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能够放弃某些东西的艺术,
是卓受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正的贫困或者贫穷,不是因为他缺少某种物质的东西,而是由于他的那种无休无止地追求完美的愿望。
反对极端物欲主义的宣言书,拥有幸福生活的消费指南!
正确的幸福观念认为,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并不取决于他积攒了多少钱和拥有多少物质上的东婀。只有有了正确的观念以及在这种正确观念指导下的正确态度和正确行动,人们才可以谈论关于幸福或者是富有的问题。
真正能给人们带来亭受的东西,都是一些同钱财无关的东两。真正的奢侈品,如:果丢失了的话,世界上任何保险都赔偿不起。
如果能够正确对待相对的贫困,那么这样的贫困毋宁说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格调。
当经济还处于繁荣时期,我曾经坐在一间很漂亮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放着一盒名片,名片上写着我是一家在当时非常有名气的传媒企业的职员。靠着我们国家的劳动法,这个职位能够保证我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只要经过一个适应时期,我就会同我的工作岗位结成“姻缘”关系。
在家中的书架上,放着一份非常工整的,装订得很出色的劳动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我的劳动报酬将会定期地、有规律地不断提高,每年大约都会比上一年多拿到1000马克左右。也就是说我将会逐步地、很有把握地慢慢富裕起来。当然,在合同中还包含着诸如养老金、疾病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等。但是,这些在当时根本就不用我操心。因为与此相关的费用,都由我的雇主给我交纳了。这些保险加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我当时的薪水。
但是,就在我憧憬着美好前景时,奥萨马·本·拉登在纽约的行为,使企业对大量的投资变得谨慎,我的雇主突然急踩刹车,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最后两年里被雇用的人,在这种紧急制动情况下,一下子全都被从“车”上甩了下来。
刚被雇用时,我们为之工作的那家报纸登满了广告,报纸很厚,每到周末报纸就变得更厚了,连送报的人都很难把这么厚的报纸塞进订户的报箱里。那些对招工广告不感兴趣的读者,在接到星期六版报纸时,随手就把广告部分给扔掉了。印制这么多的广告需要大量纸张,为了得到这么多的纸张,一年差不多要毁掉一片中等大小的森林。而把这些木材运输到目的地,做成纸浆,造出纸来,还得使用很多的古生物资源,而这些资源是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才形成的。
那时,报社自然相信一切都会正常运转。社会上各个阶层似乎也这样认为。当时,每个人好像都担心自己错过发财致富的良好机会,担心自己搭不上财富的快车,跟不上这种发展势头。从大型联合企业老板到退休老人,都把自己多年以来的积蓄抖搂出来,购买基金,参加股市交易。所有的人都害怕自己没有参加到繁荣的进程中去。大公司争着抢着进行投资,普通百姓则争相购买“大众股票”。市场购销两旺,到处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这一切在经济走向下坡路时自然盛景不在,在媒体工作的人更是最先感觉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如果销售额减少,企业自然就要节省开支、裁减人员,砍掉广告部则是首先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减少广告预算,不会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应,也不会增加管理开支,最主要的是可以马上就节省几百万马克的支出。我和几个同事是被一家观点保守的报纸招雇来办副刊的,报纸打算对副刊进行改版、更新。我当时的收入很不错。但在经济走势发生转变时,我们这些挣钱较多的人,有一些自然就成了首先被裁减的对象。我成为第一批大量裁员举动的牺牲品,也是合乎当时逻辑的。
我被解雇之初,处境相当艰难。要养活一个小家庭,就得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来保证家庭的正常开销。诚然,我曾试图去理解、正确看待我所在公司的裁员做法,包括解雇我个人的举动。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情况下,公司确实没有办法继续雇用我们这些新员工。我只好接受被解雇的严酷事实。我相信,这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我要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形象。在尚未离开工作岗位的几个星期里,我对自己说:在办公室里要保持乐观的态度,不要通过自己的外表让别人看出来自己好像被解雇给压垮了,或者总是在抱怨自己命运不济。我甚至比以往更注意自己的外表打扮,我每天都打着领带来上班。在我最后一次走进编辑部的时候——那是一个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秋季里的一天——一我把办公室里可能留下的所有痕迹,哪怕是很小的痕迹,都给清除掉了。我把办公室里的盆栽植物交给了女主编,然后我又到每个办公室跟同事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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