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之剑》代表了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最高艺术成就,它不仅是作家本人讽刺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英国文学中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作品。与以往战争题材的作品不同，小说着重描写一个人对战争的体会。它虽然命名为“荣誉之剑”，内容却是对荣誉的幻灭。相对于一般战争作品的宏大的冲锋陷阵场面，它最大的场面却是描写一场溃不成军的大撤退。因而，它的基调是讽刺，又有一种怀旧的伤感和无奈。小说写到了很多历史场景，将讽刺与传奇、反讽与同情融合在一起表现战争。它记录的不是英雄的业绩，而是战争的荒诞不经和人生的混乱不堪。通过叙事者的个人视角，写出了一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历史”。

《荣誉之剑》中继承了前期小说的讽刺特色和闹剧式的处理手法，对他所熟悉的英国军队上层作了辛辣的讽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个毫无英雄气概的“反英雄”角色以及一出出由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军官们所上演的高潮突至的丑剧。其中有军阶显赫的高级军官，开会时“一只只手在日程表、文件上漫不经心地乱写乱画”，策划着一次次徒劳的作战方案；给自己偷换了上校军衔的突击队指挥官特里默在一次行动中，听到敌占区一位老农妇的狗的叫声就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却被誉为全国的英雄楷模，“建立了军事历史上最英勇的功绩”；亨德少校听到脚步声也不问是敌是友，便闭上眼睛，高举双手投降；旅长里奇－霍克和军官阿普索普为了争一个战地厕所，明争暗斗，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海军为突击队导航竟稀里糊涂地把他们带到了敌占区；为了给上级军官作一展示而举行的煞有介事的袭击，目标仅为一个小石堡，却动用了空军和陆军，结果炸死了几名游击队员而声称大获全胜。英国军队上层的昏庸无能、贪生怕死、沽名钓誉、鄙俗无聊等种种劣迹暴露无遗。

第一章 荣誉之剑

第二章 荣耀的阿普索普

第三章 疯狂的阿普索普

第四章 牺牲的阿普索普

第五章 阴魂受安抚的阿普索普

第六章 快乐的战士

第七章 军官和绅士

第八章 礼仪之剑

第九章 家系中最后一个

第十章 最后的战斗

第十一章 无条件投降

“我赢了！”埃米奥纳叫道，欣喜之下把她看到的牌都占为己有。

上午晚些时候，这一群英国人上了岸。两个水手先去阻止当地人的干扰，跟着是四对女士和先生，随后是提着篮子、围巾和绘画用具的用人。女士们戴着游艇帽，提着裙子，以免碰着卵石，有几位还带着长柄望远镜。先生们撑着饰边阳伞遮护着她们。圣杜尔西纳德尔罗西以前还未曾见过这样一行人。他们在有着拱廊的街道上闲逛，钻进阴凉幽暗的教堂稍待片刻，还攀登广场通往城堡的阶梯。

未到之处，所剩无几。宽大的铺石炮台座裂缝遍及，松木丛生，望楼里布满瓦砾。山坡上建有两间农舍，用的都是旧城堡雕刻精细的石材。两户农家人手持一束束含羞草跑出来迎接他们。树阴下铺设了野餐午饭。

“上这儿来一定很失望吧，”游艇主表示歉意地说，“老是这几个地方。最好是从远处看。”

“我觉得相当美，”埃米奥纳说，“我们要住在这里。请别说我们的城堡不好。”

杰维斯和旁人一起纵情地笑了。后来当他父亲死后，他似乎富了起来，此计划就变成了现实。杰维斯问了价。这座城堡是属于热那亚的一位老律师的，他很乐意出售。不久，一座朴实无华的四方房屋就在这城堡围墙中建了起来，英国的苗木给这里的爱神木和松树添色不少。杰维斯把他的新房子称做埃米奥纳别墅，然而这名字对当地人并无吸引之处。它被刻成大大的方块字母钉在门柱上，但是蔓延的忍冬草把它覆盖了。圣杜尔西纳的人们提起这房子时总是说“克劳奇巴克城堡”，最后家族接受了这个名字，而骄傲的新娘埃米奥纳却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然而，不管叫什么名称，这座城堡仍保持着它原有的特质。五十年来，直到克劳奇巴克一家被阴影所笼罩，它一直是一处欢乐和友爱的场所，在这里盖伊和他的哥哥姐姐一起度过了他们最快乐的假期。盖伊的父亲和盖伊本人都去那儿度蜜月’。它也经常借给新婚的亲戚朋友居住。它是盖伊同他的兄弟姐妹度过最幸福的假期的地方。小镇也有所变化，但是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都未抵达过这幸福的半岛。又有不少外国人在那儿建了别墅。小酒店也扩大了，安装了卫生设备，开设了咖啡厅，起名叫“伊甸酒店”，在阿比西尼亚危机期间又突然改为“太阳帝国”。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已变成了当地法西斯的干事。然而当盖伊在他最后一个上午来到这儿的广场时，他发现这儿几乎处处对于杰维斯和埃米奥纳来说并没有什么异样。在中午前一小时，早已是烈日炎炎，但是他在行走时，同他们头一天上午一样心情快乐，也能感受到那种隐秘的欢悦。对他来说，就同他们一样，受挫的爱情终于恢复如初了。他长途旅行的行装已经备齐，打算回国参军，为他们的国王效力。

就在七天以前，他打开报纸看到宣布俄德联盟建立的标题。这则震撼十几国都城里的政治家和青年诗人的消息给一颗英国人的心带来了极度的平静。八年的耻辱和孤寂结束了。八年来，盖伊的内心里对生活和爱情的追求已不可挽回地消蚀殆尽，由于受到深切的创痛，他和他的同胞早已疏远，支撑他的那种忠诚也已荡然无存。在意大利，他同法西斯住得很近，因此也没有他同胞的那种反抗热情。他把法西斯既不视为灾祸，也不视为新生，而只把它看做是粗陋的时兴而已。他对于他周围那些削尖脑袋想获取权力的人很反感，然而英国人的谴责也显得太荒唐虚伪，于是在过去的三年中，他把英国报纸弃而不读。德国纳粹他知道是疯了，很坏。他们的参战玷污了西班牙的事业，但是前年的波希米亚问题他变得冷漠。当布拉格陷落时，他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他预料他的祖国会以错误的理由或根本毫无理由仓促参战，还会在可怜又软弱的情况下缔结错误的联盟。然而现在似乎不妙，一切都变得清清楚楚。敌人既强大又可憎，剥去了所有的伪装，终于显而易见了。现代是个武装的时代，不管结果如何，这场战争有他一席之地。

城堡中现在一切安排就绪，他的正式告别仪式也已举行过了。前天他拜访了大主教、市长、修道院院长、达图拉别墅的加里太太、马斯格雷夫城堡的威尔莫特夫妇，以及格卢克堡的格卢克女伯爵，现在只有最后一件私事要办。他时年三十五岁，修长整洁，明显是个外国人，但看不出是英国人。他不仅有一颗年轻的心，走起路来也步履轻快。他来向一位终生的朋友辞别，这位朋友八百年前已经去世，因而此时他应该在教区教堂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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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林·沃当兵期间没有打过“一场称心如意的仗”。然而，像诸多备受痛苦但极其优秀的作家一样，他能够把不愉快的个人经历变成一部杰作。现在印制的这个一卷本而不是三部曲的《荣誉之剑》是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也可以说是最出色的一本。

1928年，沃还很年轻时，他就因创作《衰亡》而得名。书中成功的讽刺风格与其说与斯威夫特相近，不如说与P.G.沃德豪斯更相似。以后，小说界确认他为非常有趣的作家，他的读者中甚至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他在1930年改信罗马天主教有虚假的成分，他们不喜欢他的右翼政治立场以及一种无处不在的势利态度，这种态度使他看上去像在讨好作为他的讽刺目标的交际家。在后来被教会废除的非常不愉快的第一次婚姻以后，他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比他小十三岁的劳拉·赫伯特痛苦地相处，他们在柯茨窝尔山中的一座乔治时期的庄园住宅里安居。他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作家，但是在反希特勒战争爆发以后，要维持他对葡萄酒的嗜好，他发现自己得为钱而挣扎，仅靠军官的薪水势必要作出某种牺牲。

1939年至1945年间发生在《荣誉之剑》的主人公盖伊·克劳奇巴克身上的事情同沃自己的经历颇为相似。在1939年9月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像盖伊一样，沃加入军队时年龄太大，将近三十六岁了。然而纳粹和苏联在8月签定的协议似乎提供了一个征讨在沃看来是代表着两个无神论的“现代”思想的机会，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他想要战斗。在经受了数星期求职给他带来的沮丧以后，当时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的私人秘书布伦丹·布雷肯干预了此事，沃未参加军官训练就在军队里获得了任命。他选择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该部队正在组建一个新的特别营作为突击队。在新吸收的军官里，像克劳奇巴克这样的人尤为年尊辈长，人称“叔叔”。

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即小说中的“戟兵”——过的生活方式使沃感到很合意。他的父亲是出版商，他是在伦敦中产阶级集中的戈尔德斯格林长大的。他上的兰新公学排名远在伊顿、哈罗和牛津赫特福德学院之下，并不时髦。他带着势利的态度迷恋于真正的贵族绅士的作派。在查塔姆的海军陆战队兵营里，他遇到了“真正”的士兵，他们在食堂里用高脚银酒杯就着上好的葡萄酒吃着丰盛的菜肴。

然而，沃的部队不久被调到肯特郡岸边迪尔以南环境稍微逊色的一个闲置的假日营地。在《荣誉之剑》中，沃巧妙地把它改为一个废弃的私立学校。然而像盖伊和阿普索普一样，他找到并参加了一家当地的俱乐部，还常在一家意大利饭店里吃饭。下一次调动是到萨利荒原上的比斯利进行军事演习。在那里他应他的旅长阿尔伯特·圣克莱尔·莫福德之邀，常到他家做客。那位旅长戴着眼罩，行为乖张，后来成了他小说中里奇-霍克的原型。一位军官同伴约翰·圣约翰在他1973年出版的回忆录《同沃一起参战》中回忆起莫福德时写道：“他幼稚而疯狂地大笑……在做报告时，他答应给我们讲许多血流成河的故事……”

沃是第一个获得上尉军衔的临时军官，那是5月份颁发的。随着战争的继续，他再也没有得到晋升（一度他还曾降为中尉）。他不适于当士兵的指挥官这一缺点立刻暴露出来了，正如圣约翰所说，他在他连里对其他级别的人“说话时那种轻蔑态度，只是因为叔伯般的关系而有所缓解”。他对军阶高的上司也同样蔑视，认为他们都不配领导他。盖伊·克劳奇巴克的不幸都是因为他的年纪和命运所造成的。沃的沮丧，大多是因为他酒醉时肆意辱骂而引起的。他的保护人鲍勃·莱科克上校一度曾在他的卧室里安排了一个卫兵，以防下属可能会偷偷地整治或弄死他。还有一次，有些军官同伙曾经扬言，要是允许沃带领他们参加战斗，他们很可能会趁机杀死他。

沃对海军陆战队的迷恋要比盖伊短暂。尽管在1940年5月丘吉尔令人鼓舞地出任首相，但沃发现他的军团在那个沉闷的夏天里显然在毫无目的地调动，因而感到极为沮丧。甚至在1940年8月半途而废的达喀尔远征中，他和他们一起离开以前，他已经申请加入联合作战部下属的一个正在组建的新的部队——突击队。在11月他从非洲回来后不久，被正式调到鲍勃·莱科克指挥下的第八突击队任职。鲍勃是从伊顿、桑赫斯特和皇家禁卫军来的贵族军官，他有着足够宽松的态度，他在新来的困窘卑微的下级身上看到了一些价值。

沃所叙述的在马格岛上的训练和他所回忆的在额尔郡海岸的两次不同的逗留正好吻合。1942年，沃在一度驻扎在阿德罗桑的第八突击队里服役，在那里，为了取悦一位当地的地主格拉斯哥勋爵，沃答应替他炸掉一个树桩。一个缺乏数学知识的中尉接令用了过多的炸药，把邻近地主种植园里的幼树炸断了，城堡的窗玻璃也震碎了。这一事件被沃改编，在他的小说中，勋爵被描写成在突击队训练的马格岛上朝思暮想地惦记着炸药的地主。第八突击队曾在一个岛上训练过很短一段时间——1940年在阿伦岛上，而军官们则在海洋旅馆里按自己的方式尽情享乐。莱科克的特种营的士兵几乎全都是从最时髦的军团里招募来的。王室骑兵队、近卫步兵第一团和近卫骑兵队里的沃的这些新军官兄弟似乎使得海洋旅馆变得人满为患。那些花花公子宝贝们，服饰随心所欲，夜夜在格拉斯哥享用晚餐，饮酒无度，豪赌不拘，赌注之高令人瞠目结舌。首相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两夜之间就输掉八百五十英镑，相当于一个富足的中产阶级人士一年的收入。

1941年2月，他们经开普敦坐船驶往埃及。此时，英国中东部队一直使意大利军队不断溃退，但是隆美尔将军带领德国部队的到来使得他们索然无趣。等到莱部队（第八和第十一突击队）在3月到达时，形势变得相当严峻了。然而几个星期中，莱部队未见有任何战斗行动，当他们调动时，结果如同闹剧。4月19日对巴迪亚（现利比亚的拜尔迪耶）的夜袭原本是打算吓唬意大利军队，把增援力量从前线吸引过来的，但是在一次愚蠢的登陆行动后，在镇里没见到有任何意大利人，从那时起，突击队在荒地上扎营，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当战斗再打响时，那副状况更使得沃感到痛苦和失望。

在横行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德国人的驱逐下，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横渡地中海，被赶到了克里特岛上。虽说缺乏基本装备，很难增援，也没有皇家空军的空中掩护，在那里聚集的杂乱零散的各种部队原本也可能挫败自5月20日开始的德国空军的袭击，然而一个新西兰指挥官犯了一个悲惨的错误，竟让敌人占领了岛上三个飞机场中的一个。德国人虽然遭受了惊人的损失，一批又一批的德国士兵还是成功地登陆了，并足以把在该岛西部的英国部队打得步步败退，溃不成军，而德国空军则毫无阻挡地冒着白天的危险为所欲为，四处出动。5月26日，当沃到达后出任莱科克的私人助理时，突击队进行贸然行动已为时过晚了。他们很快就弄清，他们的任务是组成一支后卫力量，以掩护一群被打垮的帝国残军痛苦地步行越过山脉，前往斯法基亚岛南部的一个小港，在那儿皇家海军可以把他们接走。

沃在克里特岛大溃退后不久所写的长篇《莱部队备忘录》里有许多后来用在《荣誉之剑》中的细节。他是一个敏锐的第一手资料的目击者，但也是非常不公正的。毫无疑问，英国人的士气普遍已经低落（虽然许多新西兰人的士气惊人地高涨，况且在该岛中部的英国和澳大利亚部队坚守着两个飞机场，对德国人的进攻一直抵抗到底）。沃本人也勇敢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使人想起了“死的愿望”这一短语——他自己的士气在从希腊撤军前未曾受挫，也没有因一个星期的飞机轰炸、食物供应减少而丧失。他对自己同胞的蔑视是一种傲慢和无情的表现。曾指挥过巴迪亚那次愚蠢攻击的费利克斯·科尔文中校同莱部队的先头卫队一起在两天以前到达，他迅速、彻底的精神崩溃也许使沃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定的乐趣，并为他提供了小说中亨德少校的原型。那个可怜人受了炮弹震荡，沃鄙视他为胆小鬼。

在小说中他不能直接描述的是他的主要人物莱科克的一些非常可疑的行为，而他也曾参与其中。命令很清楚：莱部队必须在所有其他作战部队登上皇家海军的舰船以后，让撤出斯法基亚的士兵登船。莱科克知道，海军在遭受重大损失后即将结束其行动，便让他的一些突击队队员——尽管不是所有人——在乱军中闯出一条路，得以脱身，而留下的人中不仅有掉队的士兵，还有海军陆战队和澳大利亚的一营人，他听任其落入德国人的手中。沃知道莱科克有欺骗行为，并感到自己也像是个骗子。在公众面前，他继续为莱科克喝彩，最后还把他描写克里特岛大撤退的原战争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军官与绅士》题献给了他。在那本书里，以莱科克为原型的小说人物汤米·布莱克荷斯自己伤害自己，因而在克里特岛上未起任何作用；艾弗·克莱尔的自私行为取代了莱科克以及沃的犯罪行为。

莱科克绝非懦夫，并有理由说，他回埃及将会比当一个战俘更为有用。离开克里特岛后，他名声大为显赫。而沃则不然，他一踏上开罗这块安全的土地，一种负罪感肯定促使他猛烈谴责英国人在克里特岛上的士气。他那种口无遮拦的直爽势必给他带来一个精神失衡甚至失败主义的名声，使得他在军队里的麻烦更多。如果说小说里的斯蒂克太太为了艾弗的缘故包涵了他，毁了他的战斗事业，那么乐于自我毁灭的沃的戎马生涯可能是他自己毁掉的。

沃搭乘了一艘运兵船从埃及回到英国，他们选择这条从开普敦经过格林纳达和冰岛的两万英里的航线是为了躲避德国潜水艇。这次航行从7月12日起程，直到9月3日才结束。沃利用这段时间写了《挂出更多的旗帜》。他预料这本讽刺小说的出版会因纸张的严重短缺而被无限期地搁置，但是事实上查普曼和霍尔在1942年3月就将它出版了，而且它作为图书协会的精品卖了一万八千册，这在和平时期算是够好的了。

一本被人低估的书《挂出更多的旗帜》在沃的战争年表上占有一个奇怪的位置。当他被派遣到驻扎在朴次茅斯附近的陆军防守部队第十二营时，他的幻想被投上了阴影，他在克里特岛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幻想最后彻底破灭。他给他妻子写道：“我真希望我能再次获得一些我在查塔姆参军时的冒险精神。”在他的小说中，这一点得以部分实现。关于他的题献，他曾向他的朋友、下院议员、第四轻骑兵团伦道夫·丘吉尔少校解释道，那本书“主要涉及到一群鬼魂”，对这群鬼魂他“时时都在胡思乱想”，还有上层社交界残余的愉快时光，他们在这儿看来度过了“丘吉尔复兴前的那一段奇怪而死寂的时期，人们称之为令人厌烦的大战”。但是正如这本书迅速成功的出版表明，那一段时期里普遍带有消极特点的情况在战争中期无论是对于审查者或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绝非不可接受，像1939年在农村里因城市学童的撤来产生的紧张气氛，情报部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战争行动可以向世界报告的那几个月里所表现出的那种荒唐，还有1940年3月当一部分英国军队先于希特勒入侵挪威时遗憾地证明了英国军队早期的无能。沃在1940年5月丘吉尔提出联盟以及英国人民所忍受的入侵威胁时时存在、轰炸和物资匮乏成了事实的数月中所持有的自我意识到的英雄主义精神，似乎就代表着正如《挂出更多的旗帜》最后一句所强调的“一种新的精神”。此书可以用这种精神来阅读和欣赏。

来自早期小说中的那些被描述为毫无责任心的享乐主义的人物又穿着军装出现了。沃想象中的牛津的同学——那起初带着模糊动机和幼稚态度的阿拉斯泰尔·迪格比-文-特伦平顿爵士和彼得·帕斯马斯特勋爵，所谓“布莱兹海德的一代”——现在都已三十多岁了，因此他们都是志愿入伍，而不像年轻得多的小伙子那样被征募入伍的。这些人最后都赶上了“丘吉尔复兴”，成了坚决要打仗的军人，甚至连毫无道德观念的巴兹尔·西尔都参加了相当于《荣誉之剑》中的尖钩部队那样的队伍。沃所写的内容没有提起他自己在莱部队时的如梦初醒的经历。

然而，小说从闹剧式的讽刺到完全支持战争进行这一发展过程中交织着严肃甚至悲剧性的事件。巴兹尔这位住宿军官利用了康诺利家的三个城市坏孩子来讹诈英国农村中以家为荣的居民，这一极为滑稽的情节和对沦为酒徒的他的情妇安杰拉·莱恩的审慎而生动的描述形成了对比。从阿拉斯泰尔参与的一次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部队训练突然又转到了戴绿帽子的艺术爱好者锡德里克· 莱恩莫名其妙地战死在挪威战场，沃对此战役的描述显示了他具有直观生动地描绘一场他自己并未参加的军事行动的出色才能。以另一个“布莱兹海德的一代”布赖恩·霍华德为原型的犹太人作家、一个搞同性恋的审美家安布鲁斯·西尔克被他的老朋友巴兹尔·西尔出卖，巴兹尔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当局面前冒充西尔克，自称是纳粹的同情者，还给他提供了一本爱尔兰护照。沃表示惊人同情的那个人被单独流放到西部遥远的盖尔，像康诺利的孩子们一样懒散地面对着现在布满潜水艇的大西洋沉思。沃对无政府主义的康诺利的孩子们（迷恋男孩的女孩、恶劣的犯罪男孩，还有智力呆滞的姐妹——一帮天生卑鄙、狡猾的孩子）的兴趣同他对吸引女人的好色之徒巴兹尔·西尔的兴趣不谋而合。巴兹尔对西尔克的军方官僚主义恶作剧式的愚弄看来是出自灵感，并非恶意而为。锡德里克·莱恩分量太轻，成不了克劳奇巴克。安布鲁斯这个犹太人还不算悲惨。沃的人物，除了西尔克外，在结尾时都从非宗教的“丘吉尔时期”的角度获得了“赦罪”。沃个人的天主教信仰没有丝毫强加于人之处。各种信仰，都被置于一个渴望“复兴”的堕落社会中，一概受到隐含的讽刺。

在汉普郡，沃被送到了一个靠近苏格兰边界霍威克的棚屋军营——“肮脏，闲散且孤独”——后来又去爱丁堡参加一个突击连的课程，在那里，他发现自己住进了由他祖父的祖父科克伯恩勋爵建造的博纳利堡。那位祖先曾是一个苏格兰法官，他优美的文体和沃的作品不相上下。然而，回到霍威克使他深感沮丧，这种情绪后来才得以好转，因为在等待从海军陆战队调派到陆军期间，莱科克安排他加入时髦的皇家近卫骑兵队。为不再当“戟兵”，他喜出望外，如同上面所述，他去了阿德罗桑的旅指挥部任情报官。1942年10月，莱科克把他的部队调到了离沃的家不远的多塞特郡的舍博恩，经常去伦敦就成为可能。1941年，沃被接收为怀特俱乐部的成员，那是伦敦绅士俱乐部中最老、最贵族化的俱乐部，也是《荣誉之剑》中的“贝拉米酒吧”的原型——正如沃所说，该地方应该留给“赌徒、勋爵和英雄们”，而他并非其中之一，他只是一个不时借调到伦敦联合行动指挥部去做些情报工作的一名中级军官。然而他常在韦特俱乐部同伦道夫·丘吉尔和其他流氓饮酒，在忧郁中取乐，并且相应地对他指挥部里不太显赫的上司粗野无礼。

莱科克预见到沃从军生涯的失败，便替他要求在他的特种旅中担任联络官，随后又不得不把他撤换下来。沃父亲的死讯使得他在1943年6月当全旅起程去参加同盟国攻击意大利的战斗时，以“特许理由”留了下来。与父亲的关系一向紧张的沃，为莱科克的决定感到深深的痛苦。后来他又遇到了一个新朋友威廉·斯特林上校，上校同意沃加入他正在筹建的空军第二特别后勤团。当时早有一支核心部队在北非待命，但是当沃的正式调令在10月到达时，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儿已经不需要他了。而后（像盖伊·克劳奇巴克一样）他在一次跳伞训练中伤了一条腿。1944年初，他获准度假去写一本小说，那就是《重访布莱兹海德》。书中对贵族的生活方式唱了挽歌，“人民战争”仿佛永远结束了。他在写作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因而对未能参加1944年6月反攻日同盟国对欧洲的进攻感到安然自得。不久以后，他完成了这部小说。

由于伦道夫·丘吉尔意想不到的干预，他才免于在斯特林的接班人布赖恩·弗兰克斯上校的手下继续过愚人的日子。菲茨罗伊·麦克林旅长带领一个特遣团被派往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队那里，他很快便相信，尽管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必须得到支持。不像塞尔维亚的保皇党切特尼克分子，他们确实在奋力同德国人作战。不仅是因为物资的急需，也是外交姿态，铁托必须相信西方的同盟国是他的朋友。尽管伦道夫·丘吉尔可能是行为放荡的花花公子，但他是下院议员，更显耀的是，他是英国伟大的战争领袖的儿子。麦克林在他著名的回忆录《东方行事之道》（1949）中写道，伦道夫是一个“机智敏锐、有相当政治背景”的人，他“同南斯拉夫人相处很融洽，因为他对生活的热情和经常爆发出的激情和他们相差无几”。他让他担任克罗地亚的特遣团首领，还授权他去物色合意的同伴。麦克林很高兴伦道夫选了沃，因为他想，酒量不大、赌注不高的小说家也许会使他的朋友变得规矩一点。然而，在他的书中，他美言道，沃的“突击队训练的经历和冒险的性格对特遣团是有用的补充”。

沃遇到麦克林时并不喜欢他，当他在1944年9月到达克罗地亚时，也不喜欢那个地方，也没有带来任何“冒险精神”。与那位闹声不断、打嗝不停、又爱喝一种沃觉得很臭的当地烈酒拉基加的傻人伦道夫在一起吃住是一种可怕的折磨。在一个被毁的温泉小镇托普斯科他的基地里，沃给他妻子写信说：“我们无事可干，也很少见人——除了一个游击队联络官、共产党总书记和农民党领袖。我们也在安排让受难的犹太人撤离。”

在《荣誉之剑》中，帮助“受难的犹太人”为盖伊·克劳奇巴克充满遗憾的作战经历提供了未必可能的赎罪机会。在1944年到1945年间，沃另有一次行动。他被调到古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后，获得麦克林的批准，开始研究罗马天主教在南斯拉夫的状况。他相信铁托的共产党人独自掌握权力后会迫害他相信宗教的同胞。他的调查惹怒了游击队，他们设法把他撤回去，而且成功了。1945年2月，他去罗马见了教皇庇护十二世，并写了关于《在克罗地亚解放区的教会与政权》的长篇报告。报告陈述理由，要求英国政府予以干预。当他在3月到达伦敦时，沃发现外务办公室没有时间来听他的论述。铁托是一位盟友，南斯拉夫政府有权在它自己的国家里按照它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就是外务大臣伊顿针对在国会里提出的出自沃的问题的回答要点。从此以后，沃别无他法，只得给《泰晤士报》写信谴责铁托。同时，在5月，欧洲的战争结束了。在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食堂初次尝到军队生活的乐趣以后，沃的战斗生涯，除了写作以外，事事都不顺，甚至他的几个孩子的出世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沃与孩子们的相处很不融洽，甚至与他自己的孩子都是如此。

对于第一次阅读沃对战时南斯拉夫的描述的读者来说，他对游击队的否定态度看起来一定很顽固。麦克林那本非常受欢迎的书对铁托在1948年同莫斯科关系破裂以及在冷战中采取的“不结盟”政策作出了解释：首先他是一个南斯拉夫的爱国者，其次他是一个共产党人。那场让铁托创立的南斯拉夫解体的可怕的战争使我们回想起来觉得他的领导才能似乎更为卓越，他能够把饱受战争创伤又相互仇恨的各个民族聚合起来长达数十年。他们中间的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在他们亲纳粹的乌斯塔沙政府的领导下大规模屠杀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而这些塞尔维亚人也同样地予以报复。

麦克林的回忆录还展示了参战的英国军官在有些情况下还协同参加冒险行动，他们的举动同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的功绩相比毫不逊色。沃对共产党人反感尤深，他不愿勉强地去写那些毫无疑问的英雄主义，却描述了一次坠机灾难（使人联想起1944年7月当他们第一次企图进入克罗地亚时伦道夫·丘吉尔和他自己几乎丧生的那次空难），以及为公关目的而进行的闹剧式的袭击，战斗中里奇-霍克最终丧命。沃的想象力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给盖伊一次机会激发自我牺牲精神去英勇作战而得以赎罪，然而盖伊未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曾得到允许去解救犹太人，他代表他们做的毫无私心的仁慈行为成为他的一件与战争有关的成功事迹。在战争中期，沃已经彻底认清了自己在1939年热望成为英雄的想法是十分愚蠢的。他意识到艺术家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实干家。在《荣誉之剑》中，他从这一见解归纳出对人的看法以及他在宇宙中的位置。在上苍的凝视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都同样重要，每一件世俗的事情都同样是脆弱的，效果是短暂的，也许是徒劳的，时时有被人嘲笑的危险。

沃在1951年6月在《荣誉》这一创作标题下开始写《军人》，原为一部四或五卷的系列小说的第一卷。当这本书在1952年秋出版时，批评家在沃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同情，例如对弗吉妮亚，而有些人对此不太喜欢。这位《衰亡》的肆无忌惮的讽刺作者令人失望地扮演了一个基督教道学家的新角色。第二年沃开始写《军官与绅士》。1954年初他为了自己的健康，把它搁在一边去锡兰游览，在船上他得了他在《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考验》（1957）中所描述的可怕的妄想症。沃——即平福尔德——在他的舱房里听到人们密谋要毁灭他的声音。他的妻子飞去科伦坡拯救他。作出的诊断很简单：沃为了控制他的失眠症，服用了过量的溴化物乳剂。但是在“平福尔德”这本惊人坦直的作品中，显露出沃在病后自我意识加深了，他对其他人的过于轻蔑的态度有所缓和。1955年《军官和绅士》出版后，书评家们对此书比《军人》更感失望，现在的同情竟给予没有丝毫吸引人之处的亨德少校和下层阶级的粗人特里默。然而沃对“人民战争”的概念和价值的拒绝态度在战后时期表现得似乎很顽固，还势利得惊人。这时甚至连保守派领导人都接受了福利国家，把它视为人民英雄主义的应得成果。

沃到1960年才开始写《无条件投降》，他得假定这本书有人会没有看到或已经忘记了它前面的两卷，所以当这本书在1961年出版时，有一篇较长的《前两卷提要》作为介绍。这一别扭的安排说明沃已失去了艺术才能，该书的基调使他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反动。除了特里默的孩子长大后将成为布鲁姆的继承人外，盖伊和他的天主教徒的好妻子还有了自己的孩子。迷惑的仰慕者抓住了这些事实作为证据，说明结尾至少是幸福的。“这远非我的打算，”沃给安托尼·波威尔的信中写道，“已升天的杰维斯·克劳奇巴克竟然有出自特里默的真正继承人，我认为这更具有讽刺意味，但是显然我未能把这一点说清楚，因此在企鹅版里，盖伊和多米尼加没有可抓的辫子。”

查普曼和霍尔曾是他父亲的雇主，他们先后出版了后来构成一套的三部曲。1964年，企鹅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所有这三本书的简装本——沃没作任何修改。在《无条件投降》出版后的一段时期内，沃对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集的第二次罗马教廷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深恶痛绝。1962年12月的这份教令除了其他措施外还规定在弥撒仪式中拉丁语将基本上被当地语言所替代，这样就去除了神父角色的神秘感。英国天主教在传统上所遭受的迫害被一笔勾销。当沃回到他的三部曲前，打算把它重新改编成一本小说时，他纯粹把它看做是一种灾难来解析的。正如他在他的前言中所解释的那样，在《重访布莱兹海德》中，他“有意识地”写了“注定灭亡的英国上层阶级的消亡”。（在沃看来，由于人民在他们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而“注定要死亡”。）但是在《荣誉之剑》中，他“做了一些违背我原意的事情，我写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的消亡，这里所描述的所有仪式和大多数人的见解都早已过时了”。

为了把三本书合成一本，除了有必要的删除和归纳外，沃还利用此机会删除了一些有损于盖伊成熟智慧的有趣段落，把他塑造得更加坚实、更少幼稚，他的“辫子”也就随之被除去了。查普曼和霍尔在1965年出版了《荣誉之剑》最后的单卷本。1966年复活节礼拜天，长期患病的沃突然去世，此后他最长的小说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未能与世人见面。1984年企鹅出版社（后来还有人人出版社）在该书成功改编成电视剧后，把三本小说未作改动合在一起，题名为《荣誉之剑三部曲》。查普曼和霍尔的继承人艾尔· 梅休因在1978年和1980年把这本一卷版重印成精装本，因而在1983年的重印本上只出现了梅休因一人的名字。在公共图书馆里仍可见到这些重印本，但是查普曼和霍尔的原先的版本消失了，仿佛被迫害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魔鬼扼杀了。大英图书馆的目录里没有它存在的记录，苏格兰国立图书馆也没有此书，旧书商报告说他们从来未见过它。沃的儿子奥伯龙在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房子弗洛里谷内仔细地寻找过，但没找到一本。本版是1983年梅休因重印本的复印版，参照第一版三部曲的三本小说，更改了一些印刷错误。此书是按照沃对本书的修订意见出版的《荣誉之剑》第一版简装本。

《荣誉之剑》在它的长度方面，正如其中流露出来的同情心一样，同沃早期成功的作品有所不同。但是，给第一次从书中认识沃的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写作时下笔千言、趣味盎然的特点。

他叙事惟妙惟肖。他声称自己对其人物的心理不感兴趣——这是令人气恼的取笑。其他小说家在整个一段谈话中要探索说话者的动机和反应，要描述说话者的外貌、感觉和思想，而沃会完全让精彩生动的对话来说明这一切，这的确如此。例如，看一下他是怎样表现盖伊作出与弗吉尼娅复婚的决定的，以及克丝蒂对此的反应（第九章，第十一部分），也考虑一下他是怎么介绍特里默和弗吉尼娅重逢时的地点的：

伦敦地区第六运输营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军营。它曾是一座旧式的高档大旅馆，气氛安逸宁静，没有一块玻璃窗被炸弹炸碎。在这里，调动控制部门派出一支支分遣队，再没有归来。在这里偶然还带来一个被捕的随军教士。在这块绿色的牧场里，特里默和他的班曾经安睡过。在这里，克丝蒂·基尔班诺克选择做战时工作。

这段文字很像贝娅特丽克丝·波特的手笔——十分正规，他简洁地介绍了所有必要的情况。然而在这寥寥数行中，我们发现有一种放肆的闹剧线索和两处不同的讽刺。闹剧可以从沃所提到的“一个随军教士”而不是更常见的“逃兵”中看出。这里包含着有趣的暗示，指英国陆军部队里到处都有担任圣职却从事不名誉事情的人。“绿色的牧场”使人想起第二十三首赞美诗——“主是我的牧羊人；我不会贫困。他让我在绿色的牧场上躺下。他带领我来到静静的河边。他挽救了我的灵魂。”这里的讽刺是广义的，但是并不是没有微妙的余韵。就是从隐喻的角度看，一间三流的旅馆也不能算是一片“绿色的牧场”，毫无信仰的特里默和他的那班士兵完全不像是上帝的羔羊。不过假设他们也许是的话……就在此地，偏爱弗吉尼娅的特里默流露出了一点“灵魂”的征兆，即有关我们在书尾得知的他们的儿子占取了已升天的杰维斯· 克劳奇巴克的遗产一事。“在这里，克丝蒂·基尔班诺克选择做战时工作”所包含的细微的贬意如同波特的文笔。克丝蒂是一个“精明的苏格兰人”，一直受到强调上帝的“选民”和其他人之间区别的加尔文教传统的熏陶，但是克丝蒂不是一个神学家，她很精明地选了一个既安全舒适又可以很容易被人认定为“对国家很重要”的职位。在这本小说中，基尔班诺克夫妇代表了有害的世俗典型（沃认为如此），他们自认为“脾气好”，甚至盖伊也这样认为，但是他们成功适应环境的本领毫无精神价值可言。

出于丰富想象的人物给了小说以魅力，沃的创造才能具有狄更斯的活力。里奇-霍克是真实的莫福德旅长的极为夸张的翻版，斯蒂奇太太是沃所熟悉的某些社交场合中的女主人荒诞古怪的混合体。而阿普索普在沃的生活中则没有先例，在作者的编年史中也没有像卢多维克那样的人物。特里默不像刚才所提到的四个人物那样极端，他是一种普通人的代表，更是出自灵感的创造。“中尉”这个极妙的构思显然是想将他塑造成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沃不想让我们“理解”这些创造出来的人物，他的叙述并没有因为调查卢多维克不幸的童年或特里默原来的详细社会环境而有所放慢。亨德的内心感觉给我们描写得深入细腻——但全都是他在克里特岛的危急困境中作出的反应。惟有盖伊，我们对他的“内心”感受了解甚深。

然而，盖伊的人格塑造和在人们心中引起的同情心相当有限，他只是作为一个主人公来传达沃的宗教意念。他不像他的创造人那样聪明，对人也作不出深刻或果断的判定。有时候出自天主教教义，有时候出自审慎或天真的无知，他通常回避作出判断，而沃的大部分对盖伊视点的叙述通常没有被长篇的思想分析或描写强烈感情的内容丰富的段落所阻断，因此当这种段落出现时，便含有特殊意义，如盖伊在他父亲的葬礼上思索“在某个地方，通过某种方式，某些事情会需要他去做的”，或者还有当他第一次跳伞时，他“像是创世日那天的新鲜空气中的一个自由精灵”，有“预尝到了天堂的滋味”的体验。

沃对于早期和当代小说家采用过的间接的第一人称叙事法、“意识流”技巧和复杂的心理分析十分注意。《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考验》显示他能写出一本完全不同的描写战时经历的小说。在《荣誉之剑》中，感情的描写虽说不多，但刚刚足以使我们想象出更多的感情；情况的解释虽说不够，但足以使我们相信似乎已经全都解释了。对构成小说中心的克里特岛战役的场景的描述是很不寻常地围绕着亨德的思想情绪来进行的，综观之，它显示了沃独特的简洁手法。从他亲眼目睹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细节中，他仅取其需要的部分来传达整个这场失败的战斗的真情实况。

对本书在克里特岛战役以后陷入的沉闷感到心灰的读者会对进展得势如破竹的叙述提出质疑，还有卢多维克会不会描写得过于草率，盖伊的战斗生涯是否被描写得一败涂地。我们很快就跳过了好几年。用讽刺手法描述的在南斯拉夫的“最后的战斗”气氛郁闷，最终的结尾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幸福”。但是在《荣誉之剑》的后半部，沃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论述集中了他所有感人的人道主义思想。

天主教徒将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阅读沃的杰作。开始时需要一点耐心的非天主教读者不必感觉书中的基督教观点有所不妥。天主教可以说在这里有两个作用，并可以不用教条的语言来解释。它提供了一个高高的天空，天空下“军人”的渺小而可怕的所作所为可以在上苍的凝视之下加以衡量。在无限的时间长河里，漫长的一生同短暂的一生一样，几乎都是稍纵即逝，克里特岛的大战很难说比游击队在克罗地亚的佯攻重要多少。在阳光普照的茫茫苍穹底下，天主教仿佛使沃能够建起一个大帐幕，在里面他的人物可以得到宽恕。盖伊被人错误怀疑的行为使得确定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与确定他实际所做的事情同样重要或更加重要。我们人类的判断力是如此不准确，我们又怎么能自以为是地判断别人呢？

书中的所有人是不是都可以被宽恕呢？当合上这本书时，那些同路的共产党人、布朗普顿、吉尔平和德苏泽是不是都在这大帐幕底下呢？也许不是。那些审判并据猜想是枪决了肯伊夫妇的“同志们”是小说中最令人憎恨的，然而当盖伊在顺从地传达此消息时并没有打吉尔平，那种在上苍凝视之下的“徒劳感”起了作用。他父亲先前免除了冷酷的兰伯特夫妇加在他身上的罪责——尽管他们俩大发战争财。卢多维克被他对他的狗的怪癖宠爱所挽救，更被他对伤感小说的沉醉所挽救。被沃执意聚集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令人信服的丰富多样的人的种种特点也许都应该得到一定的尊重，作为人性，其中许多可以被接受。那个和善平庸的无名少校——沃最后称他为格雷斯-格朗德林-马奇波尔——代表了不断强调的英国好人的典范，他也有其“优点”，然而如同在莎士比亚戏剧里一样，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永恒的天空下给予宽恕的同时，沃的人物都生活在记录得非常准确的历史时期。（他聘用了一组研究人员，以保证他所写的这些有关事件的细节如同描述斯大林格勒之剑一样精确。）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中，沃使用了所谓的“广义讽刺”。有结构方面的讽刺，在1939年，盖伊想不到1944年他的工作竟不是征讨布尔什维克，而是同英国的共产党盟友联合在一起。在细节上也有广义讽刺，如一枚V-1飞弹在信教后的弗吉尼娅有机会再犯下罪孽以前把她炸死了。

在早期的小说中，沃把他的人物在生动的历史时期中的所作所为写成了闹剧。因为结合永恒和宽恕的回顾构成并贯穿了《荣誉之剑》，它的载体不是闹剧而是喜剧。沃在战争中的经历充满了痛苦和屈辱，要把所有这些最野蛮的战争写成喜剧绝非易事。但是到了50年代初期，当沃开始写后来成了《荣誉之剑》的这部小说时，“战前”、“虚假的战争”、“人民战争”和“战后”成了明晰的各个阶段。斯普鲁斯对他的秘书所讲的弗吉尼娅· 特洛伊是战争中最后一个交际花的含义隐含着沃对一个时代、对他现在已肯定逝去的青年时期的感觉。盖伊从意大利城堡中的一个漫无目的的住客到西部农村的一个勤劳农民这一沦落（也可以说是提升）的经历，包含着沃对民主化的时代精神的惊人让步，他的历史观对于50年代的读者来说似乎极为怪诞。为什么要时时提及英国天主教持续的传统（该教在英国历史上先被宗教改革，后又因19世纪从爱尔兰大规模向外移民而被倍加忽视，而爱尔兰为1829年解放的英国天主教会提供了占多数的信徒）？难道这里不是沃极其荒唐地表现了出名的势利，在暗示真正重要的人不是普遍的上层阶级，而是那些阶级中离经叛道的一小撮人？

再说一遍，天主教徒可以随心所欲地来理解这一点，而非信徒读者会说沃的势利在《荣誉之剑》中已经在讽刺中分崩离析，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尉对古老世界的文化现象、古老英国的天主教葬礼的好奇有助于确定它在历史上的位置——克劳奇巴克家族现在成了“古董”，这里就有着广泛的讽刺。近乎纯粹挖苦的细小讽刺用来针对中尉的美国同胞——布姆、施卢姆、乔、酗酒成性的记者和在最后章节中拿着照相机拍照的像猴子一样的斯奈福尔。沃的反美倾向势利至极。

但是英国的上层阶级也一概被列入讽刺之列，并未被当做偶像来崇拜。即便是圣人般的老克劳奇巴克也因他的过失而被取笑。伊恩·基尔班诺克的无耻的愤世嫉俗无需作者来作评述，尽管他妻子的吝啬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得到了些微评语。贝拉米酒吧的成员这班喜剧小人物同P.G.沃德豪斯的许多书中带有特色的雄蜂俱乐部的成员不相上下，这对沃的小说明显有较大的影响。

既然让所有人都进入到宽恕的大帐幕里，那么大人物也要服从讽刺喜剧的规则。丘吉尔在《挂出更多的旗帜》中像神一样作了干预，结束了愚行，在这儿却可以见到他对里奇-霍克荒诞的“揍”的业绩任意放纵，并被精明能干的共产党人铁托所欺骗，正如中东的帝国司令韦弗尔被毫无道德意识的斯蒂奇太太所哄骗一样。但是沃对上苍凝视下的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所见是否符合真实的史实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因沃的小说的大部分都接近自传，所以它可以被认为是“第一手资料”。到了50年代中期，他有机会阅读其他写他参加过的战争的作品，以便在他自己经历的基础上取得“第二个”定位，例如菲茨罗伊· 麦克林的书和丹·达文所写的克里特岛上的新西兰军队的正规史。但是他的判断和所有那些历史学家一样，当然是主观的、有疑问的。他对1943年在地拉那举行的同盟国领袖峰会所知甚少，无以证明他在提及该会时的讽刺态度有任何道理。他在描述南斯拉夫游击队时全无讽刺，可是回顾起铁托与斯大林关系破裂时其讽刺意味又何等深长。（当时吉尔平会站在哪一边呢？）

然而，沃作出的评价之缺陷与其说是来自爱好争论的职业历史学家们，还不如说是来自苏格兰人或托尔斯泰的观点，因为大部分评价都是不加掩饰地出自他的人物和他们的观点。“人民战争”的情况也许要比沃所承认的更高尚，但是基尔班诺克利用这个概念的宣传潜力来减轻他自己的战争负担并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一做法，通过近乎闹剧的描写，很透彻地证明了传媒采取种种手法，来使美国参战，并且在日本人进攻珍珠港以后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让美国人消除对英帝国主义和英国阶级区分的怀疑。

“人民”本身并没有成为势利之人鄙视的目标。普通士兵一般都很坚定乐观。里奇-霍克的勤务兵道金斯在本书最后的高潮中表现出纯朴直爽的英雄主义，接着说起他死去的主人时颇有见地和尊严。特里默和卢多维克用奥韦尔斯的话来说，是小说中主要的无产者，这两个人都是性格非常孤僻的人，所以对他俩的评判不能用来判定普通的“人民”。在上苍凝视之下，卢多维克对亨德和无名士兵这两个他认为无论如何注定要遭厄运的发疯军人的谋害被他拯救盖伊生命的行为所抵消。特里默在喜剧段落中表现出的乐观态度和满腔热忱实为可爱。假如像50年代的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人民”在1945年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自己的地位，接管了国家，假如特里默和卢多维克是“人民中的成员”，那么不能说沃低估了“人民”。

卢多维克的描述猛烈抨击了法国的存在主义，而不是任何明确的英国时尚，他不是书中惟一的作家。像他一样，伊恩· 基尔班诺克是这样一个作家：他能够与现实保持联系，同时又能与现实保持距离。卢多维克没有受过文学意识的教育，甚至连卡夫卡都不知道，但是伊恩却能随时触景生情引用王尔德和科沃德的词句，德苏泽在他的文学引喻方面可以说同沃不分高低。这三个人还有埃弗拉德·斯普鲁斯使得沃能在嬉戏和宽恕的大帐幕下展示自己的技巧以及它的英国传统的源泉。他间接地反思了社会变动和文学潮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好像此作用能使他在二十五岁时成为光明的青春时代的记录者从而出名。这种反思使他成为一个更加神圣同时有人情味的作家。用耶茨的话来说，他也隐含在他自己时代的“轻松嬉戏”之中。

能站到自身之外来审视自己是一种在《荣誉之剑》中只有基尔班诺克和德苏泽才显示出来的才能，深深陷入失望之中的盖伊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会看到，别人也许都认为他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是一个冷血动物，然而他没有察觉到别人正面的品质，有许多人对他怀有好意。他的这一缺点促使他成为环境的牺牲品，他不能理直气壮地把斯蒂奇太太的诡计揭穿，也无力和布朗普顿抗争。他满脑子充满了自己的失败感，使得他在沃最后强调他的日子会很好过的时候产生了死的愿望。甚至他的天主教信仰和责任使他萌生了一种充满英国天主教传统失败感的忧郁的惟我论。

不缺自信的“大个子”特罗特也是一个惟我论者，除了参加作战以外，几乎精于所有逃避部队责任的这位高手是一个完完全全、地地道道的戟兵，他对于自己的行为给容忍他的戟兵兄弟和不一定宽容他的平民带来的麻烦毫不在乎。阿普索普和“唠叨嘴”考纳、亨德和卢多维克则完全沉醉在他们自己的偏执和自欺之中，就像格伦迪宁-里斯医生沉浸在他疯狂的食谱理论之中或者阿科南加医生陶醉于他的迷信法术一样。而基尔班诺克好像是巴兹尔·西尔的一个稍好的翻版，他在这怪诞的战争世界中自由驰骋、所向披靡。他清楚别人对他的看法，并能改弦易辙，改善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然而这种油滑不是沃所崇奉的，甚至亨德在精神方面要比基尔班诺克更有深度。在世人的眼里，宗教像是一种疯狂，而托尼·博克斯-本德入修道院的决定似乎更是一个灾难。值得赞扬的是，盖伊并不能完全苟同世俗的准则，他时常是一个跳出幸福梦想的快活的征讨者，然而更经常地是一个受时间和地理环境限制的忧郁的征讨者。《荣誉之剑》为我们显示了在这两种意义上都是一场混乱的战斗：无辜者受难而坏人在谋划，子弹和炸弹落在人身上不分好人坏人。盖伊的“武装起来的现代世界”应该在征讨进攻中挨“揍”这一怪异的观点也有其长处，里奇-霍克好进攻的本质至少不令人讨嫌，卡特莫尔对游击队的天真态度可以得到宽容，而德苏泽对共产主义的亲近似乎仅仅是一种时尚和轻佻。在阿普索普把自己看成是非洲丛林中的英雄的幻想中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自认高贵，在弗吉尼娅快乐地改信天主教中有一种清新的天真无邪，但是在克丝蒂·基尔班诺克对她同盖伊复婚的反应中显示了一种精神的极度贫乏。无疑，大帐幕里允许堂吉诃德式的浪漫主义进入，但是讲究实际的韦尔斯将军只钻进来了几英寸，因为他不能算是一个精神完全空虚的人。

盖伊在戟兵精神中不断获取营养。既然戟兵中有愚钝和腐败的人存在，我们只得把他的爱归咎于幻想，不过我们能确定他的所爱——一种深厚的传

统感，对戟兵兄弟的忠诚，一种能在有纪律的部队里甚至在克里特岛的混乱中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精神。戟兵不可能重新获得耶路撒冷，也不会破坏现代世界，然而在军团生活中存在着真正的成功要素。对照之下，布莱克荷斯所谓有前途的突击队被揭露出来是一个不堪一击的虚幻的部队，艾弗·克莱尔从克里特岛的叛逃就是其虚弱的象征。这支部队头重脚轻，上层都是些个人主义的军官。他们缺乏在军团行动中不带自我意识的其他军官所具有的踏实作风。

但是羽毛在真空中落下时跟铅块一样快，卢多维克有关盖伊的《随感》在沃的整部小说中前后回响着。在死亡之列，阿普索普同韦弗尔并行。那个被盖伊热心珍藏、又被斯蒂奇太太丢弃、踏碎的在克里特岛上丧命的一名战士的身份，与欧洲的所有有名有姓的阵亡将士有着同样的分量，这是老克劳奇巴克的智慧所至。弥合罗马教廷和意大利之间关系的拉特兰条约如盖伊认为的那样，是可耻的，但是，老克劳奇巴克说：“哪怕只有一个灵魂得到了拯救，这也是对任何‘面子损失’的全部补偿。”

对于非天主教徒来说，也能悟出其中的道理。盖伊帮助的犹太人的数目同数百万死去的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个事实以及他们不是完美的人这个事实不能成为不去做这件好事的理由。在上苍凝视之下，沃暗示了可以接受的行为准则：不完美的人们应该原谅别人的不完美之处，不完美的作为比不做好事要好，失败的征讨理想和高尚的幻想要比眼光犀利、胜利成功的机会主义要好。闹剧说明了谁也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像《第十二夜》里一样，喜剧表明，甚至一个马伏里奥都还有一点尊严，性格截然相反的阿普索普和卢多维克在大帐幕下可以同样获得宽恕。

对于为此做准备工作并提供各种协助的机构和人士——爱丁堡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中心、罗杰·戴、伊恩·威廉·金、杰姆·菲利普斯和奥伯龙·沃——我在此表示特别诚挚的谢意。

伊夫林·沃的小说很可能流传下来，而他也可能成为继萧伯纳之后最优秀的喜剧天才。

——埃德蒙·威尔逊，美国评论家

《荣誉之剑》的贡献包括：凡作家都会为之倾倒的文体、令人兴奋的狂欢、语调完美的对话和永远难忘的人物。伊夫林·沃幽默、友善、尖酸、刻薄地观察战争。正因为融合了这样的心态，本书以一种非常体面的英国方式起到了预言的作用。

——彼得·伊维斯，美国纽约市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