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华编著的《士子楷模冯秉铨》主要描写我国老一辈著名教育学家冯秉铨的丰富人生和坎坷的经历。从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爱国、爱校、敬业的老一辈学者的治学作风和高贵的品质。上篇介绍了冯秉铨幼年、青少年时期求学经历以至到去世的人生道路；下篇主要是作者跟冯秉铨接触的点点滴滴和周围亲友、学生对他的回忆。

姚树华编著的《士子楷模冯秉铨》是深情书写我国著名电子学家、教育家冯秉铨教授一生行迹的人物传记。他虽然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的影响至今还在，他还将继续影响华南理工，影响中华学子。《士子楷模冯秉铨》不止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富有珍贵的社会意义，带你领略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爱国热情……

上篇 冯秉铨教授的道路／1

一、白洋淀／5

二、京城／15

三、起步／31

四、决定／40

五、赴美／47

六、解放／61

七、贡献／75

八、风暴／87

九、跃进／99

十、黑夜／109

十一、夕阳／128

十二、终曲／146

下篇 札记／161

一、在冯秉铨身边工作的日子／166

二、采访／190

三、回忆／215

四、信函／231

五、附件／261

后记／265

一、白洋淀

家世

河北省中部平原有一条潴龙河，她是黄河的分支，脾气粗犷豪放，就像她的干流黄河一样奔腾咆哮。可是流到尽头她却变得温柔、娴静而又深沉——这就是著名的白洋淀。

那里盛产芦苇、菱角、莲子和鱼虾，入夏雨勤，淀水涨满，船儿穿梭似的来来往往——白天极目远眺，似浮云朵朵，到了黄昏，淀面上闪烁着金银色的霞光……正是：“晚来潮正平，处处落帆还”，一派繁忙的景象。

冯秉铨于1910年农历10月20日出生在安新县端村镇，就是坐落在白洋淀堤上的一个集镇。这里交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是附近方圆几十里的一个小小的经济文化中心。村西不到百里就是保定府，往东有水路和陆路相通，约莫一天的工夫，就到达我国当时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天津。

白洋淀的人民饱经风霜，但却是有骨气、有志气的人民。早在大革命时期，冀中平原就燃起了反封建的革命烈火，白洋淀周围的村村镇镇，始终是不平静的。抗日战争中，一支使敌人闻风丧胆的“雁翎队”活跃在芦苇丛中，日夜抗击着侵略者。白洋淀以她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著称于世，人们称她是华北平原的一颗明珠。这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柳树、槐树和无边无际沙沙作响的芦苇。村前村后种满瓜果梨桃，风物宜人。冯秉铨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冯秉铨的曾祖父冯尧文，是一位清苦的书生，字写得很好，该村庙中的石碑刻文都是他写的，但是他没有考上什么功名。祖父冯汝为，是一位勤劳的农民，也读过一点书，他很能干，种田、打鱼、割苇、经商，是一位有眼光而不安于现状的人。他感到自己只识一筐斗大的字，光会记记豆腐账，在现今的社会是不行的，必须要有更多的文化。但他自己已经年迈，为了补偿这个遗憾，就把心血都花在培养后代身上。他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哥哥早逝，他就把哥哥的两个孩子也一起抚养，供他们念书，这位聪明的长辈很有志气，他常说：“我就不信，冯家出不了秀才，举人。”

后来，他的大侄子参加了清朝的最后一次科举，中了“拔贡”。接着他又把二侄子冯次安（又名冯肃仁）送去了天津，冯次安于191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学校①。冯汝为给自己的儿子冯克庄（又名冯肃恭）请了家庭教师，精心培育，不久考入了“京师译学馆”②攻读外文，学习洋务，毕业后进入了北洋政府外交部。冯克庄就是冯秉铨的父亲，是位安详严肃、孤高自许的人，他对官场不习惯，所以后来弃官经商去了。冯汝为老人对孙子的教育也不放松，秉铨四岁时，祖父便为他延聘了县里的一位秀才到家中，开始了启蒙教育。

童年丧母

冯秉铨的父亲常年漂泊在外，所有家务全由秉铨的母亲一人操持，上有高龄的老父，下有幼弱儿女，全家活计，终日苦累，因而积劳成疾。在冯秉铨五岁那年，生母因病去世。她的去世，是冯家的一大不幸，全家陷入极度悲痛之中。

祖父痛悼媳妇的早逝，而为了使孩子们在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和解脱，他要为儿媳办个像样的丧礼。他除了按照农村的习俗到保定府买寿衣，糊纸钱，扎牛马，还请秀才（冯秉铨的私塾老师）写了祭文。可是到举行丧礼的那一天，宣读祭文却成了问题，谁来读那艰涩难懂的古文呢？按传统，理应是由长子来宣读的，可是老大体弱多病，才学也不行，家里的事，按例也不能请秀才代劳。大家左思右想，实在为难。秀才先生建议由冯秉铨来读，此言一出，大家感到惊讶，祖父也面有难色说“他才五岁呀！”，可是秀才执意认为可以，叔伯也表示赞成：“不妨试一试”。

秉铨接过祭文，默默地看了一遍，最后他点头说：“我可以读。”刚刚五岁的冯秉铨，在亲友邻里凝神注视的肃穆悲伤气氛中，跪在母亲的遗像前，抑制着悲痛，以他那伶俐的口齿，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读得那样悲切凄惨，使亲人们都泣不成声。

生母病逝，在秉铨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伤痕，他无精打采，恍恍惚惚，有时好几天不说一句话。

冯秉铨的祖父很理解儿媳妇早逝给家庭带来的创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翌年他就为冯克庄续弦，秉铨的父亲婚后不久便回到北京复职。冯家又像以前一样，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继母为人憨厚热心，给秉铨带来了新的安慰，他又感受到生活的温暖。

酷爱学习

冯家出了丧事，有好几个月空气是沉闷的，以往秉铨总是把老师上课的内容复述给大姐听，诸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四书格言。自母丧后，他就不讲这些了，但每当姐姐悲伤的时候，秉铨却对她说：“妈妈为我们操劳而死，是重于泰山的。”幼小的秉铨已经会用孔夫子的名言去宽慰姐姐。

生母故去，父亲又不在家，祖父对懂事的秉铨更加钟爱，但祖父爱的方式是严格的培养。他给秉铨订了作息时问表，从生活起居、读书练字到与孩子们的交友来往，都要按照规定时间安排。每天只有晚饭前的一段时间给秉铨自己安排活动。

祖父只要一听到秉铨的读书声，就忘却了一切劳累和烦恼，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童年的秉铨是那样地酷爱学习，对于祖父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每隔一段时间，祖父都要过问他学习的情况，当秉铨晃动着矮小的身体，背诵如流的时候，那抑扬顿挫的声调拨动着老人的心弦。这时，老人就会微闭着双眼，他脸上的皱纹渐渐舒展开来，显露出动人的光彩。P5－7

我们现在建设的是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特色”到底体现在哪里？我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绝不是“特色”之本意。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也已纷纷进入大雅之堂，掌管着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种权力，毫无疑问这些掌权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怎样，将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未来。中国梦，在某种意义上依我看还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梦，而是这些人的梦。他们的梦做好了，将惠及全民。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梦——在廉洁奉公，下面的人就难得铺张浪费，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不过如此。强大的正能量，来自上峰和各级决策者。

本人为冯公立传，无非是希望后来人向他学习。我在书中说：“他的晚年还‘壮志不已’，直到古稀之年还是一棵盛开着鲜艳花朵的参天红棉树，他达到了学识、人格和胆略的高度和谐。”我这样的结论，并非溢美之词，我是从他一生的行为和心路历程做出的。我认为起码有几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1）他十分热爱生他养他的祖国。并对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抱有敬畏之心，且又能批判地吸收其营养，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危及他生命的“文革”期间，他都持乐观主义态度。做到无怨无悔无恨，十分难得。

（2）一以贯之，一辈子教书育人，做好事。“愿得英才三干数”是他的梦想和实践的目标。为此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直到生命的终点，只留温暖在人间。

（3）学习他那具有辩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胸有全局的大视野，他善于从前辈、平辈、甚至晚辈的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是理工专才，但他对于文艺、体育、京剧和地方戏剧都有所爱；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实实在在地是位博士。可称之为精神世界的大富翁。

（4）他是早年留美的高才生，哈佛博士；曾与中国的士子戏称“哈佛博士两角五一打”的人。他不崇美，但他十分积极地向人们传播学习美国的先进科学与技术，介绍西方的文化知识。他是在总结西方先进科技的得失面前寻求赶美、超美的呐喊者。总之他是立足于国内实际，主张向一切先进的事物学习的人，既不妄白菲薄，也不盲目自大。

（5）为人正直坦诚，勇于进谏，上下同欲，与民同乐，不搞特殊。

最后我想引述先辈之心声“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又唐代大诗人之言“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与读者共勉。

上述所言，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教育界人士指正。

应该说关于《冯秉铨教授的道路》那个小册子，还是比较难产的，原因在于写作前后晴天中还有些雾霾……其实也完全可以理解。“文革”期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属臭老九之列，一下子又要立传，成了“香老大”，人们很难适应。已故的张进书记曾向我表示，在党内外都存在着不同意见，概括地说：就是为冯公立传很难，事实上确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譬如就当时来说，国内还比较少见为知识分子立传的著作出版，此外他又是在国内呼唤“运动之风何时去，学术之风何时来”的第一人，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平时对党的教育政策以及有关的学术问题等，他又不是三缄其口的人，这从当时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可以窥测一二。对于他的种种表现，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求得完全一致的共识，实在是“很难”的。

其次，本人虽有撰写冯传的主观愿望，但客观条件也并不具备，我不是学电子学的，不是他的门徒弟子，只是与冯老共事多年，并保持着多年的友谊，我在书中曾说：我是一个“拎包”的，经常随他到北京开会并参加某些活动，在行政方面协助他领导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已。冯老曾被错打成“内控右派”，但他几十年的行为表现又是那样的鲜明，可歌可颂。用过去的老话来说，有人称他是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晚年他也表示了入党的愿望，且老书记又写了介绍其入党的两干言书，结果也未能如愿，因内外尚未达成共识，这自然又增加了我书写的某种困惑。

其三，从本人的立意撰写到切实进入耕耘，几乎花了两年时间，期间经几位在位的领导和在岗的老教授的关怀，以及有关人士的协商。我曾推荐的合作者，又因种种原因难以携手共耕，只好“文责自负”了，好在当时副院长、教务长，尤其是张进同志的大力支持，决定从天津教委借调我来穗三个月，专心完成冯传的写作。

如今，再写《士子楷模——冯秉铨》一书，就容易多了。在这里我要说，我为什么要请缨撰写难写的冯传？中华民族自晚清算起，近两百多年来，成为世人不齿的落后国家，西方称之为“东亚病夫”，他们甚至在公园门前示意“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总之，我们国家是被人看不起的国家，就连在亚洲的日本也侵略我们（日本人至今还存在这优越于我的情节，霸占着钓鱼岛）。那么文化人，或称作明理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民族是太重要了。他们的任务不是“传道、授业、解惑”吗？实际上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在发挥着这个启蒙作用。

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以来，跟着共产党走建设富强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显得十分可贵了。他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奇怪，也并不可怕，而关键是看他们的实际行动，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为新中国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之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张进这位老干部，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识贤而用，充分发挥了冯秉铨的聪明才智。不管是阴雨连绵的春天，还是阳光明媚的秋季，张进同志一以贯之，发挥了冯的长处。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就是在冯被划成“右派”之后，他还是尽可能地保护冯教授，让冯他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他的专长。

汉代的刘向说：“骐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应该说，冯秉铨教授的铜像背后矗立着的是张进同志。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知识分子要发挥自己的作用，离开党的领导是事倍功半，甚至被埋没，难以伸张。即便你才高八斗，碰见平庸的上司，也是难施其才，尤其像冯秉铨教授并非“诺诺”之辈，更不是遇事“三缄其口”的人，这从他“翻身”之后毫无余悸地给新任党委书记上书万言，大谈教育革命可以看出。支持、帮助、影响别人那就得“打铁先得本身硬了”。  司马迁日：“千年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即是说，一千个唯唯诺诺之人，不如一个直言敢谏的人可贵。冯秉铨当年曾把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干部）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事物知之为知之，即懂得问题的来龙去脉和解决方法；一类是对事物不懂装懂且哗众取宠，这类人不可取；还有一类是懂装不懂，这就更糟糕了，这样会造成某种误导，使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他是提倡实事求是的教育家，是立足中国实际的科学家。

《荀子·大略》中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冯教授的教学效果是一流的，这为大家所公认，就连美国人也无二话。他在哈佛给美国军官上雷达课时，也得到证实。他是能言能行，而又为晚辈出彩鸣锣开道的人。

而冯先生最为可贵，而又促使本人为之立传的，则是他几经挫折而不悔，从不悲怨泄气，反而比以往更加努力奋斗向前，直到像“文革”那样危及他生命的冲击之后，更是少见地表现出“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革命乐观精神，争分夺秒地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贡献他的一切。他去世前的三个月我和他还促膝相谈了近三个小时。他没有一句话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凄苦、点滴，谈的都是如何加速培养年轻师资，弥补断代所造成的困难局面，以及他个人如何补课夺回失去的时问，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如何努力把各专业实验室购置的先进设备尽快地运转起来，尤其对青年教师的外语水平的提高表现了十分的关切。他告诉我，已为部分教师开了小灶，并谈到他目前正在进行的协会的、科研院的、工厂的、杂志社的种种工作……

这次“永别”的交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很大。至今，我还是反复地思考着、比较着，面对着旧中国，鲁迅的匕首投向了旧中国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投枪于各类阻碍社会前进的人物，把他们的嘴脸刻画得清清楚楚。而毛泽东则组织工农群众拿起枪杆去打天下。这一件件历史的画面，哪个是值得效法、学习和赞赏的呢？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否定中曲折前进，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明智的人，总是去伪存真，否定那该否定的东西，扬弃那浮尘、泡沫，让清澈的溪流不断汇合，直奔波涛滚滚的大海。明智的人们会护堤、植树、培土保墒……添砖加瓦……而不是怨天尤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否定一切。

我想由毛泽东同志开启的中国人民的中国梦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实现的。

哕唆到此，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