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时下流行的看法是：苏联旧体制的终结是由苏联经济崩溃，人们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所引起的。本书对此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认为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一国精英。

本书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走向资本主义，再到1995年共产党力量的惊人复兴等各个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本书对研究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极有参考价值。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持一种有关苏联崩溃的独特看法：苏联的崩溃，从根本上说，不是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厌恶了，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行不通，不是民族主义在其中作祟，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虽然这些因素都在其中起了各不相同的作用。最根本的，是上层利益选择的结果：党一国精英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人觉得资本主义更有吸引力，更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经济的、政治的、地位的等，因此放弃了原本就不太坚定的理想，加入到分割国家财产、抢夺社会政治地位的亲资本主义大潮当中。

也许，这是一个比较浅显的事实(如不在苏联有过详细的实地考察，不对苏联体制和社会有深入的了解，这种结论是得不出来的，而作者恰恰有这个生活基础)。但要从理论上来把它说清楚，自然不是易事。为达此目的，作者既详细追述了苏联解体前前后后的经过，又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各自提出的几大政策为线索——戈氏：公开性、经济改革、民主化；叶氏：休克疗法——对党一国精英在其中所持的态度、所起的作用，用详尽的事实加以分析。这是本书第二大特色。

最后，本书从苏联建立时的社会主义选择开始，对苏联体制成型后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描述，最后对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主义命运作了沉思。作者提出的观点也许我们不敢苟同，但本书对理解社会主义道路，对理解转轨经济，乃至对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根本的问题所具有的启迪作用，只要读者细心阅读，一定会从中获益颇多。

第1章 导论

第一部分 苏联体制

导言

第2章 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

第3章 增长、停滞与改革的缘起

第二部分 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

导言

第4章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

第5章 经济改革

第6章 民主化

第7章 党一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第8章 权力斗争

第三部分 苏联解体之后

导言

第9章 休克疗法

第10章 休克疗法的命运

第11章 俄罗斯的政治演变

第12章 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就采取了一种严厉而专制的形式。理论上，政治权力是由苏维埃掌握的，它拥有群众选举制度的形式。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操纵在共产党之手。苏维埃成了共产党领导层制定政策的“橡皮图章”。共产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也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不久就开始排斥政治异己。开始时其他左翼党派还允许存在，但几年之后也被取缔了。1921年，一度在共产党领导层内展开的生动而公开的讨论被禁止，党内政治派别被取缔。

为什么新的苏维埃国家采取了这样一种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愿望相反的专制形式？抱同情态度的人们开始时认为，要赢得残酷的内战，革命的专制路线在短期内是必需的。可是，在红军获得胜利，扫除了旧政权复辟的直接威胁之后，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走向民主。

有人认为，俄国上千年的独裁政治，加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民主传统，解释了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会在俄国采取专制的统治形式。虽然这也许是一个因素，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传统不会永远延续。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是专制的许多社会里，也产生了持久的民主制度，这就证明了长期的专制传统有可能从根本上被打破。当代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民主都是打破历史先例的典型。

看一看在1917年的俄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政权的列宁式政党，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上述问题的部分解释。在领导一支武装对付一个高压的但政治上又软弱的政权时，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是十分有用的——正如后来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的胜利所证明的那样。虽然这些政党依此有效地发动了工人群众，有时也包括农民群众，去反抗当权者，但它并不利于在推翻旧政权之后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布尔什维克，以及随后各国的共产党，在为政权而战期间不得不密切注意其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可是一旦稳定地掌握政权，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和它准军事的组织，就倾向于在新国家中产生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政策由上层领导制定，普通成员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原则从执政党中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

俄国内战结束之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列宁，在许多场合都曾抱怨过他们创建的国家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专制行为。也许，向专制主义发展的无情趋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之后发现了自己所处的令人难堪的社会孤立状态的结果。在农村，布尔什维克还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而那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地区。内战留给新政权的，是比1917年还低的支持率。它的城市工人阶级基础也已大部分消失。大多数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参加了血腥的内战并牺牲了生命，而其他的人则在内战期间或之后迁居到农村，以逃避俄国工厂近乎全体倒闭的厄运。留在工厂里的其他工人，也在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机构里担任了一定的职位。大多数农民虽然乐意摆脱以前的地主的控制，但他们发现自己与以城市为基地的布尔什维克缺乏紧密的联系。  在找不到任何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如何统治广大农村，并建立起他们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他们用政党代替社会基础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借助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的政党这个工具，来使国家工业化，从而发展起一批工人阶级，使党名副其实。

俄国共产主义者的专制统治，分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有的欧洲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新的苏维埃政权，拒绝和它有任何接触。那些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民主的破坏是迫不得已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了新的党派，人们往往称之为“共产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批评莫斯科的“社会党”和支持莫斯科的“共产党”两派，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垮台。

P19-20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早寓所

20世纪已成为过去。百年的历史烟云中，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也许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政治经济事件，莫过于苏联的建立及其解体了——它所飞扬起的烟云，笼罩着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直到如今的21世纪初，它的烟云依然未散尽：冷战时代已成往事，而“冷战思维”，这个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现代词汇，仍然主导着某些政治家的头脑。

对往事的反省，是人类思维的独特魅力。对此我们就必然追问：苏联为什么会建立？它是怎么建立的？为什么会解体？怎么解体的？这样一个历史之谜，必然引起人类思维的强烈兴趣。由此争论必显纷纭，观点也就各异。这本《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即是这纷纭之中颇显绚丽的花朵，也是标新立异的杰作。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持一种有关苏联崩溃的独特看法：苏联的崩溃，从根本上说，不是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厌恶了，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行不通，不是民族主义在其中作祟，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虽然这些因素都在其中起了各不相同的作用。最根本的，是上层利益选择的结果：党一国精英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人觉得资本主义更有吸引力，更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经济的、政治的、地位的等，因此放弃了原本就不太坚定的理想，加入到分割国家财产、抢夺社会政治地位的亲资本主义大潮当中。

也许，这是一个比较浅显的事实(如不在苏联有过详细的实地考察，不对苏联体制和社会有深入的了解，这种结论是得不出来的，而作者恰恰有这个生活基础)。但要从理论上来把它说清楚，自然不是易事。为达此目的，作者既详细追述了苏联解体前前后后的经过，又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各自提出的几大政策为线索——戈氏：公开性、经济改革、民主化；叶氏：休克疗法——对党一国精英在其中所持的态度、所起的作用，用详尽的事实加以分析。这是本书第二大特色。

最后，本书从苏联建立时的社会主义选择开始，对苏联体制成型后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描述，最后对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主义命运作了沉思。作者提出的观点也许我们不敢苟同，但本书对理解社会主义道路，对理解转轨经济，乃至对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根本的问题所具有的启迪作用，只要读者细心阅读，一定会从中获益颇多。

本书的翻译历时一年，参与者数人。具体分工如下：

曹荣湘：英文版序言，第1、2、3、4、8、9章，第7章一部分，各部分导言；孟鸣歧：中文版序言，第10、11、12章；刘曙光：第6章，第7章一部分；陈志刚：第5章。全书由曹荣湘统稿。

原文并不特别晦涩，因此理解起来并不难。但因牵涉到许多俄文人名、地名、机构名，而英文原书在出版时，又把这些俄文名称转换成了英文。这就给翻译带来了困难。为此，我们特别感谢中央编译局当代所项国兰、荣敬本、赖海榕几位先生提供的帮助。当然，此中文译本牵涉到的所有俄文名词的可能的错漏，责任全部由译者自负。

原书注释处理采用现在通用做法，即在行文包括释文中引注他人著作时，只标著者名和时间、页码，而书后统一在“参考文献”中标出书名和出版社名。我们沿袭了这一做法。值得说明的是，一方面考虑到费正清先生说的“注释对于专家不适当，对于非专家又没有必要”，另一方面为便于汉语圈读者查询，凡牵涉到英文著者的仍标英文名字(报刊、机构除外)，凡牵涉到俄文和日文的，由于标英文毫无意义，就转译成中文了。

在我们翻译的过程中，鲁克俭、■继红、李晓东等先生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翻译和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2001年5月

对苏联解体的阐述，观点新颖，见解独到……适合每一个对当代俄罗斯感兴趣的人细加品味。

——托马斯·E·韦斯科夫(Thomas E．Wisskopf)

任何一个厌倦于时下流行的有关今日俄罗斯的著作的人读了这本书，都会觉得大开眼界……一本人深省的书，文笔流畅，沁人心脾。

——斯塔尼斯拉夫·曼什库(Stanislav Menshikov)

不管你是否赞同本书的观点，它都是一本论证有力、资料翔实的好书。有关苏联解体的教训的争论很激烈，本书对那种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的终结的所谓流行观点，持鲜明的反对态度。

——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