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在对全世界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俄国文学中，他的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地位也最高。本书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做了无情的批判，暴露了俄国国家机器反人民的本质，揭露了俄国官办教会的欺骗性，否定了整个俄国的反动统治，这也是《复活》的基本思想。它以深刻的描写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空前的成就使它登上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这是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后期的一部作品。它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并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尽管好几十万人通过各种手段竭力糟蹋他们所聚居的这一小块土地：将石头铺满地面，铲除每一丝植被的痕迹，砍倒树木，驱走鸟兽，让空气中充满因燃烧石脑油和煤炭而产生的烟，但春天还是春天，即便是在城里。

阳光和煦，空气芬芳，在凡是没有被锄尽的地方，小草又长了出来，四处蔓延，不仅在林阴道上形成一条条窄窄的草带，而且在铺路石之间的缝隙里也探出头来。白桦、白杨和野樱桃树纷纷展开它们粘稠、芬芳的叶子，胀裂的新芽也在菩提树上冒了出来；乌鸦、麻雀和鸽子，满怀着春天来临的喜悦，正在筑巢；就连苍蝇也正沿着被阳光照暖的围墙嗡嗡欢唱。植物，鸟雀，昆虫，儿童，全都欢欢喜喜。唯独人，那些成年的男人和女人，却仍然没有停止欺骗和折磨自己跟别人。他们认为神圣和值得思考的，不是这春日的早晨，不是上帝为赐予世间万物欢乐而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美——这种美使心灵趋向宁静、和谐和爱，而仅仅是他们自己奴役彼此的种种发明。

正因为如此，在政府所在地的监狱办公室里，被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也不是人和众生所享受到的美和欢乐，而是一份通知。该通知是昨天到的，上面有编号和题名，指定在今天即四月的第二十八天上午九时以前，把三个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的囚犯，一男两女，送去法院(其中一个女的是要犯，须单独押解送审)。所以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了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紧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一个女看守，长着拳曲花白的头发，脸上一副憔悴的表情。她穿着一件袖口饰有金色花边的短上衣，腰上束着一根蓝边带子。

看守长卡嗒一声开了铁挂锁，打开牢房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涌了出来。他吆喝道：“玛丝洛娃，去法院了!”随即又关上牢门。

即使是在监狱院子里，微风也多少从田野上带来了一些新鲜爽人的空气。但在监狱走廊里，空气中却充满了伤寒病菌以及污水、腐物和焦油的臭味，不论谁一进来都会觉得难受和沮丧。女看守尽管已经闻惯了这种污浊的空气，却仍免不了有这种感觉。她刚一从外面进入走廊，就立刻觉得浑身乏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急匆匆的收拾声、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快点儿!”看守长喝道。过了一两分钟光景，一个身材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从牢房里出来，向看守长走去。她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裙子，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长囚衣，脚上穿着亚麻长袜和一双囚鞋，头上围着一块白色方巾，下面露出几绺刻意梳在额头上的黑头发。这个女人的脸上带着一种长期坐牢的人才有的苍白，让人想起存放在地窖里的土豆上发出的芽，一双又小又肥的手和从长囚衣的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有着相同的肤色，但一对乌黑发亮的眼睛，其中一只稍微有点斜视，却和她脸上的苍白无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挺直身子，让丰满的胸部高高隆起。

她站在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直直地盯住看守长的眼睛，一副准备好接受任何命令的样子。

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满脸皱纹、表情严厉的老太婆伸出她那颗满是花白头发的脑袋来，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却还是关上了门，并用门把老太婆的脑袋推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微微一笑，向牢门上的小窗洞转过脸去。老太婆从里面一侧也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道：

“记住，当他们问你的时候，只不断重复同样的话，咬定了就行；千万别说任何不该说的话。”

“没关系，不会比现在更糟了；我只希望无论如何能有个定论。”  “当然无论如何都会有个定论，”看守长摆出官架子，说了一句自以为很俏皮的俏皮话，“现在，快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走了出去，来到走廊中间。看守长走在她的前面。他们走下石梯，经过比女监更臭的闹哄哄的男监牢房，一双双眼睛从每一个牢门窗洞里盯着她们。她们走进办公室，两个士兵已经在这里等着押送她。一个坐在那里的办事员将一份散发着烟草味的文件交给其中一名士兵，说道：“带她走吧！”

这名士兵是一个来自尼兹尼·诺夫哥罗德的乡下人，长着一张红色的麻子脸。他把文件放进他的外衣翻袖里，瞥了一眼女囚犯，向他那肩膀很宽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接着女囚犯便和这两个士兵一起走向大门，穿过监狱院子，来到用石头铺成的街道中央，往城里走去。

马车夫、做生意的、厨子、工人、政府职员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女囚犯。有人摇摇头，心想：“这就是为非作歹的下场，不像我们这么规矩。”孩子们也站住了，满脸恐惧地盯着这个女强盗，但是想到士兵不会再让她干更多坏事，他们的恐惧便平息了。一个卖完木炭的乡下人，在城里喝完茶，走上前来，在自己面前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囚犯刷的一下脸红了，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她察觉到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却并没有转过头，只斜眼瞥了一下所有那些正盯着她看的人：她所受到的关注让她很高兴。牢房外相对新鲜的空气也让她心情愉快。不过她的脚却已经不习惯走路了，加之又穿着不舒服的囚鞋，走在粗糙的石面上更觉得疼。经过一家谷物店时，店门前有一些鸽子正大摇大摆地踱来踱去，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打扰，女囚犯的脚差点儿就碰到一只灰蓝色的鸽子。这只鸽子拍拍翅膀飞了起来，飞近她耳边时给她扇来一阵风。她微微一笑，接着却又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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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到1880年以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放弃了他的贵族阶级立场，站在俄国广大农民群众的一边。这时，他彻底地改变了他以前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文学上，他认为自己以前所写的描写贵族阶级生活的作品，对广大农民没有用处，对自己多年以来的文学活动做出全盘的否定，甚至曾一度宣布说，他从此再也不写文学作品了。当时俄国和世界的文学界为他的这个说法感到惊讶。俄国另一位伟大作家屠格涅夫在自己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消息，特意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恳切地要求他记住自己对文学所负的重大责任，要他千万不可以放弃写作。然而，屠格涅夫和广大的作家与读者是过分地担忧了，托尔斯泰是一个十分执著的人，他一生都在顽强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力求教导人民，而文学又是他多年来最熟悉的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他对文学事业十分地热衷，他是决不会轻易放弃文学的。他由于自己偏激的性格，一时之间说了过于偏激的话。而事实上，1880年以后，他不仅没有停止文学创作，反而接连不断地又写出许多部不朽的作品。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就是他在1889年至1899年间，共耗费10年、先后六易其稿的《复活》。

托尔斯泰把他一生对俄国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了解，集中地、总结性地表现在《复活》中。他认为俄国已是一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已经完全腐朽的社会，他凭他艺术家的良心和眼光把它客观如实地描绘出来，结果便产生了《复活》这部全世界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列宁说，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可以见到一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这“清醒”就表现在作品中对那个社会所做的无情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上。

作品一开始，便展开了对沙皇俄国是非颠倒的司法制度的猛烈揭露。被告席上站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卡秋莎·玛丝洛娃，而当年诱奸她、使她最终沦为娼妓的贵族老爷聂赫留朵夫，却端坐在陪审席上，有权决定她的刑期和命运。至于那些执法者呢，请看：法庭庭长道貌岸然地在主持审判，而他心里想着的，却是他的红头发的情妇，他只希望赶快结束审判，好去和她幽会。一个法官是跟老婆吵过架以后来出庭的，他老婆宣布今天家里没有钱了，他不知道中午到哪里去吃饭，因此无心研究案情。另一个法官一直在担心自己的胃病是否能够医得好。而负责起诉卡秋莎的检察官上了法庭才匆匆翻阅案卷，因为他头天夜晚就在卡秋莎·玛丝洛娃坐牢前所在的那家妓院里鬼混。尽管如此，在法庭上，他还是滔滔不绝地大放厥词，极力要给卡秋莎判个重刑，因为由他提出控诉的案子判了重刑，便能表现出他的才能，有利于他的功名利禄。

整个的法庭审判是一场闹剧，陪审团做出的是错误的决定，而法官们明知如此，不予纠正，因为他们都希望赶快结束审判。当聂赫留朵夫向庭长询问的时候，庭长却对他说：“上诉的理由是可以找得到的。”那么这场“审判”到底是在严肃的执法还是儿戏？到底公正不公正，合理不合理？

当作品的描写转移到关押犯人的监牢时，作家在对那群被无辜判刑的劳苦大众做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后，写道：“所有这些人被捕，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非法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

《复活》对俄国政府的官僚机构的批判和揭露也是十分尖锐的。小说中描写了许许多多荒淫无耻的俄国官僚，我们可以顺手拈来，举两个例子。那个举止文雅，相貌堂堂的大人物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在道德方面最卑鄙无耻的职务，却自以为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一边在监狱里残酷地虐待犯人，一边极力地讨好他的上级，每当他得到上级赏识的时候，他便心花怒放。作家这样写道：“只有性情温柔的狗在主人拍着它，摩挲它，搔它耳背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心情。”另一个大人物查尔斯基伯爵，他丰衣美食、养尊处优，而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究竟会造成极大的好处还是极大的坏处，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物”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国家，掌握着亿万俄国普通人的命运。

俄国的教会是为反动政府服务的，是沙皇统治人民和麻醉群众的政治工具，被称为“官办教会”。它当然也是托尔斯泰批判和揭露的对象。《复活》中特意安排了一个监狱中举行宗教仪式的情节，而且对之做出极其详尽的描绘，这个场景达到了作家预先设定的目的。读过这个章节，你就会对俄国的教会产生鄙视和厌恶。尽管仪式进行得庄严而神圣，但是作家告诉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正是最大的渎神行径，所有这些用基督的名义干出来的事情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他告诉读者，基督要人民过自由的生活，而这里是囚禁人民的地方，是使弱者受难的地方，在这里举行这样的仪式，其目的只在于“加强人民的愚昧和黑暗”，所以，恰恰是对基督最大的亵渎。在描写一个主持议事的神职人员时，托尔斯泰写道：“18年来，他多亏奉行了这种信仰的种种规定，才得到一笔收入，足以赡养他的家属”。原来他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所谓“拯救别人的灵魂”，才来干这个差事的。所以，作家说，在这些神职人员的心灵深处“对任何东西都没有信仰”。由于托尔斯泰对教会做了这样的描述，在《复活》第一次出版时，这个章节被检察官删去，不许印出。而托尔斯泰本人也因为对教会采取了这样的批判和揭露的态度，1901年，在《复活》写出两年以后，即他73岁高龄的时候，俄国最高宗教机构宣布开除了他的教籍。

整个《复活》的故事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对当时俄国社会的种种丑恶进行揭发的过程，聂赫留朵夫为了给卡秋莎伸冤，走遍了彼得堡的大大小小的衙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吃人的事情原来不是发生在森林中，而是发生在办公室里。”那个被无辜地关押在监牢中的老妇人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悟到一个道理，在她的国家里，“真理已经被猪吃了”。

作品中所描述的卡秋莎·玛丝洛娃从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到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妓女的堕落过程，就是对这个吃人的黑暗社会的极其有力的揭露。

作品中对广大俄国农民群众悲惨生活的揭露，也具有极大的批判力量。聂赫留朵夫在他的领地上所见到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比如，那个名叫玛尔法的农妇，她的丈夫因为偷砍了两株小树被关进监牢，她就只能去讨饭，还要养活一个生病的婆婆和三个孩子。他们过着猪狗一样的肮脏生活，他们的住屋眼看就要坍塌，但是又有谁来为他们着想？从这些描写中，托尔斯泰引导读者去发现问题的根本，他说：“事情十分清楚，人民的全部灾难，或者至少是人民灾难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的手里，却在那些利用土地所有权，依靠人民的劳动生活着的人们手里。”作家在这里已经把他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整个私有财产制度的核心。土地问题，是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非常着重地提出的一个社会问题，他说：“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

其实，从《复活》的第一章第一段开始，便充满着揭露的气氛。读者从作家那一段对春天的描写中，已经能够感觉到他对整个俄国社会和沙皇统治制度的批判态度。

既然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当时俄国的社会和制度做了那么多猛烈的暴露和批判，那么，在作家对那个腐朽没落反动的社会进行批判的同时，他给人们指出了什么出路和方向呢？他希望人们怎样去对待现实中的这些丑恶呢？

这里，我们必须从托尔斯泰整个的思想体系说起。

列夫·托尔斯泰生活和工作的年代基本上属于19世纪后半期，这是人类思维发展中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这种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特点，使得托尔斯泰这位思想家在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上带有许多过渡性和不稳定性，他是一个既守旧而又求新的人，他的思想体系中充满着矛盾。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已经发现了他的这一特点。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傻头傻脑的地主”。英国知名作家萧伯纳非常钦佩托尔斯泰的才能，但同时又说，他“往往像儿童一般幼稚”。

托尔斯泰给自己构造的一套思想体系，文学史和思想史家习惯上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其主要内容是主张不以暴力来和恶人恶事对抗；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提倡全人类普遍的、相互的爱。可以简略地把托尔斯泰的主义概括为“爱别人、爱自己、互相爱”这三点。这是一种超阶级的、天真而抽象的泛爱论。托尔斯泰在人类已经形成的阶级社会中，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要为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群众谋求福利，一方面又提倡这种泛爱论，这便使得他自己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矛盾中。在这种“主义”的指导下，他一方面对压迫人民的沙皇政府持敌对态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不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求取解放，而是要用“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的办法来感动敌人，并且用那种“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全人类的爱”之类的精神枷锁来约束自己和别人。他的这些自相矛盾的观念全都反映在《复活》中。因此，《复活》这本书所传达的思想，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思想。

请读者特别留意《复活》的结尾。那最后一章简直可以说是“狗尾续貂”。作家在前面整部作品中对那个黑暗腐朽的社会做了那许多动人的深刻的描绘，在读者心中激起强烈的愤怒和憎恨，然而，写到最后，他却把他的经典《福音书》整段整段地搬出来，这些东西和作品的形象体系毫无关联，只能干巴巴地对读者说，他笔下的主人公由于做到了“复归童贞，宽恕，戒欲，爱一切人”。就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并从此获得内心的平静和人生的幸福，达到了他所谓的“复活”境界。一部伟大的真实反映现实的小说，忽然一下子变成了一本婆婆妈妈的劝善经文，真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难怪作家在写到聂赫留朵夫最终找到他的所谓生命的答案时，把这一过程写得那么随意而轻松。他只是顺手翻开了一本别人偶然留下的《福音书》，便马上领悟到了生命的含义。但是聂赫留朵夫的生活的“新阶段”会怎样结束，托尔斯泰却说不出来，他只能轻描淡写地说一句：“那却是未来的事了。”作品的名称和主题都是“复活”，而聂赫留朵夫最终所达到的复活境界，并不让人觉得是一种新生命的开始，或者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光明未来的展现。作家在这里所做的描述对读者缺乏说服力。托尔斯泰虽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写到这里，他也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

托尔斯泰是一个有意识地要在创作中宣传思想观点的作家。尤其是在他的世界观和立场转变以后。他所写的每一篇东西，不论是文艺创作或是论文，都在极力向读者灌输他的思想，于是便给《复活》这部小说带来了如此的矛盾。所以我们说，《复活》中的思想矛盾是托尔斯泰思想矛盾的反映。

但是，《复活》毕竟是一部文艺创作，而且托尔斯泰又是一位伟大的文艺家，尽管他在写作的时候一心想要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形象思维本身的规律，却又往往使他只能按照生活本身的面貌和人物本身的性格去表现，而不能随心所欲。再则，对沙皇统治的腐朽社会的否定，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内容，因此，这部小说在其主要倾向上仍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公正地暴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现实。作家思想中的错误成分并没有对作品的价值带来重大的损害。高尔基根据《复活》第三部中对革命家的描写，曾经说，《复活》写到最后，托尔斯泰“几乎证明了积极斗争的正确性”。这种情况，正是证明了恩格斯所说的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一规律的客观存在。  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多年以来，有许多西方研究托尔斯泰的专家，对《复活》这部书一直持有偏见。他们认为，《复活》仅仅因为它在篇幅上比较大，是托尔斯泰晚年作品中最大的一部，所以才被人们拿来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并列。他们认为，《复活》的价值远在托尔斯泰晚年的其他作品，如《哈吉·穆拉特》、《活尸》、《伊凡·伊里奇之死》之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复活》本身在世界各国人民群众中流传之广，它的译本之多，影响之大，都远远超过了他晚年的其他作品，虽然那些作品也都是优秀之作。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这些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们之所以如此说，主要的原因大约还在于，《复活》对那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做了过于猛烈的揭露和批判，而这一点正是那些托尔斯泰研究家们所不愿意见到的。

文学作品是反映人的生活的，写入是作品的首要的任务。《复活》这部世界名著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它的男女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玛丝洛娃。

聂赫留朵夫本是一个“十分纯洁的青年”，他一心追求人生的完美，认为“为道德要求所做的牺牲是最高的精神快乐”。他身为贵族地主，却因为自己是一个用土地为手段剥削穷人的人而惭愧。初次和卡秋莎见面，他爱慕她的天真美丽，心中产生了青年男女间自然而健康的感情，对她念念不忘。但是他的阶级地位为他所规定的社会环境和教养使他逐渐堕落。三年以后，他再次到姑母家来，便怀着一个自己也不敢说出来的目的，那就是，想要在卡秋莎身上满足自己的兽欲。当他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给了卡秋莎一百个卢布，便心安理得地走掉，而且从此忘掉了卡秋莎的存在。又过了几年，他以自己地主绅士的身份，作为法庭审判罪犯的陪审员，出席审讯一个谋杀嫖客的妓女，竟发现这个犯人就是当年的卡秋莎。而且他了解到，卡秋莎沦落为娼的起因正是他的那一次诱奸。震惊之下，他决心为卡秋莎上诉伸冤。他为她多方奔走，一直到沙皇的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体会了那个制度和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使他下定了脱离本阶级的决心，他发现自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精神上十分纯洁的青年，而变成了一个“兽性的人”，他要自己新生，重新做一个“精神的人”，他跟随卡秋莎到流放地去，并且从此找到了自己的人性的复活。作家通过这整个的故事，其实已经让读者看见，是他已经生动描写出来的阶级矛盾的残酷现实，使得聂赫留朵夫幡然悔悟，但是托尔斯泰出于宣传他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主观动机，力图把聂赫留朵夫的转变说成是“良心”的驱使，是因为他要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为他是一个以“全社会、全人类都互相爱”为人生理想的人。聂赫留朵夫的经历本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可以说明，在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下，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也会背叛本阶级，走向劳动人民。这个对自己的剥削行为感到羞愧、决心忏悔的贵族，其实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使自己能够跟随时代前进而不被时代抛弃，这正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客观真实性和典型性。然而作家却极力想要把聂赫留朵夫说成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来宣扬他的思想体系。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作为《复活》的中心人物，他身上所包含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是托尔斯泰思想矛盾的表现。从一个“兽性的人”重新又变成一个“精神的人”，摆脱过去腐朽糜烂的生活，走向劳动人民，这当然是聂赫留朵夫这个“忏悔贵族”的一种“复活”，但是他复活以后将会有怎样的一种人生？托尔斯泰没有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交代，其实他也说不出来。事实上，如果“复活”以后的聂赫留朵夫，只是一个奉行“爱己、爱人、互爱”的托尔斯泰抽象泛爱论的人，那么，生活在他的那个新旧矛盾十分激烈的时代，他最终仍是不可能找到他梦寐以求的“完美的人生”。

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形象是《复活》中最为重要的形象。  托尔斯泰在《复活》书前题词第三条引用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通过这条引文所要告诉读者的是：如果说卡秋莎·玛丝洛娃有罪，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卡秋莎和世上所有善良的普通人一样地清白无辜，或者说，她比世上所有的人都更要干净纯洁。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所表现出的最大的同情和爱怜，正是落在卡秋莎·玛丝洛娃身上。站在俄国农民立场上的托尔斯泰，他写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要为卡秋莎这样的被侮辱、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群众请命，为他们伸张正义，并且用自己的“托尔斯泰主义”给他们指出一条生活的道路。毫无疑问，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形象，是《复活》中最主要也最中心的形象。聂赫留朵夫是因为她才找到自己的“复活”，而卡秋莎那种自我觉醒、宽恕别人、爱一切人的“复活”方式和意义，才是作家通过作品所要首先宣扬的思想。

《复活》中写得最美、最富有诗情画意的章节，是描写早年卡秋莎的第一部第12章。托尔斯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从外表到灵魂都是无比纯洁美丽的少女形象，每一个在生活中追求真善美的人，都会像年轻的聂赫留朵夫一样，对她一见倾心。而正是这样美妙的一个造物，被那个黑暗社会摧残到卖身为娼并且坐牢流放的地步。《复活》中如果没有其他任何情节和描写，仅仅是它所叙述的卡秋莎的经历和命运，就已经是对那个社会和制度的极其有力的揭露了。

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章节，写的是：被聂赫留朵夫诱奸后已经怀孕的卡秋莎，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赶到火车站去想见聂赫留朵夫一面。聂赫留朵夫并无意和她相会，他早已把卡秋莎忘记了。而在她的心目中，他却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人。聂赫留朵夫面带笑容，坐在头等车厢丝绒靠背的椅子上抽烟玩牌，全身淋湿的卡秋莎跌跌撞撞地跑来，她看见了聂赫留朵夫，她敲打车窗，但是聂赫留朵夫没看见她，他也根本没有打算要看见她。火车开动了，卡秋莎被遗留在黑暗中……从此，她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走上了那条堕落的道路。读到这一段动人心弦的描写，我们感到，那一层火车窗上的玻璃，所隔开的是两个多么悬殊的世界！卡秋莎和聂赫留朵夫虽曾春风一度，但两人却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托尔斯泰用法庭相逢这一个巧妙的情节把他们两人的生活和命运重新又连接起来，于是便有了整个《复活》的故事，也让托尔斯泰有了宣扬他的一套超阶级的人性论和“良心”论的题材。

卡秋莎形象虽是作家用来体现他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工具，但是她的遭遇是真实的，她的命运是典型的，她所体现的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思想体系中健康进步的一面，通过她，作家充分表现了他对那个社会和制度的批判态度，体现出他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卡秋莎的“复活”比起聂赫留朵夫的“复活”，具有更大的可信性。她最终嫁给革命家西蒙松为妻，而不接受聂赫留朵夫的赎罪式的爱，也是合情合理的发展。

《复活》的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也是我们应该特别给以注意的。

托尔斯泰一向提倡朴实、单纯，反对华丽、铺张，晚年尤其注重这一点。他喜欢《圣经》中的《创世记》，喜欢拉辛的戏剧，俄国的民歌，不喜欢一切他认为是“浪漫”的东西。在他晚年的艺术论著中，他连莎士比亚与荷马都否定了，说他们写得过于浮夸。他从来最推崇普希金，而这时他却说，普希金有一些作品是写给少数贵族读者看的，人民大众往往看不懂。他主张一切如实道来，写得愈简单愈明白愈好。认为一切文字上的复杂手段都是故弄玄虚。他认为，文艺写作的最大技巧就是不要使用任何的技巧。这位在晚年思想和情感都已走向极端的老人，甚至说，他自己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成功运用的那种宏伟复杂的场面和结构，只是‘老爷式的游戏”。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写出了《复活》。

与《战争与和平》多线索结构和《安娜·卡列尼娜》双线索结构不同，《复活》采取的是一种单线索的结构。在聂赫留朵夫与卡秋莎在法庭相遇以后，作家用了一些简略的回忆和倒叙，便进入一个平铺直述的过程，直到结束。整个作品的三个组成部分有些类似古希腊悲剧的三部曲，或者说是在存心模仿但丁的《神曲》的单纯结构。这都说明，托尔斯泰在写《复活》时，艺术上是在极力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风格。

为了贯彻这种朴素无华、抛弃“技巧”、如实记载的风格，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在他多次修改《复活》原稿的过程中，删去了许多对人物动作、心理、环境的描述。但是却保留了全部有关法庭审判的过程。而且我们看到，《复活》中除了一开头所写的一小段风景描写以外，作家几乎再也没有描写过风景，而且这段描写也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是为了表现人类社会对大自然的破坏，和统治阶级只关心对人民群众的压迫，而无心关注大自然。这当然未必不是矫枉过正。不过这也符合托尔斯泰的性格特点。

在《复活》的语言运用上，也表现出这种质朴无华的风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托尔斯泰把笔墨主要用于刻画人物的思想活动、心理状态和内心感受。而在描写人物和场景时，遣词用句往往也是适可而止，决不铺张。作品中那些被关押在监牢中的囚犯和贫苦的农民的语言，都直接采自现实生活，都十分地简明、精彩、生动。即使聂赫留朵夫那些近于复杂的内心活动和推理思考，托尔斯泰也写得条理分明，用语准确。

《复活》在艺术创造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

我们知道，人类思维的这两种基本方式是使用于不同场合，发挥不同作用的。抽象的思维方式用于理性的逻辑的推理，而形象的思维方式用于艺术的创作。但是这两种方式既然都是人类大脑的功能，它就不可能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事实上，科学技术上的每一项发明创造，都是科学家和发明家运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才在变化万千的世界中找到端倪的。在文艺创作中，文艺家也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抽象思维。但是，文艺家必须描写自然和社会的具体的画面和塑造生动如实的人物，他的思维过程和表现过程不能有片刻脱离具体的形象。所以一般的作家往往都避免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现抽象思维，害怕损害作品的形象性特征。

但是托尔斯泰却高人一筹，他能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大量加入抽象的议论和推理，他把这些抽象思维形式的文字有机地融合进他的作品的形象体系中，让它们成为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而且不破坏作品的形象性。托尔斯泰的这一创作特点，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早有表现。 《战争与和平》中那许多历史观念的表述，《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这个重要人物对于人生和命运所做的许多思考，都具有这样的特征。而《复活》则更是一部包含有大量抽象思维成分的独特的作品。

为了表现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的忏悔和转变过程，托尔斯泰写出了许多有关他个人经历和命运，以及关于他对社会的种种看法的推理性思考(比如关于是否要和柯察金娜公爵小姐结婚这件事，聂赫留朵夫所做的那些内心的分析和思考。)，这些内容从文字的性质来说是完全抽象的，但是它们又是描写聂赫留朵夫这个形象的思想、心理、环境、社会态度等等不可缺少的成分。由于这些文字的交代，聂赫留朵夫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立场的转变，才显得真实可信。

又比如，为了揭露沙皇法庭反动统治的实质，展示法庭对卡秋莎案件所做审判的虚伪性，作家又详细地写出了起诉书的内容，陪审员的讨论，和法庭审讯与辩论的过程，甚至列出验尸报告来。这些看似抽象的文字，实际上是与他对法官、法庭、犯人、陪审员……等等的描写一起，整个构成了一幅生动深刻反映现实的画面，达到了他对沙皇政府的司法制度进行批判揭发的目的。在《复活》中，这一类的抽象文字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样的写法是非常大胆的，稍一失误便会使作品枯燥无味，而托尔斯泰却运用自如，不但没有损伤作品的形象性和艺术性，反而大大增强了它的批判力和说服力。形成作品的一大特色。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王智量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