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收录作品133篇，分为“酒之大者，关乎国运”、“酒之用者，宦海浮沉”、“酒之香者，迷倒众生”、“酒之豪者，快意恩仇”、“酒之雅者，别样情趣”、“酒之文者，半醉半醒”、“酒之功过，见仁见智”七个章节。囊括了中华上自大禹，下至当代五千多年历史的133位名人与酒的故事。本书集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为一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其欣赏性、实用性、收藏性兼备。

水是解渴的，饭是充饥的，酒是满足人们丰富多彩和复杂精神世界需求的。人的精神世界需要酒的“勾兑”，其秘密在于酒能够暂时解脱世事对人心灵的的缠磨、牵制与困扰。因而酒也就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平衡剂、释放剂、诱导剂、润滑剂、显真剂。

本书讲述《中华名人与酒》的故事。全书囊括了中华上自大禹，下至当代五千多年历史的133位名人与酒的故事。

古往今来，关于中国酒文化研究的文章不少，但以名人饮酒论酒的“详细报道加评论”式的文章并不多见，编辑成书者更是绝无仅有，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本书的出版也算是填补了一项空白。

前言

第一章 酒之大者 关乎国运

大禹预言以酒亡国

搞“酒池肉林”的殷纣王

周公的“禁酒令”

楚庄王太平宴不察“绝缨”

借“酒令”而扬威的刘章

樊哙借酒谴责项羽

刘邦一醉唱《大风》

对酒当歌的曹操．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第二章 酒之用者 宦海浮沉

管仲拒喝罚酒以劝人

借酒高歌的荆轲

高阳酒徒郦食其

灌夫醉酒骂座

扬雄“授业”换酒喝

陈遵“投辖”留客饮

与“禁酒令”唱反调的孔融

醉后称“中圣人”的徐邈

饮酒不节的曹植

“三日仆射”周颛

以饮酒全身避祸的阮籍

饮酒一斗不乱的李适之

举酒聊自慰的高适

靠苏司业提供酒钱的郑虔

酒债寻常行处有的杜甫

孟郊重酒德

饮酒宁嫌盏底深的韩愈

遇酒酕醄饮的姚合

“酒乡乐天和”的聂夷中

争如共刘伶一醉的范仲淹

“醉翁”欧阳修

百岁光阴半归酒的陆游

举杯将月一口吞的杨万里

总把平生人醉乡的辛弃疾

万物寄一壶的元好问

第三章 酒之香者 迷倒众生

当垆卖酒的卓文君

不管“身后名”的张翰

二十长游醉乡里的李贺

落魄江南载酒行的杜牧

“醉士”皮日休

“江湖散人”陆龟蒙

在墓穴中喝酒的司空图

以“色”佐酒的柳永

沉醉不知归路的李清照

但愿老死花酒间的唐寅

以酒为“魂”的老舍

醇酒人生林斤澜

在饮酒中品味人生的林文月

李国文钟情“二锅头”

好饮白兰地酒的古龙

第四章 酒之豪者 快意恩仇

唯酒是务的刘伶

与猪共饮的阮咸

盗饮被缚的毕卓

醉酒“倒著白接缡”的山简

斗酒学士王绩

饮酒数斗不醉的刘希夷

拿金龟换酒喝的贺知章

李白斗酒诗百篇

“漫叟”元结

喜纵酒的王翰

性亦嗜醇酎的岑参

“醉吟先生”白居易

醉后与“万化冥合”的柳宗元

嗜酒癫狂的元稹

醉时癫蹶的崔鲁

好“剧饮”的石延年

熟悉酒并善饮的施耐庵

诗酒乐天真的白朴

“酒侠”徐渭

以饮酒为快事的金圣叹

“酒帝”顾嗣立

“酒痴”郑板桥

一醉酕醄白眼斜的曹雪芹

嗜酒不节的郁达夫

饮酒奇人邓散木

嗜酒豪饮的许世友

“酒司令”宋时轮

喜欢在酒中陶醉的杨宪益

爱酒并对酒有情的碧野

嗜酒若子的大饮者高阳

悠悠七十犹耽酒的汪曾祺

饮酒求陶然忘机的陆文夫

为欢乐而醉的饮者白桦

“东方酒魔”从维熙

第五章 酒之雅者 别样情趣

醉若玉山之将崩的嵇康

饮酒有定限的陶侃

深得酒中之趣的孟嘉

雅饮魁首王羲之

性嗜酒的陶渊明

且乐杯中物的孟浩然

琴酒自娱的王维

“烟波钓徒”张志和

岁月消于酒的杜荀鹤

“酒神”苏轼

喜欢酒并以酒入画的齐白石

老爱喝一点酒的鲁迅

每日必酒的叶圣陶

吃酒为兴味和享乐的丰子恺

以酒提神助兴的赵树理

喜好饮酒吟对的陈毅

以酒为伴的台静农

喜欢独酌的洛夫

第六章 酒之文者 半醉半醒

以酒催生“腹稿”的王勃

纵酒高吟的王之涣

张旭三杯草圣传

以“书”佐酒的苏舜钦

纵酒自乐的祝允明

酒酣挥笔作画的黄慎

往往醉后出杰作的傅抱石

饮酒间挥写大作的乔冠华

酒中作画的方成

微醺后写字作歌词的乔羽

第七章 酒之功过 见仁见智

孔子对饮酒者的告诫

淳于髡释“醉”

庄子议酒

诸葛亮论酒

王粲论酒的功过

庾阐“断酒”的理由

高允的《酒训》

张载论酒对人身心的调养

皇甫浞论醉对身体的伤害

朱肱论酒的用途

成吉思汗论酒的“乱性”

忽思慧论饮酒避忌

谢肇涮对饮酒者提的建议

黄周星提出的饮酒“三戒”

袁宏道为饮酒制定的细则

李时珍论酒及酒的药用功能

梁实秋谈饮酒

张中行论饮酒

欣赏别人喝酒的黄苗子

柏杨谈五种饮酒之人

邵燕祥论喝酒

王蒙论酒对人的精神调解

周公的“禁酒令”

周公即姬旦。周武王姬发死后，其子姬诵继位，由于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佐姬诵而摄行政事。《尚书》中的《酒诰》篇，就是周公借纣王酗酒暴虐而亡国的教训，来训诫康叔的内部文告。因而，《酒诰》篇，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官方颁布最早的一篇“禁酒令”。

周公，是周朝的大政治家，在他辅政摄政的时期，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这些典章制度强烈地影响了其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趋向。春秋时期的孔子很崇拜周公，在政治上主张恢复周礼，使天下得到大治。这个周礼，就是周公所制定的一系列治国安邦的典章制度。而禁酒令《酒诰》也是他一系列典章制度的组成内容之一。在西周时期，酒礼成为最严格的礼节。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申禁止“群饮纵酒”，违者处以死刑。

当康叔在其卫国执政时，周公命令康叔在卫国戒酒，对饮酒作了各种规定。

周公对其弟康叔说：“你到卫国去宣布一项重大的法令。当年的文王缔造了周国，他曾经一天到晚地告诫各国诸侯、卿士和各级官员，‘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可以饮酒’。上天降下福命，劝勉我们的臣民，举行大祭时允许饮酒。后来上天降下惩罚，我们的臣民犯上作乱、丧失美德，究其原因，完全是因纵酒才惑乱了他们的德行；大小诸侯国灭亡，其根本原因，也是因纵酒才带来的灾祸。”

由这段话可知，周文王和周公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规定不得随意放纵饮酒，只有大祭时(祭祖、祭神等)才可饮酒。由此推想，前述鲁君附加于大禹那句“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警示，还有孟子那句“乐酒无厌谓之亡”的话有可能是从这段最古老的告诫中演绎出来的。

周公说：“文王当年告诫在朝廷担任各种官职的子孙们‘不许经常饮酒……而且饮酒时还要以德自持，不得喝醉……要珍惜粮食，弘扬美德，努力戒酒’。”这是说，酒不能不喝，但不能经常喝；虽然喝，不致醉，应以德自持。酒可乱性，正是由于“不自持”导发的结果。文王的告诫，对当今及至后世的为政官员仍有借鉴意义。

商代的人好饮。对那些加入新朝的商代臣民，周公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在卫国的土地上安心地住下来，尽力劳作，种好庄稼，勤勉地侍奉你们的父兄。做完农事后，还可牵牛赶车，到外乡去做生意赚钱，以孝顺赡养父母。这样，父母就会很高兴，并亲自做好丰盛的饭菜供你们享用。这时，你们就可以饮酒了。”这样看来，所谓戒酒也是有条件的，不是凡饮酒都在禁戒之列。在劳作有得之余，是可以借饮酒助兴的。

对担任公职的各级官员，在饮酒方面也作了具体规定：“如果各自能够检点自己，言谈举止符合中正的美德，就可以参加王室的祭祀。如果在饮酒方面约束自己，就可以长期担任国家的治事官员……饮酒而不嗜酒，前代官员已为我们做出样板，也是当代各级官员应该遵守的。”参加祭祀，就有酒喝；只要不因酒误事坏事，就可长期担任官职。周公强调的是多做事，不嗜酒、纵酒和醉酒，而不是不喝酒。

在《酒诰》结尾，周公郑重告诫：首先，商纣王因终日沉溺于酒中，不了解臣民疾苦，只顾纵酒取乐……再加上群臣人人纵酒，因此上天才给殷商降下了灭亡之灾。殷商的灭亡，不是上天暴虐，而是纣王与群臣自招的灾祸。其次，各级治事官员要以殷商灭亡为鉴，必须强行戒酒。最后，周公对康叔说：“假如人们向你报告‘有人聚众纵酒’，你不要放纵他们，要全部逮捕他们，押解到京城，依令处斩。但对殷商的旧臣和工匠们纵酒的，先不要杀他们，先教育他们，经教育不悔改的，就要跟聚众纵酒的人同样处置，一律杀掉。你要时时听取我的告诫，不要使你的官员沉溺在酒中。”聚众纵酒，要杀头。可见当时人们因“纵酒”，导致伤风败俗、扰乱治安、妨碍公务乃至杀人放火等行为，的确给全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所以周公才用重典来维护社会的有序和安定。纵酒杀头，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为严厉的“禁酒令”。

上述引文只是《酒诰》全篇中的部分内容，而司马迁为殷纣王作“纪”，其材料就源于《尚书》，其中的《酒诰》则是纣王“好酒淫乐”招致亡国的重要依据。

中国历代的“禁酒”主要是从“节粮”这个角度提出来的。当年大禹之所以“疏仪狄，绝旨酒”，真正的意图也许是怕用粮食来造酒喝，势必会使天下因为缺粮而祸乱丛生，危及社稷。历史上如齐景公、汉文帝、汉景帝、曹操、刘备、西晋赵王、北魏文成帝、北齐武成帝、北周武帝、隋文帝、唐肃宗、元世祖、明太祖、清圣祖等都曾禁过酒，这不仅仅因为酗酒会造成社会问题，而且主要是为了备战积聚粮草，或因天灾人祸，“年荒谷贵”不得不如此。但每次禁酒收效并不明显。高子诗评：酒诰残篇后人编，治国缘何与酒连？遥想周公呕心处，杀头仅限放纵间。P4-6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发明创造的成果，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已成历史陈迹，也有许多发明创造的成果却与人类相伴随而不断发扬光大，其中之一就是“酒”。有人赞美酒是“千龄不老丹”，并非虚言。至今，酒的种类繁多，口味各异，与人类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全世界数百种饮料中最独特、最神奇、魅力超凡而又无可取代的饮中高品。这自然引起人们对酒的追问：酒是谁创造发明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就有“猿人造酒”、“酒星造酒”、“仪狄造酒”和“杜康造酒”等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过是一些猜想和传说，难以为据。其中，被后人多次引用并有较早文字记载的是“仪狄造酒”：战国时，魏国梁王魏婴在范台宴请各国诸侯，大夫鲁君忝敬地祝酒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战国策·魏策二》)那么，鲁君是从何册何典得知酒是仪狄所造，可能源于《世本》 “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这句话，那《世本》这一记载又源于何处？可能源于民间传说。按照汉代孔子八世孙孔鲋的说法，黄帝、尧和舜都是酒量很大的君王。三国时的曹丕也说：“盖闻千钟百觚，尧舜之饮也。”(《与群臣诏》)黄帝、尧、舜，都早于禹，这就是说禹之前已有甘醇的美酒了。他们饮的酒又是谁造的呢？据此有人推想，仪狄并非造酒的第一人，却有可能是夏禹时代一位知名度较高的酿酒能手或监造酿酒的官员。

根据已出土的地下文物证明，华夏民族发现天然酿酒的历史至少在l万年以前，人工酿酒的原始技术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已掌握。晋人江统在《酒诰》一诗中写道：

有饭不尽，委于空桑。

郁结成味，久蓄气芳。

这两句诗的大意是，把吃剩的饭，放入陶罐或涂泥的竹筐，悬挂在空中的桑树干上，以防止霉变腐臭，经过一定的气温发酵菌变后，就成为气味芳香可口的醪糟“酒”了。可见，原始的米酒，是人们在吃剩饭时无意中发现的。由此推想，“果酒”“乳酒”可能早于“米酒”。在农业农耕未蒙阶段，人类凭采摘山桃野果或狩猎维生，常常将多余的野果和牛马羊的乳汁储藏起来以备充饥。这些含糖分和水分的野果乳汁一旦接触了空气中的霉菌和酵母，其糖分和水分就会发酵成酒。人类在无意中发现那酸甜可口又使人产生热量和兴奋的果汁乳汁，其实就是最早的“果酒” “乳酒”。后来有了稻、粟的种植，吃剩的饭发酵菌变，久蓄气芳，而后才有米酒的诞生。如果这个推想是有道理的，那么，酒的历史可以说和人类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一样长。因为你要吃，就多少会有些剩余的食物，有剩余的食物，就会在空气的作用下发酵菌变。早期的人类由于生活艰难，获取食物不易，有时将发酵菌变的食物也一同吃掉。这一“吃”不要紧，却无意中发现了所谓的“酒”。

依据地下出土文物推测，中国人工酿酒的历史约开始于8000年前。酒在当初主要起强身健体的作用，“吃”了发酵后的浊酒(未经茅草过滤的醪糟饭)，既可让人产生热量，以抵御寒冷，又可使人提神醒脑，心情兴奋，孔武有力。在这方面，古代象形加会意字“臀”的构造，也许能给我们以许多启示。国家诞生之后，不仅有民间的浊酒，也开始有了由酒官监造、经茅草过滤的专供上层贵族享用的清酒。酒的种类开始增多，酒的作用开始放大，酒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饮品。大至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战争、拜天、祭祖，小至婚丧嫁娶、交往聚会等都有酒的参与，酒因而被称赞为“天之美禄”“天乳”“百药长”“欢伯”“金波”“忘忧物”“胜饮灵物”等。酒在人们的生活中几乎不可或缺，以致形成酒文化，渗透在人们的言行中，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类早期发现的自然酿酒，也为后来的人工酿酒提供了启示。而原始的人工酿酒，以今天的科学眼光看，必须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一是人工种植粮食。《淮南子》一书中有“清醢之美，始于耒耜”之说，意思是有了耕耘播种而收获的粮食，才会酿造出以粮食为原料的美酒。近年考古学家发现，16000年以前的江西居民就已经懂得采集野生稻，并把它作为主要的粮食。公元前1万年冰河期结束，由于气候逐渐变暖，在亚洲开始农耕。早在七八千年前，在长江流域，人工栽培的主要植物是稻谷：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和嘉兴马家浜文化证明，当时人们栽培的稻谷有粳稻和籼稻两个品种。而黄河流域主要种植的是“粟”和“黍”等植物：陕西省西安市河东岸半坡村的仰韶文化证明，当时已有开垦耕地砍劈用的石斧、石锛、石铲，收割禾穗的石刀、陶刀，加工谷物的石碾、石磨盘和石磨棒等生产工具，生产以农业为主，发现“粟”的遗存。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北磁山文化证明，当时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许多窖穴中发现腐朽粮食堆积共为100立方米，总重量达50000公斤。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家索罗门·卡茨博士发表论文，又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认为人们最初种粮食的目的是为了酿酒，人们先是发现采集而来的谷物可以酿造成酒，而后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以便保证酿酒原料的供应。理由是，远古时代，人类的主食是肉类而不是谷物。国外发现在1万多年前，人类已经开始酿造谷物酒，而那时，人们仍然过着游牧生活。粮食的种植由此可以推到至少1万年前，这为原始的人工酿酒提供了物质原料。

二是储存食物的器具。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描绘19世纪的美洲印第安人，把泥涂在树枝做的筐里，晒干后盛物品，就是一例。顺此推想，中国古代的先民也有可能制作过这种盛物的器具，并在生产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发明了制陶。陶器的发明制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它揭开了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序幕。早在7000年前，中国原始父系社会就有了品种极为丰富的彩陶、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印纹陶等。中国古代典籍或民间也有“神农耕而做陶”、“燧人氏制陶”、“虞舜制陶”、“昆吾制陶”的记载和众多传说。可见中国制陶技术历史久远，很早就被中国人所掌握。1983年10月，考古专家在位于陕西省中西部的眉县杨家村出土了一组陶器。这组陶器计有5只小杯、4只高脚杯和1只陶葫芦。经专家鉴定确认，这批古陶器为酒具，属泥质红陶，烧成温度900℃C，距今有5800～6000年的历史，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偏晚的遗物。河南裴李岗出土的红陶三足壶距今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1962年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出土的陶罐，距今约1万年左右，这是迄今中国所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甲骨文中的“酉”字，像个盛液体的陶罐，是古代的“酒”字。在所有的汉字中，凡是带“酉”旁组成的字，大多与“酒”有关。盛液体，上古时期主要靠泥土制的陶壶、陶罐和陶瓮之类，这为人工酿酒提供了贮存的器具。

三是人类学会掌握利用温度的技术。有人考证，上古之入学会用火至少已有50万年的历史。早在6000年前后，河南郑州大河村的先民们已经懂得将一年分成12个太阳月的知识：一年360天，一个太阳月30天。这说明，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大体知道怎么利用太阳的温度了。酿酒，掌握适宜的温度至关重要，它决定着“酒”的质量好坏。温度过高，食物霉烂腐臭，吃这种“酒”坏肚子伤身体。温度不及，“酒”未酿熟，就不会有甘醇适口的味道。

四是有水的供给及对水质的选择。农耕植物的栽培和陶器的生产，再加上人们已经掌握了利用温度的知识，以及自然界有水的供给，人工酿酒才有可能变为现实。由此推想，人工酿酒至少已有8000年至1万年的历史了。先是自然酿酒，再到人工酿酒；由果酒乳酒再到米酒，又由米酒的浊酒(米带渣)再到清酒(经茅草过滤浊酒的酒，商、周典籍有记载)，乃至元代发展为经烧锅蒸馏才有的“烧酒”。可以说，当代浙江绍兴花雕黄酒就是古代“清酒”的“儿子”；那元代的“烧酒”则是当代二锅头的祖宗。

追述历史，仪狄并非造酒的祖师，造酒的真正祖师是比生在4200年前的仪狄还要早几千年的远古先民。在这些先民中，可能还是由众多在家做饭的老太婆，首先于无意中发现剩饭变成的米“酒”，由此受到启发，进而开始了有意识的人工酿酒。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爵”是夏禹时代的常用酒杯，当时盛酒的器具有陶器和青铜器，制作样式特别精致讲究，由此可以想到当时的饮酒时尚。在禹的时代，仪狄有可能就是众多在家做饭的老太婆中的一位，而且是一位掌握酿酒工艺和温度的“技术员”，经她亲手酿出的酒，味道甘美，在当地特别出名，因而仪狄的美名也就在民间世代相传。

教学之余，多是人际交往应酬，再加自己喜欢喝两杯，酒便成了每次应酬不可或缺的媒介。应酬中，我看到“酒”的神妙：无论什么人，只要三杯五盏下肚之后，思维渐渐激活，情绪渐渐亢奋，性格渐渐复真，拘忌渐渐解除……因人而异，你会看到座上宾客的神色和言谈举止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喝到尽兴时，“拿酒来，拿罐子来，拿海来，拿全宇宙来。”(纪弦：《饮者》)这或许就是俗谚所说的“酒有烂面之功”罢。由于好奇，我开始陆续收集中华名人与酒的相关资料，琢磨千百年来人们喜欢饮酒的原因。茶余饭后，批阅研究，有感而发，付之笔端，积少成多，终成“正果”，这就是本书的出版。

古往今来，人们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中国智商一流的顶级文人大都喜欢饮酒？答案不可胜数，可惜言简旨远，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一问题。作为一家言，我确信，水是解渴的，饭是充饥的，酒是满足人们丰富多彩和复杂精神世界需求的。人的精神世界需要酒的“勾兑”，其秘密在于酒能够暂时解脱世事对人心灵的缠磨、牵制与困扰。因而酒也就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平衡剂、释放剂、诱导剂、润滑剂和显真剂。

酒，如同飞机汽车一样，都是人类发明创造的物质成果，它是中性的，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关键在人的会用和善用。常言道“酒能成事，酒能败事”，这是说有的人会用酒善用酒；结果成事，有的人不会用酒不善用酒，结果败事。离开人，酒既无大脑，也无腿脚，怎么会成事或败事呢？“几人涓滴不能尝，几人一饮三百斗。亦有醒眼是狂徒，亦有酕醄酶神不谬。”(《水浒传》第四回)饮酒还是不饮酒，浊者自浊，清者自清。说到底，酒改变不了什么，要骂只能骂人不是东西，为啥骂酒是“祸泉” “伐性刀” “腐肠药” “狂药”呢？酒是无罪的。还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这才是真理。

李白在《将进酒》一诗中说过这样的怪话：“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考诸历代名人特别是历代文人，大都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诗中所写的“饮者”多数不但好酒，而且有才。才因酒而愈显，酒助才而愈名。因此，李白的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是书名的出典所在。全书共写了130多个名人，又多是文人。这是因为，文人不只饮酒，而且留下了大量饮酒的诗文。反之，有些名人生前虽然饮酒，却无资料记载，也就只好割爱。几千年来，人海茫茫，饮酒的名人岂止130多人？笔者不过是仰望满天星斗，拣知道的几颗写写而已！

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本书旨在通过研究分析中华名人在“饮食”中的“饮酒”行为，来了解他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也为中国酒文化研究者提供丰富翔实的资料。古今有关中国酒文化研究的文章不少，但以名人饮酒论酒的“详细报道加评论”式的文章并不多见。因此，本书的出版也算是填补这方面的一项空白。明清和“中华民国”以来的饮酒名人涉猎较少，主要因笔者在这方面占有的资料太少所致，将来本书如幸获再版，或可勉力略作增补。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完成初稿后，承蒙学友周凤臻以资赞助，夏永旺和刘廷美予以修改并提出宝贵意见，中国文史出版社韩淑芳等同志精心策划与编审，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同时，由于自己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二○○八年九月记于东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