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本书以期通过传主的生平事略与历史图片及详细的文字说明，向人们再现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謇开拓奋进、自强不息的一生，告诉人们不要忘记他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步作出的杰出贡献。

本书以50则记事为基础，几经修改整理而成。通读全书，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张謇这位中国近代化开拓者的壮美人生。张謇为国计民生办有用之事，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称之为“春蚕精神”，这种精神已经被后裔传承，并且影响了许许多多仰慕他的有识之士。

序 章开沅

农家子弟

勤奋好学

借籍风波

初人社会

随军赴朝

尽力乡事

大魁天下

大德日生

力主变法

师生情深

东南互保

变法平议

滩涂开发

东游日本

保卫海权

教育立国

投身立宪

拥护共和

推进立法

通商开放

地方自治

金石相助

水利先行

国际友情

科学人才

主权至上

大生厄运

自爱自重

予为事业生予为事业死

归于山林

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

附录 张謇企事业一览表

后记

同治十三年(1874年)，祖父归籍的第二年，他视为恩师的孙云锦已调任江宁发审局。孙云锦体念祖父家境贫寒，同时也欣赏祖父文才和品德，再次向祖父伸出援助之手，诚邀他到江宁发审局，在自己身边任书记，帮助处理文牍等事务。祖父万分感激，有心报答孙云锦知遇之恩，便离家来到江宁，在治事之余，尽心尽力辅助孙云锦的两个儿子读书学习，三人相处犹如手足。那时祖父年方21岁。

江宁是东南文化中心，也是四方人才荟萃之地，几个大书院的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在孙云锦的关心和引见下，祖父先后投考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继续勤奋刻苦学习，学问有了更大的长进。同时也结交了更多的名师益友，如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惜阴书院山长薛慰农、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等。他如饥似渴地向这些名师学习治经读史。

这一时期，祖父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得到了锻炼。祖父初到江宁时，与同窗陈丈投考钟山书院，校官韩叔起负责评阅祖父试卷，未予录取。祖父对自己的制艺文字很有信心，因而心感不平，不能克制，直接给韩叔起写信，要求指出不足之处。不久后，祖父又改名再考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得到两院山长李小湖和薛慰农的好评和赏识，同取第一名，还亲与祖父见面。与此同时，薛慰农先生将祖父负气写信给韩叔起之事告诉了孙云锦先生，孙云锦先生很不高兴，严厉地批评祖父：“少年使气，更事少耳，须善养。”并代祖父向韩叔起先生道歉，祖父既感激又惭愧。陈丈窗友也规劝祖父：“才须晦以养之，谦以益之，否则恐招忌招损。”有的长者也告诫祖父：“耐烦读书，耐苦处境。”祖父经历此事后，察觉自己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接受教训，克服浮躁，加强修养，更好地做人。

章开沅老师曾谈到祖父的恩师孙云锦以及各位名师对祖父的“爱护倍加，仁至义尽”：“张謇不仅经常受惠于父母的亲切教诲，而且还得益于许多时时给以诤言的师友。孙云锦与他不仅是主宾关系，而且简直是把他视为自己的子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而且以自身的风范深刻地影响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李小湖、薛慰农、张裕钊三位名师对他更是关怀备至，不仅帮助他为一生的学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在为人处世方面也给以言传身教。例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五日，张謇回通州应岁试之前，孙云锦特地为这个年轻幕客设宴送行。当天的日记表露了张謇的内心感动：‘海师殷殷之意，厚无复加，濒行亲为检点行李，以肩舆送至舟。’第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张謇在江宁参加恩科乡试之前，薛慰农又‘甚相属望，坚嘱场前勿多访友，勿读闲书，一以凝文心、养文机为主。且谓于子期望最切，勉哉勉哉！’张謇激动得在日记上写道：‘噫！不才安得掊九万里风，扶摇直上，报我生平知己耶！”’

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祖父随孙云锦到淮安查勘有关渔滨河积讼案。一路上，他看到农村灾情十分严重，老百姓生活凄惨万分，不禁深有触动，途中陆续写了十多首诗，其中一首《农妇叹》曰：

朝朝复暮暮，风炎日蒸土。

谁云江南好，但觉农妇苦。

头蓬胫■足藉苴，少者露臂长者乳。

乱后田荒莽且芜，瘠人腴田田有主。

君不见阊门女儿年十五，玉貌如花艳歌舞。

倚门日博千黄金，只费朝来一媚妩。

诗中流露出对百姓的关爱和对社会贫富差异的不平之情。民间百姓的痛苦使他更明确了今后的道路。

当年年底，祖父奉曾祖之命，回家乡完婚。祖母徐氏，贤惠知礼，曾祖和曾祖母十分喜爱，祖父也非常高兴。

祖父到江宁工作的第二年，经孙云锦先生介绍，与庆军统领庐江吴长庆提督相识，祖父对吴长庆为人清正、礼贤下士早有所闻，十分钦敬。光绪元年(1875年)年底，孙云锦奉调河运差，祖父因承父命准备次年乡试，未能随往。吴长庆托刘筱泉邀请祖父入庆军幕府，任机要文书，祖父向孙师汇报后欣然应命。回乡探望父母，赴职辞别时，作《去家检衣》一诗：

北风动庭树，落叶浩如雪。

游子身觉单，检衣辄呜咽。

游子还家时，褥袴垢且裂。

垢者忽以澣，裂者忽以缀。

j幸}斯复缀斯，不闻慈母说。

游子计出门，终岁十常七。

还家慈母劬，出门慈母慑。

念此心孔伤，泪下不可掇。

游子眼中泪，慈母心上血。

诗中流露出对曾祖母无尽的眷恋，但祖父立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光绪二年(1876年)，祖父人吴长庆幕府，时年23岁。

父亲孝若公曾谈道：“吴公虽然是带兵的武人，但是很看重文人。自从我父到他的军幕以后，相待的情意和礼貌，非常优厚恳挚，晓得我父家里穷，不时送钱用；到了冬天，寒风飘雪，就送皮袍穿。”吴公在军营自己住的宅堂后，特地为祖父建造了五间茅庐，使祖父既可专心处理文书，又可安心读书。他还提出要为祖父保举功名，但祖父表示：“不可于进身之始藉人之力”，未接受，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科举考试方面取得好成绩，吴长庆越发器重祖父。其间，祖父除完成军中文书工作外，较多时间用于拜师学艺，三大书院山长对祖父教诲最多，祖父收益更大。在频繁的岁试、科试、优行试等考试中，六次获得第一名。

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祖父为曾祖彭年公祝六十大寿，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贺曾祖母金太夫人六十大寿。不幸次年十一月，金太夫人病重，病危时，她叮嘱祖父：“病殆不起，善事汝父；汝大舅家累重，须看顾；有钱须先还债；穷苦人须周济，不必待有余；科第为士人归宿，门户名号，自须求之，但汝性刚语直，慎勿为官；汝妇能理家事，我无虑；汝作事勿放浪，好好做人。又我平生虽诵经理佛，但身后勿营佛事妄费。”曾祖母于十一月十八日未刻故。祖父一直告诫后人，曾祖母顾全大局、善人克己的思想，子孙们要永远牢记，永远继承。

光绪六年(1880年)，祖父随吴长庆登泰山，在快活岭下，吴长庆写下铭文：“光绪六年四月，浙江提督庐江吴长庆人觐道此，偕乐平彭汝云、崇明杨安震、通州张謇登岱及顶。庆于兹山凡六游，而陟顶巅且三度矣。”当年，法国侵越南，窥伺我国领海。日本继续插手朝鲜事务，威胁中国东北。吴公奉朝命帮办山东防务，移六营驻登州和黄县。祖父随军幕先驻登州，后移蓬莱阁。

光绪七年(1881年)，军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四月的一天，项城袁世凯来拜见吴长庆并向吴公求职谋事。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笃臣是结拜弟兄，吴公念及世谊，安排他先在营中候事，请祖父予以指点并为他修改文章。袁世凯虽然是河南一秀才，但文理较差，祖父为他改文章，很认真，往往改得“一塌糊涂”。祖父是出于对袁世凯负责，但袁世凯却不大高兴，祖父对袁世凯有了初步的了解。刚过去两天，袁世凯神情张皇地找祖父说：“我有一件了不得的事，要求先生想一个法子，帮帮忙。”祖父问他什么事，他说：“我来的时候，带来几十个家中的旧部，一时不好和大帅说起，而他们住在外边的破庙里等候，连饭都没得吃了，先生看怎样好？”祖父向吴公讲明并说情，一贯厚道待人的吴公拿钱分给这些人，遣散他们回了老家。袁世凯对吴长庆和祖父一再表示感恩不尽。

P12-16

我不是佛教徒，却很相信缘分，与绪武同志的结识就是一种缘分。

1962年我有南通之行，正式踏上张謇研究的漫长道路，但却一直未能与绪武同志相晤。因为他大学毕业不久，即去北大荒，远离家乡将近30年。其实，即令当时他在南通或上海、南京，我也很难从他那里获知什么有关张謇的历史与文献的信息。因为他是在张謇逝世两年以后出生的，而7岁又失去父亲，对祖父本来就知之甚少。何况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强，特别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哪个不是极力与家庭划清界限。我研究张謇却不研究自己的曾祖父章维藩，也是怕别人说自己为剥削家庭歌功颂德。所以，我在南通结识了许多研究张謇的同行，却偏偏没有结识任何一位张謇的后裔。

直至1979年绪武同志才得以回到家乡工作，是开放改革的新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结识的机缘；是张謇研究的共同责任感，促成我们成为密切合作的伙伴。整整消磨了将近20年的艰难岁月，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直系后裔才走到一起，这种缘分又是多么值得珍惜。从此，我们共同策划历次张謇研究会议，协助组织张謇研究队伍，促成相关学术论著出版……绪武同志习惯于把曹从坡、穆炬等南通本地张謇研究者称为“老战友”，我虽非当地土著，大概也可以忝列为“老战友”吧！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我有幸与许多历史名人后裔结识，并且在研究工作进程中经常得到他们的指点与帮助，而与我合作关系最为密切且持续最久者首推绪武同志。他为人谦虚朴实，热诚直率，所以初次见面即如多年知己，没有任何客套就进入实质性的工作探讨。最使我倾服的是他对历史学者的理解与尊重，决不从个人亲情出发，影响乃至干预客观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他与居正的孙女居蜜博士非常相似，不管学者对于自己祖辈如何评价，只要是客观公正的探讨，他都持理解与宽容的态度，热情给以资料乃至经费的资助。如林济教授多年以前的习作《居正传》，尽管对传主有较苛刻的批评，但居蜜仍然赞赏其勤奋与才情，热情地向我推荐他来华师攻读博士学位。学术是学术，亲情是亲情，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正如政治不可与学术混为一谈。可以这样说，我与绪武同志的友谊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所以才能这样深挚，这样持久。

1979年以后，由于公务繁忙，绪武同志虽然潜心研究祖父，但毕竟难以亲自撰写完整的传记。直至2004年初，他才稍得余闲，挤出时间认真读书，搜集资料，走访故地，请教长者，为《人民政协报》专栏《张绪武心中的祖父——张謇》撰文，一周一篇，累计50则。现今即将出版的《我的祖父张謇》一书，就是以这50则记事为基础，几经修改整理而成。通读全书，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张謇这位中国近代化开拓者的壮美人生。传主有一段习惯话语：“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在张謇看来，人生来就是为了做事；而所谓一二有用事业，主要就是为了国计民生。翁同龢为大生纱厂书写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翁张师生之间相知之深，为常人所不能及，实乃流传千古之佳话。民生二字为动乎天地之人间枢机，大生之创办无非是从“衣被东南”做起。从大处着眼，从实事着手，这就是张謇永远值得世人学习的优长之处。

张謇为国计民生办有用之事，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称之为“春蚕精神”，这种精神已经被后裔传承，并且影响了许许多多仰慕他的有识之士。最近，绪武同志强邀我为季直先生大魁捷报书跋。我字既拙笨，文思更滞，但话语确实发诸至诚：“大魁天下不恋官，实业救国成儒商。鞠躬尽瘁创伟业，春蚕精神永留芳。”

谨以此作为序之结语。

新中国几代领导人都谈起过祖父张謇。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对黄炎培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改革开放的90年代，江泽民主席谈道：“张謇是前清状元，后转向共和，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长，了不起，他办了许多工厂、学校，为后人留下很多有益事业。”我也曾有幸在中央邀请民主党派领导和民主人士共贺春节的宴会上，多次听到江泽民主席向与会者谈起祖父的有关情况。

改革开放初期，1989年4月1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十五天)，我去看望在家中休息的胡耀邦同志，他对我说：“你祖父是近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创建了许多企业，兴办了许多学校，捐赠、举办了许多慈善事业，他是做实事的人。”他们的讲话是对祖父一生的肯定，对我们后人无疑也是鞭策。但就我自己来说，对祖父的理解是很不够的。

祖父去世后的第二年1928年，我方出生，本来可以从父亲那儿听到祖父更多的轶事。但十分不幸的是，我方7岁，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不到两午，抗日战争爆发，国仇家难，奔波流离，自身尚无宁日，家中往事更难以关注。新中国诞生不久，我从祖父创建的“南通学院”毕业，立即奔赴东北北大荒工作。三十年风风雨雨，既远离家乡和家人，也很少有时间阅看有关历史书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一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9年初，我回到南通，家乡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不愉快的事已经过去，在新的形势下，张謇研究已缓缓而起，我有机会追随各位专家学者，学习和研究近代史，对祖父奋斗的一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003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换届，承蒙组织关心，我从全国人大转到全国政协任常委。《人民政协报》张宝金同志和刘艳同志热情地找到我，希望我写点有关祖父的文章。我有顾虑，因我不善于写作。但经不起他们一再鼓励和劝勉，盛情难却，我表示先写一两段，如不尽人意，可以停下来，他们同意了。未想到《人民政协报》专为我设立了《张绪武心中的祖父》一栏目，我骑虎难下，尽力系统地阅看了一些书籍，收集了一些资料，请教有关专家学者，走访前辈，亲历故地，写作的过程实际是自己再学习的过程，也是在我人生的晚年，补上了不可缺少的一课。一周一文，2004年底，不觉完成了五十则，即现在《我的祖父张謇》的蓝本。

我很幸运。我父亲撰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胡适先生喻为“爱”的工作)和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撰写的《张謇传》终年终日与我为伴，给予我十分丰富而珍贵的素材。往往在深夜，已阅看过数遍的一段文、一句话，又使我产生了新的体会，身不由己地又坐到写字桌旁去。家乡人、也是我的知友赵鹏君撰写的《状元张謇》以及其他专家学者的论著同样给予我无尽的养料。

前几年，我走向黄海海边——当年祖父率领千军万马开垦的地方，茫茫沧海，风潮依旧。三余镇书记张剑冰同志对我说：“通州是国家产棉大区、重要的棉花基地，至今将近一百年了，张謇创建垦区的布局、格局、水利工程、农田基础设施等仍发挥着良好的作用，我区尚有五万多亩滩涂等待着新的开垦，但因资金缺少，多年未能如期进行，乡民们想念张四先生呀！”

20世纪90年代，我到日本最北端北海道地区，即1903年祖父赴日取经的地方访问，札幌市市长对我说：“中国开放已多年了，到日本各地谈生意的很多，但因北海道路途遥远，气候寒冷，来札幌市的却很少。因此，回想到一百多年以前，1903年时，交通更不方便，冰天雪地，荒芜一片。张老先生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中日友谊，为了取经，长途跋涉，顶风破浪，来到这里，太使我们日本人民感动了。这块土地上，永远留下了他的足迹，是不能磨灭的纪念，我们敬重他。”

祖父一生志高心坚，风起云涌，深深地进入了我的脑海，无形中促进我更好地完成我这本并不完美的学习笔记。

深切地希望，各位读者在饭后茶余，从书中了解到祖父一些既平凡而又朴实的故事，并觉得祖父真是农民的好儿子，我的心也就平静了。

从祖父为实现我国早期现代化奋斗一生的事业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和感觉到晚清以来几位文哲大师们的变革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如：龚自珍的“穷则思变，通经致用”；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主张；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共和立宪”的思想，以及那个时代西方具有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经验，这些都为祖父采纳而融合。如有所不同的话，祖父更注重于全面科学的组合和不屈不挠的实践；祖父不尚空谈，不重功利，不好高骛远，在较完整的、富有远见的规划基础上，实践、实践、再实践，实干、实干、再实干，创建并为后来者留下实实在在的，至今尚具有实际意义的经验和成果。

首先感谢老将军李德生会长最诚挚的支持和关怀。

我的书敬献给亲爱的祖父，亲爱的父亲、母亲，也敬赠给我远在台湾最疼爱我的非武大姐、柔武二姐，与我共度患难、一生相守的终身伴侣广珍。也遥寄给先我而去的融武大哥、粲武四姐、聪武五姐和范武小哥。

我的书也是对邹强、王敏之(克然哥)、曹从坡、严学熙等同志以及顾振虞老先生等的纪念。他们伟大的人格、崇高的品德给予我们的影响和怀念是永远的。

我的书也是对我的导师章开沅先生，益友胡德平、李和平、谢伯阳，南京大学茅家琦教授，南通市老书记朱剑、李明勋，老战友穆烜、赵鹏、张廷栖，家乡领导海门市曹斌书记、姜龙市长，通州市陈照煌书记、李雪峰市长以及黄拯乾、顾月琴、张剑冰等同志出自我内心的敬重和感谢。

祖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遗训，张氏后人会永远地传承。“我不愿意日后我的子孙做官，我愿意出几个明事理的读书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而至今在这个地区仍然到处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

——章开沅

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毛泽东

张季直先生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胡适

南通是我们全国公认第一个先进城市，南通教育会和各团体是我国教育界中的先进者，他们价值之高，影响之大，国人共知。

——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