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冬，阿兰·布鲁姆死于艾滋病。在去世前，已经失去了打字能力的他口述完成了《爱情和友谊》一书。这部遗著于第二年夏天出版，获得了美国评论界的赞誉，认为该书是一种抗议的呼声，是对久为人弃的传统男女关系的一种肯定。《天主教国家纪事报》的一位社论记者还从字里行间解读出对婚姻的推崇，因此将该书誉为性放纵时代一部重振世风之作。在1993年的时候，布鲁姆还没有异教徒的名声，那要等到他的朋友索尔·贝娄根据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写成的《拉维尔斯坦》为人所知。由于布鲁姆以评论美国堕落的大众文化而出名，所以媒体对他的任何一点评论都归结到他是一个嗜古的怨世者，这已经成了他的标签。就这样，《爱情和友谊》的主旨被忽视了。其实，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一小部分经典读物中提取情爱论。布鲁姆是想说明从莎士比亚到司汤达的某些作家把爱情推到了一种崇高的地位，而我们也乐意相信这种高尚，虽然我们的爱情经历和他们描写的截然不同。简而言之，我们是在一些遥不可及的故事里找到了爱情的实用哲学。
在布鲁姆之前，罗兰·巴特就在他的《爱情絮语》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虽然他的分析没有布鲁姆那样系统，但是，虚构故事也被看做情爱伦理的契约、朋友的箴言或是训诫，而不是娱乐《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典范)。布鲁姆走得更远，他认为这些故事旨在提供帮助。文学巨著第一次被认为不仅仅是盛名之下、高高在上，它们还扮演了同路人的角色，赋予我们的情欲以升华的力量，来挣脱低级的性冲动。由于它们的帮助，即使没穿着少年维特那黄蓝色的制服，我们也可以尽情地舒展浪漫的情怀，赞颂中动的感性，身体不再是笛卡尔笔下“神旨的机器”。
尽管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声望极高，我们还是可以将其思想套用到好莱坞古典影片上。
毋庸置疑的是好莱坞电影也有自己的爱情实用哲学，并且在整个黄金时代都努力地把它灌输给观众。我们可以认为，和歌德或者司汤达向他们的读者传达的思想相比，这种哲学具有同样的生命力。这些电影的魅力经久不衰，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这样的。即使电视播放的是利奥·麦克凯利的老片，坐在电视机前大口大口地吃冰淇淋和巧克力，哭得泪流满面的也不仅是艾莉·麦克比尔或布里奇·琼斯。好莱坞制造的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仍能激起某些人的向往。但如今，黄金时代的好莱坞浪漫爱情片事实上已经奄奄一息了。这类影片只是供全世界观众在晚上胡乱选台时看着消谴的。而且，他们的眼角总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就好像看到了镶贝壳的温度计或者闪着荧光的圣母像一样。一些有一定影迷数量的导演，他们的作品还能幸运地在专门的影院里放映，放映时还总免不了对该导演恭维一番。人们更关注的是影片在该导演所有作品中的地位，而不是影片本身的内容。除此之外，只剩下些老掉牙的影片，其虚幻的圆满结局和矫揉造作的对白让人忍俊不禁。
女性研究和文化学研究指责这类电影具有性别或种族歧视。而在后工业时代，社会风俗发生变革，人们不再相信电影借助夕阳、恋人的画面所宣扬的永恒爱情了。如今，当影片《乱世佳人》中的卫希礼和梅兰妮迎面跑向对方，或者当荧屏恋人双唇相碰的刹那间小提琴配乐大作，观众通常都会觉得很好笑。如果有人当众承认昨晚从头到尾看了《罗马假日》和《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的影片(包括导演、出品时间等影片信息都在本书最后的影片名录中列出)，那一定要说明原因，是因为内心痛苦还是出于研究的目的。
就像巴特所说，如果玫瑰香水从来没有好名声，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愁善感就纯属不合时宜了。
“我再也不想恋爱了。爱情让我恶心！”在40年前的电影《女人就是女人》中，女演员安娜·卡丽娜的这句台词迎合了人们的心声。 由于不断演绎，这种前卫的观点也不再让人诧异了。人们只管取笑小提琴的配乐，却不去思考电影所反映的情路艰难。性话题也被时常提及(关于性技巧的词汇都有了用武之地)。美国战后有过两次大调查，一个关于性生活，另一个关于恋爱经历。第一个调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阿兰·布鲁姆就认为著名的金赛性调查报告让高尚爱情观在美国寿终正寝。而另一份多萝茜·田诺博士的调查，因为谈论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情，只有少数心理学家表示了兴趣。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好莱坞古典影片视性为禁地。安妮·勒·伯兰比阿兰·布鲁姆更激进，她认为“(近十年来)哲学家、小说家、评论家、心理学家等都在不遗余力地贬毁激情式的爱”，一方面人们都过分现实，另一方面却还在实行严厉的电影审查。安妮·勒·伯兰试图将这些“老电影”拖出无菌的环境，因为这些以爱和激情为首要主题的电影已经比现实中的强奸更让人觉得不自在了。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