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严肃而不失活泼的中情局史，内容引自5万多份中情局、白宫和国务院秘档，2000多份美国情报官员、军人和外交官的口述记录，以及300多份前中情局官员(包括10位前中情局局长)与退休特工的访谈。书中所言斑斑可考，没有匿名消息，没有盲目引述，更没有道听途说，作者钻研情报新闻20多年，调查精辟、笔锋犀利，让中情局60年的罪与罚昭然若揭。

世界上没有哪个机构像中情局那样名扬四海，又臭名昭著！

二战期间，美国对纳粹深恶痛绝；可冷战期间，CIA为何又用纳粹当导盲犬？为了窃听到苏联情报，CIA实施了为时一年的“柏林通道”计划，但为何在快完工时突然穿帮？CIA吸收的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的秀异才俊，可为何却干出了像猪湾登陆这样让中情局遗臭万年的蠢事？肯尼迪遇刺，到底谁是幕后黑手？FBI与CIA强强联手，也难查出背后真凶？“水门事件”中，尼克松为何要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中情局背黑锅？在这两难之时，局长又会作何抉择？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爆发，伊朗人见到“名噪一时”的中情局官员，为何感到莫大的羞辱？朝鲜战争、中东战争、苏联解体、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甚至“9·11”事件，中情局又为何全未料到、败绩累累？

……

《纽约时报》记者蒂姆·韦纳将在本书中为你一一揭晓其中内幕。

《中情局罪与罚》荣耀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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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引言

第一部分 “情窦”初开 杜鲁门时期的中情局：1945～1953

第1章 情报机关应是全球性和极权式的

第2章 中央情报组的暴力逻辑

第3章 先天不良的CIA诞生了

第4章 把俄罗斯人赶回老家

第5章 CIA用纳粹当导盲犬

第6章 只有上帝和斯大林才知道苏联机密

第7章 CIA无法成为专业的情报机关

第二部分 情报怪才 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中情局：1953～1961

第8章 如何应对斯大林之死

第9章 CIA一举成名

第10章 暴力创造的“神话”

第11章 情报搜集方式的变革

第12章 应对日本下大注

第13章 让苏军投诚是个幻想

第14章 丑态百出的叙利亚政变

第15章 奇怪的印尼内战

第16章 欺上瞒下入侵古巴

第三部分 功败垂成 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中情局：1961～1968

第17章 遗臭万年的猪湾登陆

第18章 古巴导弹危机

第19章 美苏的秘密导弹交易

第20章 “老大，我们干得不错吧”

第21章 肯尼迪遇刺案大揭密

第22章 虚假情报开启越战

第23章 CIA逐渐脱离越南现实

第24章 CIA这艘船快要沉没

第25章 没有胜算可言的越战

第26章 美国总统坐在政治氢弹上

第27章 无法击败自己不了解的敌人

第四部分 清除群氓 尼克松与福特时期的中情局：1968～1977

第28章 秘密扩大东南亚战争

第29章 美国政府要的是军事解决

第30章 都是“水门事件”惹的祸

第31章 老特工的好日子结束了

第32章 CIA被“希腊小将”给耍了

第33章 家丑已经外扬

第34章 “别了，西贡”

第35章 情报政治化倾向日甚一日

第五部分 大胜无喜 卡特、里根与老布什时期的中情局：1977～1993

第36章 卡特想改变苏维埃体制

第37章 陷入伊朗人质事件

第38章 执掌中情局的冒险家

第39章 在中东进行摸黑行动

第40章 解救人质大行动

第41章 军火换人质风暴

第42章 反情报梦魇与日俱增

第43章 为消逝的敌人哀悼

第六部分 反思评估 克林顿与小布什时期的中情局：1993～2007

第44章 CIA逐渐变成“科学怪人”

第45章 埃姆斯案重创中情局

第46章 中情局已无法重归正轨

第47章 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第48章 追捕拉登徒劳无功

第49章 比“9·11”更要命的情报失误

第50章 迟来的葬礼

杜鲁门要的只是一份报纸。

1945年4月12日，因罗斯福总统过世而突然入主白宫的杜鲁门，对原子弹开发和盟国苏联的意图概不知情。因此，他亟需获取情报来行使他的权力。

几年后，他写信给友人：“我刚继任时，总统没有办法统筹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罗斯福已成立了战略情报局(以下简称“战情局”)，充当美国的战时情报机关，由多诺万将军担任指挥官。但多诺万所领导的战情局当初建立时只是权宜之计。因此，新设立的中央情报局代之而起后，杜鲁门便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完全为总统服务的全球性新闻机构，每天提交新闻摘要。他写道：“我无意让它变成‘斗篷与剑’的团体！原本的用意只是要它做个让总统知晓世界大势的中心。”杜鲁门坚称自己根本没有要中情局“充当情报组织。成立之初根本没这个意思”。

他的设想打从一开始就被推翻了。

多诺万认为：“在全球化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中，情报机关也应该是全球性和极权式的。”他在1944年11月18日致函罗斯福，建议美国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早在1943年，他已应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之请而着手规划，艾森豪威尔想知道如何将战情局变成美国军事机构的一环。多诺万告诉罗斯福，他可以在了解“外国的能力、意图和活动”的同时，展开“海外颠覆活动”对付敌国。战情局编制一直不超过1.3万人，比陆军一个师还要少。多诺万构想此部门能拥有独立人员，成为一支擅长反共、保卫美国免受攻击、向白宫提供机密情报的队伍。他敦促总统“立即起工造船”，并表明他有意当这艘船的船长。

绰号“疯子比尔”的多诺万是英勇的沙场老将，曾因一战期间在法国表现英勇而获国会颁授荣誉勋章。但他对政治却一窍不通，信赖他的海陆军将领屈指可数。多诺万想通过网罗华尔街的经纪人、常春藤盟校的书呆子、雇佣兵、广告人、新闻人、特技人员、窃贼和骗子来成立谍报机关，这令那些军队将领大惊失色。

战情局已培养了一批美国特有的情报分析人员，但多诺万以及他那位明星干将艾伦·杜勒斯，却对美国人不熟悉的谍报和阴谋破坏技巧情有独钟。多诺万不得不依靠英国情报机关向他的手下传授这些手段。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情局勇士，深入敌后，冒着枪林弹雨爆破桥梁，联合法国及巴尔干的反抗组织共同对付纳粹势力。二战的最后一年，多诺万的手下早已遍布欧洲、北非和亚洲，因而他也打算直接派特工深入德国。人员是派出了，可最后都牺牲了。21个双人小组当中，只有一组还有下落。多诺万日思夜想的就是这种有点豪壮，也有点虚幻不实的任务。

多诺万的得力助手戴维·布鲁斯(日后出使法国、德国和英国)指出，“他有无穷的想象力，点子是他的囊中之物。他激动起来会像一匹赛马一样呼呼喷气。他的指令，一看就知道即使不是荒诞不经，起码也是异乎寻常，但如果哪位下属拒绝完成他交待的任务，那可就惨了。我曾在他的指导下花了好几个星期辛苦测试，看看利用从西方洞穴捉来的蝙蝠摧毁东京的可行性。”在蝙蝠背上绑上燃烧弹空投——这就是战情局的精神。

罗斯福总统一直对多诺万有所怀疑。1945年初，他命令白宫首席军事助理理查德·帕克上校，针对战情局的战时活动展开秘密调查。帕克才刚着手调查，这条消息便从白宫泄漏出去，立即成为纽约、芝加哥和白宫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它们齐声警告：多诺万想要成立“美国的盖世太保”。消息一走漏，罗斯福便极力敦促多诺万将计划秘而不宣。1945年3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简称JCS，通称参联会主席)正式将多诺万的计划束之高阁。

参联会主席希望新的谍报机关服务于五角大楼而非总统。他们想要成立的是一个以将校和文职人员为主的情报交流中心，负责过滤由驻外武官、外交官和谍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以提供给4星上将级指挥官做参考。由此，持续三代人的美国情报机关控制权争夺战逐渐拉开。

“极其危险的事情”

战情局在美国国内地位不高，在五角大楼里更是微不足道。该机构不得查阅从日本和德国截获的最重要的通信资料。用主管军事情报的副参谋长克莱顿·比斯尔少将的话来说，美国高级军事官员都认为，由多诺万领导一个由文官组成的独立并且可以直达总统的情报机构，“在民主国家里是一桩极危险的事情”。

战情局里有很多正是珍珠港事变时酣睡不醒的那帮人。美国军方早在1941年12月7日凌晨之前就破解了日方的若干密码，知道日本可能发动攻击，但万万没想到日方会如此孤注一掷。破解的密码秘而不宣，也没有告知前线指挥官。军方内部的对立，也意味情报的分散、隐密与零乱。既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拼图板块，当然也就没有人能纵览全局。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国会才着手调查美国何以遭此突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才恍然大悟，需要以新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珍珠港事变之前，在国务院的一小排档案柜里，就可以找到覆盖全球广大大部分地区的相关情报。但这些消息只是来源于数十位驻外大使和武官。1945年春天，美国对苏联的动向几乎浑然不知，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

唯有罗斯福才能让多诺万成立高瞻远瞩、全知全能情报机关的梦想复活。因此，4月12日罗斯福逝世那天，多诺万顿觉前途黯淡，自怨自艾大半夜之后，来到他最爱光顾的巴黎丽兹饭店楼下，和战情局官员威廉·凯西(日后成为中情局局长)吃了一顿沉闷的早餐。

“你觉得这对组织有什么影响？”凯西问道。

“恐怕是要完蛋了。”多诺万答道。

就在同一天，帕克上校向新总统杜鲁门提交了极机密的战情局调查报告。这份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完全解密的报告，可谓是一把由军方打造，再由1924年即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磨利的政治谋杀凶器。胡佛看不起多诺万，自己又怀有掌控全球情报机关的野心。帕克的报告不仅摧毁了多诺万为保护特工所创造的神话，更在杜鲁门心中播下了日后对秘密情报活动深刻而持久的不信任感的种子，断送了战情局存在的可能性。报告说，战情局“对美国人民、商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

帕克没有提出战情局有助于赢得战争的任何重大例证，只是无情地列出战情局失败的事实。干部训练“粗糙且漫无组织”；英国情报指挥官认为可以把美国间谍“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利用战情局得偿所愿；德国间谍已渗透到战情局在欧洲和北非各地的活动；日本驻里斯本大使馆发现战情局官员打算窃取日方密码册，于是变更密码，造成1943年夏天美国“重大军事情报完全中断”。有位线人向帕克表示：“战情局这一愚蠢行为让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付出生命的代价，具体人数不得而知。”1944年6月罗马失陷之后，战情局提供错误的情报，导致数千名法军在厄尔巴岛遭到纳粹大军围困。帕克写道：“战情局的失误以及错误估计敌人军力，导致大约1100名法军丧生。”

报告还对多诺万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掉落在布加勒斯特鸡尾酒会上的公文包，“被一位罗马尼亚舞者拾起，转到盖世太保手中”。他对高级官员的任命和升迁不是看绩效，而是根据此人在华尔街和“社会名人录”的人脉；他派特遣队到利比里亚之类的偏远工作站之后，就把他们抛诸脑后；他将突击队误派到中立国家瑞典；在法国，他派卫兵保护夺取的一处德军弹药库，后来却把他们炸得尸骨无存。

帕克上校承认，多诺万的手下确实执行过几次很成功的破坏任务，也营救了一些遭袭击的美军飞行员。帕克说战情局在办公室研究和分析的部门“表现不凡”，所以他的结论是：战后，分析人员可以安插到国务院，其他的必须走人。“让几乎不可救药的战情局人员在战后秘密情报机关里滥竽充数，岂不让人匪夷所思。”他提醒道。

欧洲胜利日之后，多诺万返回华盛顿，设法挽救他的谍报机构。罗斯福去世后的1个月国殇期里，华盛顿上下争权夺利忙得不可开交。5月14日，在总统办公室里，多诺万向杜鲁门提议挖克里姆林宫墙角来遏制共产主义。杜鲁门听了不到15分钟就草草打发他走了。

整个夏天，多诺万都在国会和新闻界展开反击。最后，多诺万在8月25日告诉杜鲁门，总统必须在“知与无知”之间作出选择。他提醒道：“美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情报系统，这种状况的弱点和风险已是人所共知。”

多诺万向来以倨傲不屑的态度对待杜鲁门，这次，他原本希望一番好言好语能说动总统成立中情局，可惜他误解了总统的心意，杜鲁门已认定多诺万的计划具有盖世太保的特征。1945年9月2日，也就是美国原子弹空投日本6个星期之后，这位美国总统将多诺万革职，并下令战情局在10天内解散。美国谍报机关就此废止。

P32-35

《中情局罪与罚》第一个记录中央情报局60年的历史，分析了西方文明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未能建立第一流谍报机关的原因，而这一失败已严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情报工作是一种秘密活动，旨在了解或改变国外形势。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之为“极其无聊却又十分必要的差事”。一个国家要将力量投诸海外就得高瞻远瞩，见微知著，能够预见未来，预测意外，预防人民受到攻击。少了强大、精明、敏锐的情报机关，总统和将领们很可能有目如盲，东跌西撞。然而，综观美国历史，身为超级强国的它，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情报机关。

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罢了。中情局的编年史充斥着蠢事与不幸，间或穿插一些英勇之举与狡黠伎俩的花絮。史料里记录的全是他们在海外短暂的成功和永远的失败，因小失大的事比比皆是，并深深打上国内政治交锋和权力斗争的烙印。中情局的成功或许挽救了一些生命与财产，但它的失误却导致人财两空。事实证明这些失误对美军和海外工作人员造成了极大的伤害。2001年9月11日，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约有3000人丧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至今，已有3000余名美军牺牲。没能履行“让总统知道世界形势”这个核心使命，是中情局无可推诿的罪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美国尚无情报机关，战争结束几个星期后还是没有建立情报机构。大量士兵被遣散复员之后，对特勤工作有点经验又想继续与新敌人斗争的人只剩区区几百个。1945年8月，战时“战略情报局”指挥官威廉·多诺万将军提醒杜鲁门总统：“除了美国，各个主要的强权国家都有历史悠久的常设全球性情报机关，直接向政府最高层报告。在此次战争之前，美国没有海外秘密情报机关，而战后也没有一个类似的情报组织。”可悲的是，直到今天美国真正的情报机关仍付之阙如。

中情局原本是要成为这种组织的，可惜该局的设计蓝图失之草率。美国的老毛病不可救药：保密和欺瞒终非所长。大英帝国瓦解后，美国成为对抗苏联的唯一力量，它拼命了解这些敌人，为总统深谋远虑，以便事到临头时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情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醒总统防范突袭，避免重蹈珍珠港事变的覆辙。

20世纪50年代的中情局，数千名职员都是“爱国”的美国人，其中不乏历经战争淬炼的勇士，有的更是有智有谋，但真正了解敌人的却少之又少。总统在对中情局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下令中情局通过秘密行动来改变历史进程。当时担任中情局西欧秘密行动主管的杰拉尔德·米勒写道：“和平时期的政治与心理战争是一门新技术，有些技巧我们虽已知道，但仍缺乏理论和经验。”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基本上是盲人骑瞎马，唯一的办法就是边做边学，从战争的失误中汲取经验。那时，中情局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谎报信息，隐瞒在海外的种种失败，并靠这些谎言来保住自身在白宫的地位。深谙冷战时期情况的长官唐·格雷格说，中情局的势力如日中天，盏名在外，实绩却惨不忍睹。

越战期间，和美国大众一样，中情局对自身的危险置若罔闻。中情局发现自己和美国媒体一样，若是汇报的内容与总统的先人之见不符，便会遭到驳斥。中情局屡受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几位总统的责难与嘲讽。他们都不了解中情局的运作情况。前中情局副局长理乍得·克尔指出，他们在位时“不是期望中情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就是认为它什么事都做不好，然后又持相反的看法。他们一静下来就前思后想，游移不定”。

作为白宫的一个机构，中情局要生存就得先引起总统的注意。但它很快便发觉，尽对总统说些不中听的话实在很危险。中情局分析人员慢慢学会了萧规曹随、因循守旧。他们误解敌人的意图和能力、错估共产主义的势力，并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判断失误。

冷战时期中情局的最高目标是吸收间谍窃取苏联机密，但它始终无法找到可以深入了解克里姆林宫运作的人。有重要情报可向美方透露的苏联间谍屈指可数，而且他们都是出于自愿，并不是美方吸收来的，最后这些人都送了命，全被莫斯科当局逮捕并处死。在里根和老布什总统时期，这些人几乎都是被中情局苏联情报科的内奸出卖而葬送性命的。里根时期的中情局启动了一项规划不周的第三世界任务，即贩卖军火给伊朗革命卫队，再把所得投入中美洲的战争，这不但违法乱纪，更把仅余的一丝信誉消耗殆尽。更可悲的是，中情局放过了主要敌人最致命的弱点。

了解敌方的重大责任落在“机器”上，而不是由“人”肩负。侦察技术日新月异，中情局的目光却越来越短浅。侦察卫星使中情局有能力计算出苏联的武器数量，却无法提供苏联共产主义即将崩解的重要情报。中情局的顶尖专家在冷战结束后才看到敌人。中情局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协助阿富汗抵抗苏联红军入侵，让苏联受到重创，获得少有的成功。然而，它未能预见自己所支持的伊斯兰战士会把矛头转向美国，蓦然醒悟后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挫败。

冷战时期维系中情局的理由，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开始松动。中情局中还是有些人很努力地想要认清时局，可惜人微言轻。虽不乏有才干的官员致力于在海外为美国效力，但是人数太少了。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探员，就比中情局驻外官员还要多。当20世纪接近尾声时，中情局已称不上是功能完善的独立情报机关了。它成了五角大楼的二级分局，只是替一些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战争作些战术分析，而不是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制定战略。它无力防止下一个珍珠港事变发生。

纽约与华盛顿遭受恐怖攻击后，中情局派出一些老练的秘密行动干员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追捕基地组织(或称盖达组织，是极端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头目。然后，中情局向白宫提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报告，这使它作为可靠机密情报来源的地位荡然无存。它根据一盎司微不足道的情报，炮制出成千上万的报告。紧接着，小布什总统和他的行政班底滥用当年他父亲引以为豪的中情局，使它在海外变成了准军事化的国际警察，而在总部则成了瘫痪的官僚机构。2004年小布什宣布中情局对伊拉克战事的评估“纯属臆测”，这就在不经意间宣判中情局的政治死刑。历任总统从未那样公开责难中情局。

中情局在美国政府中的核心地位，随着2005年中央情报总监一职的撤消而告终，现在若想救亡图存就得改组重建，而这势必要花上好几年工夫。了解世界真相一直是三代中情局官员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但新一代官员中能熟知国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却不多见，能掌握白宫政治文化者更是少之又少。反过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一任总统、每一届国会和每一位中情局局长，几乎都不了解中情局的机制。这些人大多都只会把中情局“管理”得比他们刚接手时更加糟糕。他们的失败留给后世的只是艾森豪威尔所谓的“历史灰烬的遗赠”。美国仍在原地踏步，重新回到了60年前中情局草创时期的混乱状态。

《中情局罪与罚》试图说明，美国何以至今仍缺乏未来岁月里所需要的情报机关。书中引用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档案中所记录的理念和言行。档案记录了美国领导人把力量投诸海外时所说的、想要的和所做的真实的一面。为完成本书，我阅览了5万多份中情局、白宫和国务院的文件档案，2000多份美国情报官员、军人和外交官的口述历史，并自1987年开始，对中情局官员与退休人员(包括10位中情局局长)进行了：300多次访谈。

书中所言皆有据可考，没有匿名消息，没有胡乱引述，更没有道听途说，堪称第一本完全根据第一手报告和资料文件编纂而成的中情局史。然而，它并非完美无缺，没有哪一位总统或中情局局长能知晓局内所有事情，局外人更是难以掌握全貌。我在书中虽然未能写出全部事实，但已尽我最大的能力做到所说的全部属实。

但愿这本书可以成为警示。除非美国能找回那双看清事实真相的眼睛，否则可能无法长久享有强权地位，而这正是中情局曾经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如果有一天中情局倒台了，蒂姆·韦纳将难辞其咎……在书中……他描绘了这个机构毁灭性的图景……中情局无法预见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主要事件、侵犯人权、秘密调查普通的美国公民、暗杀外国领导人，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秘密行动上，却在其核心使命——搜集和分析情报上，一败涂地……《中情局罪与罚》在新闻报道和历史书写方面都极其成功，对每一位对中情局或对二战后美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人来说，本书都不可不读。

——《华盛顿邮报》

不管描述的是深入还是粗略，韦纳在书中所谈及的这些灾难性事件，对于读者来说，以前都略有耳闻甚至耳熟能详。但通过本书作者广泛深入的调查，读者就能一窥长期笼罩中情局种种问题的全貌。调查的结果便是对美国情报政策和运作最严厉可信的控告。

——《出版商周刊》

中情局近期大张旗鼓地解密了一系列据说是其“腹中骨”的内部报告……对中情局一反常态的“开放”所表现出的过度反应，表明了公众和媒体对中情局的真正了解是少之又少。幸运的是，蒂姆·韦纳的杰作《中情局罪与罚》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真的不同凡响，是描写间谍方面最好的一本书。

——《华尔街日报》

韦纳对中情局的报道分析令人印象深刻，趣味性极强。

—— 《纽约时报》

这是一本权威……杰出的著作。

——《洛杉矶时报》

蒂姆·韦纳曾获普利策奖，这部有关美国中情局历史的新书，列出了中情局的众多情报失误，指出中情局未能对任何一起重大国际事件作出预测，其中包括朝鲜战争、柏林墙倒塌、“9·11”恐怖袭击事件。

——《星期日电讯报》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对美国间谍机构的历史进行了极富魅力同时也言辞犀利的讲述。

——《波士顿环球》

这是本年度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本书。说它令人“毛骨悚然”，不仅是因为本书记录了CIA卷入暗杀、政变、暴力、渗透、破坏、颠覆、散播谣言、扰乱社会，更是因为美国标榜的民主制度下竟能任由这样的秘密间谍机构为所欲为，令人不寒而栗。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本书是近期历史类书籍中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令人震惊的著作。

——《西雅图时报》

本书描写的是一所已经失控的机构，令人眼前一亮的，极具史诗气质。

——《琼斯母亲》

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读读本书，通过这本书，你将会对打着美国公民的旗号，耗费着美国纳税人金钱的这家机构是如何作恶多端有一个全景性的认识。

——《巴尔的摩太阳报》

每一个总统候选人和每一位关心自己政府对于整个世界认识的美国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多伦多环球邮报》

本书以美国在伊拉克的灾难性败局收尾，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和批判色彩很浓的中情局史。

——马克·鲍顿  《大西洋月刊》首席记者，《黑鹰计划》作者

蒂姆·韦纳博览深耕，写出这本横跨60年、精彩纷呈又不乏说服力的中情局史，书中每段引言皆有据可考，这足以证明他不凡的写作功力，也证实美国政治制度有一定的透明度。

——斯蒂夫·科尔

国际畅销书《监视华尔街》合著者之一

《幽灵战争》作者，前《华盛顿邮报》编辑部主管，普利策奖获得者

本书和所有一流的历史作品一样，是结合深厚的历史素养、翔实的报导和发人深省的秘闻写成的，深具教育性和启发性，见解不凡。蒂姆·韦纳在书中说古道今，娓娓细说中情局草创时就存在的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美国的伤害。

——泰德·格普

《秘密国家》作者，《华盛顿邮报》著名调查记者，中文名葛闻达

这是一本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书。蒂姆·韦纳以丰富的报道和档案数据，剖析了中情局在传统情报上表现糟糕的原因。它是一则扣人心弦的故事，也是一个警告。美国必须培养了解和面对世界局势的能力与意志。

——沃尔特·艾萨克森

畅销传记《爱因斯坦》作者，鹅毛笔奖最佳传记类作品得主

这本新书称，中情局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推翻外国政府的秘密行动方面，而不是用来收集美国敌手的情报，这使它未能对任何一起重大国际事件作出预报。

——毕远 中新社

《中情局罪与罚》是第一本全面介绍中情局历史的中译本，有正史、有人物、有事件，既可作为研究人员的参考书，又可作为生动有趣的大众读物。

——张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

中情局是美国霸权政策的执行者和助推手，是在别国搞政变颠覆的幕后黑手，也是操纵国际舆论的高手。它为美国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却经常沦为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中情局罪与罚》一书反映了美国人对中情局抱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挑剔、不满和不满足，既要中情局做得更多，又要中情局做得更好。

——魏宗雷 美国问题专家

《中情局罪与罚》记述历史全面，故事引人入胜，人物丰富多彩，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中情局的来龙去脉，认清其性质和本来面目，作者所说的中情局业绩或败绩都是为美国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

——罗琪 中国网

读了很多间谍小说，也知道许多冷战时期中情局的传奇故事，但《中情局罪与罚》仍然让我爱不释手，一气读完。尽管中情局有种种不是，但没有CIA，就没有今天USA，这是美国的病理。

——马维国 北大医院和阜外医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