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的批评，无论对生活的理解还是对文学的体验，都敏锐多思，时有独到之处，他能够进入作家主体和文本的内部，由个别作家作品的生发而抵达宏观性的思考之岸。他对文学神圣感的卫护，对文学价值的坚守，对作品中人文内涵和道德精神的善于挖掘，使得他的评论文字与市场保持了距离，与狭隘的直接的政治功利主义也保持了距离，他的评论于是显得比较方正大气。

作为一位身处西部的批评家，他对西部文学精神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阐发，他的批评具有比较热切鲜明的“现实性”，其思想的含量与脚下的生活、与生活着的现实血肉相连。同时，他的目光所及不仅限于一个地区，而是全国的文学创作。在本书中，他表现出俯瞰式地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面貌作出自己的归纳和梳理的能力。

本书收录了牛学智的批评论文章。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华文学基金会1994年发起设立的，2002年以后被纳人中国作家协会扶植青年作家计划，并固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丛书备选范围是年龄在40岁以下，具有创作成绩和潜力，尚未出版过文学专集的青年作家作品，经专门的编审委员会严格编选，已出版9卷，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2、2004、2005、2006年卷已分别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本卷为2007年卷。

本卷收录了牛学智的批评论文章。

总序：

序：边地勤奋的思想者

第一部分 时代、个人与思潮

 新时期文学的知识分子叙述

 新时期文学的农民叙述

 新时期散文对“个人”的观照

第二部分 地域、个性与文学叙述

 西部文学精神：“人”在现实结构中

 陈继明：在暧昧的文学语境中出场

 石舒清：从“死亡叙事”到“日常叙事”

 漠月：“诗意”、“温情”与西部现实

第三部分 对话、理论与批评

 从文学创作缺失反观批评问题

 从易中天看当代知识分子的隐性形象

 从张颐武看“强者文化”逻辑

 边界与分歧：在常态与“心灵”之间

结语

警惕批评的绝境化

倪藻：回头看去的路与有意出示的理想方向

从“我是谁”到“个人内心的修炼和顿悟”的人物观，显然是王蒙个人文学史的核心线索。在这条线索上，刘世吾、张思远、钟亦成、倪吾诚、钱文等理所当然是王蒙小说一个重要的人物谱系，这些人物的兴衰荣辱也是众多王蒙研究者一嘘三叹的地方。但从王蒙本人的理想倾向、文化心态、情绪投注的角度看，我倒以为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林震到80年代中期的倪藻，不能不说也是一条自成体系的人物谱系图。只不过这些人物因不是正面的主要的人物，他们的形象的确一直未被庄严地讨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多数王蒙的研究者那里，看重王蒙小说的多为文体特点、思想性、社会批判性或“文革”反思态度。这不奇怪，王蒙坎坷的人生经历，复杂的社会角色，被称为“杂色幽默”和“中国式意识流”的审美特点，以及老顽童式的价值观，对“先锋派小说”落潮以来文学价值的重建和规划具有典型的意义。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不能因知识分子的王蒙对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处境、作为、社会角色、主体精神的批判和刻薄讥讽，而忽略王蒙寄予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声音。哪怕这一种声音几乎等同于王蒙超强的个人经验，在坚硬的现实结构中，仍不能简单地理解失败者林震失败的原因“你还年轻”就一定意味着王蒙的价值天平倒在了刘世吾的“就那么回事”上。结合1986年出版，被王蒙自称为痛苦之作的长篇——《活动变人形》中的倪藻。八岁就想着一定要改变四女一男(赵姜氏、静宜、静珍、倪萍和倪吾诚)的家庭状况的倪藻，到了五十岁他把父亲当年时常吊在嘴上却没能贯彻下去的西方文明细节——游泳、吃砂锅居、跳交谊舞、不随地吐痰等等操练得相当日常化，是不是表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在林震、倪藻的线索上，说王蒙在倪藻身上寄托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方向可能有失简单，但作为语言学教授的倪藻，从八岁的“叛逆”、中年的中西对话(访欧)及老年对本土经验的回归，种种迹象，不能不说倪藻在“寻根热”、“反思热”的1986年代出场，具有总结和建构的集大成意义，至少，倪藻的形象意义可看作是王蒙在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的可期待性看法。

之所以认为倪藻比主人公倪吾诚更能代表知识分子的王蒙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至少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的考虑：首先，像许子东重读《活动变人形》时所说，倪藻是小说中唯独没有被讥讽的一个人物，而且“在《活动变人形》里的确较少对倪藻及叙述主体的明确反省”。这表明，至少在1986年左右，王蒙期待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有了预想的方向，这个方向取决于王蒙在多大程度上对倪藻的认可。对主人公倪吾诚“大道理崇拜”式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无情审视，正是为了给理想中人物的出场做准备。不言而喻，倪吾诚作为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点上被放大的背景，倪藻的出生、发育、教育、成长以及独立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那个时代的一切信息。语言学教授倪藻身上所承袭的倪吾诚的一切因素和所昭示出来的所有前景、矛盾、悖论，毫无含糊是王蒙在那个阶段的期望与沉思。其次，小说第一章叙写倪藻出国访问、拜见史太太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都充满着对中西文化的反思和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小说“续集”除了交待各色人物的下落，“续集”第五章作者还饱含感情地、极具浪漫和抒情色彩地再现了倪藻的多种可能性。这表明，倪藻身上的确集结了“后倪吾诚时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语境中内部的和外部的主要处境。

按照两头收缩、议论(第一章描述倪藻在国外与西方所谓学者有关国与国之间宏大概念的对话；“续集”第五章“老王”视野下老年倪藻的对话以及“目睹倪藻不惧危险毫无理由又义无反顾向大海深处游去”的莫名其妙的精神状态)，中间铺开、精雕细刻(通过细节展现40年代日据北平时压抑、沉闷的封建家庭气氛)的大框架。在王蒙的眼里，倪藻仍然是一个成长中的、未完成的、开放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和对话所打开的精神空间，不可能像处理倪吾诚那样进行总结和定论。它更适合于承载期望与矛盾。因此，它对知识分子的判断也势必是建构多于批判，或者理想多于经验。从建构、理想一面可以反观后倪吾诚时代知识分子的外部环境：从批判、经验一面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王蒙基本的价值持见。

着眼于外部环境，倪吾诚半生不熟的洋文，东拉西扯的逻辑。生搬硬套只知其一不明就里的西方生活方式，不合时宜的“难得糊涂”人生哲学，只有倾诉不会倾听的伪人权主义自由观：赵尚同的西装革履、学用有度、风度十足，但又无时无处不“晃悠”的“不合模子”形象；赵姜氏母子三人的“吗行子”式方言的粗鲁、野蛮和他们同样时时刻刻无处不在的蛮横霸道、陶屯村肮脏落后腐朽沉闷的生活习惯，以及姨母阴阳怪气、时常串词的“鼓儿词”，都密不透风地构成了倪藻成长的坚硬背景。然而，这些在王蒙看来，似乎并非是最为揪心的地方，最揪心最直接导致八岁的倪藻“觉醒”的一个人物应该是姐姐倪萍。倪萍终于像姥姥、姨母、母亲一样的发疯、说粗话、头疼——被孟村、陶屯村方言的同化，真正引起了王蒙的关注。正像许子东先生洞察到的那样，倪藻在小说中除了没被讥讽以外，他也从来不会不加引号的连环说话——不加引号的连环说话恰好是静珍们的言语习惯。她们没有读遍四书五经，没有成形的文化科学概念，她们没有留过洋，没有喝过咖啡，不爱代表现代文明的寒暑表。但她们懂得“捍卫”，表面上看，她们是捍卫女人的尊严，捍卫经济利益，实际上她们捍卫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一种灌注着自己言语行为的文化形态。

王蒙在倪藻身上寄予的期望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内视人物，从“不会说不加引号的连环话”到以语言学副教授的身份出国访问，倪藻是深知语言的要害的。

P4-7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