无法了解你很多。

当她在大厅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在黑暗里我听到她的橡胶鞋跟敲击着地板，柳条手袋里发出的声响和她走路的响动猛烈碰撞着，她走路的姿势很僵硬。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到了大厅的另一头，正要转进玻璃围着的护士站，在那里她将一整天坐在她的桌子前，从她的窗户向外看，在接下来八个小时里把休息室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她的脸看起来满足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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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精神病学的声名在美国人的想象力里达到了巅峰。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收治了七千多名病人，成为了一座乌托邦似的丰碑，意在标榜将精神疾病患者从社区隔离进行治疗，是有卓越功效的。根据玛丽·简·沃德的小说《蛇穴》改编的1948年的同名电影将精神病医生描述为一位救世主，拯救了在精神病院饱受磨难的妇女。如果人的精神能够如此放荡不拘而导致多重人格分裂，具有爱心的精神病医生一定能够解开心魔，让分裂的人格重新合一，就如同演员科布在1957年的电影《三面夏娃》里表现的那样。精神病医生是理智和秩序的骑士，将年轻少女从无处不在的心魔中解救出来。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院自身成了魔鬼。曾受训于布达佩斯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在其《精神疾病的秘密》(1960)一书中突然对自己曾接受的培训发难，声称精神疾病的说法“不仅没有科学价值，而且有害于社会”。R．D．莱恩在《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中认为，精神病人经常通过装疯卖傻、作践自己和作弄医生来达到牵制并躲避危险人群的目的。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1961)记录了精神病院的诞生，并且认为疯癫的现代概念就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文化发明：曾经被接纳为社会和荒唐人生一部分的疯子们被视为一种威胁，他们被隔离到了精神病院里，变得悄无声息。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的《疯人院》将精神病院，特别是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描述成建立于某种权力机制之上的机构，在这种机制中病人被贬低并非为了治愈疾病，而是为了维护精神病治疗专家的权力和威信。高夫曼得出结论说，“精神病人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为了离开医院，或为了在医院的日子好过一点，他们必须接受精神病院安排给他们的位置，而安排他们的位置是为了支持把这场‘交易’强加给他们的那些人的职业角色……精神病人会发现自己被一个让其他人日子好过一些的服务理想的重量给压碎了。”

这些著作将精神病学和精神疾病视为在科学的面具掩盖之下的社会净化的工具，几乎没有诊断或者治疗的价值。治疗意味着内化某个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不是对于疾病的诊治。尽管上述著作在知识界中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它们没有广泛的冲击力，无法与一本始创于1960年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写作班学生，他那时正在一家精神病院值夜班，并且：参与政府资助的药物实验。肯-克西并未打算写一部有关精神治疗的专著(当时电疗的作用还处于争论之中)，或者纠正任何的政治错误。他的性情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恶作剧，因而不太可能提出某种社会学的或者政治上的预案。当他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门罗帕克老兵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时，他对病人们产生了同情，开始质问之前所确立的疯癫与否的界线。他开始考虑发疯是否意味着服从于一个无思想的制度，或者试着彻底摆脱这一制度。在《飞越疯人院》一书中，一位精神病人斯甘隆一语总结了高夫曼的论文或关于悲剧的现代定义：“地狱一般的生活，你接受是诅咒，不接受也是诅咒，把一堆人这样胡乱地捆绑在一起，真是该死。”或者服从然后得到释放，或者保持你的骨气但被一直留在病房里。

肯·克西认为当时颇为流行的“治疗性团体”，是强迫人的内在精神适应他人的理想外在环境的一种方式。按照这一实践，病人们互相吐露秘密，以努力使病房“尽可能像……民主、自由的社区——个内部小世界，这是某一天你将会重新占一席之地的那个外部世界的缩影”。治疗性团体成为了一种强迫手段，假意为了民主大众的福祉而帮助人们，但其实只是为了平庸的大多数，以及支持为自身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管理者。在《飞越疯人院》中，克西把精神病院变成了战后美国社会正实施的控制手段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