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载了傅斯年传奇而又辉煌的一生。他一生的许多时间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带，与各种社会文化名流建立了或疏或密的来往。这些来往不仅突出了傅斯年的精神特征，对于认识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大有帮助，而且构成一道奇特的风景，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雕像在某些方面的剪影，映照出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进程的别种风情，梳理傅斯年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昭示被掩映在历史深处的某些人情世态，对于认识复杂的20世纪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傅斯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学者和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他一生涉及多种领域且有重要贡献，被同时代人誉为“最稀有的天才”。

他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傅斯年被师友称为“最能办事、最有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领袖，创办和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多年，一大批名家学者汇聚在他的麾下。他领导进行的大规模殷墟挖掘、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傅斯年生活在外敌入侵、社会动荡的旧中国，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民族责任心，使他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抗日战争时期，他怀着书生报国的激情，主导舆论，讨奸御寇，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他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的各种弊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腐行为，被人称为“傅大炮”。

作者马亮宽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社会史、士人知识分子等研究。近几年进行傅斯年专题研究，曾出版《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合著)等专著，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有关论文二十多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家世与家学

“开代文章第一家”

从私塾到学堂

老头子与小孩子

出外求学

天津求学

北京大学高材生

国学传人

投身心文化运动

创办“新潮社”

在“五四”运动中

留学求真知

在伦敦大学

求学柏林

会聚诸贤

投身学术研究

执教中山大学

创办史语所

整理“大内档案”

组织殷墟发掘

学术研究与成就

书生报国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史纲》

积极参与《独立评论》

讨奸御寇

参政议政

访问延安

参与旧政协会议

讨伐孔祥熙

炮轰宋子文

回归教育

代理北大校长

处理西南联大学潮

坚拒文化汉奸

出入政治漩涡

傅斯年的最后岁月

出任台湾大学

为教育改革呐喊

放言评说高等教育

以身殉教

年谱

后记

从私塾到学堂

1901年春，傅斯年不满5岁，傅淦便迫不及待地把他送入了私塾，并且选了最好的塾馆。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名叫孙达宸，也是一名拔贡，学问很好，教书认真且教学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40余人。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北街街头路东，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距离，步行上学比较方便。在孙氏塾馆读了一段时间后，与傅家有世谊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因朱家离傅家更近，加上世交，于是傅斯年与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转入朱家塾馆就读。傅斯年放学回家后，其祖父则在家课读，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1905年，东昌府和聊城县行政当局实行教育改革，书院一律改为学堂。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结束了长达4年的塾学生活，进入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其实换汤不换药，学校名称虽然改变了，但教学内容却没有两样，依然是读经书，作八股。

不论是在塾馆，还是在学堂，傅斯年的年龄都是最小的，但学习却始终是最好的。据他儿时的同窗回忆，傅斯年的记忆力非常好，大家在一起读书，他读到哪里，就能背到哪里，过目不忘，被称为神童。学生当中，朱笠升年龄最大，被称为“大学长，”但功课不是很好，一有问题就向傅斯年请教，时间久了，傅斯年便戏称他是自己的“大徒弟”。傅斯年成绩好，尤其擅长作文，往往是老师出了题目，傅斯年略加思索，然后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文章大气磅礴而老成。每次作文，别的学生尚在冥思苦想时，傅斯年早已笔下生风，妙语连珠了。于是，一些“聪明”的孩子便私下和傅斯年达成一项协议：傅斯年每代写一篇文章，便以一个烧饼作酬谢。傅斯年自幼仗义，且又有难得一吃的烧饼做诱惑，总是慨然应允。有时候，他竟能在完成自己作文之后，再为两位同学写出内容完全不同的文章来。不过这种把戏，自然难逃先生的法眼，后来，孩子们的协议也被先生访得，每次在讲评作文时，先生也不忘给他开个玩笑：‘傅老大，你这次有没有换两个烧饼吃啊？”(鲁西风俗，对儿童往往不叫名字，而是根据兄弟排行，依序称为老大、老二、老三等等，傅斯年行大，故有此称。)傅斯年也看得出先生在拿他逗乐，不过每次还是羞得面红耳赤，低头不语。

傅斯年成绩的取得，并不仅仅靠天资，最关键的还在于他的勤奋。他平时读书有个习惯，就是不懂的字、词等总要立即记下来，以便随时向老师、祖父请教。有时身边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炎热，汗水一浸，弄得衣服上全是墨迹。知子莫若母，母亲知道傅斯年只是为了学问，并非像其他小孩淘气胡闹，也只是似嗔非嗔地责备几句，压根就没有生气，以至几十年后，李夫人还常常把傅斯年的这些趣事如数家珍般地讲给别人听。

老头子与小孩子

胡适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议论人思想能力形成的原因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做人训练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三岁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在傅斯年的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祖父傅淦。

傅淦自己淡泊名利，却不愿把这种思想传染给他的长孙傅斯年。他很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出人头地，重振傅家门庭。在傅斯年很小的时候，就对他进行严格的传统教育。傅斯年三四岁时，就开始教其识字，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儿童启蒙读物。到了4岁的时候，傅斯年就和他祖父住在一起，每天天刚微微亮的时候，老人便躺在床上给他讲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地讲起，一直讲到明朝，到傅斯年9岁的时候，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口授完毕。易水岸边慷慨赴死的勇士，零丁洋里留取丹心的书生，七步诗里的同室操戈，满江红中的精忠报国，一场场、一幕幕，……在傅斯年的幼小心灵里埋下了研究历史的种子，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并取得卓越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和祖父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在私塾读书的日子里，童年的傅斯年终日与四书五经打交道。四年后进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傅淦深受传统思想影响，总担心傅斯年人“洋学堂’学不到真学问，继续坚持在课余时间督导傅斯年学习儒家经典。加上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在11岁那一年便读完了十三经。即使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少年，在这么小的年龄读完一部十三经，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何况还不是和尚念经般的死记硬背，傅斯年付出了多少努力，恐怕只有深夜陪他孤影的青灯才知道。因此，这一成绩曾让他的祖父引以为荣了很长一段时间。

督课之余，傅淦偶尔也会领着心爱的长孙出去散散步。祖孙二人，一老一小，一前一后，或漫步在城北门至光岳楼的大街上，或登上城墙观赏郊外风光，有时兴致所至，径直走出北城门，在护城河岸上，在古运河大堤上，在北郊田间的小径上、小溪旁走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漫步在潺潺的小溪旁，蝉儿呜叫，鸟儿歌唱，正在为大自然音乐家演奏的交响乐而沉醉，迎面又和阵阵花香撞个满怀……多么美好的童年啊！P9-12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傅斯年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学术领袖和爱国民主人士。由于傅斯年一生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所以对他生前死后的评价悬殊，他的学生邓广铭曾说：傅斯年和胡适一样，是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物。誉之者对他的才性、品行、学术地位与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胡适在傅斯年去世后对他进行总体评价的一段话不到二百字，却用了14个“最”字。他说：“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而同时代的人对他的学术成就、事功也有非议，尤其是他1948年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任命，去台湾就任台湾大学校长直至1950年病逝。大陆一些权威人士将他与胡适、钱穆并列，归类为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之一。从此以后在中国大陆数十年很少有人再议论、评价他。

近二十年来，由于傅斯年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术领域不可逾越的地位和在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痕迹，学术界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他进行研究和评价。

傅斯年在文化学术领域有积极的贡献。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与《新青年》相呼应，讴歌新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运动的总指挥，他亲自扛着大旗率领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在当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不论是在北京大学读书的6年(1913—1919年)，还是在欧洲留学的7年(1919—1926年)，他刻苦努力，广泛涉猎，兼收并蓄，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学术理念。回国后，傅斯年将其研究方向锁定在文史领域，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于1928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终身所长，延聘许多著名学者人所，也培养了大批青年才俊，所内同仁共同努力，取得了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成就，如购买和整理明清大库档案，为明清史研究储备了丰富的原始资料；领导考古专业的学者对安阳殷墟连续十数次发掘、对山东城子崖等地的考古，开创了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新纪元；对各地方言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对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整理研究，均取得了令后人瞩目的成就。

傅斯年本人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精深，他接受德国史学大师兰克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结合中国明清朴学家的研究方法，创建了史料学派，提倡史学研究必须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他在大力提倡的同时积极实践，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成就。对他30年代研究的成果《夷夏东西说》，美籍华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说：“博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他的《周东封和殷遗民》、《性命古训辨证》等论著，“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的意义。”(邓广铭语)这些评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傅斯年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

同时，傅斯年也是一位教育家。除去他受教育的近三十年，从留学归国任中山大学教授开始，就几乎没有真正离开教育领域，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兼导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不论是教学还是从事教育行政工作，他始终关心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他曾撰写大量教育论著，批判传统的士大夫教育，抨击旧的教育制度和理念，主张教育独立，受教育机会均等，中等教育是职业教育，大学教育是学术教育等。不仅对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也同样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傅斯年一生出入于学术和社会政治领域，1942年他生病时曾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他说：“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遁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傅斯年生于民族危难之时，长于国家动乱之中，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努力奋斗，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开始实施，从此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参政议政，为抗日救国而积极努力。14年的抗日战争是他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主要时期，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抗日救国，对此应充分肯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具备了和平建国的条件，但是欧美大国开始以不同形式干涉中国，尤其是美、苏、英《雅尔塔协议》内容公布后，苏联侵犯中国的主权，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这给傅斯年等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击很大。傅斯年认为这无异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他本来就对苏俄怀有戒心，此时则转为仇视，进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俄反共”，受到后人的非议和批判。他早年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始终视国民党政权为正统，虽不断地抨击其弊端，与各种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但一直没有背弃国民党政权。同时受传统的忠孝节义观念制约，时常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虽然对其独裁统治和不道义的行为认识深刻但仍忠贞不二，最终以身相殉。这些都是后世对其褒贬不一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对傅斯年的研究虽逐步深入，但无法与胡适、陈寅恪等学人的研究相比照，需要进一步挖掘资料，深入研究。通过许多个案的研究，使人们更深刻认识历史，了解现代，面向未来，成为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动力。

马亮宽

2009年3月

我于198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到聊城大学(原聊城师范学院)工作，适逢学校对本地文化名人傅斯年进行专题研究，我有幸加盟其中，断断续续，至今已经20个春秋。

在最初的几年中，我们致力于收集资料，并逐步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大学建立了联系，互相交流信息和资料。除了大力收集文字资料，我们还对傅斯年的学生及亲属进行采访，尽量大范围内收集口碑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与所内同事共同编著的《傅斯年》、《傅斯年选集》、《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等相继出版，其中《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作为第一部研究傅斯年的专著，在社会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1991年、1996年和2004年，聊城大学与聊城政协等单位合作，先后主办了三次傅斯年学术讨论会。尤其是1996年，台湾与聊城分别举办了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的学术讨论会，海峡两岸研究人员相互交流，对傅斯年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不久，我应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课题组之约，撰写了《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并于2002年4月，赴台湾中研院、台湾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在史语所、台湾大学诸位先生的指导帮助下，查阅、收集了大量傅斯年及其相关的学术资料。2002—2005年，我重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蒙导师刘泽华先生指导，应用收集到的资料撰写了博士论文《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2006年11月，再次赴台，对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所进行学术访问。在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森，近代史研究所张力、潘光哲等先生帮助指导下，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从史语所、近代史所、“国史馆”等单位查阅收集了许多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依据这些资料对博士论文又进行了系统的补充和修改，使得对傅斯年的认识和评价也更加客观、全面。

在对傅斯年进行专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立了联系，耿云志、蒋大椿、庄建平、郑大华等先生都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2007年4月，郑大华、宋广波二位先生莅临聊城，我们就在聊城召开“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事宜进行商讨。交谈中，提到傅斯年对近代学术和教育的贡献，宋广波先生说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在出版文化名人图传，问我是否愿意承担《傅斯年图传》的撰写任务，他可以负责和出版社磋商。考虑到傅斯年在近代学术界的地位，再加上近几年收集到一些图片、资料，其中一些尚未公诸于世，正好借此机会和读者共享，便欣然同意。经宋先生推荐，此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惠寄了有关资料。适逢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的程方同学对此专题也很有兴趣，便参与了部分内容的撰写。

在对傅斯年进行专题研究和收集资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前辈师长和同学亲友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照片资料来源甚广，难以一一注明来源，敬请谅解。限于水平，文中难免有一些不足和错误，敬请师长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马亮宽

记于聊城大学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