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文学历史。全书分三卷：上卷古代文学、中卷中世文学、下卷近代文学。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众多值得汲取和反思的经验教训。民为贵、君为轻的治国理念和民本思想，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允公允能、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如临如履、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精忠报国、捐躯济危的民族大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自强不息、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温良恭俭、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厚德载物、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等等，对领导干部有着重要的镜鉴和启迪作用。

《领导干部读经典》第一辑辑选民国人文精粹，囊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自清、郑振铎、吕思勉等大师级作品，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参考和修养镜鉴，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经典读物。

出版说明

自序

例言

绪论

上卷 古代文学

 第一章 古代文学鸟瞰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

 第三章 最古的记载

 第四章 诗经与楚辞

 第五章 先秦的散文

 第六章 秦与汉初文学

 第七章 辞赋时代

 第八章 五言诗的产生

 第九章 汉代的历史家与哲学家

 第十章 建安时代

 第十一章 魏与西晋的诗人

 第十二章 玄谈与其反响

中卷 中世文学

 第十三章 中世文学鸟瞰

 第十四章 南渡及宋的诗人们

 第十五章 佛教文学的输人

 第十六章 新乐府辞

 第十七章 齐梁诗人

 第十八章 批评文学的发端

 第十九章 故事集与笑谈集

 第二十章 六朝的辞赋

 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

 第二十二章 北朝的文学

 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学

 第二十四章 律诗的起来

 第二十五章 开元天宝时代

 第二十六章 杜甫

 第二十七章 韩愈与自居易

 第二十八章 古文运动

 第二十九章 传奇文的兴起

 第三十章 李商隐与温庭筠

 第三十一章 词的起来

 第三十二章 五代文学

 第三十三章 变文的出现

 第三十四章 西昆体及其反动

 第三十五章 北宋词人

 第三十六章 江西诗派

 第三十七章 古文运动的第二幕

 第三十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第三十九章 话本的产生

 第四十章 戏文的起来

 第四十一章 南宋词人

 第四十二章 南宋诗人

 第四十三章 批评文学的复活

 第四十四章 南宋散文与语录

 第四十五章 辽金文学

 第四十六章 杂剧的鼎盛

 第四十七章 戏文的进展

 第四十八章 讲史与英雄传奇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们

 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诗词

 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的散文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戏曲作家们

 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进展

 第五十四章 批评文学的进展

 第五十五章 拟古运动的发生

下卷 近代文学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学鸟瞰

 第五十七章 昆腔的起来

 第五十八章 沈璟与汤显祖

 第五十九章 南杂剧的出现

 第六十章 长篇小说的进展

 第六十一章 拟古运动第二期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与竟陵派

 第六十三章 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

 第六十四章 阮大铖与李玉

继于《诗经》时代之后的便是所谓“楚辞”的一个时代。在名为“楚辞”那一个总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及宋玉等见《史记》卷八十四)。他是“楚辞”的开山祖，也是“楚辞”里的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说，“楚辞”这个名辞，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从者”。

“楚辞”的名称，或以为始于刘向。然《史记·屈原列传》已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楚辞”之称，在汉初当已成了一个名辞。据相传的见解，谓屈原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其后虽有许多非楚人作《楚辞》，虽未必皆纪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声则皆同。

后汉王逸著《楚辞章句》，于卷首题着：“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楚辞》到刘向之时，始有像现在那个样子的总集，这是可信的事。惟这个王逸章句的《楚辞》，是否即为刘向的原本，却是很可疑的。据王逸的《章句》本，则名为《楚辞》的这个总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个时代为止的许多作品。据朱熹的《集注》本，则《楚辞》的范围更广，其时代则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则包括自荀况以至吕大临。本书所谓《楚辞》，指的不过屈原、宋玉几个最初的《楚辞》作家。

《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诗经》的影响，至秦汉已微。她的地位虽被高列于圣经之林，她在文学上的影响却已是不很深广了。但《楚辞》一开头便被当时的作者们所注意。汉代是“辞、赋的时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几乎没有一代无模拟《楚辞》的作家们。她的影响，不仅在“赋”上，在“骚”上，即在一般诗歌上也是如此。若项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以至刘彻的“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诸诗，固不必说，显然的是“楚风”了；即论到使韵遣辞一方面，《楚辞》对于后来的诗歌，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们变更了健劲而不易流转的四言格式，他们变更了纯朴短促的民间歌谣，他们变更了教训式的格言诗，他们变更了拘谨素质的作风。他们大胆的倾怀的诉说出自己郁抑的情绪；从来没有人曾那末样的婉曲人微，那末样的又真挚，又美丽的倾诉过。

屈原是古代第一个有主名的大诗人。在古代的文学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争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记》中有他的一篇简传。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略略的提起过自己的生平。据《史记》，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离骚》里则说：“皇鉴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是正则，灵均又是他的名字。后人或以正则、灵均为“平”字“原”字的释义，或以为正则，灵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因在怀王之前谗间他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欲与楚为欢，乃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恨张仪入骨，说道：“不欲得地，愿得张仪。”张仪竟人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平自齐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固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竞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败。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太卜郑詹尹欲决所疑。他问詹尹道：“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詹尹却很谦抑的释策说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泪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即顷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这一日，到处皆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

近来颇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许和希腊的荷马，印度的瓦尔米基一样，乃是一个箭垛式的乌有先生。荷马、瓦尔米基之果为乌有先生与否，现在仍未论定——也许永久不能论定——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却与他们截然不同。荷马的《伊里亚特》、《奥特赛》，瓦尔米基的《拉马耶那》，乃是民间传说与神话的集合体，或民间传唱已久的小史诗，小歌谣的集合体。所以那些大史诗的本身，应该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瓦尔米基那样的作家，即使有之，我们也只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者”。屈原这个人，和屈原的这些作品，则完全与他们不同。他的作品像《离骚》、《仇章》之类，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愤的，完全是诉说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个人的抒情哀语，而不是什么英雄时代的记载。他们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他们是带着极浓厚的屈原个性在内的。他们乃是无可怀疑的一个大诗人的创作。P32-35

我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本来，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司，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鲍卡契奥，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么？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官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张旗鼓的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般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么？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这愿发了十余年，积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理就绪，刊行于世，总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这部中国文学史也并不会是最完备的一部。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还时时在被发见。将来尽有需要改写与增添的可能与必要。惟对于要进一步而写什么“一家言”的名著的诸君，这或将是一部在不被摒弃之列的“爝火”罢。

公元1932年6月4日郑振铎于北平

在文学工作，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剧、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是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贡献。

——胡愈之

平心而论，郑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如果读者能取这书之长而善读之，当能得到这本书对于他们的益处。

——吴世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