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之一。该小说曾获得2006年费米娜奖，并获得2008年英国奥兰治奖提名奖。

小说通过一家四代的历史，勾勒出20世纪以来欧洲的重大事件。全书文笔清新幽默，感人肺腑。

从旧金山到慕尼黑，从海法到多伦多到纽约，本书跨越半个多世纪，从四个六岁孩子的视野，讲述这个世界的变与不变。这四个孩子的特殊连续性是：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子女。一个1940年的德国女孩，和一个21世纪的加利福尼亚男孩，他们之间并无什么共同点，却有着血缘的纽带。每一代人对生老病死、战争、和平、幸福、痛苦，都有不同的观念。

一、索尔，二OO四年

二、杭达，一九八二年

三、莎荻，一九六二年

四、克莉丝汀娜，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

上帝赋予我肉体与心灵，我应该竭力照顾它们，让它们造福人类。我知道他将降大任给我，不然他不会让我诞生在全球首富之国的首富之州，而这个国家拥有世上最先进的武器，能瞬间消灭全人类于无形。幸好上帝和布什总统是好朋友，我想象着天堂就好像是位于天上的大德州，而上帝足登牛仔靴头戴牛仔帽在牧场上闲逛，并不时射击其他星球自娱。

当萨达姆·侯赛因被人从老鼠洞揪出时，他蓬头散发，两眼尽是污垢并布满血丝，满脸秽须，双颊凹陷，爸爸坐在电视机前振臂欢呼：“这才是我所说的溃败！我们会把这些卑鄙的阿拉伯恐怖分子赶尽杀绝，一个也不留。”“杭达，”正好为他端上一杯冰镇啤酒与一碗花生米的妈妈说，“小心你的话，我们不能让小索尔以为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不是吗？我相信一定有很善良的阿拉伯百姓，就是加州这里也一定能找到，只是我刚好不认识他们罢了。”她半开玩笑半说出实情，爸爸吞下一大口啤酒：“哎哟，小黛丝，我跟你说对不起，你肯定是对的。”他一边说一边大声打嗝，妈妈把他的反应当成开玩笑，笑了起来。

我有一对很迷人的双亲，他们依然相亲相爱，但幼儿园大部分同学的父母并非如此。我的双亲看起来还很恩爱，是因为他们的结婚照和嵌着“百年好合”字眼的卡片仍旧醒目地放在碗柜上，但是他们结婚七年了！妈妈其实长爸爸两岁，我不想承认妈妈已经三十岁了，有些同学的母亲甚至超过四十岁，譬如我的好朋友布莱恩的妈妈就有五十岁，比莎荻还老。也就是说，她生下布莱恩时已经四十四岁，真是恶心，我无法相信人老了还能继续做爱，我很清楚婴儿是怎么来的，我什么都知道。

其实是莎荻奶奶为我取名字的。她一直很后悔没替我的父亲取犹太名字，所以等到孙子这一代，她不想再错失良机，而妈妈也不觉得有何不妥。我妈妈个性随和，总希望大家和睦相处，再说索尔可能也是基督徒的名字。

祖母对我的影响仅止于此。幸好她住在以色列，离我们很远，我几乎看不到她。我说幸好是因为我的父亲不太喜欢她，但他很怕她所以不敢顶撞她。每次她一来，家里的气氛就变得很紧张，让妈妈抓狂。等莎荻奶奶一转身，爸爸又变得勇敢，开始对她大肆批评，说她总是颐指气使，爱管别人的闲事。有一次他甚至说，他深爱的父亲阿隆也是个一事无成的剧作家，会在四十九岁那年就离开人世都是他母亲的错。妈妈说这种说法很荒唐，杀死阿隆的是香烟不是他老婆。但是爸爸说，癌症和压抑的愤怒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不太清楚压抑的意义。

我父亲在我这个年纪时也住在以色列。他因为非常喜爱海法这个城市，所以到了美国，他从各个城市挑中加州为定居地，因为这里的桉树、棕榈树、柑橘园与开花的灌木，让他回想起美好的过去。也是从在以色列起，他开始不喜欢阿拉伯人，原因是他在那里迷恋上一名阿拉伯少女。不过我不知道事情的经过，因为他一提起这件往事就全身僵硬，不想多说，连妈妈也不太清楚这段青春恋曲。

不良于行的莎荻是家族里唯一的正统犹太教徒。她头戴假发，因为对于正统犹太教妇女而言，只有她们的夫婿有权看她们的头发，不然其他男人见过她们的头发之后可能产生邪念，罔顾婚姻的神圣与她们搞外遇。她身为遗孀坐在轮椅上，我怀疑谁会对她垂涎三尺甚至想跟她上床，不过她依旧拒绝摘下假发。

一名佛罗里达的犹太教士不准正统犹太教妇女戴印度人头发做的假发，因为印度人祭拜六手佛、象头神，由于拜这些神祗，印度人变得龌龊，戴着他们头发做成的假发的犹太人也会被玷污，因此犹太教士下令她们立刻购买合成纤维制成的假发，不过祖母觉得他夸大其词。

祖母以轮椅代步起源于很久以前发生的车祸，不过她照样到处游走，她去过的国家比家里任何人都多。她是著名的演说家，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曾祖母爱哈则是知名的演唱家，我的父亲再过不久将成为伊拉克的著名战士，而我呢，该由我自行选择要在哪一行出名，但这不成问题，出名是我们家的传统。

我和父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母亲老是游走于各大校园，而我，我有一个体贴的母亲，她自愿待在家里，不像古时候的女人，受迫于命运。

她叫黛丝，但是我叫她妈妈。没错，每个小孩都叫他的母亲妈妈，不过有时在公园里，听到小朋友大喊“妈妈！”，我母亲以为是我而回头，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不是啦！”她会说，“就好像手机铃声，如果你听到相同的手机铃声响起，你铁定会惊跳起来，过了一会儿才理解到——哦不，响的并不是我的手机。”

我的声音不是手机铃声，是我的声音啊，我是独一无二的。

不管是在幼儿园或是在其他场合，大家都对我的阅读能力啧啧称奇。打从襁褓时期起，妈妈就教我看书。她跟我重复过千百次，当我还躺在四周围着护栏的婴儿床上，她是怎么来到我的身边，在我面前秀出卡片并朗诵写在上面的字，每天三次，每次二十分钟，打从我一出生就开始，所以，我同时学会读和说。我记不得自己曾经有哪个时期不会读字，因此我认识的词汇量非常惊人。

周一到周五，爸爸从早到晚都不在家，因为他得开两个钟头的车到圣塔克拉拉，他在那里有份难度很高的工作，为计算机设计程序。他的薪水很高，多亏这份薪水，我们成为双车家庭——“我们家车子比小孩还多！”他们有时会开玩笑说，因为妈妈来自六个小孩一部车的家庭！她全家笃信天主教，也就是说我的外祖母无法进行家庭计划，所以她不停地生小孩，生到没钱养才打住。我父亲虽然受的是犹太教育，但是当他和妈妈坠人情网时，他们想到一个权宜之计：变成基督徒，这样他们就有权实行家庭计划。也就是说，妻子吃避孕药而丈夫可以尽兴，也不怕弄大她的肚子，就是因为如此，我才变成独生子。有天妈妈想要第二个小孩，爸爸说一两年后可以再生，不过不管家里有多少小孩，我也不怕竞争。耶稣不也有一群兄弟？但我们从不曾听过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跟耶稣相提并论。

我父亲每月一次参加一种社团活动，大家一起讨论如何在女性工作的时代里扮演男人的角色。我不懂他为什么加入这样的社团，因为我母亲又不上班。不过，社团每个人轮流坐小板凳，说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必须接纳大家的建议，如果不从得罚做很多俯卧撑。有时候，他们集体出游，一起从事阳刚的活动，譬如登山、骂脏话、露天而睡、忍受蚊虫的叮咬，因为男人比女人更能忍辱负重。

我实在很庆幸自己生为男孩而不是女孩，因为男孩较少机会被强暴，除非是天主教徒，但我们并不是。

有一天我上谷歌(Google)搜寻伊拉克战争的图片，不小心发现“血淋淋”网站，在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看到好几百个小女孩和妇女被强暴，图片上出现她们的确在镜头前被蹂躏的字眼。不管如何，她们没有乐在其中的样子，尤其是她们被塞住嘴、绑住手脚的时候。有时候除了要她们口交、性交和肛交之外，那些男人恐吓要拿美工刀把她们的乳头割掉，但是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画面，也许只是吓唬人的手法而已。“九一一”事件的默罕默德·艾塔和其他恐怖分子就是用美工刀让飞机撞倒双子塔的，当时我才三岁。我还清楚地记得爸爸把我叫到电视机前看双子塔一再倒塌，同时说：“阿拉伯人他妈的！”并啜饮啤酒。

……

P4-8

南希·休斯顿说她写作《断层线》的动机源于阅读吉塔·塞伦尼的《德国创伤》(Gitta Sereny，The German Trauma)，以及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伤痕“Lebensbolm”(生命之源)；那是纳粹为了繁衍纯种日耳曼后代而建立的“种马场”，而繁衍的手段除了有计划地进行交配之外，还有在纳粹占领区窃取具有雅利安特征的孩童，再予以洗脑、教化。

不过，通往这个神秘过去的道路却绕了好几个弯。2004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与20世纪40年代住在欧洲的外曾祖母乍看之下并没什么关联。南希·休斯顿将全书分成四条脉络，分别由同一家族的四位小主人翁为出发点描述所见所闻与所感，让读者依序进入个性迥异、生活环境不同但却都是六七岁的索尔、杭达、莎荻、克莉丝汀娜这四人主观的世界，看他们如何在为一些乍看琐碎、互不相干的事欣喜或烦扰。四条脉络，前后呼应，环环相扣，故事的结束也是开端，而读者成了唯一可以拼凑事实原貌的全知旁观者。

所以读者从轻松、琐碎或天真的只字词组，越来越能感受到背后隐含的严肃、悲痛与深沉，而历史的洪流也许只是克莉丝汀娜家族史的背景。休斯顿更关心的是杭达为了知道“生命之源”的希伯来语而痛失好朋友大哭一场，令克莉丝汀娜没齿难忘的创痛只是得不到一个洋娃娃。读者因为“全知”，面对这种“侧写”的手法时，愈能升起无法抑制的悲恸之情。被纳粹偷来的克莉丝汀娜在纳粹家庭过着快乐的生活，休斯顿没有描绘纳粹家庭的残忍，反而惊心动魄地描述克莉丝汀娜与养母分离的场面。克莉丝汀娜得知自己不是波兰人时，第一件事是躲在浴室里唱着和小白花有关的歌，这是全书极为令人动容的段落之一。这里，休斯顿超越了对“纳粹”、对“人类罪行”的指控，而指向更基本的“人类对立”与“文化认同”的荒谬。

对于喜爱历史、心理分析、对当代文学理论有兴趣的读者而言，《断层线》是一座质纯量丰的矿山。译者特别想提出的是，休斯顿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描述一个“不可说”的题材时，仍不忘提出大胆的历史对照，譬如当代美国与六十年前纳粹的呼应。对于小索尔与希特勒的相似性，南希·休斯顿指出：“我相信美国正往法斯西主义移动，就某些方面来看，美国与纳粹统治前的德国确有几分神似，让我害怕，不过我并非为了这一点而写《断层线》，我想借此书探索人性不可预测的一面：一个了不起的小孩可以变成庸才，一个有点古怪的小孩可以变成令人赞叹的大人。”

南希·休斯顿说她的老师罗兰·巴特一直很想写小说，但是往往为了决定人物的名字而停顿下来。而“名字”或“语辞”在《断层线》里是很重要的角色，暗喻人物的性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到德国慕尼黑旅行时，他觉得德语“就好像一道道大门在他面前关上，让他碰得一鼻子灰”。他发现菜单上列了许多worst(最糟糕)的菜，不过却写成wurst(德语“香肠”之意)，他因而嗤之以鼻，并发愿将来有一天统治天下，第一个要实行的法律就是大家说英语。

不同于索尔对外语的排斥态度，索尔的父亲杭达因为学习希伯来语而发现“当每个东西有两种不同的名字后，世界变得不太一样”。学习希伯来语不仅让他心情愉快，更让他从中找到镇定的力量。后来他遇见美丽的阿拉伯女孩努姿哈，新语言混合初恋的滋味，对他更是充满魅力。语言的魅力恐怕与语言原本的意义无关了。杭达尽管口中跟着努姿哈复诵除咒语，心里却翻译成：“努姿哈，你有世上最美的眼睛，我疯狂地爱上了你。”当杭达被周遭局势扰得无所适从、头痛欲裂时，他“开始在卧房里旋转，作出飞机要坠毁的样子，并说：‘ROCH，ROCH，ROCH HA—CHANAH。’在这个游戏里，ROCH指头，HA—CHANAH是爆炸(其实ROCH HA—CHANAH为希伯来语‘一年的头’，也就是新年之意)”。  杭达的外婆爱哈小时候则有太多的“名字”。她原本在德国家庭快乐生活，以为自己名叫克莉丝汀娜，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是养女，她的生活开始变调。后来她遇到来自波兰的尤安(原来的波兰名字为亚内克)，两人一起探索自己的身世，尤安猜测她真正的名字可能是克莉丝蒂纳或克莉丝特卡。尤安告诉她，她和他一样是窃童，他们住在敌人家里，说他们的母语已经被连根拔起，叫她不能再唱德语歌。她跟着尤安学习波兰语，准备与波兰家人团聚。战争结束，一位美国人却告诉她，她其实是乌克兰人，她真正的名字是克拉丽莎。大惊失措的她，原以为自己会回乌克兰与家人团圆，最后却送往加拿大，被克莉斯瓦堤夫妇收养。

心神不宁的杭达借由语言发明战争游戏，而从一堆名字里仍然找不到自己是谁的爱哈似乎把“名字”的多样性看得更轻松、自由。当她问女儿莎荻“什么是Hamburger。”时，莎荻时而回答“汉堡”，时而回答“住在汉堡的先生”。有一次杭达和爱哈的女友梅赛德斯玩文字图像游戏，爱哈说：“只有跟梅赛德斯说同一种语言，她的魔法才行得通。如果她说的不是死乌鸦而是Cuervo muerto(西班牙语死乌鸦之意)，杭达什么也看不见。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纯音演唱：大家都听得懂，我的歌曲完全透明……”爱哈想借由舍弃歌词、名字，打破语言的界限？消弭语言造成的隔阂、误解或谎言？杭达的母亲莎荻一直以为自己和名字一样的“悲伤”(sad)，却不知莎荻(saddie)其实是犹太语“公主”之意。沉浸在学语言的乐趣中的杭达，却也因此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他忘了除咒语避开努姿哈的毒眼，导致母亲莎荻发生车祸，永远残废(杭达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长大后的杭达变成支持美伊战争的好战分子，企图杀光阿拉伯人……

《断层线》里对立、误解、谎言、冲突林立，却始终温柔缭绕，虽然有时轻如薄雾但是不曾消失，这种“温柔”是我个人阅读这本书时很特别的感受。当我读着“狂妄”的索尔、“焦虑”的杭达或“忧愁”的莎荻时，仍然感受到一种很特别的温柔，这种感觉很奇妙，因为字面上是看不到的。

南希·休斯顿是目前国际文坛上用英语与法语两种语言写作的双语作家的翘楚，但她在法国文坛所受到的重视似乎胜过英美文坛：她在法国名列畅销作家之林，然而英美文坛仍不知道该如何归类她的作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法双语文学曾在巴黎交会并擦出灿烂的火花，当时爱尔兰作家贝克特以法语创作《等待戈多》，成就文学经典。南希·休斯顿承续这条路，以双语创作与翻译，虽然还未能像前辈贝克特那样受到英语文学评论界应有的重视，不过已有学者开始研究这个现象。我们相信南希·休斯顿的才华势将受到更广泛的肯定。

《断层线》荣获2006年法国费米娜奖，而当年的龚古尔奖和法兰西文学奖则颁予《复仇女神》。两书主题都与纳粹罪行有关，二位作者都以英语为母语。这是因为法国的文学奖特别慷慨，还是因为非母语写作能展开更宽宏的视野？南希·休斯顿说：“唯独语言变得不再理所当然，唯独母语的伪天性被废除时，我才找到要说的东西。”《断层线》译成二十种不同的语言，却迟迟未在美国发行，个中原因，相信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一些答案。

自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德国为弥补战争丧生的人口，在被占领区的领土上进行大规模的“日耳曼化”外国儿童计划。此项计划由党卫军指挥官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执行，在波兰、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有超过二十万名儿童被偷，其中学龄儿童被送往特殊中心接受“雅利安”教育；而幼年儿童包括数量庞大的婴儿，则先送往Lebensbom(“生命之泉”——著名的纳粹“交配繁殖农场”)，再交由德国家庭扶养。

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与其他流亡人士救援机构共协助四万名儿童找到出生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