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过眼录》是著名史学家杨奎松的读史札记。史料扎实、学风严谨、观点独特、叙述老到通俗是杨先生的一贯风格。民国史上的一桩桩公案、一个个颇受争议的人物，比如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选择，中东路事件的历史真相，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夭折，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以及民国外交的风风雨雨等等，无不在历史陶片的相互辉映中折射出斑驳的光芒。

这个集子是硬编起来的。所以说是硬编，理由有二：一是因为它确实不是笔者自己主动想编而编的，实在是向先生再三推动的结果，多少有点不得不的架势；二是因为笔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中共历史方面，要想集中编一本民国人物的集子，还真比较困难。好在民国人物并不等于都是国民党的人物，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几篇比较关键的文章，早已成为其他书的章节内容，除个别篇外，总不能又重复收入到这个集子里来，因此只好另想办法。

另想办法的结果，就是编成了这本“过眼录”。这里的所谓“过眼”，倒不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的意思，其实是不拘一格随便谈的意思。因为这里所集的文章，既有学术论文，也有读史札记，既有讲演的现场录音稿，甚至也有带些“演绎”味道的历史纪实。总之是五花八门，没有体例上的一致性。包括专门的学术论文，笔者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即把它们尽量变得通俗、更好读一些。

让文字好读易懂，是笔者一向所追求的风格。不过，通俗到把史学论文变成纪实，并不是我的想法。因此，这里把早些年写过的两篇历史纪实收进来，还是会让笔者有些忐忑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从来对社会上各种纪实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创作”的资格。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把以前改写的两篇历史纪实编进来，是因为这两篇“东东”挂在网上多年，不少人转贴来转贴去，甚至有人把它扒下来成为自己的作品去投稿。既如此，它们想来不会有太大问题。同时，之能够写出来，也是因为当年写论文时发现所能利用的资料和能够涵盖的历史背景与细节局限性太大，自己搜集到的相关史料实在太多、太具体，很多史料不用太可惜。虽然这两篇纪实并没有能够把大量已有的史料全部用上，但也还是把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交代了出来。因此，通过这两篇其实还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的历史纪实来了解相关的细节，对一些读者也许还是有所帮助的。

一、华人洋事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

二、洋人华事

 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

 苏联大使罗申的秘密使命

三、联苏秘闻

 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

 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其原因

四、抗日秘辛

 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蒋介石与中国抗战之开启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五、党人内争

 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

 毛泽东的崛起与共产国际

 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

 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

六、读史札记

 蒋经国莫斯科历险记

 王明上台记

 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

七、人物纵谈

 蒋介石与民国外交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八、历史纪实

 李、白反蒋和共的密谋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事件始末

后记

过渡的“总书记”

6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向鲍罗廷提交了解聘书，这使鲍罗廷感到极其意外。鲍罗廷此后虽极力挽回，但已无济于事。眼看国共合作大势已去，国民党将迅速走向反苏反共，鲍罗廷不能不准备后事。7月上旬，接到共产国际决定破裂与武汉政府关系的指示，陈独秀告假不出，鲍罗廷要张国焘等组织新的中央局暂时领导工作，说是武汉即将出现反动，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和蔡和森等目标太大，应该尽快到莫斯科去。随后，鲍罗廷拉上瞿秋白顺江而下，经九江上了庐山，密商国共分裂之后的撤退办法，直到7月下旬才又回到汉口。这时，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已到武汉，共产国际指示也接连到达，鲍罗廷将瞿秋白引见给罗明那兹之后，罗明那兹坚持要瞿秋白留下负责中央工作。原来，鲍罗廷与瞿秋白回汉口之前，罗明那兹已经与新中央局有过工作关系，双方合作不甚愉快。因此，瞿秋白来后即被留下，开始和罗明那兹一起领导中央工作，具体部署对国民党的激烈反抗行动，同时准备召开紧急会议，以便照共产国际要求的改组中央，“否认破坏了共产国际底纪律的领袖们”。毫无疑问，陈独秀离任后，瞿秋白突然接班，一方面还是基于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点儿偶然。当然，依照惯例，此举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共产国际是不是不了解瞿秋白在武汉时期的摇摆态度呢？未必。问题在于，当此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除了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比较了解和信任的瞿秋白之外，他们找不出其他人能够担此重任。尽管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要求改组的中央要加入工农运动的领袖，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罗明那兹却几次明确表示反对，坚持中央必须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尤其对进人中央之人必须进行严格的能力考察。这种情况说明，共产国际这时考虑最多的，多半还不是谁更能胜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而是用谁更容易贯彻和实现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能够保持中共组织及工作上的连贯性。

8月9日，在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罗明那兹提名瞿秋白为政治局三名常委之一，并负总责，自此，瞿秋白成了“总书记”。只是，由于新的政治局的改选没有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瞿秋白的这个“总书记”只有其实而无其名，并且在实际上同政治局一样，也是“临时”的。

在瞿秋白“主政”期间，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干劲。他不仅日以继夜地与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各级领导人讨论工作、听取汇报，而且仍旧大量地亲自写文件，为党刊写社论，乃至还抽时间写长篇理论文章。他不仅领导了包括著名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各地武装暴动，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组织中共领导人探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力图使自己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积极探索和民主讨论的精神，颇为引人瞩目。但同时，这种过于重视理论思维，凡事总是力图在理论上找到答案的思想方法，也使他不能不像以往一样，过多地依靠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罗明那兹强调中国存在着两种发展可能，说如果革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的话，“中国就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对此，瞿秋白虽然相信：“工农革命胜利的前途的可能要更多些”，但不能提出不同意见。罗明那兹断言，中国革命所以不能马上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因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政权形式，到了苏维埃时就不能再联合小商人。瞿秋白虽然对罗明那兹的解释认为不能满意，但也只能相信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一面注意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数量太大，与小国的不同，很难一下子拿住他们，另一面又同意罗明那兹的观点，认为不能顾惜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就要想准备打倒它，主张“很快地将革命的人民政权转变到苏维埃”，争取“小商人一去则马上变为苏维埃的政权”。

在这样一种理论观点的支配下，当斯大林突然来电指示立即提出苏维埃口号以后，瞿秋白很自然地要接受罗明那兹的“无间断革命”论，相信：“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程，必要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必有所顾忌。

瞿秋白在理论上的误区和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过分依赖，导致他领导的中央表现出严重的“左”倾盲动倾向。瞿秋白当然不是那种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他曾以羡慕的口吻赞扬毛泽东是中国党最有独立思想的人。在经历了刻意模仿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的失败之后，他也大胆地提出了首先控制乡村，进而通过农民游击战争汇合好几县暴动军，再进一步夺得省城，“如此汇合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量力而行，波浪式推进的区别于俄国革命的暴动方针。通过这一思考，瞿秋白还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观点，但归根结底，他的思想观念还不能脱开共产国际指示及其代表的观点的框框。这使得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与思辨显得十分艰难。P15-17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这个集子是硬编起来的。所以说是硬编，理由有二：一是因为它确实不是笔者自己主动想编而编的，实在是向先生再三推动的结果，多少有点不得不的架势；二是因为笔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中共历史方面，要想集中编一本民国人物的集子，还真比较困难。好在民国人物并不等于都是国民党的人物，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几篇比较关键的文章，早已成为其他书的章节内容，除个别篇外，总不能又重复收入到这个集子里来，因此只好另想办法。

另想办法的结果，就是编成了这本“过眼录”。这里的所谓“过眼”，倒不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的意思，其实是不拘一格随便谈的意思。因为这里所集的文章，既有学术论文，也有读史札记，既有讲演的现场录音稿，甚至也有带些“演绎”味道的历史纪实。总之是五花八门，没有体例上的一致性。包括专门的学术论文，笔者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即把它们尽量变得通俗、更好读一些。

让文字好读易懂，是笔者一向所追求的风格。不过，通俗到把史学论文变成纪实，并不是我的想法。因此，这里把早些年写过的两篇历史纪实收进来，还是会让笔者有些忐忑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从来对社会上各种纪实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创作”的资格。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把以前改写的两篇历史纪实编进来，是因为这两篇“东东”挂在网上多年，不少人转贴来转贴去，甚至有人把它扒下来成为自己的作品去投稿。既如此，它们想来不会有太大问题。同时，之能够写出来，也是因为当年写论文时发现所能利用的资料和能够涵盖的历史背景与细节局限性太大，自己搜集到的相关史料实在太多、太具体，很多史料不用太可惜。虽然这两篇纪实并没有能够把大量已有的史料全部用上，但也还是把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交代了出来。因此，通过这两篇其实还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的历史纪实来了解相关的细节，对一些读者也许还是有所帮助的。

杨奎松

2008年10月10日于上海虹桥怡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