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的火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到那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车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并未发现有什么车站。突然，响起了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了一串射击声，我赶紧停止观赏夜景，将我的旅伴法国人M.A.贝吕比(M.A.Bembe)先生喊醒，尔后我们俩一起向窗外望去。
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来。火车吱吱轧轧地停了下来。贝吕比和我的包里都藏着手枪，我们把枪取了出来，静待事态的发展。几乎就在同时，四处响起了砸窗声，当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我们的车上已经挤上了许多土匪。面对这一大帮的土匪，我们已用不上手枪了，所以当土匪们冲进车厢时，我们便把手枪交给了他们。
第一个闯进门来的土匪抓住我的左手，企图从我的手指上扯下金戒指。戒指戴得太紧了，在我还没能抽回手来将戒指卸下来交给他之前，他已把我拉到了走廊里。然后这帮土匪搜索了我们的包厢，席卷走了除被他们忽略的个人衣物外的所有东西。贝吕比和我穿上了衣服，静候着接下来的撤离。我们没有等得很久，四个土匪又转回来，左右开弓挟着我们的手，把我们拖下了火车。
火车四周的田野似乎成了一块旋风区。乘客们穿着睡衣、光着脚丫子被拉下车来，他们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孩子。一些土匪正在拉开旅行袋，扯下软卧车厢里的被褥。我们被驱赶着快速穿过一块麦地，至少有两个土匪看押着每一个人质，有的甚至还有另一个土匪在身后盯着，用枪顶着步履稍慢的人质们。
走了不足一小时的路程后，我听见了一名妇女的哭泣声。只见她每走一步，土匪都要用手中的步枪猛戳她一下。这位妇人是舍恩伯格(Schonberg)小姐，她来自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是露茜·奥尔德里奇(Lucy Aldrich)小姐和麦克法登(Mc Fadden)小姐的旅伴。我的同伴与我最终劝服了一名土匪让出一双他穿着的中式便鞋给了舍恩伯格小姐。在这之后，我们又听见一小男孩正在路边哭泣，他约有8岁，赤着脚，披着睡衣，他正哭唤着他的父母亲。他告诉我们，他是在离开火车不久被从父母亲身边拉走的。他的父亲是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少校R.平杰(Roland Pinger)。这小家伙已是筋疲力尽，不时便被绊倒。一个土匪做了一个手势，像是要开枪打死他，于是我们把他举起来，将他放在我们背上。走了一阵后，我们发现了一头正在吃草的驴子，于是我们便指着这头驴子，说服了土匪让舍恩伯格小姐和那小家伙骑上。以后不久，我们便分开了。
直到破晓后，我们才看清了所有的一切。我们数了数，足有千余个土匪正行进在旷野里，一些土匪看守着人质，其余的则拖拉着从火车上抢来的东西。贝吕比和我是仅有的衣着整齐的，其余的人质都只穿着睡衣。骑在驴背上的妇女穿着睡衣，她们的头发在空中飞舞着。在沿着陡径向山顶爬行时，她们竭力抓住驴子，与此同时她们还徒劳地试图使自己少得可怜的衣服尽量保持得体。
8点钟时，我们后面响起了枪声。子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打在了路边的岩石上。随后土匪们显然改变了计划，我们被赶上山去，并沿着另一座山的山脚行进。我们排成一路纵队，所有的人质被分散地夹杂在土匪的队列中，同时子弹在不断地飞来。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座陡峭的山梁下，土匪管它叫“黄牛山”。押解我们的土匪指点着那座山，一边大声吼叫着“爬上去”，一边用枪驱赶我们登山。太阳现在已升得很高了，尽管烈日炎炎，我们仍被逼着以双倍的速度翻越粗粝的石头，登抵山顶上天然的防御阵地中。我们的身边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但大多数人都已累得无暇顾及枪声了。
爬上山顶后，我们实际上跌撞进一个墙洞里，并尾随着第一监视小队蹒跚而行。我们这群人中大约有25个外国人和同样人数的中国人。在5英里外的一座山上，我们曾看见另一群外国人和监管他们的匪兵。我们在这儿待了一整天，期间不断地受到攻击。有几个土匪戴上了从赃物里挑出的女士帽，而另外一些人正试图穿上各种劫来的女装。有个无赖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他徒劳地尝试着在自己的身上为一只胸罩找一处系挂的好地方，最后他把它系在了腰间，将它当做了一个放香烟盒、照相机、肥皂和牙刷的盛器。我想土匪们一定收集到了至少25架照相机。他们用多种方法试着打开这些照相机，最后他们还是用石头捣开了相机，在检查过里面的胶卷后，土匪们厌恶地将它们扔在了一旁。有个家伙在一片粗话声中用他的匕首割开了自来水笔的两头，他想将这支镀金笔做成一只烟嘴。
我们因缺乏水和食物而挨饿。下午3点钟时，一个苦力肩挑着一桶水来到了山上，但还不等人质们能有机会喝到水，土匪们已凶猛地扑向他，喝光了桶中的水。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才得到一点点水，但这已是在土匪们喝够了之后。大约5点钟时，匪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鸡蛋，生吞了这些鸡蛋，真为有这么个鸡蛋而感到高兴。
大多数人曾认为，我们被带离火车是为了使土匪们更方便地打劫。打劫似乎是土匪们的主要目的，因为他们确实洗劫了火车，抢走了被单、毯子、床垫、炊具和餐车上剩余的罐头食品。他们甚至想从卧铺车厢的墙上撬下作装饰用的电灯插座。他们中的一人显然认为我的科伦那(Corona)牌打字机机箱里藏有值钱的东西，所以把它带到了山顶。当箱子打开时，他为只发现一架打字机而感到极大的厌恶，于是他就用他的步枪枪托把打字机敲成了一堆废铁。这架打字机后被一个中国农民发现，并且由一个铁路官员送回到我手里。它已被作为礼物赠送给科伦那人民。
直到我们抵达黄牛山山顶后，这才发现了土匪的主要目的。匪首之一的郭氏是位25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他接近一个能说点英语的中国人质，想要叫外国人为他写一封信。由于我是新闻记者，所以他们就选中了我。从那天起直到事情结束的38天中，我无意识地扮演了土匪代言人的角色。
我写的第一封信是给侯(Ho)将军，一位想包围土匪的中国官军司令。我们坐在一堵石墙后面，子弹呼啸着从我们头上掠过。匪首手里拿着枪，在他告诉我要写些什么的时候，他手中的枪一直在我的周围挥舞着。我到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信是这样写的：
官军司令侯将军：
“人民自救军”的首领命令我们给你写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
外国人质之代表J.B.鲍威尔(签名)
人质中的外国男人深深地为麦克法登小姐和科雷利(Corelli)小姐的处境感到担忧。科雷利小姐是一位意大利的年轻女郎，她为G.D.穆索(G.D.Musso)做秘书。穆索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律师和上海的资本家，他也成了人质。科雷利小姐正与穆索先生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准备献给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麦克法登小姐光着脚走了这段20英里的路程，同时还要忍受严重的踝关节扭伤。我们决定说服土匪释放这两位女士。我们告诉郭氏我们想写封信给济南的美国领事，请求他让政府军停火。郭氏很高兴。当此信译成中文后，我们坚持要匪首释放这两位女士，并让她们带信给领事。郭氏同意了。所以科雷利小姐和麦克法登小姐当晚就被释放了。事后我们才得悉她们的向导迷了路，直到第二天黎明她们才到达火车站。我们最后看见她们时，她们正骑在一头驴上，冒着滂沱大雨穿越田野。
不知是写信去的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枪声大约在我们被绑架的第一天，即5月6日星期日傍晚6点钟左右停了下来，土匪们似乎担心要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会被扣押很久的，中国官军和外国军队将会前往营救我们。我从一名土匪那儿借了顶女士的草帽，他将帽上的鲜花取下来，塞进自己的口袋里，这样这顶帽子就变得较适合我了，于是我的打扮就结束了。其他人的睡衣睡裤使荒山顶增添了不少的色彩。男人对睡衣睡裤的爱好口味会因环境而改变，这真太奇妙了，在自己的房间里穿上一套红条子的绸睡衣会很适宜，而在正午灿烂的阳光下的山顶上，较素净的色调却会使我们中的男士们十分中意。我曾说过所有的男人都穿着睡衣，而我自己想成为一个例外。穆索先生这位保守的资本家却仍醉心于他的长睡衣，而且在他一瘸一拐地来回踱步时，还极力地保持着罗马参议员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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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1日，我收到一位自称为作家的宋潇凌小姐的电邮，说她出于一个偶然机会，看到我的《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感到这些故事十分有趣，想和我深入交流一下。不久我们就有机会在北京见面了。原来宋小姐是我的山东老乡，现为旅居北京的山东省作协的签约作家，十八般文艺样样精通，著述等身。她的一位山东的朋友介绍她读了我这本《洋票与绑匪》，因此有意将以此为主题进行小说或者剧本的创作。对此我深感荣幸，更期待着这位被网络称为“美女作家”的土匪作品早日问世。
说起这本《洋票与绑匪》的今生前世，确实已经恍如隔世了。了解民国史研究的朋友都知道，虽然土匪的故事引入入胜，但是相关的资料寥若晨星而且异常地分散，令研究者望而却步。而我一直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史料集的整理和出版，远远超过七拼八凑的所谓论著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上个世纪末，我和老朋友旅居日本大阪的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教授进行跨国界的合作，同时得到世界各国史学界朋友的帮助，历尽千辛万苦编辑翻译了此书。希望既有助于民国史学者的研究，也能引起社会一般读者的兴趣。事实上的效果的确如此。
然而，此书出版12个月后，由几位北漂背景的年轻人熟练操作电脑复制键，将此书的内容进行简单改写后，利用中国出版地域广阔、信息不灵的特点，一本30万字题为《狂宰一一洋人肉票在中国的苦难生涯》由东北的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了。在封底诸如“洋人的血也是红的，只是女人的毛发太长”和“土头土脑的土匪们面对洋女人无从下手”等热血沸腾的广告词的煽动下，此书在短时间内就多次加印高达近2万余册，大大咧咧地出没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将我等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阵狂宰。在得到老朋友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兄的提醒后，我等这才如梦初醒，充分领略了当代文化土匪剪径的功夫的确了得。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明目张胆的侵权得到了非常圆满的处置。东北的这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戴淮明先生深明大义，凭借多年的丰富的出版经验，他在第一时间就确定他们的出版社也是不明真相的受害者。雨过天晴后，我和淮明先生还成为了好朋友。
“我是做土匪的。”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第一次初遇时，往往自我介绍是做什么课题的研究。因为我多年研究民国时期的土匪问题，因此就以不得不说这句话了。大家听了不由得会心一笑。多了这么一位千里之外的淮明兄，这也是我做“土匪”才结的善缘啊。
其实我“做土匪”结的善缘又何止这些。在此书出版后的10年中，一些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多多少少受益于此书，特别是研究民国时期土匪问题的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们。我和贝思飞教授则利用其中的资料撰写了系列文章，出版在国际一流的专业杂志上，将民国土匪研究的声誉扩大到了中文以外的学术世界中，由此结交了更多的朋友。不久前，香港凤凰卫视的有关编导特地前来联系，希望能够做一些有关民国时期土匪问题的专题节目，证明了这种善缘已经扩展到了新闻媒体了。
2007年9月到2008年1月，我有机会到位于美国怀俄明州拉勒米的怀俄明大学历史系做访问学者。人所周知，怀俄明州在美国历史上以盛产牛仔(cowboy)闻名，这些男男女女的牛仔曾呼啸于怀俄明的崇山峻岭中，在美国西部发展史上扮演了令人难忘同时不可替代的角色，更是日后美国好莱坞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在大学运动场树立的牛仔的铜像上，在有关大学的大操场的民间传说中，在档案馆的泛黄文献内，在沃尔玛超市出售的小册子里，处处可以嗅到昔日牛仔的气息，我不由对这些美国的“土匪”产生了兴趣。在怀俄明大学历史系和档案馆各位朋友的帮助下，更在历史系唯一的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周小燕小姐的热情帮助下，我收集不少有关怀俄明美国牛仔的资料，同时也收集了大量有关民国时期土匪的英文文献和著述，其中的一些就出现在这本书中。喷薄于拉勒米山脉的黎明曙光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也包括历史上的美国牛仔和小镇拉勒米那些诚恳善良的人们。
这份善缘还在不断地得以延伸，在北京的团结出版社的副社长么志龙兄就是其中的一位。志龙兄对我的土匪研究一直非常有兴趣，多年来不断鼓励我继续“为匪”，此书的出版就是在他的殷切期待下产生的。据说此书在网络上也能看到它的矫健身影，但是在中国，不少的地方还是不得不依靠纸质图书，我就曾经得知云南昆明的一些大学中就无法找到此书。因此我接受了志龙兄的邀请，将《洋票与绑匪》的一部分内容加上新近找到的一些书稿文章，翻译编辑为此书，希望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认可和喜欢。
本研究得到了我所在的上海大学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忻平教授和文学院执行院长陶飞亚教授给了我直接的帮助，由此本研究获得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和211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的资助。而他们对我潜心学问多出精品成果的鼓励，则是我奋斗的目标。
参加本书翻译的朋友除去笔者外，还包括陈明，李云，陈麟辉，潘紫雄和施伟红等。团结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赵晓丽小姐在编辑过程中帮助良多。在此一并鞠躬致谢了。
美国人豪厄德系一医士，于今年七月间，在东三省为土匪劫去经二月有半方释出。兹篇为彼自述其被捕之原委，及在匪窟之经过情形，颇详尽。方今匪祸几遍及全国，东北诸省尤甚。土匪之骚扰，寝为我国治安方面之大问题。此篇所纪，颇足注意也。
1926年1月3日出版的著名的《国闻周报》第3卷第1期上，刊登了一篇连载译文《匪窟余生述》，以上作为“译者附志”的文字出自译者受百(蔡受百)的笔下。这些痛心疾首的文字，令人感慨不已。其实，它意味着又一名“洋票”在被闻名天下的中国土匪绑架后死里逃生了。对于生活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读者而言，这类匪患的报道太司空见惯了，未免有些漠然视之；而对于生活在今天的读者来说，这则报道的内容又太陌生了，或许会产生另一种含义上的漠然视之。83年前的新闻早已泛黄，而我们要讲的问题则要从这泛黄的新闻开始。
票者，人质也；本票，中国人质也；洋票，外国人质也，尤指西方人质。当中华帝国闭关自守的历史无法延续时，身份各异的外国人便摩肩接踵而至了，中国土匪传统的绑架勾当也就有了新的目标，洋票遂成为民国时代的新名词而风靡一时矣。令人感到不幸中有幸的是，一些最终摆脱了土匪的洋票痛定思痛，写下了一批回忆录，将那些常人无法想象的洋票经历进行了全方位的追忆，使后人有可能得窥其间一二。本书收集即为9位洋票所撰写的9部(篇)回忆录的译稿。上述《国闻周报》连载译文《匪窟余生述》的作者即美国医生哈维·霍华德，他所著之《与中国土匪同行的lO周》(即旧译《匪窟余生述》)一书被我们首次全部翻译中文，收入其中，使我们真正领悟到了这些文字的全部含义。
本书作者包括美国人5名、英国人3名、德国人1名；其中传教士3名，旅游者3名，记者1名，外国驻华公司职员2名。他们被绑架的时间最早可上溯至1922年，最晚的则在1937年。被绑地点分布于辽宁、山东、福建、湖南、云南、甘肃、黑龙江和河北等8省份。通过这些洋票的笔端，我们仿佛走进了土匪的中间，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他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在处理洋票案中土匪、中国政府当局和外国有关当局之间那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无不一一毕现于我们眼前；土匪对待洋票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也同样历历在目；千疮百孔、苦难深重的民国社会更是多层次多角度地走入我们的视野中。洋票对土匪乃至民国社会的观察和体验是那么的独特、那么的细腻，以致我们似乎听到了苦难中国最底层所发出的不绝的呻吟声。
然而，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洋票回忆录带给我们的价值不仅仅是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奇故事，而是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不堪回首的民国社会，从中有所领悟。这些洋票回忆录意味深长的表象和内涵既应成为学者专家关注的对象，更应令广大读者兴趣盎然回味无穷。
一
“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是洋票们对土匪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洋票们极为惊诧地发现，绑架他们的土匪并非是毫无知识的恶棍。恰恰相反，在从事这一勾当前，他们中的不少人接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有过颇为辉煌的过去。他们或留学国外，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或在军事院校内得以深造，或就读于教会学校；他们曾是政府官员、军官、乡村小学校长，更多的是行伍出身的官兵。有些士兵曾赴欧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见过洋世面会操洋文，而且还娶过洋媳妇。然而，这些一度有头有脸的体面人物最终沦为人人不齿的土匪。在洋票们看来，官员们的堕落多半因官场失意，官兵沦为土匪多系原先的军队在军阀混战中败北成了“失业者”所致；军界的失意者和逃兵也是土匪来源之一；善良的农民因犯罪被官府满门抄斩，或在乡间遭人欺压，于是报仇雪恨的开场白最终演绎成了变态杀人狂的结局；有的农民因被官兵诬为“通匪”而被逼为匪，其中也不乏在匪帮大肆掳杀下被追加入匪帮以求活命之例；乡间游手好闲之徒和惯匪也是土匪大军的“后备役”之一；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摆脱的生存压力使更多的善良百姓被迫落草为寇。那位做过小学校长的绑匪就因入不敷出，万般无奈之下抛弃了那份受人尊敬的职业，“弃教从匪”。这其中的心情，竟连被绑架的洋票也洞察了几许。
绝大多数的土匪行为归属于经济土匪的范畴，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土匪的社会意识和政治觉悟有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据洋票们的观察，不少土匪并不乏哲学思想，他们充分意识到了民国以来各种各样的知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这种知识启蒙使他们怀疑起了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传统观念，怀疑起了分配不公触目惊心的社会制度；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拥有应得的权利和尊重，而不仅仅是追求被收编为官军的旧有理想；他们认为只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斗争形武，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只有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才能出现，国家才会再现和平和安定。“明主还没有露面呢”。这是土匪们表达其政见的一种说法，虽然显露出了救世主传统理念的痕迹，但其内涵却大为不同了。更有不少绑匪梦想着扩充实力成为当地的主要势力，进而直接成为未来的统治者。
匪帮内部的组织构造和职责颇为分明，这是洋票们一致公认的现象。只有显山露水的土匪才有可能成为匪首，匪首要赢得部下的尊重，不但需要具备与众不同的才干，而且得有充分的自我表现能力。匪首拥有分配权和指挥权，享受较好的物质待遇，同时更有责任鼓舞“士气”，调停帮派内部的纠纷和冲突，惩处“违纪”的土匪。虽然彼此曾歃血为誓，但匪首有时对部下却并不信任，坐地分赃时尤甚。然而，每当面临事关前途的重大问题时，土匪们便会以大会形式共商决策，颇有民主之风。受过教育的土匪多担任“军师，”负责替土匪记事写信，出谋划策。年长的土匪虽然通常以看家为业，但却往往是佛事的主持者，他们的丰富经历使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巨大的影响力。受伤或生病的土匪会得到照顾，但每当被追击逃命关头，他们却免不了落得被弃道旁的可悲命运。土匪的武器多半为走私而来，或是从军队中偷来的。由于多为农民出身，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武艺之差可想而知。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匪首们还不惜重金收罗无业的白俄军官充当打手。
土匪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他们对待妇女儿童的态度是洋票们特别注意的另一面。安营扎寨后，土匪们往往先要祭奠一番。这是害怕被他们残害的冤魂前来索命；出于内心世界的极度恐惧，他们的忌讳也特别的多，从某些特殊的动作到某些特殊的言辞；他们嗜好鸦片，一则为了过瘾，二则以此治病，三则将它作为黑市货币交换时用的“硬通货”；他们拿洋票尽情取笑通宵玩麻将，射猪打猎，看猫狗打架，彼此说些低级笑话，反复炫耀得意的胡作非为，热烈讨论如何开销即将到手的赎金，听土匪讲故事，哼小曲，读旧书报，为看戏擅离职守不惜让洋票趁机逃逸等等，这些都是土匪日常必不可少的消遣节目。和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土匪极为蔑视女性，这一方面反映在他们极为粗暴地对待女性，诸如强奸女性，玩弄女性，抢劫良家妇女为“压寨夫人”，肆意虐待乃至残杀这些“夫人”；另一方面则反映在他们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上，他们认为直接谈论自己的妻子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女洋票思念丈夫被他们视为猥亵下流。相反，女匪首因为地位特殊，一反常态地拥有着许多情人。然而即便如此，她们也不敢奢望爱情，对此充满着无言的伤感。
“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行为模式是土匪的“擅长”所在，恐怖、残暴的魔鬼形象是洋票们记载最多的内容之一。但与此同时洋票们还注意到了土匪人性未泯的另一面。首先，如同普通善良百姓一样，无论是祖先，佛教的菩萨，还是基督教的上帝，都是他们敬畏笃信的对象，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里，任何无礼亵渎的企图都会遭到严厉的谴责。出于对美好人生的渴望，宗教在这里显然使他们得到了慰藉。这份敬畏还折射到了被绑架的传教士和教徒身上，这些身份特殊者往往会得到意料不到的照顾。其次，不少土匪意识到了土匪罪孽的罪恶，对和平宁静的正常生活不胜向往。他们甚至向洋票们表示，只要能有出路，他们愿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事实上确有不少土匪鼓足勇气走上了人生的正途。第三，土匪们虽然抢劫儿童，但并不乏爱孺之心。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绝不能子承父业，而是应该成为既有钱又有地位的正人君子。第四，动荡不定的土匪生涯使他们的性格有所扭曲，优柔寡断、爱慕虚荣之余，他们的情绪极易波动，性格极为脆弱，喜怒无常。其人性弱点在此暴露无遗矣。
二
“兵即匪，匪即兵”、“兵匪一家”，这是洋票们对土匪与周围世界关系进行细致观察的结论之一。洋票认为，中国军队的军官多系暴发户出身，士兵多是被抓壮丁而来。倘若军阀财大气粗，则相安无事；反之如几个月领不到军饷，当兵的便会改换门庭，投奔其他有钱的军队，或投靠某匪帮成为一新土匪。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今天的匪帮就是昨日的军队，也有可能再度成为明天的士兵。“不是匪，就是兵——没有法子！”这是老百姓发出的感叹。军队和匪帮使用同样的现代武器装备，可谓势均力敌，故而剿匪难上加难；有时士兵偶遇土匪，非但不履行天职，相反狼狈不堪地夺路而逃；有些人既当兵领取军饷和物资，又充当土匪绑架洋票，或成为土匪的眼线出卖自己的保护对象；警察和土匪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在同一时间内土匪即警察的也大有人在。兵匪转换的原则仅仅取决于带兵掌权者满足其追随者的程度，如此而已。
各股匪帮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某些强大的匪帮甚至建立起了相当规模极为恐怖的“土匪王国”——土匪村。在这些势力范围中，土匪向乡民乃至其间的外国公司公然勒索所谓的“保护费”，强迫乡民们供养他们，为他们做牛做马，终使整个地区成为他们的大本营。土匪则向这些“臣民”提供免遭其他匪帮的骚扰来作为“回报”，或做些修路铺桥之类均所谓“善事”。那些试图拒绝土匪的勒索，或进而试图围剿土匪的外国公司不久就会发现自己势单力薄无法生存，只得关门大吉了事。匪帮之间既有持久的利益冲突，又有暂时的狼狈为奸。他们既要提防官兵的进攻又要对付其他山头匪帮的偷袭。当外来匪帮不识时务地妄图插足当地匪帮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妄图抢劫当地匪帮业已到手的洋票时，外来者定会遭到致命的迎头痛击，被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同匪帮之间的勾结多体现在转手倒卖被绑架的洋票上，因为这纯属公开的“买卖”，所以颇受保护。毋庸置疑，在匪帮控制的区域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秩序和法律。
乡民和土匪的关系属一悖论。毫无疑问，土匪是乡民们极为恐怖的对象。土匪在乡间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凡土匪铁蹄所至，无不仿佛世界末日之降临。乡民们谈匪色变，害怕土匪远甚于战争、饥饿和灾害。在这里，对这种恐怖的想象无论多么丰富都是不会过分的。对于加入匪帮者而言，他必被整个家族所唾弃，返乡时甚至会遭受被亲友所杀的命运。乡民们对土匪的仇恨由此可管窥蠡测了。然而，有时乡民们和土匪竟能“友好”相处。乡民们不但不敢得罪土匪，相反还要强颜欢笑地奉承土匪，进贡钱财。究其原委，一则为了达成某种默契，尽量避免土匪无休止的掠抢；二则为了在与其他乡民或外来入侵者发生冲突时得到土匪的帮助；三则期待从土匪去外村抢劫所得的战利品中能分得杯羹，虽然这种期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痴心妄想罢了。而这一切的根本前提是乡民从政府当局那里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应得庇护，无助绝望之余，他们只得满含屈辱地“臣服”于土匪。这份特殊的“友好”关系在土匪村中尤为突出。在洋票的眼中，土匪仿佛是行为古怪的罗宾汉式的人物，在保护一些人的同时往往又会伤害另一些人。 据洋票看来，土匪、中国政府当局和外国有关当局之间在处理洋票问题上形成了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从而构成了土匪与周围世界关系的另一重要层面。土匪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第一对关系最为引人注目。由于中国处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中央政府统治式微的状态下，各级政府对地方治安的控制能力江河日下。故而每当洋票案发生后，政府或完全不顾洋票的安危一味严加讨伐，或朝令夕改背信弃义令土匪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或因忙于权力争逐内讧而根本置之不理，或因害怕土匪的强大而逃之夭夭，甚至反过来和土匪拉拉扯扯地做些非法“交易”。政府当局处理洋票案的根本出发点是以真正中国官场式的做法去挽回面子，其具体有效的惯用伎俩便是收编土匪，于是一场新的兵匪转换过程又开场了。而在这场收编过程中，洋票有时会成为与土匪谈判的“媒介。”在土匪的恳求下替他们在政府方面多进“美言”，或许也算是洋票得以生还后应尽的“回报”吧。
第二对关系构成于土匪与外国有关当局之间。这里的外国有关当局特指外国政府当局、驻华使团、教会机构、新闻界和社会贤达等。土匪出于对中国政府当局出尔反尔的怀疑。在他们与中国政府当局谈判解决洋票案过程中，外国当局有时竟扮演了“中间人”或“保证人”的角色，这连他们自己也颇为尴尬。同时，外国有关当局在是否支付巨额赎金时常常进退为难。如数支付赎金自然会使洋票安然获释，然而一旦让土匪得逞，则无疑是在鼓励土匪日后在从事这一非法勾当时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在一般情况下，外国有关当局只有在侵犯中国主权的前提下才能直接出兵讨伐土匪。这种情况自属罕见。因此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外国有关当局有时竟与某些匪帮达成“协议”，要求匪帮保护其利益和安全。作为回报，他们容许这些匪帮在公海上享有普通警察的权利，对其他往来舰队行使“合法”的“检察官”式的特权，而这只不过是一小小的例子罢了。
第三对关系即中国政府当局与外国有关当局之间。每当洋票案发生后，洋票所在国有关当局必出面与中国政府当局进行交涉，督促后者采取有效的措施营救洋票。这种交涉有些通过外交途径，有些则是运用非官方形武，有时洋票所在国甚至派出代表直接参与监督营救工作。事实上，这些明目张胆的交涉显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一在处理洋票案过程中，当时腐败的中国政府充分显示出了其无能、低效、推诿乃至故意回避现实的一面。中国政府和外国有关当局之间虽然也不乏矛盾之处，然而出于崇洋媚外的本性和息事宁人的心理，以及对外国势力与其政府以支持的期待，中国政府当局对外国有关当局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尽量满足，极尽献媚之能事。
三
百姓惧怕官府，官府惧怕洋人，洋人惧怕百姓。清末以来的中国人对此奇妙的三角关系无不心领神会，土匪更是深谙此道，其政治意识日趋清晰强烈。具体而言，土匪要绑架外国人的理由太多了。首先，洋票能成为和政府就收编进行谈判时极有分量的砝码；其次，当官兵向土匪进攻时，洋票便可作为“高级”挡箭牌；第三，作为重要的人质，洋票可用以保证被逮捕的土匪家属的安全；第四，在某种情况下洋票还能充当土匪与政府进行交涉时的“媒介”；第五，勒索洋票经济上得益的可能性远高于本票，因为本票往往因支付不出高额赎金而只得撕票了事。总之，洋票的价值和地位较本票更大，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当洋票成为土匪手中的“肥羊”而使土匪欣喜若狂时，另一种或可称之为精神上的“反绑架”便也不可遏制地开始了。作为西方文明缩影的洋票体现出来的西方文明给身居穷乡僻壤、与世隔绝的土匪带来精神上的震动和冲击，其强烈的程度甚于开埠之初中国沿海地区。对土匪而言，这种震动和冲击所激发起的不但包括他们对外部未知世界的憧憬，而且包括他们对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的向往。透过洋票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二三十年代民国社会土匪身上表露出的这种憧憬和向往，这其中隐含的内容无疑是极为丰富和令人深思的。
“美国也有‘红胡子’吗？”据说美国人非常的友善，而且有钱，这就是黑龙江的土匪们的世界观。诚然，给土匪心灵带来巨大冲击的首推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这和中国农村社会极度贫穷呈极为强烈的对照，远远超出了土匪的想象力。这种冲击的效应首先表现在土匪盲目崇拜洋货上，无论是有价值的、无价值的，或是不知其价值的，土匪一概爱不释手，哪怕是将胸罩莫名其妙地当作腰带、钢笔当作烟嘴也决不舍得放弃。其次，土匪对外国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高水准的生活质量达到了无法置信的地步。对于某些略通“洋务”的土匪信口胡说的“洋务”介绍，土匪们也都深信不疑。
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它的宗教、教育乃至外国人的生理构造都是土匪“喜闻乐见”的。他们理解着他们所能理解的一切。《圣经》宣扬的弃恶从善、博爱平等的教义，宗教歌曲优美旋律所体现的宁静祥和，充满神圣庄严气氛的祈祷仪式，传教士与乡民友善相处的深情厚谊，这些往往令土匪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感悟和觉醒。对于某些女洋票接受过正规教育，既能舞文弄墨，又会从事医疗护理工作；既会英文，又会操流利的中文，并且能歌善舞聪明伶俐，土匪们是既惊讶又佩服。窥浴后的土匪大吃一惊，原来外国女人除一双天足大脚外，浑身上下竟和中国女人一样，而外国男人也只不过有些与众不同的浓密胸毛和胡子而已。
不同的文化背量所造成的误解导致土匪和洋票之间不少的摩擦和冲突。土匪看不惯女洋票公然在河中洗脚，佩带校徽，且公开流露思夫之念；他们对于西方风俗中的接吻和握手大加嘲讽，一夫一妻制的真实性令他们大加怀疑，因为据他们所知，外国人是群道德败坏的群婚爱好者；女洋票不知中国文化中“龟兔”有侮辱之义，在墙上画兔子和乌龟解闷，引起了土匪的极度愤怒，几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出于宗教习俗，洋票不像本票那样向土匪跪下乞求，则被视为有骨气之举，给土匪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同文化相遇的另一结果必是交融。在仰慕西方文明的大背景下，作为洋票的外国人在这特定环境下以其特定的方式传播着西方文明，他们因此得到了土匪一定程度上的礼遇和善待，当然这种礼遇和善待只是相对本票的悲惨遭遇而言。同时，在对西方文明大为惊奇、不解之余，土匪对此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学握手，学唱歌，还坚持不懈地学英语……与世人心目中土匪凶神恶煞的屠夫形象大相径庭。而这不正是深藏在这些昔日的良民百姓内心世界向善向美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吗？
四
洋票对绑架他们的土匪进行了全面透视，并从这一民国社会的丑陋缩影进而高屋建瓴地对民国社会展开了整体上的观察和评价，而民国农村社会正上演的那一幕幕场景更使他们感慨万千。
据洋票们看来，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体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并没有走在社会发展的正道上，她在任何方面都够不上她自己所制定的准则；整个国家为一些在国外学得一知半解治国术的官僚所操纵，这些官僚毫无为民众服务的精神，所热衷的只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结党营私，收敛民脂民膏；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常备军，而这些军队却被众多的大小军阀窃为已有，成为后者占山为王的工具，黩武主义的狼烟正弥漫举国上下。“中国是栋被分割的宅子，如果还曾有过这么栋宅子的话”，这是一位洋票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军阀连年混战的后果之一便是土匪蜂起。百姓同时受到上述三者的百般折磨，其痛苦自不待言。“中国成了土匪世界”，列强发出的“共管中国”的叫嚣此起彼伏，中国的“国将不国”正成为可怕的现实。对此洋票们不胜同情地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获得真正的新生，痛苦和流血迟早是难免的，而他们愿为中国获得一个好政府而默默地祈祷。 洋票是民国土匪活动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对民国土匪活动的总体观察格外深切。洋票们认为，土匪之存在于中国已有漫长的历史了，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土匪活动的目的性和规模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过去的土匪活动仅仅是为了谋生和自我保护的话，那么时下的土匪活动则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目的，一种能赢得某些东西的手段；土匪活动的疯狂程度已达无以复加的境地，城墙之外往往便是充满敌意的土匪世界；在土匪世界中，土匪是所向披靡、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们以最野蛮和最残忍的手段统治着任人欺凌的乡民；在土匪罄竹难书的暴行之下，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一种死寂般的沉默。然而即便如此，深受土匪之害的洋票并未一味持仇恨心理，相反他们中的有些人为土匪们感到悲哀，甚至对他们怀有爱怜之心，希望他们终有一天会改邪归正。这是因为洋票们深知这些土匪之所以成为土匪的根本原因，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渴望生存，渴望自由，渴望正常宁静的生活。这份充满宽容的理解和同情显然是洋票们对中国社会直接观察所致，故而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客观和深沉。
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破败不堪的家园，遭劫的村庄，荒芜的田野上尸横遍地，瘟疫四起，只有罂粟花正绽放着那心惊肉跳的艳丽；太阳旗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得得；乡民们呆滞的眼神，悲哀的泪水，一副万念俱灰的绝望……这就是洋票见到的中国农村的现状。洋票们还注意到，作为百姓保护者的政府及其军队素质低下，内讧不止，非但没有肩负起造福桑梓、捍卫家乡的职责，相反对善良无助的百姓无恶不作，其行为与土匪异曲而同工，令百姓害怕官兵甚于土匪。更有甚者的是，据洋票们看来，政府官员们惧匪如虎，颇愿依仗外国人获得一份庇护；他们属下的士兵对奉命保护的外国人的勒索同样的如狼似虎。
在被绑架期间，洋票们与中国农民朝夕相处，彼此间从陌生隔膜到相知相亲，虽然其间不乏理解、不解和误解，然而人类真挚的感情交融最终超越了语言障碍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迥异。在洋票最初的目光中，中国农民不啻无知愚昧之辈，他们远离文明，远离时代，其生活之贫穷艰辛令人难以置信。面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景象，一种既兴趣十足又颇为蔑视的复杂心态油然而生。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农民那真诚相待弱者的同情心，那善良勤劳的天性使洋票们深受感动，那导致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原因也使他们感到震撼，这些都令他们对中国农民乃至中国农村社会拥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同样，以往从未见过外国人、对洋票只是充满猎奇心理的中国农民也通过洋票或多或少地知晓了闻所未闻的外部世界，从此他们贫乏痛苦的精神世界不仅多了一份见识，而且更多了一份希望，一份梦想。在“同为天下沦落人”的这种特定环境下，洋票与农民们最终成了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
洋票们还注意到了外国传教士在民国农村的地位和作用。外国在华传教事业受到了匪患的严重骚扰，但传教士们与当地农民和教民友好相处，尽可能地保护后者免遭土匪的蹂躏，因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和信任。教徒们对洋票竭力营救，表现出了格外的同情和照顾。土匪中也有不少教徒，对基督教怀有浓厚兴趣者更是不乏其人；有着教徒背景的本票往往会被土匪区别对待，有所善视。
民国史研究在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中正处方兴未艾之态势，这部以亲历者身份娓娓道来的洋票回忆录，则向人们提供了极为翔实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对广大读者而言，它将使我们更形象具体地了解民国社会悲惨、黑暗和动荡的真相，从中得到教益。
本书作者包括美国人5名、英国人3名、德国人1名；其中传教士3名，旅游者3名，记者1名，外国驻华公司职员2名。他们被绑架的时间最早可上溯至1922年，最晚的则在1937年。被绑地点分布于辽宁、山东、福建、湖南、云南、甘肃、黑龙江和河北等8省份。通过这些洋票的笔端，我们仿佛走进了土匪的中间，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他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在处理洋票案中土匪、中国政府当局和外国有关当局之间那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无不一一毕现于我们眼前；土匪对待洋票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也同样历历在目；千疮百孔、苦难深重的民国社会更是多层次多角度地走入我们的视野中。洋票对土匪乃至民国社会的观察和体验是那么的独特、那么的细腻，以致我们似乎听到了苦难中国最底层所发出的不绝的呻吟声。
然而，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洋票回忆录带给我们的价值不仅仅是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奇故事，而是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不堪回首的民国社会，从中有所领悟。这些洋票回忆录意味深长的表象和内涵既应成为学者专家关注的对象，更应令广大读者兴趣盎然回味无穷。
9位曾在民国匪案中遭绑架的洋人的回忆录，讲述了他们身陷匪窟后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洋人眼中的另一个民国。
通过这些洋票的笔端，我们仿佛走进了土匪的中间，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点；他们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在处理洋票案中土匪、中国政府当局和外国有关当局之间那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无不一一展现于我们眼前；土匪对待洋票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也同样历历在目；千疮百孔、苦难深重的民国社会更是多层次多角度地走入我们的视野中。洋票对土匪乃至民国社会的观察和体验是那么的独特、那么的细腻，以致我们似乎听到了苦难中国最底层所发出的不绝的呻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