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选择了从战国时代以来2300年当中历朝历代的十八位大文人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功绩,再现他们当年生存的真实和局限,评点他们的文化创造带给中华民族的贡献和缺失。作家选择的十八位大文人是,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苏东坡、柳永、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曹雪芹、鲁迅。从这些大文人的名单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作者的用意。作者试图在梳理这些文人生命的历程中帮助读者看清楚,中国作为文化和历史悠久的大国,其历史、文明是怎样积淀起来的,成为民族情感、性情的一种基本表达形式。著名作家张炜认为,诗性是一个民族的核心隐秘,它不仅体现了人类追求完美的一种本能,还包含了更多的不可思议的能量。刘小川从古人身上看到的是时间之奥秘,是逼人的生命光辉,是无法言说的天地奇迹。且看作者议论和记叙的竟是这样一些人物:旷达笃定的嵇康、举目悠远的陶渊明、豪气浪荡的李白、忧思纯美的杜甫、丰赡细腻的白居易、柔肠旖旎的李煜……他们在天幕上永远闪烁,可是伸手指点这清澈这晖光的,却要是有心志有情怀的人。
中国历史漫长而丰富。中国很早就有记载自己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
本书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大文人的角度来勾画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以这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联的单个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所有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同时也注入了作者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人的见解和情感。
本书的作者原为小说家,在对这些文人和历史的讲述中也融入了文学的笔法,展现出作家雄厚的笔力、丰富的艺术再现力和广博的人生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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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
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本文始于对苏东坡的新的惊奇,并试图把这种惊奇贯穿到底。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在成都、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之间。我家距苏轼老宅仅百米之遥,从小就在他的英灵弥漫处跑来跑去。园林优雅的三苏祠,供着苏家三父子的塑像。1963年,朱德、陈毅到眉山,激动不已的总司令挥笔写诗:“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而陈毅元帅也曾说:“吾爱长短句,最喜是苏辛!”
辛,指南宋的辛弃疾。
北宋蜀地有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不知是真是假。
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俱属“唐宋散文八大家”。
苏轼家境不错,早年幸福。母亲程氏有佳名,原系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她对苏轼的教导,史书多有提及。乳娘任采莲,几十年慈眉善目,以七十五岁高龄谢世,苏轼为她撰写墓志铭。大文豪的巨笔,一一生写过的墓志寥寥无几,王公贵族请不动的。母亲与乳娘,双双呵护苏轼的生长。及至成人,先后又有三个女人出现在苏轼的生活中,她们都姓王: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宋朝女人,我们终于能知道全名了,不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夫人,只留下她们的姓氏。
王弗、王朝云,惊人的美丽,无论是她们的外貌,还是她们的内心。
母亲、乳娘、妻妾,环绕着苏东坡。有趣的却是坡翁一生以豪放著称。女性的慈爱与温柔,给了他一颗异于常人的仁慈之心,但并未使他的性格有丝毫走样。他是男人气十足的。他悲天悯人有如杜甫,却比杜甫更快乐。他有很好的遗传:性格像父亲,而父亲又像祖父。祖父苏序,是眉山街上出了名儿的怪老头,酒量奇大,着装古怪,学神仙张果老倒骑毛驴,口中念念有词,写过几千首永不流传的诗。他最大的爱好是打抱不平,官府不讲理,他会冲到府衙去,有理有据批评州官县官,好像他是上级。丰年他积谷屯粮,街坊以为他瞅着灾年要大捞一把,因为他永远让自己显得莫测高深,叫别人捉摸不透。两年后果然闹饥荒,他在自家门前贴告示,围观的群众多达数百人。告示写得歪歪扭扭,而内容大快人心:囤积的粮食全部拿出来救济灾民。
这些都是真事,史料记载明确。
过了三十余年,苏轼在杭州办“永安坊”,是为中国第一家公立私助的慈善医院,看病不收钱。祖孙二人行事,仿佛商量过。其时苏序已死去多年。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眉山这小城,各种各样的古怪人物层出不穷。随便挑一个,都足以写成一本精彩的厚书。倒是最近这十几年,人的行为模式突然趋于单一,欲望,意志,趣味,看似各自流溢,实则积为一潭,逼近工业生产的模式。个性被设定,被掌控,个体的局部反抗几乎毫无意义。个性,不可避免地走向个性的反面。究竟是谁,谁在设定人的喜怒哀乐呢?谁在制造那个标准化的“现实通道”?我重读享誉全球的哲学家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他主要研究美国,副题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结论已如书名。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所谓美国式的自由,其实受制于新型的极权。
中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毕竟时间短,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以避免西方人的异化。几千年文明史,文化的伟力会自然生发。眼下的回归传统、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见证了古老的文明重获新生的伟大力量。
而作家有义务推波助澜,把活生生的传统带到当下,把一批又一批精彩人物写在纸上。
我是苏轼的同乡,我能把他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揭示给当代的读者吗?
宋史说:“蜀人不好出仕。”
走出去当官叫出仕。一个北宋读书人,他必须从他的家乡走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举人、进士,由朝廷分派到全国各地。即使小到九品官,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唐朝盛行科举,普通庶族子弟,经过寒窗奋斗而荣登士族,从此改变家族的身份。唐末陷入战乱,武人称雄,斯文扫地。不好出仕的,远不止是蜀人。而天府之国远离战火,百姓过着相对富足的日子,懒得翻过崇山峻岭去求仕。
苏轼祖上五代人,没有一个当官的。
北宋一统天下,版图不及盛唐,人口数字相近。宋太祖赵匡胤调整国家战略,抑武人,重文士。这一调就是百余年,既有丰功伟绩,又有种种弊端。北宋文气大盛,文坛巨人、学术泰斗纷纷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创下历史之最。
科举之风劲吹。两宋三百年,单是眉山这样的小地方,就有进士八百余名。
苏洵却不喜欢科举,他喜欢趁年轻到处走,“游荡不学”。家里有祖田,有经营绢帛的小产业,为他提供游荡的盘缠。游到手头拮据时,婚姻又带给他新的支撑。婚后他继续远游,妻子程氏“耿耿不乐”。二十七岁他忽然发愤读书,埋头苦干了,六年不抬头,也不写一个字——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于是发誓,不渎透经史绝不再提笔为文。
此时苏轼两三岁,家里忽然有了许多书。
宋代的眉山,是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之一。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著名的孙氏书楼,藏书达数万卷。
而苏洵的远游,何尝不是很好的学习?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春秋战国五百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着,埋下中国人游历的基因。
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太守张方平;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苏洵以一介布衣,能有如此交游,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他本人有才华,有闯劲;其二,北宋大人物大都平易近人,不拿臭架子。
苏洵倒有点拿架子,在人格上藐视王安石……
封建社会虽然等级森严,但是前唐与北宋有令人惊讶的宽松局面。大臣指责皇帝的事情经常发生。皇帝的重大决定,大臣若是不同意,那就很难让他执行皇命,他宁愿拍屁股走人。类似公司员工拒绝与老板合作。皇帝还不能因此降罪于他,有时候还讨好他,担心他退休不管事。
唐朝以诗取士,北宋文人主政。人文修养于政治,看来是举足轻重。
北宋值得研究。
苏洵的发愤和远游,为大儿子苏轼提供了两种财富:书籍的氛围,世界的广阔。一般小孩儿憧憬未来,持续三年或五年,这憧憬通常影响他的意志走向,预设他的未来。憧憬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儿,主观客观难以分辨。
写历史人物,能进入憧憬这一类人生之关键环节的内部吗?而随处可见的,是对人物的模式化处理。我平常读国内传记,本已疑虑重重缩手缩脚,却又最怕读它描述的青少年期:无限的个体差异几乎被无限取消。
回头再看儿童题材的影视剧,更是倒抽一口冷气…… 问题严重。
但愿笔者有机会,深入少年苏轼的内心憧憬,并以此展开他雄视古今的广阔生存。
性格遗传,母性呵护,书卷气和野性环境,这些不同的东西同时作用于早年的苏轼。蜀地生活悠闲,民间花样繁多,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生活的丰富又导致语言的丰富,十里之外,另有方言俚语。我一直在揣摩,苏东坡之所以成为语言大师,眉山的语言环境,究竟对他有多大的帮助?
眉山人的语言机智、生动、幽默,充满了随意性。
比如形容生气:早就忍得你水滴!
比如形容冒火:我这火呀,一朵一朵地冲。
再如形容小孩儿四处疯玩:天上都是脚板印。天天玩到黑摸门。
小时候我母亲的许多口语,我这调皮捣蛋常挨骂的儿子,至今记忆犹新。
苏东坡不可能是那种一天到晚枯坐书斋的男孩,他会八方撒野,天上都是脚板印。眉山老城,穿城三里三,环城九里九。城里除了街道,也有田地,有河流。东门外有繁忙的水码头,有宽阔的岷江,有踏青的好去处萎颐山。而站在西边的城墙上,抬眼便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峨眉山……北宋的眉山城因是州府所在地,城中八千户,小孩子永远是高高矮矮结队成群,今天拿钓竿明天揣弹弓的,春夏秋冬有得玩,而玩的花样超过一百种,包括斗嘴打架——男孩儿不打架还能叫男孩儿吗?到处都有清凉的水、可供攀缘往水中扎猛子的黄桷树。男孩谁不是浪里白条?过节了,过年了,男孩女孩穿新衣,走东家串西院……苏轼在眉山一直待到二十岁,出去做官后又两度回来丁忧,加起来二十五六年。“生活世界”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这位终其一生对生活抱着不可思议的巨大热情的人,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搞急剧变法?理由是两点:风俗,道德。
他深知风俗与道德来之不易。
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生活世界的形成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打碎它却可能在弹指一挥间。马科斯·韦伯有名言:“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意义的生成必定是缓慢的,犹如绿色果蔬不能用激素。意义的嬗变同样需要足够的过程。意义之网若是被无形的手粗暴扯烂,人就会变成被拔掉了触须的虫子,到处乱窜。
社会生活,形同一张覆盖每一个角落的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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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
(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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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的儿子,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
古代多战乱,不是汉人跟汉人打,就是汉族与游牧少数民族打,百年兴旺的家族不多。几位贵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为厄运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场或背向官场,其“生存路数”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像孔子这样的人连年穿梭于列国,形如丧家之犬而大脑高速运行,想透了很多大问题。秦汉结束了诸子争鸣的局面,几百年间虽时有反弹,却朝着大一统:儒学一统天下。唐宋更以科举的形式将学问与俸禄直接挂钩。读书人,不能金榜题名就得回家种地。“耕读传家”,传了一千多年。这是中国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众多的文人一进入官场,往往把圣人的教导抛到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直、李定,一个状元,一个才子,干缺德事却格外起劲;已经是小人之尤了,他还满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词好,人品却成问题,他看不起浪迹于底层的柳永,对欧阳修以貌取人,科场做王安石的手脚,
不过,文学大师们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谁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气与浩然正气是连通的。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文章。阿谀奉承只能写出令权贵开颜的文章,譬如汉赋。战国时期,已经有“文学弄臣”这种角色,到汉代,皇权大如天,弄臣们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汉语做派场、列方阵,绞尽脑汁歌功颂德,拍马屁拍出了高招。
司马迁抵抗皇权,司马相如依附皇权,这两条线由两位司马作了开端,长长地延续下来。论数量相如式的人物为多。然而文豪们都排在了屈原、司马迁的身后,为什么?因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虚情假意浮夸拍马只能得意于一时。瞎想去读那些个扭曲人性的拍马文字呢?除非他想学拍马。皇帝和歌颂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这类拍马文字多得数不清呢,却被历史轻轻的一巴掌拍进永远的黑暗深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这一声喊,喊出了无数心声。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来是有毛病的,杜甫对此感慨地说:“世人皆同杀,吾意独怜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马行空,却又生活在地上,于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张力。李白的诗歌艺术受益于这个张力区。犹如冷暖气流相遇,生风生雨生雷电。
李白为人有毛病,称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鲁仲尼”似的大儒,安邦定国。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杨国忠这一类弄权高手,马上就斜视、就对立了。他在翰林院这种地方狂饮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刘伶阮籍,虽烂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苏轼称赞他:“戏万乘如僚友,视同侪如草芥。”魏万颂扬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尝低颜色。”
盛唐中唐的翰林学士,多少人学会了进身术钻营术晋升为宰辅之臣。李白在这个位置上一待三年,却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终于被玄宗打发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经很强大了,奔向皇权又越过皇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随身携带了两件宝贝:一是儒家的为政理想,二是鲜明的个性。
在深谙儒学的文人眼中,皇权至尊,但皇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有两样东西制约着皇帝:天意和尧舜时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对皇帝念叨天意、尧舜,像念紧箍咒似的,皇帝很头疼,却还不敢反驳:反天意反尧舜那还得了,还要不要国运、还坐不坐龙椅啊?杜甫好不容易做了个左拾遗,区区从八品官,却不按唐肃宗的意图行事,论救房瑭,从此失意。失意的杜甫还写诗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文人坚持原则,文人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国为美政,于是披头散发行走在荆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沦陷之后他纵身跳进了汨罗河。两千余年古代史,这是最伟大的自杀,将生命与美政、与祖同的命运紧紧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来。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洁精神,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杰出的文人,脑子里除了装着尧舜、孔孟、老庄,还装着屈子。而自从孟子被奉为“亚圣”之后,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宝,一有机会就要亮给君王看。
历代皇帝,忌惮天意、顺应民意、追随尧舜者,皆为所谓明君。反之则为暴君昏君。
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凡为高官者,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这一层,值得深思。
儒家讲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较认真的。
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诗人们还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颂扬声中头脑清醒,睁大眼睛辨认着乱象。文人几乎都是历史学家,有历史感,有大局意识。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号再过一万年也是伟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连串耀眼的名字,写下了杰出的美政篇章。像苏东坡,更是巴心巴肝为百姓澡幸福,一生辗转几万里,百折不挠,“九死蛮荒吾不恨”,虽尧舜再生也不过如此吧。苏东坡把中国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极致。他同时又是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文化与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针对这种结合,尚需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
……
历时一年半,我在编辑先生的催逼之下保持了强行军的态势。强行军拢集了三十余年的读、写、思。其实不用查太多资料:感觉和印象的紧急集合似乎更能扑向思索。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奔跑、迂回、盘带都是朝着临门一脚。冷思考获得了它的热效应。而由于现象学一生存论的环环相扣的指引,我对事物的固化倾向尽可能地保持警觉。
思想与时间同构。时间与生活同构。
滞留于思想的原发地带意味着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这很难,这需要辨认形形色色的固化。生活之流,意识之流,固化乃是常态,连不识字的农夫农妇也很能固化呢。
思想是生发思想的一种能力;思想的常态是“活蹦乱跳”……
玄思就到此为止吧。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又始终是那个太阳。古代人物能鲜活于当下,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巨大的生命力、能穿透历史的生命力。他们与汉语同在,就等于和祖国山河同在,和历史同在。如果文人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关乎所有职业的职业。“关乎……”为“超乎……”奠定基础。这个涵盖了哲、史、文的课题尚有待深入。
从孔子、老子、庄子、屈子到鲁迅先生,中国历代文人实实在在是个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群体,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主力军,是承受着家国苦难的勇士,是美的揭示者,是自然律动的倾听者,是封建强权的反抗者,是生活世界的洞悉者——中国文人的生存姿态、生存向度,对当下的中国人明明白白是个精神指引。
而他们的历史局限,则应当被同时纳入视野。 人是不能活得鼠目寸光的。一味嚷嚷现实,直奔眼皮子底下,现实会产生位移,会收缩它的地平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虚能致实,无为而为。虚能致实是说:无形的东西规定着有形之物。语言的抽象规定着一切具象。语言是存在的家,“犹如云是天上的云。”
我们不可失掉我们的智慧祖先曾经有过的深邃目光,不可失掉这目光所抵达的广阔的地平线。
价值的天空就像自然的天空一样需要珍视。我们已经痛苦地发现:哪怕是修补一小块价值的天空有多难。
“生活意义之网”若是拆成了碎片,每个人都会受伤。
小康社会,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健全同样是重中之重。
回行者能够前瞻。回行几千年能前瞻多少年呢?
回行的足音将以何种形式踏响未来呢?
历史有惯性的,对文化先贤们的种种遮蔽今犹存焉。让历史之星空中闪耀着的恒星,去尘埃,明亮于当下,照耀着未来,尚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工作是严谨的,丁程是浩大的,众多劳动者的手共同连接着千古文脉与血脉。
“品中国文人”这个系列,仅仅是一己之粗浅开端。
2008年2月21日元宵佳节,改定于四川眉山之忘言斋
“品中国文人”不自刘小川始,刘的独创性在于现代性眼光与平民情怀,心理透视与笔墨才气之融会。
——著名评论家 雷达
刘小川的风格兼有余秋雨和于丹两位老师的长处,以娓娓道来的笔触探究历史的奥秘,为我们写下了一部中国文人的心灵史。
——著名评论家、北大中文系教授 张颐武
小川的文字,融诗情、史识、哲思于一炉,表现出对古人文化风度的追怀与向慕,执着地追问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近年值得关注的文学收获。
——著名评论家、文学博士 李建军
诗性是一个民族的核心隐秘,它不仅体现了人类追求完美的一种本能,还包含了更多的不可思议的能量。
刘小川从古人身上看到的是时间之奥秘,是逼人的生命光辉,是无法言说的天地奇迹。且看作者议论和记叙的竟是这样一些人物:旷达笃定的嵇康、举目悠远的陶渊明、豪气浪荡的李白、忧思纯关的杜甫、丰赡细腻的白居易、柔肠旖旎的李煜……他们在天幕上永远闪烁,可是伸手指点这清澈这晖光的,却要是有心志有情怀的人。
——著名作家 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