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悲哀、痛苦、抗争与崛起，一百年来在压迫与反压迫、分裂与反分裂、专制与民主、封闭与开放、贫穷与强盛的风云兴迭之中，古老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凤凰涅磐般的沧桑巨变。

本书是20世纪上半叶9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孙中山、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胡汉民、鲁迅、陈独秀、瞿秋白、胡适）的自述。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往往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人格和立身之道，这正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本书是20世纪上半叶9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孙中山、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胡汉民、鲁迅、陈独秀、瞿秋白、胡适）的自述。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的，“局中可愤可痛之情形，非局外人所能知也”，比起史书上后人撰写的传记，从上述9人对自己的悲欢、教养等等个人经历的叙述中，人们往往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人格和立身之道，这正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孙中山

　伦敦被难记

　孙文学说（节录）

　中国革命史（节录）

梁启超

　我之为童子时

　三十自述

　戊戌政变记（节录）

　清代学术概论（节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国体战争躬历谈

　护国之役回顾谈

章炳麟

　菿汉微言（节录）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蔡元培

　简历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辛亥那一年

　蔡孑民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胡汉民

　胡汉民自传

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自传

　《呐嘁》自序

　《自选集》自序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陈独秀

　实庵自传

　告全党同志书

瞿秋白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多馀的话

胡适

　四十自述

　逼上梁山

时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于珠江江口之澳门，以医为业，藐兹一身。初不料四年后竞被幽于伦敦中国使馆，更不料以是轰动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而为实地之干涉，以要求彼使馆之见释也。虽然，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

当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时，予学医于广州之英美传道会，主政者为戈尔医学博士（Dr.Kerr）。次年，闻香港创立医科大学，遂决计赴香港肄业。阅五年而毕业，得医学博士文凭。

澳门一埠，其隶属于葡萄牙者盖三百六十年矣。顾政柄虽属欧人，而居民多称华籍，即其自称为葡人者亦大半为本地之欧亚杂种也。

予既卜居于澳门，澳门中国医局之华董所以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然亚东之闭塞，甫见开通，而欧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齿奇）龁，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医业之进行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顾予赴澳之初，并不料其有是，资本损失为数不少，旋即迁徙至广州焉。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Party]与兴中会不是一回事。此处及下文中一些地方，译者将它们混为一谈，是不妥的）。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

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者，皆其不善自谋者也。然经一番之惩治或斥革.而其弊害乃逾甚。至官场俸额之微，殆非英人所能梦见。彼两广总督所治区域，人口之众过于全英，然其一岁之俸禄，合诸英金不过六十镑而已。是则一行作吏，安得而不以婪索及枉法为事乎？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为荣，姓名一登榜上，即有人官之望；于是纳贿当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养，而每年之贡献于上官者又至多，虽欲不贪安可得乎？况有政府以为其贪黩之后盾，自非痴骏，更安肯以清廉自矢？且囊橐既盈，则不数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资以谋高位，为计之便，无过于此。顾兹民贼，即后日最高级之上官，而一切社会、政治、刑律事件之所由取决者也。夫满政府既藉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浏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即政府有时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其足以自利者也。虽然，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凡欧人之稔知华事者多如此评论，且谓其往往有超出欧人之处也。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近者日本命将遣师，侵入吾土，除宅居战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开衅之举者。彼内地之民，或并不知世界有日本国，即使微有风传，获闻一二，亦必日是外夷之犯顺，而断不信其为敌国之相侵也。

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此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触接较近，其于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利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寝阁不报。顾中日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且谓此等陈请变法之条陈，以后概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盖海陆军人腐败贪黩，养成积习，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当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北方战事既息之后，广州军队之被政府遣散者约居四分之三，此等军队多散而为流民、为盗贼。即其未解散者亦多愤懑不平，群谓欲解散则全体解散，欲留用则全体留用；然当事者充耳若弗闻也。吾党于是急起而运动之，冀收为己用。各军士皆欣然从命，愿效死力。由是而吾党之武力略具矣。

时适巡防肇事，弃其军服，四出劫掠。百姓愤甚，因起而合捕之，囚其为首者若干人于会馆。讵知巡防局员率众而出，扑攻会馆，既将被囚诸人一律释放，并将馆中所有劫掠一空。于是居民特开会议，议决以代表一千人赴诉于巡抚衙门。当事者斥为犯上作乱，下领袖代表于狱，馀人悉被驱散。于是民怨日深，而投身人兴中会者益众。P3-6

从太史公作《史记》开例，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主要是通过人物传记来反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既然是人们的活动创造了历史，那么起过重要作用的、最引入注目的活动家的传记，当然也就构成了史籍最重要的内容。就说这本书吧，九位作者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重要活动家，通过他们的传记材料，人们岂不是可以看到这一段历史的若干重要侧面吗？

本书所收都是本人的自述。比起史书上那些后人撰写的传记来，有它独特的价值。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的，“局中可愤可痛之情形，非局外人所能知也”，躬与其事，有切肤之痛。甘辛冷暖，感受自深，自能言他人之所不能言，并且能够提供史书上最可珍视的生动细节。从对自己的悲欢、教养等个人经历的叙述中，人们往往可以更清晰地看见他们的人格和立身之道，这正是读者最希望从传记作品中看到的。不过问题也有它的另一方面。例如梁启超本人在谈到他的《戊戌政变记》时就说过，因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难称信史。“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这说法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只是我们要求于信史的，是如实地反映事变的本来面目，而并不要求具有冷漠的态度。爱憎之心更热烈，不但不足为病，甚至应该赞许。写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事件而无动于衷，不是好的历史家；读这些而无动于衷，不是好读者。怎么能够要求一个人在美好和邪恶二者之间严守中立呢？

人们看历史人物，通常已经是事变过去之后若干年乃至若干世纪之后了。当时许多偶然的、琐碎的言谈、行为和冲突，都逐渐被时间之流冲洗干净，留下来的，只是主要倾向主要活动的大节，是非功罪了了分明。如果是在历史事变发生的当时，却是不容易看得分明的。因为这时候必定有许多偶然的琐碎的因素跟历史发展的主线纠结在一起。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序言中称赞马克思过人的睿智，“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在事变的当时，人们不容易看清楚，还不一定是一个智愚的问题，更重要的，在那时，许多人，甚至每一个人，都是事变进程积极的至少是消极的参与者，这就同事变带来的利害得失密切相关了。“利令智昏”，在这里利害之异是比智愚之差更起作用的因素。人在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总是在改变些什么，创造些什么，毁坏些什么，总是在使一些人受益，一些人受损，因而总会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一些人的反对。要抛开自己的利害得失去观察眼前的事变是不容易的事，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对事变的爱憎迎拒。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变，不论我们是爱是憎，欲迎欲拒，我希望最好都不要忘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要忘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每一个活动家，都只不过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一种力量，一种意志的代表者。如果他不是这种代表，他将无所作为；如果没有他来代表，就会出现另外的代表人物，历史的趋势不断在寻找也必定会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从一己的爱憎、好恶、得失、利害出发来评价从古代直到当代的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喜爱而将发生的一切归功于他，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厌恶而将发生的一切归罪于他，而懂得他们都不过是历史的工具。而且，不要以为他们享有多大的自由，他们做了的正好是他们想要做的，正好是他们想要如此做的。这样看就大谬不然了。马克思说得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1868年10月13日致施韦泽的信)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说，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的条件下创造。”

本书的九位作者，他们的活动，就其主观愿望来说，大约都可以说是为了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吧。可是他们的信念、主张、方向等，却是大不相同。例如在书中就可以看到，胡汉民对梁启超就表示了强烈的敌意和轻蔑。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不论怎么说，这曾经是历史上有声有色的一页，正如胡汉民在谈到惨烈的黄花岗起义时说的，“时移代易，犹足使人感念不忘”。当我们看到他们怎样出生入死去尽自己的使命的时候，总还是深受鼓舞的吧。

临末要说的是，书中的九个人，是按生年加卒年之和的次序排列，以兼顾出现的先后和活动的久暂，似乎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一九九一年岁尽之夜朱正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