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自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4%。在除去官方统计中可能包含的、很明显被高估的因素后，阿尔文·杨(Alwyn Youn9，2003)估计中国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会降低1.7个百分点，达到6.1%而非官方公布的7.8%。3但是，即使中国的增长率比官方公布的要低2或3个百分点，拉美仍然无法与之相比。自1978年以来拉美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3%。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978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7倍有余(杨的判断为4倍)；据报道，拉美在这段时间内的平均增长幅度只有20%。当中国的制造业以超过12%的年均增长率前进之时，拉美制造业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它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0.3%和2.5%。

自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人们担心来自中国产品的竞争会对拉美的成衣业、电子产业以及该地区数千家公司生产的其他工业制品产生毁灭性影响。双方的这些反差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可能是造成流入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的一个原因(有关讨论请见本书第五章)。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流人量由2001年的266亿美元降至2003年的110亿美元，共有960家公司离开墨西哥，因此而减少的就业岗位据估计超过30万个(单成衣业就减少25.4万个岗位)。尽管这一趋势在2004年得到部分逆转，外国直接投资增至144亿美元，出口加工区也因此增加约7万多个工作岗位。然而，当外国直接投资在2005年再次降至113亿美元时，这种担忧再次加剧。就拉美整体而言，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326亿美元这一低位升至2005年的473亿美元，却仍然远远低于1999年的峰值水平(793亿美元)。

本章尝试分析有关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取代拉美的担心是否有充足的根据。一些研究已经从微观经济的角度进行探讨，对要素禀赋、出口结构或主要成本构成(如劳动力或运输成本)进行对比。本章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对中国和拉美的增长表现以及它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进行对比。虽然这种方法不能进行实证检验，却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和均衡的观点。这一观点可能对未来的投资者以及从业者和分析家都有助益，对那些已经熟悉拉美的人更是如此。

本章认为，中国相对于拉美的优势来自于它的经济规模、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以及创新能力。中国主要的劣势衍生于市场与国家的分离不足。这导致公司治理水平偏低、金融体系脆弱和容易引起储蓄配置不当，当前表现为对许多行业投资过度。中国和拉美还有一些相似的严重缺陷，都存在法治薄弱、腐败成风、教育水平低且分布严重不均衡的问题。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以及那些抑制竞争的规范和惯例阻碍了普遍的创新活动。从中期来看，不论是中国还是拉美，纠正体制弊端的能力将决定它们是否能达到更高收入水平和完全融人世界经济。

中国的优势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所提醒的那样，国家间不竞争，但公司间会竞争。尽管一些外国投资者已经将中国列为首选之地，但中国的增长并不是在损害拉美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毋庸置疑，中国的增长有利于拉美，因为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最强有力的国家。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所做的贡献已经超过了美国，比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所做贡献总和的一半还多，这三个国家是仅次于中国的新兴经济体(The Economist，23 March 2006)。其结果是市场扩大，出口价格升高，初级产品尤其如此，而这是拉美外部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还导致全球储蓄的增加，使背负对外赤字的国家有机会获得资金，而拉美国家和美国基本上都属于这类国家。美国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这对拉美有利——只能靠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直接外部筹资才能维持。因此，强调中国的优势和与拉美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为何更成功是有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中国不具备这些优势，拉美的情况就会好一些

规模

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从最近几十年的增长率来看，中国将在未来不到40年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结论是以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得出的。不过，如果以购买力平价率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话，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如果中国和美国继续保持各自当前的增长率，中国将在10年内赶上美国。中国对世界贸易也至关重要，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更开放，比印度、巴西和美国更引人注目。这些国家的出口和进口额不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中国的贸易额占到其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规模产生优势，因为规模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以开拓国内市场和开发出口产品，有助于利用巨大的劳动力供给，而这正是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内，公司可以开拓生产、运输和市场方面的经济规模，而这些是融人国际市场的决定性因素(Hummels，2004)。中国的大城市还可以提供充分发挥聚集经济的机会，促使形成公司集群，相互进行补足和竞争。这一点对发展和开发技术型人力资源，以及拓展知识和创新产业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其他一些因素——如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和恶劣的创新氛围——使公司无法充分利用这些优势。P7-10

2008年3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博士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哈维尔·桑蒂索在北京达成协议，由拉丁美洲研究所组织中文翻译、出版发展中心的《2008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和《中国在拉美的有形之手》，以及发展中心主任哈维尔·桑蒂索的《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等三本著作。双方还商定，自2009年起至2011年，拉丁美洲研究所将连续三年负责翻译出版发展中心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年度报告，并于每年的2月末3月初双方共同在北京举行专题研讨会。为此，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由拉美所所长助理、经济研究室主任吴国平研究员负责，并相应成立了三个翻译小组。

 《中国在拉美的有形之手》一书的翻译小组由王鹏和赵重阳组成，王鹏为该翻译小组的协调员。全文分工如下：赵重阳翻译序言、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王鹏翻译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刘宪生先生对全文进行终校，王鹏对全文进行编排整理。

序言

绪论：中国：拉美的援手？

第一章 拉美应该惧怕中国吗？

第二章 天使还是魔鬼？——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的贸易影响

第三章 中国和拉美：贸易竞争(1990-2002)

第四章 与龙争锋：拉美和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

第五章 中国对拉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后记

这份关于中国对拉丁美洲影响的详尽研究是发展中心发起的一个重点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整个研究项目的成果最终体现于2006年3月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会上，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的专家聚集一堂，就那些拉动亚洲经济的国家对非洲、亚洲和拉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正如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早先为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所撰写的研究著作中详细阐述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全球经济参与者。最迟到19世纪初，中国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还多达近三分之一。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复兴是壮观的。这为许多国家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于拉美，中国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贸易天使”，因为它为这一地区的初级产品提供了销路。因此，中国对拉美的贸易影响是正面的。这一影响直接表现为出口的猛增，间接表现为贸易条件的改善。

中国的崛起对拉美国家也是一个挑战。如果它们想保持比较优势，就必须继续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

下面的章节将为中国的崛起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对拉美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供详细的证据，从而证明拉美可能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地区之一。本书的一些作者集中分析了贸易影响，而其他作者则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他们都强调指出，中国为拉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加强该地区传统资源优势。拉美面对的主要政策问题是：如何既能继续利用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从中获利，又能规避落人原材料生产者困境的风险，而非更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

除了贸易，另一个正在形成的事实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拉美与亚洲、特别是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牢固。中国和印度的兴起极大地扩展和加深了这些联系。拉美正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亚洲，而兴起的亚洲则在拉美寻求资源和新的市场。对欧洲和美国而言，这也是一个唤其觉醒的信号。

劳卡·T.卡塞利

(Louka T.Katseli)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主任

2007年3月

中国的崛起对拉美国家也是一个挑战。如果它们想保持比较优势，就必须继续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

下面的章节将为中国的崛起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对拉美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供详细的证据，从而证明拉美可能是世界上受益最大的地区之一。本书的一些作者集中分析了贸易影响，而其他作者则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他们都强调指出，中国为拉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加强该地区传统资源优势。拉美面对的主要政策问题是：如何既能继续利用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从中获利，又能规避落人原材料生产者困境的风险，而非更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

除了贸易，另一个正在形成的事实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范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拉美与亚洲、特别是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联系已经非常牢固。中国和印度的兴起极大地扩展和加深了这些联系。拉美正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亚洲，而兴起的亚洲则在拉美寻求资源和新的市场。对欧洲和美国而言，这也是一个唤其觉醒的信号。

中国的崛起对拉美国家是一个挑战。如果它们想保持比较优势，就必须继续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

本书的一些作者集中分析了贸易影响，而其他作者则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他们都强调指出，中国为拉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加强该地区传统资源优势。拉美面对的主要政策问题是：如何既能继续利用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从中获利，又能规避落人原材料生产者困境的风险，而非更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