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服饰的变化是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它既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科学技术水平，也体现了时代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和服饰变化无不印证着它们之间这种休戚相关的联系。
在清代，政府曾把“服制”作为“立国之经”，对士绅、兵民、商贾的服饰，做了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要求上自皇帝、亲王、贝勒、后妃，下至文武百官、士农工商，均须“依制着装”，倘有违制，即以“僭越”治罪。这样，清朝的不同阶层便有着不同的服饰，其中表现出非常严格的等级观念，而长袍、马褂则是当时较为流行的服饰，是传统的国服。
清时，这种传统服饰的制作，若论款式优美和缝制考究，自然要数苏州与广州，“苏广成衣”的招牌当时遍布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并为人津津乐道。但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在成衣行业中，一支前所未有的浙江籍裁缝队伍——“红帮”裁缝异军突起，声势非凡，并迅速登上中国近代服装业的历史舞台，大有舍我其谁的发展势头。
就近代浙江服装业来说，其开风气之先者首推宁波。自古以来，宁波的服装业就较为发达。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人们发现以河姆渡人为代表的宁波先民，不仅在7000多年前就开始制作衣服，而且已经从粗糙的树皮、树叶及兽皮服装，逐步演变为由野生植物纤维纺织而成的原始服装。兼以宁波面海靠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又长期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因此宁波服装在中国历史的一些时期曾起着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宁波作为当时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宁波设立领事馆和办事处，外国人出入频繁且数量不断增多，一些中国人进入外国人开办的洋行工作，社会上的一些通达人士便开始效仿洋人，穿西装、西裤、西式大衣渐成时髦，一时间在宁波刮起了阵阵“西装”热风。宁波“红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又一次成为中国服装业的弄潮儿，在近现代的浙江乃至中国服装史上独领风骚几十年，其影响至今仍绵延不绝。正因为如此，梳理浙江服装的历史足迹，就不能不从“红帮”裁缝的历史谈起。
“红帮”裁缝的来历一般认为是这样的：最早来中国的欧洲人——主要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明清之际习惯被国人称为“红毛番”，后来就把来华的欧美人通称为“红毛番”。据统计，到鸦片战争前的1839年，来华的天主教徒人数已达30万。随着来华的外国人猛增，“红毛番”这个词逐渐转换成“洋人”、“西洋人”，他们的服装也就被称为“洋装”、“西装”或“西服”，于是也就把为“红毛番”制作衣服的宁波籍裁缝的群体称作“红帮裁缝”。这种说法把“红帮”的来历及特点说了出来：一、“红帮”是专事“西服”的迥异于“本帮”裁缝的服装流派；二、“红帮”裁缝最早是由宁波人开创的。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以下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辙痕，探究浙江服装先辈们艰苦创业的不凡历程。
第一节 横滨“开山”张尚义
一、拜师学艺帮厨为生
历史还得追溯到200多年前的一次海难。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发生过无数的灾难。灾难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惨痛的教训，但也偶尔会因此而创造奇迹。这里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位在不幸中获得新生，而且还创造了一段历史的“红帮”裁缝第一人——张尚义。他不仅改变了近代中国服装业的发展轨迹．而且也开创了近代中国服装的先河。P1-3
这部书稿是浙江理工大学五位老师的共同劳动成果，各章撰稿人如下：
第一章、第二章宫富
第三章、第四章蒋晓娜
第五章、第八章唐亚蕾
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徐佳
第九章薛亚军
全书统稿由薛亚军完成，在大体保持撰者行文风格的同时，对原稿内容做了一些增删修改、芟衍去蔓的工作，对原稿文字也进行了疏通。
书稿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内容经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陈万丰先生审定，专此致谢！
本书中所用照片均系宁波服装博物馆提供，版权归其所有，在此谨表谢意！
在浙江服装名商传的撰写过程中，课题组曾三趋宁波、两赴上海进行调研，杭州市内除省图、市图查阅资料而外，也去过市政协、市工商联以及市档案馆等处。课题组还组织了两次采访，分别采访了爱国服装商人王宏卿先生之侄王汝瑜先生以及顾天云先生的弟子沈仁沛师傅，非常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
在艰难的资料查阅过程中，我们有幸得到宁波服装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季学源教授和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陈万丰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和热忱帮助，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材料和线索，而且还给予我们不小的鼓励。在书稿完成之际，我们谨向两位“红帮”研究专家表示感谢！
在项曰进行过程中，感谢浙江省社科院林树建先生和卢敦基研究员提供资料方面的帮助，使得本课题能够顺利完成。
浙江服装史的研究，特别是近现代浙江服装史的研究，目前是远远不够的，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课题组碰到的最大困难是资料。因为资料匮乏，所以原先拟定的名商条目不得已做了较大调整，从而舍去了个别应该为之立传的服装名商；因为资料匮乏，所以有些服装名商的生平事迹叙述得极为简略，有的服装名商如苏培根等竞因材料近乎空白而无从撰写。
书稿虽已完成，但是我们对浙江服装的研究仅仅开了个头，希望我们课题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努力，能够推动和加深人们对浙江服装的认识。
书稿撰写过程中，广泛参阅了他人的科研成果，并尽可能以脚注或主要参考书的形式逐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序
万斌 陈永昊
研究浙商，先得弄清楚何为商人。民国三年（1914）3月2日颁布的《商人通例》称：从事买卖业、制造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者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钱庄业、信托业、保险业、运输业、旅馆业、服务业、牙行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行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均称商人。该“通例”罗列的种种行业，仅仅是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当然已不再适合当今的情形，但它采用的广义商人的概念我们仍可沿用。在今天，可以说，凡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可称为商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浙商，应该是浙江籍也包括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工商人士。
浙江这块土地特具“商”的意识和灵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谋士计然就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思想，被称为“陶朱公”的越国大夫范蠡在民间一直被尊为商人的始祖。秦汉以降，被视为“蛮夷”、“方外”之地的浙江一带，生产力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也日益频繁，浙江商贾外出经商之风日盛。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宁波商贾的足迹已北抵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期，浙江经济空前发展，商贾云集，成为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而商贾的足迹开始向海外扩展，到达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至明中叶，浙江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区之一，手工业、纺织业、商业十分发达。晚明以后，浙江商人开始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会馆、公所，形成商帮。浙东商帮的代表宁波帮、浙西商帮的代表龙游帮已跻身全国十大商帮之列。当然，在清中叶前，领袖中国商界的还是徽商和晋商。只是到了近代，得风气之先的浙江商人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缘优势，采用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技术，并积极创办实业，介入新式商业、近代矿业，以及银行、保险等新式金融业，迅速取代徽商和晋商的地位，逐步发展壮大，成为领袖中国商界的新一代商人群体。今天有人往往把浙商与徽商、晋商并称，此举容易混淆浙商的特质。浙商与徽商、晋商尽管时空有所交错，但总体上毕竟是彼落此起，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近代性的表征。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徽商和晋商仍然沿袭封建商业社会中的行为，逐渐被社会淘汰，而浙商却是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共生共荣，代表着先进的发展方向。
1978年后，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处于涌潮最前沿的浙江人又一次领风气之先，乘改革开放东风，弄民营经济大潮。20世纪80年代初，10万温州人跑供销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至2006年，浙江已有600万经营户在外省和世界五大洲经商创业；浙商在省外设立的市场多达80多万家，注册资本达2000多亿元；浙商在省外、境外的投资总额达6400多亿元，成立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商会、商业促进组织已有150余家。“无浙不成市”已为举国认同，新一代浙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商帮，浙江也成为国内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浙商群体，成为浙江发展中十分活跃的生力军，在全国也称得上是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当然，还有一支奇兵不容我们忽视，那就是辗转于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欧美等国的浙商。他们在当地继续从事工商业经营，为当地经济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和香港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这批浙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一部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浙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史。在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左传》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如果说古代浙江有两大传统，即精英文化传统与商业传统，那么，“言”和“功”正好与这两大传统紧紧对应。文化名人以执着和才华构筑出文化的大厦，这样的大厦在时常轮回的政治宫殿的坍塌中更显宏伟。而商界精英以智慧和手段打造财富的帝国，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进步。立言，立功，两者不可或缺，皆为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两者都是浙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浙商，更是浙江各项自然及人文因素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浙江的地理、经济及人文特征为浙商打上了明显的印记，反过来，浙商也在重塑浙江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浙商的经营思路和经营行为构建了浙商文化，而浙商文化又规范和约束着浙商的思想和活动。两者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浙商文化形成的众多渊源中，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存技能，是浙商文化的精神之根。而新时代的浙商文化又以独特的面貌，发扬了浙江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浙江文化中的一朵瑰丽奇葩。
新世纪以来，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浙江省委一系列关于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指示精神指引下，在浙江进一步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背景下，浙江省社科界统盘规划、整合资源，系统推进，积极实施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大力繁荣浙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浙江的“软实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率先启动了《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百部丛书的工程。继而，又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携手合作，共同启动“浙商系列研究”。该系列研究包括“浙江名商传记丛书”和“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两大部分。“浙江名商传记丛书”主要选取浙江籍著名商人，包括浙籍在港、澳、台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营者，兼及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商人；人选商人的主要经营活动，内地一般限于1949年前，不包括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新浙商，台、港、澳地区和海外浙商则不受此限；入选名商资料丰富者，单人成册；资料不足者，按行业或地域，数人合为一册。计划先出版30部。“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主要研究浙商的政治参与政治文明建设、浙商的经营文化、浙商商业伦理和商事习俗、浙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浙商家族文化、浙商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等，旨在通过研究，加深对浙商的理性认识，丰富浙商文化内涵。浙商创造并不断创新浙商文化，浙商文化反过头又塑造浙商品格，镕铸浙商精神、两套丛书也正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今天来研究浙商和浙商文化，恰逢其时：浙商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不仅为浙商和浙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研究课题；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精神指导下，主管部门积极关怀，社会各界热情襄助，给“浙商系列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经过多年的积累，浙江文化研究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和优势，涌现出一大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此研究项目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丛书编委会也充分估计到浙商研究的困难：其一，传统文化和“左”倾思想对商界的轻蔑和压抑。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重农抑末”曾是长期“国策”，“首士末商”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些思想观念虽经近代欧风美雨冲击逐渐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甚至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新中国成立后，虽一度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但后来“左”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以致人们谈“资”色变，商人成了研究的禁区，只允口诛笔伐，不许求是探究。其二，商人的成绩部分地靠商业秘密生成，条件不允许他们即时公布成功经商的真实状况，而时过境迁，无数真相永远无法打捞留存。又因为商人永远用业绩而不是用文字说话，所以在记录上自然远逊于文化界名士。其三，商业档案比起政治、文化的记载来，因其属于私家，更易沦失。但为了展示和继承浙江优秀传统，加深对浙江商业文化之认识，激励当代商界树立远大志向，成就更大事业，编委会知难而进，愿团结省内及国内有识之士，一起将这项大有意义的工作做好！
本丛书研究之目的，非在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以古鉴今，为当世之用。对浙商的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的追索，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浙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当代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形成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把浙商研究透了，不仅能够更加凸显出浙江特有的精神，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走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是为序。
2007年9月26日
本书以传记形式叙写浙江近现代服装名商的生平事迹、创业历程、历史贡献及其务实态度、创新精神和爱国情怀，充分挖掘19世纪以来浙江服装名商开拓进取的当代意义，是一部以服装名商为中心的浙江近现代服装史。
浙江服装商人是浙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红帮”裁缝第一世家的张氏家族，江良通与江氏后人，南京路上王才运，从理事长到人民代表的王宏卿，校长顾天云，苏州女婿李来义，李宗标的西服天下……
本书就为大家介绍这些浙江近现代服装名商的生平事迹、创业历程、历史贡献及其务实态度、创新精神和爱国情怀，相信大家能从他们的人生中获得一些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