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1.75亿公顷森林的中国为什么是个没有“大树”的国家？中国的自然保护工作者为什么是“地球上最濒危的物种”？在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份里每天都在发生些什么？

这些问题将在本书中找到答案，该书是光明日报记者、环保作家冯永锋2008年的最新力作。这本220页的书对中国天然森林急剧减少的现状表现出了深切地关注和忧虑，并对中国现行的林业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设想。

本书是一本忧伤的书，作者给我们讲了七八个故事。无论是井冈山还是长白山，无论是海南长臂猿还是大熊猫，无论是云南玉狮场还是福建傅竹村，无论是“偏执的城市”还是“没有灵魂的城市”，无论是林权改革还是水电狂想，作者所讲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悲剧性，作者揭示的每一个现象都让人警惕和思考。

与路人谈大树

导读：为什么没有大树

代序：鼠兔与农民

一、元气篇：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福建省灾难频发

二、血液篇：红色旅游圣地井冈山的“绿色困境”

三、同胞篇：长白空林，长白空水

四、兄弟篇：海南热带雨林在凯歌中消亡

五、姐妹篇：云南正走向物种单一之路

六、骨肉篇：四川大熊猫仍旧有人在猎杀

七、肺腑篇：还有几座城市有灵魂？

八、本性篇：人类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凶恶的物种

后记：“第三轮土改”可能让天然林破坏合法化

附：“留住美好大树”倡议书

多少年来，华北地区大城市周边的农民，都在使用几乎没有任何处理的城镇生活污水来“污灌”他们的土地；使用城镇人排放的粪便来作为施给土地的“农家肥”。放眼全中国，我们更可以看到无数个活生生的污染受害者例子，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到目前为止，无告的农民、无告的农村和无告的自然界一样，还主要是污染的受害方，而不是加害方。这加害方，主要来自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充分表现区域”。

中国的空气变坏，是因为工厂在增多，是因为汽车在增多；中国的水质变恶。是因为城镇在摊大，是因为企业在乱排，是因为城市生活的过度铺张。中国的污染如此严峻，说到底是因为城镇的政治体、文化体、经济体和生活体都不重视环保。因此，这个时代，必须让城镇把应负的责任全力负担起来，而不是与农村较劲，把责任推到农村身上。

三、罪过不在农民

农民与天然山水离得最近，因此，农民容易在利益的引诱和推动下，成为自然的直接伤害者。但更多的时候，罪过不在他们。．

如果说所有像云南这样的地方，过去当地居民和生态的权益是被上级政府剥夺、被外来商业力量剥夺的话，那么今后，也许当地居民会成为更强大的剥夺生态权益的力量。因为“社区强健”可能是生态保护的最重要屏障。当社区的居民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时，他们会成为生态的保护者，生态也会还报他们以强大的文化生产力。当社区的居民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与外来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一块剥夺生态权益而为“发展经济”找到一点借口的时候，他们会“助纣为虐”，他们的镰刀、斧头、火种、陷坑、套网会迅速地把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毁灭殆尽，让破坏资源与污染环境同步进行。结果会怎么样？

对农民其实是赋权不足，或者说其权利一直处在被剥夺状态。自从有“有意识的人类社会”以来，农业是绝大部分人类最先涉及的行业，自然，也就是人类特权最先被“泛化”、“普遍化”的行业。后来，商业、军人业、政治业、工业、知识业先后在人类的大潮中浮现，其职业“特权”也随着文明的拓展而一步步普遍化、民主化。至今，某些地方，仍旧尚未普遍化、平庸化的是政治业。

农业在这些行业的普泛化进程中，一步步弱势化、底层化，从有其他的特权集团开始，就一直被剥夺、被践踏，任何特权集团的出现，都首先剥夺农民。因此，农民一直被多个特权集团有意无意地欺凌，旧的特权集团刚刚弱化，新的特权集团又更加凶狠地猛扑过来，依靠吸取农民的血汗来作为他们肌体健壮的养分。农业的经营者农民，也随之成了弱势群体。想象一下，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有将近十亿人是“弱势群体”，那么我们就明白，当前最应当做的是什么：是尽快地给农民经济赋权和政治赋权。

造血式的“扶贫济弱”、“补虚还元”，办法其实不用太多，只需要做到两点：经济上，支持农民创业，不管他们是本地创业还是外出打工，都给予信任，银行给予贷款，工商帮助登记，技术上帮助培训；政治上，给予同等国民待遇，他们迁徙到哪，就在哪参加选举；他们的子女随从到哪，就到哪就近上学；当他们进入城市，其“劳动获得收益的风险”就应该下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水平。

另外，就是重新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段应碧主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中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目前正是发展东亚国家农协、农会组织的好时机。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徒有虚名，极需要建立新的替代组织。如果在中国不建立类似组织，中国农业和农村都会陷入困境。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的局面，这是农协的巨大功绩。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在组织上必须要建立农协农会类的组织，不然农村没有希望”（张路雄、郑秀满：《事关新农村建设长远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

其实每一个地方如果细心经营，都会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每一个产业如果愿意转型和提升，都会有相当多的成熟技术能够支持。只是有些办法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那些不愿意动脑子的人等不及；有些发展道路需要一种精神来支持，而中国现在已经有太多的人丧失了正义感、讨厌自食其力，他们脑中想的唯一挣钱方式，就是倒卖资源，不管是什么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官场资源，只要以常规贿赂术，能够拿到指标，索要了谁的命，掠夺了谁的血汗钱，把污染排放到谁身上，根本不在乎。

富裕要适可而止，贫困不能成为胡乱发展的理由。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其实就是“无毒治病”、“无害发展”之路。人每天吃东西也要吃健康食品，深怕沾些小毒、微毒、残毒、慢毒，而这个社会很多的发展方式却是“剧毒发展式”。从纯粹经济学上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样的方式已经算是颇有斩获的了；更多的地方是在玩“杀敌一百，自损三千”的残害游戏，拿普通人和生态作为代价，换取可怜的几张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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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一五”，尤其进入2007年之后，中国开始加紧“节能减排”。可实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环境现状的标志，光看地表水减轻多少COD（化学需氧量）是浅层次的。光看空气少了多少二氧化硫也算不上“生态文明”；而要留神看“每平方公里有多少棵自然生长的大树”。

中国现在几乎没有大树，中国是个缺少大树的国家；中国今后要费极大的力气，去养育一棵又一棵的大树。只有当中国处处大树繁茂，大树与大树互相通连，自然界处处生机盎然时，中国的环保才算缓过最艰难的窒息期。

帝都的伤害力

在人类意识到自然界之时，任何一片大地上原本都有树，都有成片的大树。这些大树是地球真正的主人。它们很自然地与地球表面的各种动植物、空气、溪水、岩石、土壤结合在一起。

中国地域宽广，在进入20世纪之前，破坏自然界的主要力量来自于集权社会的统治阶层，帝王家族、公卿士大夫等官僚阶层、商业富裕群体，他们盖中国最奢华的房子，他们修中国最高大的陵墓；官吏模仿皇帝，只是规模小一些；富商们也利用毕生的钱财给家族建设一座可供上千人居住的大屋。这些房子都需要数量极其巨大的原木，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专制社会，统治者和富裕者数量不算多，家族和集团的穷奢极欲，战争的肆意破坏，自然界都还能承受，局部地区出现恶化，很有可能会在几十年后复壮。

但如果一个地方被人持续地砍伐，那么这个地方会成为最早的没有大树的地方。中国的古都周围，原先都是生态上佳之地，后来都趋向为生态恶化的地方，原因就在于此。宋朝之前最重要的都城长安，不仅夺走了周围的大树，而且砍光了陇东、渭河、秦岭一带的大树。

还可以用北京旁边的永定河流域来做例子。北京自辽、金、元、明、清，都算得上是政权的中心。这个地方逐步成为一个国家的中心之后，皇帝和他的家族、臣子们为了支撑一个城市的格局，往往就地取材，从永定河中上游陡直的军都山上砍伐大树。在永定河卢沟桥边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人们可以看到“永定河漂木图”这样的绘画，显示了当年砍树、运树的盛况。高强度的砍伐之后，永定河生态持续恶化，水灾越来越频繁，到清朝时，每三年就要爆发一次大水灾，成为中国仅次于黄河的为患河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54年官厅水库修成，拦截了永定河的来水之后。

现在，永定河两岸，北京在努力抚育它的树木，但是，你只能看到低矮瘦小的树木，要看到繁多的天然大树，需要等上几百年之后。

替换大树的“文明"

陕西人把西安、咸阳、铜川、渭南一带，称为“关中”，让其与陕南山地、陕北黄土高原区分开来。这片区域有“八百里秦川”，是中国先秦到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也是当地经济的持续耕作区和“生态高受害区”，平原农业耕作对生态的压迫能力非常强大。这片区域与华北乎原一样，你能看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极少给生态预留一些喘气的空闲。

这里当然也有树，但都是田间护林带、公路防护林以及村庄前后插缝生长着的一些破碎的天然树木。这些树主要是人类栽种的，品种主要是杨树。树种单一、种植得横平竖直、易受病虫害“照顾”。身体瘦弱矮小，一成材就被伐倒。路过这些地方的人们和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成天都能看到树，但只能是少数的几种树，而且只能看到小树。

大树都被替换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能找到砍伐大树的罪证。人们不仅把原本是树的地方给建上房子，修上道路，而且随着城市欲望的膨胀，拓宽道路时，往往砍去在路边已经站立了几十年，给城市居民提供难得荫庇的大树——比起天然山水中的大树来，它们不怎么强大，但在城市建设者的眼中，这些树已经成为碍事者，需要砍倒，连根挖出，清除干净，再在它们的旁边，种上一些刚刚成长三四年的幼苗。

中国的林业资源控制部门过去主要的精力是“发展林产经济”，这也许是他们至今没有把名字改为“国家生物资源局”的重要原因。2002年前后，国家林业局把职能转化为“生态保护”，但“植树造林”、“发展速生丰产林”、“发展森工产业”仍旧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因此，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林业局的干部，把一大片天然山，鉴定为“荒山”，把一大片长势良好的天然林，指认为“低效林”、“残次林”，鼓动、默许社会力量将其砍伐，种上整齐划一的杉树、松树、桉树，等等。中国人砍了几十年的树，也种了几十年的树，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在上升，但中国的生态效益却可能在下降。这样做的后果是，每替换掉一片“宜林荒山”，都让人们丧失一片看到大树的地块。

丘陵悲歌

中国当然有一大片的地方属于山地丘陵，比如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的许多地方，有些地方甚至是崇山峻岭，比如横断山系，交通困难给了天然林大树们暂时的保护。 

但也没有挡住国有森工集团的斧头和锯子五十肼的高歌猛进。中国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在无数的斧头、油锯的帮助下，已经看不到几棵大树，人们能看到的只是“树毛子”，这些树要想长成过去的模样，至少需要上千年。中国西南部，如果不是因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也许现在所有的大树都已经被砍个精光。新种下的树，要想长成点模样，至少也需要上千年。陕西宝鸡旁边的秦岭，森林覆盖面至少往山上后退了150米，这是导致当地地表水日益稀少、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农民生活取暖烧柴消耗，“开山种田”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农民，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树。农民与城市居民、商人、军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劳动获得现金收入的风险要大得多，他们种了一年的麦子，即使收成很好，也不等于生活安定——粮食除了喂饱肚子，无法带给他们更多的现金收益。而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子女教育、老人生病，都需要现金来支付。

当农田的种植无法带来足够的现金收益时，农民很自然地就把目光放到了山上。虽然在中国，农田归农业部管，山地归林业局管，但对一个农民来说，山地与田地并没有太多的区别，而且山地的种植物更容易获得相对可靠的、数量稍多的现金收入。

因此，中国几乎所有的丘陵地带，都在开发山地，都在替换大树，替换天然林。从山脚一直砍伐、烧炼、开挖、种植到山顶。农民以极大的热情砍去山上原本的天然林，种上果树、杉树、药材、毛竹、橡胶等。他们把这些经济林木的出产物采摘、割取下来之后，销售给各类农产品深加工公司，成为这些公司的原料零散供应户。同时，一些新型的造林股份公司、砍树集团军，也开始盯上了山地，他们通过种种手段，把成千上万亩的山地“承包”下来，然后将里面的所有大树、小树、天然树都砍光烧尽，种上品种单一的各类经济林木，再给这些树施肥、除草、杀虫，以帮助其以绝对的优势生长。不同的商业目的会种不同的树，快一些的，五六年就会被收割一次，慢一些的，二十年左右也会被砍走。这种以种植草本作物的思维种植木本作物，以经营田地的思维经营山地的浪潮，正在席卷全中国。其直接结果，是中国的天然林树在一天天消失。中国正在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家，只有极少数的大树残存在自然保护区里。

自然界如何“传宗接代"？

一片区域，有人类之前，只需要传承自然记忆；有了人类之后，就有了两种记忆需要传承：一是自然界的记忆；二是人类的记忆。自然界的记忆比人类要久远，要深厚，要沉默，要无私，自然界的每一个物质都是其载体。而大树，大概可以被视为是载体的“旗舰物种”。可惜的是，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

出于自私的心理，人类很珍惜自已的共同记忆，沉迷于人类的历史的泥潭中妄自尊大，无法自拔。在中国，历史一直是最被各个朝代重视的技术和学问。而科技和自然则一直处在人类视野的边缘，处在人类意识的模糊地带。古代所有的帝王都有记录朝廷历史的专门官员，一个新朝代一旦定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上一朝代的历史。普通人也像重视传宗接代一样重视家族的家谱。可就是如此注重传承记忆的中国人，却忘记了自然界也需要自己的历史，忘记了只有大树，只有足够多的大树，自然历史的记录和传承才有可信任的载体。大树一旦被砍断，被铲除，自然界的记忆就中断了。而中国的自然界，处处都可看到这些珍贵的“传承载体”被人为中断的现象。让人悲伤。

有绿化不等于有树，有树不等于有森林，有森林不等于有大树，有“深山老林”才有大树。中国1998年出台的“天然林保护”政策，以及随之出台的“退耕还林”政策，大概是对几千年来毫无顾忌地砍伐大树行为的唯一修正力量。这些政策受到了所有明智之士的欢迎和支持。但养育大树需要耐心，养育大树需要充分理解“成片的天然大树需要在人类什么样的目光下生长”。中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种耐心，人们眼睛里闪烁着“砍大种小”、“砍天然林种经济林”的冲动。因为，中国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希望通过倒卖身边的资源获得财富，而大树与森林，天然林以及林下的土地，是许多人眼中很容易开发的“资源”。

（2007年7月，写于陕西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