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布隆迪。太阳在六点十五分升起，十八点二十分落下，上天安排，一年中每天如此，每月如此。在布琼布拉，气温永远不低于22℃，也永远不高于28℃。这里无论冬夏，不分季节，无道理可言。昨天他们还在开枪。是哪些人？谁知道呢？叛乱者？军队？肯定两者都是；还没算上盗贼，加上无数持枪者中的一些人，他们乘混乱之际，向天空胡乱开枪以试验机枪的性能。我住在山坡上的基里里街区已有一年时光，俄式步枪在昨天夜间就响了两个小时。子弹划出一串串红色的弧线，天空像过节似的笛声悠扬。在这怪里怪气的乐声中，不时地穿插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甚至还有火箭弹的射击声，火箭弹在爆炸前会发出长长的、令人不安的呼啸声，清晰可辨。今天早上，艾玛纽埃尔对我说，他不放心我，是雅克先前对他说的，在我住的街区发出爆炸声。说真的，这一次我是害怕了。午夜将近两点半，一声格外强烈的巨响把我家的墙壁都震动了。后来我得知，这颗呈抛物线的炸弹落在了中国大使的专车上，与我的房子隔着几户人家。运载物彻底炸开了，里面冒烟的五脏六腑赤裸裸地暴露在月光下。今天早上，办公室里大家尽议论着这件事情：“他们肯定是瞄准总统府的……”“要不就是美国大使的官邸……”“他们打得太不准了，但还是相当危险；差一点儿中流弹……”

尽管这个城市上空似乎笼罩着大难在即的阴影，我却不感到有什么紧张气氛……但也免不了设想到最坏的结局，想到新一轮的杀戮，就如1993年发生的那一场屠杀，或是一场国内战争，或是一次军事政变。要不就是一次暴动，一次大规模的抢劫，谁知道呢……陡然之间，生活就变得了无生气了。时不时地，有人大声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句话非常概括地总结了当下的形势： “有什么意义呢？”是的，倘若一切将在明天结束，有什么必要制定计划、做调研；有什么必要再做生意？2000年12月机枪对欧洲空中客车大型飞机上扫射，之后禁运开始，生活停顿了几个月，又有谁会忘记这件事呢？那时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汽油。在这里，远离一切，流离失所的人便学会了布隆迪人的古怪脾气。他们待了几个星期后，便也装着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从没出过只有小县城大的首都、在仅有的几条小街上漫无目的地晃来晃去，唯一让他们吃惊的是在马路上又多了个炸弹坑、听到一点点不寻常的声音也会惊慌失措，他们对这些都习以为常了。我们日常的谈话也永远是老一套，大家对形势的看法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面对机枪扫射，开着同样的玩笑；特别对长长的死亡名单上又多了一些人谁也不在乎，谁也不放在心上。每个人都朝这方面去想，这场已使国家瘫痪了十年之久、其实是精心策划的战争并不十分可怕，他们说： “这是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他们不会攻击外国人的……”“在这儿，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不必在意……你知道吗，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这样了……”但在我接受不了，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因此，在我们这个外来人的小团体中，我被看成是一个不安定分子。他们善意地嘲讽我，向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叙述我在七月大规模的冲突中是如何在半夜多次给大使打电话的。他们的话并无恶意，多少还有点关心的意思。我知道，他们对我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还是颇有好感的，因为我不会装腔作势。久而久之，我就会成为所有人内心不安的、有点可笑的形象化身了。我并非是提心吊胆，但确信，这里的形势是严重的，远非只有几伙人在争权夺利。然而今天早上，我的心情很轻松，还与他们开玩笑；我说到了我的打算，笑得很开心……今天早上，我对发生在布隆迪的一切有点儿无所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我就要飞往达喀尔，参加一个恢复中非和平的国际研讨会。可以放松十几天了。我可以晚上在街上闲逛，不必担心宵禁；可以坐汽车出城；谈论政治不必担心隔墙有耳；也可以安心地在餐馆用餐了。想到有这么几天舒心的日子，我竟然忘记我只能绕道到达目的地带来的麻烦：要到西非去，我必须先飞东面的埃塞俄比亚，在那儿要滞留六个小时，等去拉各斯的通知。一旦到了拉各斯，我还得等上四个小时才能坐飞机去达喀尔。如果直飞，仅需六七个小时便够了，但我却要花整整两天时间，那还只是如意算盘。两天时间……没算上在非洲旅行不可避免会遭遇到的种种麻烦呢。

亚的斯亚贝巴新的国际机场终于建成了。他们开了几家挺不错的店铺，出售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不多见的书籍。埃塞俄比亚的女人很美，非常美。她们恪守教义要求的妇德，但并不能掩饰她们天生的浪漫情怀。相反，她们之中的一些人还因此更加激发情欲。她们三三两两在街上行走，像修女似的穿着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面纱，小腿连脚踝都深藏不露；但她们却踏着雅致的高跟鞋，形成优美的曲线；精致的丝质长袍几乎是透明的，风情万种地落在她们那肥硕的臀上。我看着她们路过，做了一整夜的美梦。三个女人勾肩搭背款款而来，发现我盯着她们看，意识到自己的魅力所在，火辣辣地瞧我一眼，相互用胳臂搡了搡，朝我的方向边看边哧哧地笑。美丽的埃塞俄比亚女人让我想到了自由的可贵：在我感到日渐狭窄的自由空间，任何力量也不能把我从这里撵走——这是微闭双眼，为她们肉体的芬芳所陶醉的自由。

清晨六点，我搭乘的飞机稳稳地落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机场的停机坪上。我把鼻子贴在舷窗上看。跑道上的信号灯突然熄灭了。我感觉到有些蹊跷，但也没太在意。我们来到柜台办入关手续时，大厅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电脑插头插在备用紧急插座上。警方人员借着烛光验证护照，他们的脸在跳动的烛光下显得十分狰狞可怖。断电了。我大汗淋漓。应该知道，一个汗流不止的过客就是尼日利亚海关人员的天然猎物！检查我护照的人是一个光脑袋的大个子，脸上乐开了花，连制服都没穿。他没收了我的护照，把我与另一个倒霉的布隆迪同伴关进一间没有照明的、黑乎乎的小屋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也没发生，”那人操着不熟练的英语说道，“登记后我会把护照还给您。”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什么说法也没有。每隔半小时，我就去询问机场人员，每次都被毫不客气地顶了回来。

“我已经对您说了在候机厅等候，起飞前，我会来找您的……”

我总算打听到一些消息。技术人员没法排除电力故障。自我们的飞机降落之后，没有一架飞机着陆。有些人说到破坏、谋杀……自我离开布琼布拉之后，我没入睡一小时以上。我的感觉也莫名其妙地麻木了，好像我明白烦躁也无济于事似的；我只有等待，同时注意着周围的动静。陡地，我的那位警察先生闯进来，吼叫道：

“快！快！快出去！跟着我，快！”

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有火警。失火了？在哪儿？

“难道您没闻出什么味道吗？”

果真，一股橡皮焦味直冲我的鼻子，经久不散。上百号人边叫边冲向出口处，周围一片混乱。

“那么我的护照呢？”

戏这才演完：海关人员不慌不忙地拍打着他裤子的后口袋，终于道出了他的真意：

“在这儿呢。得给我一两瓶啤酒喝喝吧……”

我花了五个美元，终于得到了我那珍贵的护照。如不是因为火情，我要通过的话，得至少再花上十倍于此的钱。那个警察消失了。我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带着没有签证的护照，离开机场在拉各斯满街乱跑？这不是在发疯吗？……在拉各斯，只有枪和小费说了算。

不，我决定不进城。我追随着人流，向登机大厅挤过去；我在走廊上拐了一个弯，来到一个硕大的咖啡厅，里面空荡荡的。在大厅中央，一辆卖三明治的小推车被遗弃在一边。我惊慌失措，赶紧在一个座位上坐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他。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微微有些发胖，头发稀疏，呈棕黄色，趴在桌子上，仿佛在等人拿什么喝的给他。空气开始热得令人窒息，该喝点什么了，不过我没说咖啡或是茶，只要一杯水就行了。那人突然站起来，快速走到柜台后面，自取了一瓶矿泉水，坦然地撂下了一个美元。就在这时，一个警察看准时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小偷！”他大声说道，“我看见您拿水的。我要拘捕您。我有权扣留您两天，您明白吗？”

我倒是明白！刚才我迟疑着不愿把护照交给那个海关人员时，他也是这样威胁我的。小老头没被吓着，他动怒了，抗议道：

“你们是否想到我的感受？我们在高温下待了将近五个小时了，连一口水也没喝上。”P1-5

1939年初，也就是杰克·比因离开弗洛伊德积极投身于抗战时，他中断了记述。然而，他继续写日记，直到他去世。杰克·比因返回伦敦后，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没有再去莫斯科。1940年他空降到柏林的纳粹巢穴，整整两年时间，他领导苏联间谍支部开展工作。大家应记得，他在慕尼黑时与诗人特里斯丹·特扎拉很熟，诗人创办了一家报纸，他就模仿报名为他的组织起了一个名字，叫“带刺的心”。1941年，这个支部眼看将要暴露，不得不终止活动，杰克·比因被调回法国，如今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成了著名的“红色乐队”最积极的成员之一了。1944年初，在情报网瓦解之时，他在巴黎被捕，受尽盖世太保的酷刑，他什么也没说，最终被投入集中营。其时他已五十八岁。谁也没料到他能坚持下来；1945年4月，美国军队把他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救出来。人们不大清楚他接下来做了什么事情，他的手记里有关这一段生活的文字记载已经被撕掉了。有可能他随着美国军队再次进入维也纳，他精通德语，又对纳粹的等级制度非常熟悉，美国人知道如何利用他的特长。

杰克·比因的记事本从1947年初又开始有了记载。当时他在巴勒斯坦，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加入了哈加纳组织’，这就是1948年后成立的以色列军队的前身。根据我所咨询的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某些人认为他一直是苏联间谍；另一些人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在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得知“红色乐队”的头头莱奥普尔·特雷贝被捕的消息，他转向了另一个阵营。这些人翻阅了最近公开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资料表明，美国尚未承认年轻的犹太国时，杰克·比因已经是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之一了。我从他的家人处得知，他死于1949年，当时他在耶路撒冷，手拿武器，是在独立战争的一次战役中牺牲的。

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这个人的一生充满传奇，他是烽火连天、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特殊的见证人。我们能感觉到，他像那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是打上意识形态和纷争不断的时代烙印的。他比一般人敏感，比一般人勇敢，他脱颖而出，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智者。倘若说大部分知识分子为所有问题所困扰的话，那么他却介入到所有的行动之中。

大家会感到奇怪，杰克·比因既然是精神分析学兴起之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有关弗洛伊德的记载里怎么会没有他的名字呢？这是因为他俩都小心翼翼不让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外人所知——至少在最后的二十年中。第一代精神分析学学者是知道这个人存在的，但肯定不知道随着时光的推移，此人对弗洛伊德所产生的影响。至少，他本人是很依恋弗洛伊德的，尽管他的情感也是时时处于矛盾之中。他显然是一个多面体，叫伊萨克．约斯福维奇·罗宾诺维奇，又名杰克·比因，又名“特里斯丹”，又名“大夫”，又名海因里希·芬克；不管他的一生中背上了多少重身份，他的心中始终怀有“他的”弗洛伊德……他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曾是弗洛伊德的朋友，是他信赖的人，这种感情在他身处最艰难的时刻像护身符似的赋予他力量和信心。

读者大概也意识到了，杰克·比因的手记构成了一份特殊的文献资料。按报刊的行话说，就是他们所谓的“独家新闻”。在把这份文献交给出版商之前，我犹豫良久。不管文献中有多少证据和证人，人们仍然会对它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某些新闻记者一面否认我叙事的诚实态度，一面却又谴责我掩盖了在湖底找到黄金的事实，并且谴责我只是在藏匿黄金的地点明确之后才告知国际公约组织。甚至还有一位新闻记者——名字我就不说了——写道，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给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说明弗洛伊德的财产是如何失踪的。我在这里再重复一次：英国卡车上的货箱里没有留下一克黄金！尽管基伍湖上空天气恶劣，时常会出现狂风暴雨，但黄金还是完好无损，布卡武的居民得知这个消息后，成百上千地跳人湖水之中，也许已经抢得干干净净了。有人还责备我只是有选择地刊登有关弗洛伊德的资料，仅仅披露了合乎自己口味的一些东西。纯属诬陷！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把杰克·比因的记事本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我的大学的图书馆，可以让有关研究者和专业人士随时参阅，这就是明证。

任何历史的叙述都存在主观的成分。确切地说，虽说我本人没有撰写这个记事本，只是把它诠释并且出版了，但我肯定掺杂了我个人的因素。因此每当有我本人出现时，我特别注意加以说明，我这样做是冒着暴露自己，甚至暴露我的私生活的风险的。为此，我选择了叙事的方式，借助细节描述，交代了我发现这个记事本的背景，以及日后在我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我曾经考虑过在这本书下加个副标题：双重日记。所谓“双重”部分，就是我本人的日记与记事本作者的日记重合的篇章。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我不想让这本书加上通常的注释，以及泛泛的、令人生厌的序言，从而成为学究式的版本，否则，这只能让读者扫兴。本书是以自身的力量——用事实来说话的，无需介绍与评说。

我本着尊重事实的虔诚态度出版这本书。我唯一的想法是把这些资料公之于众，交由公众保管，因为我很担心精神分析学的官方机构会扭曲或是掩盖了这些文字。当读者知道，这个记事本倘若放在纽约弗洛伊德档案馆，可能至少得等一百年才能对公众开禁时，那么是否该把它放在那里，他们自有判断……我个人认为，无论对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精神病科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史学家和哲学家，还是对所有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或是在当时参与这种治疗的人们，了解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另一个侧面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与阿谀逢迎他的人所塑造的伟人形象相去甚远。我应该说，现实的一切都使我很失望。我的同事们读过这部手稿后，其中的一些人说，即便这份资料里所说的都是真的——事实上他们仍在怀疑，也不应该宣扬，不应该有损英雄的形象，玷污他自身构成的英雄史诗。就我所知，这些人甚至说，揭示弗洛伊德的真实面目有害无益，因为来做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仅仅需要一个人物，一个精神形象做自己的支撑，并不需要一个什么有根有据的历史真实。不言而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这里，我对所有为我创造条件，鼓励我写完这本书的先生女士们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普雷西奥兹·穆旺布查。直至去年年底我才再见到普雷西奥兹，不是像几家报纸上说的那样，在发现杰克．比因的卡车行驶路线之后立即与她会面的；他们这样说无非想证明我本人与秘密情报机构是有联系的；我是在一次解决中非冲突问题的大会上与普雷西奥兹重逢的。读者不难想象，我俩有说不完的话。误会一旦消除，爱情又行使了它的权利，比当初更加强烈，更加真实，因经受了考验而变得更加深刻。从此，我们在大海边的一座木屋里共同生活了。我相信，依靠爱情的力量，噩梦会随着黑暗的消逝而终结。一俟普雷西奥兹离婚后，我们就结婚。她表现出耐心和勇气，尤其在我晚上写作折腾不已、没完没了提出问题时表现出超人的承受能力，我想，我对她怎么感谢都不会过分。我同样要对杰克·比因的孙子——康利尔·比因表示我诚挚的谢意，他帮助我归类、整理了有关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的资料。他对真理的积极探索精神、对重新构建他的家族史，以及欧洲史一个侧面所表现出的热情，都是我日常工作的动力。他是他父亲值得骄傲的儿子，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家庭的后代，是活着的历史见证人，就如在非洲人们说的那样，“再猛烈的风也褪不去豹皮上的斑纹。”

莱奥普尔·卡罗

西班牙港

我之所以说这本书是“奇书”，是因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贯穿了全书，且最后留下了悬念，使读者情不自禁地希望能在别处找到印证，看看弗洛伊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黄金之谜究竟有几分可信。

首先书名就有讲究。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创始人，著名精神科医生，他看什么病？找谁看病？为他看病值得写下这么厚厚的一本书吗？然而在通读全书之后，我们不能不认为他本人也确实是个精神病患者，他虽然绝无可能去找他的连弟子都算不上的年轻朋友——书中第二叙事人罗宾诺维奇看病，但他把罗看做忘年交，常年对他敞开心扉，几乎无话不说，因此罗是有资格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我的病人弗洛伊德”；而读者随之也会觉得这个书名耐人寻味，亦很切题。“奇”字可贬可褒，主要指不多见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小说的结构是“奇”的。情节曲折、人物繁多、内容庞杂、时空交错，甚至有两个叙事人同时在写日记，并且贯穿全书，根据以往读现代小说的经验，阅读肯定费神费解，甚至不忍卒读，然而不！这本书的脉络异常清晰，情节环环紧扣，昔日和现时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书中的主要人物个性鲜明，各就各位，不易混淆。“文如看山喜不平”，本书好比迂回起伏的大山，凹凸有致，多姿多彩，让我们既能领略远处的风云际会，又能对就近的沟沟坎坎一目了然。再者，书中不仅情节虚虚实实，人物也是真真假假。弗洛伊德一生中几个主要阶段在书中得到真实的再现，但在细节上肯定有杜撰的成分；书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大都是弗洛伊德圈子里的人，经一一查实，有一些确有其人，曾与弗洛伊德过从甚密，并且最后的确与他分道扬镳了，但也有不少是查无此人的。最后的神来之笔，当属弗洛伊德身后留下的数吨黄金之谜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高达五吨重的金块最后究竟落在谁的手上呢？再往深处去想，弗洛伊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书中的情节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仿佛想彻底打消读者疑虑似的，作者又在后记里言之凿凿地强调了一番：

“读者大概也意识到了，杰克·比因(即第二叙事人)的手记构成了一份特殊的文献资料。按报刊的行话说，就是他们所谓的‘独家新闻’。在把这份文献交给出版商之前，我犹豫良久。不管文献中有多少证据和证人，人们仍然会对它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某些新闻记者一面否认我叙事的诚实态度，一面却又谴责我掩盖了在湖底找到黄金的事实……有人还责备我只是有选择地刊登有关弗洛伊德的资料，仅仅披露了合乎自己口味的一些东西。纯属诬陷！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把杰克．比因的记事本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我的大学的图书馆，可以让有关研究者和专业人士随时参阅，这就是明证。”……

“我本着尊重事实的虔诚态度出版这本书。我唯一的想法是把这些资料公之于众，交由公众保管，因为我很担心精神分析学的官方机构会扭曲或是掩盖了这些文字。当读者知道，这个记事本倘若放在纽约弗洛伊德档案馆，可能至少得等一百年才能对公众开禁时，那么是否该把它放在那里，他们自有判断……”

“我应该说，现实的一切都使我很失望。我的同事们读过这部手稿后，其中的一些人说，即便这份资料里所说的都是真的——事实上他们仍在怀疑——也不应该宣扬，不应该有损英雄的形象，玷污他自身构成的英雄史诗。就我所知，这些人甚至说，揭示弗洛伊德的真实面目有害无益．因为来做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仅仅需要一个人物，一个精神形象做自己的支撑，并不需要一个什么有根有据的历史真实。不言而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作者花了将近一页的篇幅强调本书的真实性，想不到他笔锋一转，却又写道：“我是在一次解决中非冲突问题的大会上与普雷西奥兹重逢的。读者不难想象，我俩有说不完的话。误会一旦消除，爱情又行使了它的权利，比当初更加强烈，更加真实，因经受了考验而变得更加深刻。从此，我们在大海边的一座木屋里共同生活了。我相信，依靠爱情的力量，噩梦会随着黑暗的消逝而终结。一俟普雷西奥兹离婚后，我们就结婚。”在最后署名时，还来了个“莱奥普尔·卡罗，于西班牙港”——个子虚乌有的地方。纯粹又回到了虚构的情节与小说语言了。此刻，也许他担心读者读了他的后记真的一锤定音，确认书上写的是真人真事了；为了避免以讹传讹，酿成大错，于是他不忍心又加上几句，再次让读者跌入团团迷雾之中；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吊起他们的胃口，把玩读者于他的股掌之中，那么读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就见仁见智吧。

本书既然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且读来兴趣盎然，毫不费劲，因此无需译者再画蛇添足，介绍什么提要梗概之类了；但我仍想在这里谈谈自己译后的感想。

世人对弗洛伊德的了解仅限于他的著作及公开文本上的介绍；本书的主线是通过第二叙事人罗宾诺维奇的手记全方位地描述他的生活，包括他的事业、家庭、感情生活、与同行及弟子的关系、性格特征等等，并且以形象化的语言和活生生的事例诠释了他在性理论上的主要观点。应该说，作者是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目标的，因为读罢全书，一个有血有肉、极具生命活力、喜怒哀乐与常人无异的弗洛伊德就耸立在我们面前，举手可触。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之所以可信，是因为他的存在与发展完全符合他自身的逻辑；他像其他领域的伟人一样，终生追求事业，具有极强的思辨能力，性格刚毅，魅力无穷，否则，也不会成为当今我们熟知的弗洛伊德了；但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与其他伟人一样，性格上的某些缺陷甚至更甚于常人：他唯我独尊，不择手段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俨然成为他的学术小圈子里的“教父”；他虽然开创了性学的一片天地，但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不仅不敢以身作则，把他的理论推向极致，而且还虚情假意，对勇于尝试和实践的人说三道四，保持貌似中立的地位，以此沽名钓誉；他的名利心重，得不到诺贝尔奖就冷嘲热讽，见同行事业有成嫉妒万分；他好色又无色胆，一味追求舒适享受；嘴上视死如归，实际惧老怕死。凡此种种，在我们阅读过的外国人物传记中都似曾相识。作者对他有褒有贬，似乎贬多褒少；更为致命的，是他从本质上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质疑，大有彻底否定弗洛伊德学说之嫌，在这方面，我倒觉得作者的观点有些偏激了。

作者似乎特别青睐书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奥托。格罗斯。这个常人眼中的疯子却是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褒扬的笔触随处可见。奥托对社会对家人彻底叛逆，敢想敢做，勇于实践，致力于回归人的本性，毫不计较名利，毫不虚伪做作，在强大的传统势力面前，屡战屡败，最终灰心绝望，暴毙街头。另一个是汉娜。她是罗宾诺维奇的情妇，天真坦诚，才华横溢，有理想有追求，但不幸染上毒瘾；她想戒毒，求教于弗洛伊德和阿尔特两位声名显赫的医生，又遭引诱，陷入感情的漩涡不能自拔，毒瘾愈来愈大，最终自杀身亡。本人以为，这两个人虽然有诸多优点，但毕竟无政府主义思潮浸淫太深，只能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亦是时代的悲剧，年轻人千万不要效仿。应该说，在书的下半部，作者叙述第二叙事人巧遇列宁、投身革命的章节略显苍白，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受到长年的革命教育，对革命活动比较熟悉，比照之下，会觉得这部分写得不到位；也因为纵观作者的生平，他对革命没有感同身受的缘故所致，是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带来的必然后果。至于书中另两位人物——当下第一叙事人莱奥普尔·卡罗和他的情妇普雷西奥兹，他们作为故事的衬托者，占用篇幅较少，形象就不及一个世纪前的那对情人——罗宾诺维奇和汉娜那么生动饱满了。

我相信，读罢此书的人会对弗洛伊德，以及他身后留下的谜团产生一定的兴趣，特别是他生前有言在先，他的档案要到下个世纪才能解密。为此，我把《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关他的条目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以免读者再去查阅了：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神经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1885年前往巴黎学习，他在当时得出结论：精神疾病的病因可能纯粹是心理因素，而非器官因素。回到维也纳之后，他在一些关键性精神分析概念与技术方面有所发现，包括自由联想、无意识、精神官能症等。1899年他出版《梦的解析》，在书中分析梦的形成背后复杂的象征性过程；在有争议的《性论三篇》中，他描述了精神性欲的复杂阶段，以及恋母情结的形成。弗洛伊德最后把精神分析的洞察力应用于玩笑、口误、种族背景、宗教与神话、现代文明等各种不同的现象。1908年在“心理学星期三聚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1910年发展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1911年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内部出现分歧。阿德莱、斯泰凯尔等人相继与弗洛伊德决裂。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弗洛伊德逃到英国，不久在那里死去。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论点被后人修正、发展。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行为不仅由性欲支配，社会、经济、教养等因素对人格的形成、对本性也都起着作用；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形象，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

由于书中多次提到了他的爱女安娜，这里不妨把有关安娜的内容也抄录几句：

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奥地利裔英国心理学家，儿童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她是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之女。她早年当过小学教师，每日观察儿童，对儿童心理学产生兴趣。1925年至1928年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1938年与其晚年多病的父亲一同逃离纳粹统治下的奥地利，到英国定居。1968年出版《儿童期的正常和异常精神表现》，全面总结了她的思想。

至于书中提及的其他几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专家，词典上也有条目介绍，这里就不一一抄录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可以通过这本书窥见弗洛伊德思想、生活和工作的一个侧面；对弗洛伊德性理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十九世纪初维也纳的社会习俗、性思潮的兴起及其实践、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知识分子的走向与分化也都大致有了一个感性认识。由于书中当下第一叙事人在非洲工作，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和需要，作者同时也大量介绍了非洲的历史、宗教礼仪、种族矛盾和风土人情，看了不仅增长了见识，而且也很过瘾。

本书作者托比·纳唐是巴黎第三大学的教授，专攻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和人种学，显然，他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时，是十分驾轻就熟的。在此之前，他已出版过多部文学作品，所以这部小说，或日传记体小说、纪实性小说，能写得如此精彩也就不足为奇了。

译者

2007年7月

“我本着尊重事实的虔诚态度出版这本书。我唯一的想法是把这些资料公之于众，交由公众保管，因为我很担心精神分析学的官方机构会扭曲或是掩盖了这些文字。当读者知道，这个记事本倘若放在纽约弗洛伊德档案馆，可能至少得等一百年才能对公众开禁时，那么是否该把它放在那里，他们自有判断……”

作者托比·纳唐是巴黎第三大学的教授，专攻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和人种学，显然，他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时，是十分驾轻就熟的。在此之前，他已出版过多部文学作品，所以这部小说，或日传记体小说、纪实性小说，能写得如此精彩也就不足为奇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可以通过这

本书窥见弗洛伊德思想、生活和工作的一个侧面；对弗洛伊德性理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十九世纪初维也纳的社会习俗、性思潮的兴起及其实践、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知识分子的走向与分化也都大致有了一个感性认识。由于书中当下第一叙事人在非洲工作，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和需要，作者同时也大量介绍了非洲的历史、宗教礼仪、种族矛盾和风土人情。

这本日记不仅披露了大师弗洛伊德的言行举止，还讲述了1900年末在维也纳的生活，讲述了在精神分析学理论上读不到的东西，如弗洛伊德的私生活、首批出现的精神分析学专家的为人处世、一次世纪革命的极端与疯狂。

2003年12月的一天，一本无人知晓的手稿落入到一个流亡在外的研究者之手。读者越是深入到这个往昔人物的生活之中，越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痛苦和窒息，仿佛一个咒符与陌生人偶尔继承到的这部手稿永远纠缠不清似的。

作者托比·纳唐在书中把过去与现在虚虚实实地糅合在一起，以彻底放松的心态和惊人的胆识，成功地完成了这部杰作。

托比·纳唐是人种精神分析学理论的著名专家，同时也从事创作，他写过不少小说（其中有《迷恋银屏的人》、《萨拉加·波》），和一个剧本《弗洛伊德的入狱之罪》。2005年，他参与了精神分析学的“黑小说”的系列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