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第一本灾难报道手册！中国新闻史上最成功的灾难报道——汶川大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的灾难报道——南亚海啸媒体操作实录！首次引进美国灾难报道威德特研究中心(Dart Center)的实操指导！

本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汶川大地震和南亚海啸的媒体亲历者谈其经历与经验。二是针对媒体报道不同类型的灾难的理论指导，包括记者现场应变技巧、心理调整方法、如何和受难者对话等，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同行迫切需要的报道知识和采访技巧。

灾难报道，是中国传媒业一个新的领域。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以灾难报道为主题的新闻专业书籍。

本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汶川大地震和南亚海啸的媒体亲历者谈其经历与经验。汶川大地震让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领域创造了许多之最，是中国灾难报道最成功的一次；南亚海啸，则开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报道灾难的先河。二是针对媒体报道不同类型的灾难的理论指导，包括记者现场应变技巧、心理调整方法、如何和受难者对话等，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同行迫切需要的报道知识和采访技巧。

序　灾难报道推动中国媒体进步

前言　灾难报道是新闻人共同面对的命题

第一篇　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操作实录

　导言

　杨磊：我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

　李虎军：《财经》的选择

　李海鹏、陈江：“史上最牛官腔”的由来

　王恺：我经历了极度愤怒的状态

　方玄昌：人性冲击下没有职业之分

　包军吴：我觉得央视可以打98分

　魏海波：如果记者去救人，那是我的骄傲

　吕宁思：凤凰卫视的优势在于差异性

　邱立本：震出中国新闻报道新格局

　Lucy Hornby：我始终觉得有非常大的责任感

　Edward Cody：中国政府出乎意料地开放

　David Gray：我喜欢成为一个安静的观察者

　钱钢：从唐山到汶川今昔谈

第二篇　美国的灾难报道经验

　导言

　第一章　记者采访报道指南

　第二章　记者的自我保护

第三篇　南亚海啸中的媒体操作实录

　导言

　李虎军：二赴班达亚齐灾区

　朱雨晨：市场化媒体灾难报道的突破与不足

　陈实：《南方都市报》的海啸报道策划

　罗绮萍：国际记者证的重要性

　李鸿谷：谁是海啸的新闻主角

　史哲：选择柔和的东方视角

　唐建光：灾难发生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

　聂晓阳：做有思想的灾难新闻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的海啸报道运作

　阿布多尔卡里姆：TimeMagazine海啸报道的策划与运作

　小黑纯：日本媒体对地震及海啸的报道

　纳尼·阿弗雷德：受害者厌烦记者了吗?

　丹迪·拉克松诺：来自印尼震央的报道

附录：中国灾难报道史略

　钱钢：中国灾难报道——从昨天到今天的理念

　卢跃刚：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灾难报道

后记

杨磊：《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主任。2001年进入新闻行业，曾在云南地方媒体工作，负责政法新闻报道。2002年底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负责突发及灾难事件报道。

杨＝杨磊

李＝李梓新

李：你大概什么时候去前线？

杨：我是5月14日早上到，本来打算12日去的。地震后我们马上就有记者去国家地震局了。当时找了地震局一个要去灾区的专家，我们说要跟他一起走，但他说要收拾行李。我们约在首都机场见面。3点半的时候，我们还在等他收拾行李，结果他已经从南苑机场坐军用飞机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被耽误了一天，改到13日的飞机。但是上午的航班都是救灾的，只有等下午的航班。坐下午的航班飞到重庆，再从重庆包车去成都。

李：当时和专家一块儿走是报社行为还是部门行为？

杨：报社当时是想派人去的，但是有关部门下了禁令，就在下午5点多的时候，不允许去，报社就犹豫了。但作为特稿部，本身就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我觉得不能不去。成都站的记者也找不着，于是我就带着几个人去了。我们后来打听了《南方都市报》，谁都没有管禁令就去了。那天恰好是周一，我们每周一开编前会，领导们都在。

李：编前会的时候就知道地震的消息吗？

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编前会正要开始。这时有一个女编辑说她血压低，头晕，后来大家才发现不是她的问题，是整幢楼都在晃动。10分钟后有人收到短信，说四川省发生了大地震，于是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大概在4点钟，我们就有记者去机场，跟地震局的专家。我们又派了很有经验的记者徐凯从重庆去成都。他包了一辆车，到了成都已经是夜里10点多。他拉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家里受灾的，他就跟那个人到他家写了一篇稿子，当天夜里12点多发回来。

李：你们当时的人员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杨：当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我以为我，加上徐凯、左志坚，3个人就够了，后来总部从广东又派了两个人。因为当时能从广东飞成都。

李：5月14日的时候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杨：有15个人。加上当地记者站记者。

李：后来怎么又增加到30个人呢？

杨：我们到了现场，发现大家都乱了，也有人是没有报告总部就自己来了。我们有一个同事开始说因为母亲一个人在成都，所以要回家陪她，但是到了当地以后他没有回家，反而去绵阳采访去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真正有规划地增加人是在第二个星期，5月19日左右。那时候现场救援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灾后重建。我们派去了一些常常在北京、上海跑政府如卫生、民政等线的记者，他们资源会更广。

当时去前方的主任有3个，我和其他两个人。我们分属不同的中心、不同的领导，后来派来了两位编委，指挥调度会比较好。成都也是一个天然的编辑部所在地。

李：后来为什么考虑让编辑直接上前线？

杨：我们刚开始比较乱，记者写了稿子不知道该发给谁，也不知道怎样安排，放到哪个板块，怎么处理。于是总部从后方调来了3个编辑，他们直接在前方组成一个编辑部，稿件统一归他们，由他们来协调。

李：你去的时候，怎么分条线的？

杨：我到了成都时，整个成都站的人都归拢了，我给大家开了一个短会。希望女孩子去的地方都是当天能回到成都的，男孩子去一些受灾严重的地区，比如北川。因为徐凯比较有经验，我就把成都到都江堰的路线给了他，把绵阳留给自己。我是14日下午到绵阳的。

李：到绵阳的路还通吗？

杨：从成都到绵阳的路还可以，一直可以通。但再往里走就困难了。

李：那你们是怎么再深入进去的呢？

杨：我们从绵阳包车到安县。到安县又包了一辆车。但是走到半路，在亚洲风洞，就遇到交通管制了。因为要进去的车太多，堵路了。虽然当时我拿着绵阳市委的采访证，也没有用。后来我就走路上去了。

李：然后你只能步行？步行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

杨：对，走路进去。我为了减轻负荷，相机都没拿。就背了电脑，发稿用的，拿了一瓶水、一个手电筒、一个收音机。

李：收音机能够收到信号吗？

杨：时断时续。

李：走了多久？

杨：走了5个多小时。

李：大约多少公里？

杨：地图上标的是13公里，老乡说实际有15公里。路非常不好走，随时有石头掉下来，阻挡道路。运灾民的车也不照顾走路的人，所以人走在路边比较危险。

李：你看到过逃出来的灾民吗？

杨：灾民都在一大块空地上等候。因为有警察告诉他们不要走，会有车来运送他们出去。

李：有没有寻亲的人和你一起进去？

杨：有8个成都的人来寻亲。成都有一个老年大学组织师生去北川西乡羌寨参观，那天地震的时候正在北川参观，所以他们的孩子要进去寻亲。但是警察没有让他们进去，我是因为有证才被允许进去。我把电话留给他们了。

李：后来在网上写下《北川寻母记》的那个人是不是也在里面？

杨：那个人我见过。我给了他一包烟。他装备很专业，我还以为他是同行。

李：你到的第一个比较惨烈的现场是北川中学吗？

杨：是擂鼓镇。我当时看到特别害怕。我不知道羌族人死了以后还要裹得那么严实，放在一个门板上。门板是悬空放着的，用砖头或者板凳架住。空隙里面点着一根红蜡烛。我原来看到亮光以为是活人，还想上去问路，后来才发现是死人。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比较恐怖的是镇上既有死人又有活人，但是看到活人更害怕。幸存的人都待在那里。天上又飘起小雨。

李：天那么黑了，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使你决定向前走呢？

杨：做新闻的人，基本的感觉是既然来了，还是要到现场去的。当时我看到那些惨状，就想到现场肯定更惨。我从来不能想象一大群人坐在一边，跟傻子一样，行尸走肉似的。手电筒一晃，他们都带着惊恐“唰”地站起来，但又不说话。镇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安慰镇上的人，说我上来的时候有很多空车，肯定是来救援他们的。但是他们也不理我。

李：于是你就继续向前走吗？是不是有些部队可以给你壮胆？

杨：我看不见，但是能看到军车往里面走。

李：你有同行的伙伴吗？

杨：有，是《生活》杂志的记者。

李：后来就到了北川中学吗？

杨：是的。

李：到北川中学是几点？

杨：夜里10点半。我觉得特别震惊的是走到收费站的时候遇到几个绵阳的小孩，他们当志愿者。我有手电筒他们没有，我们就一起走了。他们以前在北川中学读过书，但是当我让他们带路的时候，他们在路上转了4圈，都找不到那学校。我觉得如果本地人都找不到原来的地方，那地震肯定特别严重。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亮光，才觉得是北川中学。走进北川中学的门，看到到处都是帐篷，迎面过来是一辆冷藏车，是来运尸体的。当时还是比较乱的，很多帐篷都没有搭好，很多车进不去，我进去时吊车已经在开始吊了。

我进去时车上的死人摆得特别规矩，每一个尸体放上去，都有人给尸体量身高、拍照。刚开始尸体放上去时还有声响，后来慢慢慢慢就没了，因为死人太多了。

李：现场有父母吗？

杨：有很多父母，都在现场哭。一方面他们想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看是不是活着，另一方面又有点忐忑。后来他们都有经验了，知道救援战士一旦发现一个活人，都会喊医生。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救援队伍发现的都是死尸，就会直接扔上车。

P4-7

一场8级大地震，让“灾难报道”这个词语，在国人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对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日益迫切要求他们交出自己的答卷。

“灾难报道”作为一个新闻术语，在中国一直以来属于非主流的模糊地带。什么是真正的灾难报道？很多媒体从业者未必能说得清。它掺杂了政治、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因素，这反而使它过于沉重而难以轻快地浮现概念。

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国人日益重视生命的可贵，越发意识到灾难面前人命关天。因人道救援和人性关怀而引起的对灾难报道的重视，逐渐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在挑战死亡面前的专业功能及社会作用开始被引起关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震之后，中央电视台首度24小时滚动直播，各家中外媒体各显神通，第一时间传递灾情和救援情况，使灾难报道终于拨云见日，得到全社会的全面认识。

然而，由于长期的忽视或者掩盖，灾难报道在中国媒体实践操作中，仍然处于陌生的摸索阶段，没有形成成熟的应急体系和指导方针，也没有太多的经验积累。社会气候虽然形成，但媒体从业人员自身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却经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或感觉茫然失措，一头雾水；或违反灾难报道中的一些科学规律、伦理道德。这就使对灾难新闻报道进行全面总结和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灾难报道，从最直接的含义来说，就是报道发生的灾难。灾难一发生，新闻人的敏感和热情就会立即被调动起来，从而使他们最快地奔向第一现场。到了现场之后，如何迅速而安全地展开报道，是缠绕在灾难报道记者心头的一个问题。

首先，新闻从业者需认识到，灾难报道是一项专业新闻技术，是新闻实务操作里面一个特殊的分支。

灾难报道是一项技术工作，并不是只要有新闻热情就可以完成。它的复杂性在各种报道之中，几乎首屈一指，它要求记者既要有专业的科学知识、灾难常识和救援知识，还要有对人性、人心的洞察和了解，其难度不亚于记者公认的最高追求——战地报道。

灾难报道至少包含以下的要素：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事实、相关人士(受害者、救援者)、科学因素、心理因素。这种种因素带来的对一个记者的综合要求极高。一个优秀的灾难报道记者，必须熟悉政策环境、社会总体环境和当地社会环境，能迅速了解事实真相，具备科学理论基础，拥有健全的身心健康，同时还能有恰当的交流沟通方式。

所以，灾难报道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重要领域，灾难报道必须是具有科学精神的报道。这方面必须由有识之士和专业人士进行长期的研究和探讨。

西方媒体经过多年的报道积累，已经有一些经验总结。近年来，各种灾难报道的媒体研究所也逐渐兴起，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的模板。美国的德特研究中心(Dart center)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近5年来的研究已经开始形成系统，分门别类，包括自然灾难、人为事故、暴力、心理、儿童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并在不断完善中。本书便引进翻译了他们的一些研究文章。

其次，在解决了技术范畴的问题之后，新闻从业者对灾难报道仍然有重大的认识问题需要厘清。

很多记者，甚至是进行一线报道的记者，有时仍然对在大灾难降临之后的新闻报道的作用心存疑虑。他们在一线现场经受着作为自然人还是作为新闻人的巨大伦理冲击。从自然人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去救人，救出一个是一个，而不是试图以旁观者的姿态，用笔和镜头保持记录。很多记者在这种巨大的冲击面前丧失了内心的平静，感到沮丧、无力或者动摇，还有的记者为此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我们认为，面对巨大的灾难，记者这个社会角色被赋予的功能就是第一时间传递信息，通报灾情，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唤起社会的凝聚力，乃至把声音传达到全球，让全球社会共同为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灾难而行动起来。这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然而，记者本身作为人的个体，同样也有七情六欲，同样有生理机体的自然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记者个体在某个阶段的精神状态。然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多地被提及或者加以专门研究。本书也试图提供一些可为新闻从业人员参考的心理指导文章。另外，通过阅读同样身在前线经历灾难伤痛的记者们的心理体验，也可以让我们从中得到启示以及相互的心理支持。

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路也正长。它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至80年代间，大量的灾难报道被处理成政治报道，更多的被处理为社会新闻报道。而纪实文学《唐山大地震》、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红黑绿咏叹调”系列报道、1998年的抗洪报道、2003年的非典报道、2008年初的雪灾报道以及年中的汶川地震报道，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灾难报道发展的一个个里程碑。它们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操作的，并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帮助国家战胜灾难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灾难报道的发展。一代代新闻人的努力值得谨记。中国灾难报道也正在沿着它独特、曲折，然而不断追求专业化的道路前进。

中国灾难报道的明天是光明的。

李梓新

2008年9月6日于美国芝加哥

《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从构思到完稿，前后经历了3年时间。

从2004年年底的南亚海啸以来，我们就深感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上所作的专门研究有待加强。一方面媒体在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受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自然灾难频繁多发的国家，灾难是媒体报道的重大题材，灾难报道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这两个因素使得对灾难报道的研究和探讨越来越迫切。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2005年4月就举办了南亚海啸媒体研讨会，邀请了参加海啸报道的国内外媒体记者齐聚汕头，探讨海啸报道的心得体会。南亚海啸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报道的灾难。会议留下的一些宝贵材料，也是本书的构成部分之一。

而进入2008年以来，灾难似乎就和中国紧密联结在一起。从年初的雪灾，到4月的火车相撞，再到5月12日举世震动的汶川大地震，所有媒体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报道，创造了多项媒体报道史上的纪录。其中中央电视台连续数百小时滚动直播为标志的媒体创新，以及它体现盼重视人性的报道定位尤为令世人瞩目。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同样投入地关注着这场重大灾难，也从专业角度关注着媒体在灾难报道上的新发展。陈婉莹院长决定，将我们筹备中的《灾难如何报道》一书的构架，调整为以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报道为主干，并派我到灾区实地调研。

我在2008年5月23日，地震发生后的第¨天飞抵成都，和《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一起工作、生活。后又随《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到绵阳、北川实地考察，充分体会到残酷灾害面前媒体的重大责任，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媒体同行在地震报道中艰辛的心路历程，这些都为我之后对各家媒体的单独采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背景。

从灾区回来之后，我便开始约谈各家媒体，采访地震的相关人士。采访进行得比较顺利，在一个月里，我在北京、广州、香港等地完成了10余家中外媒体的采访，包括第一线的尖刀记者、坐镇成都的前线总指挥，还有在大后方运筹帷幄的媒体老总。他们在灾难报道面前，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是不同角色的分工。我的顺利采访一方面是由于平时和媒体朋友的关系较好，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常多加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大家觉得在这么大的一个国难，以及这么大的一个媒体战役之后，需要回头总结一下，吐露一下心声，为以后的灾难报道留下经验。

在此，我要衷心向接受了本书采访的各家媒体、各位朋友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无私地与我们分享宝贵的经验、心得。这些经验、心得都是你们辛劳的血汗换来的，有很多还是在特殊状况下的心理极端体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除了我们自己总结经验，还需要借鉴外国同行在这方面先进的研究成果。美国专门研究媒体灾难报道的德特研究中心(Dart Center)给予了我们内容翻译授权。我们从中挑选了针对媒体报道不同类型的灾难的理论指导，包括记者现场应变技巧、心理调整方法、如何和受难者对话等，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同行迫切需要的报道知识和采访技巧。

这本书便是这样三部分内容的结合。它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以灾难报道为主题的新闻专业书籍。这是一个新的领域，还有赖媒体同行一起探讨，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以更好的积累来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下一次灾难报道任务。

本书在选题策划之初，得到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谭庭浩、编审梁建华两位先生的大力协助，并提供不少宝贵意见。梁先生更为本书的出版及后期处理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我还要感谢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对本书的支持。特别是陈婉莹院长，她对本书给予了方向上的定位和总体指导，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灾难报道领域的前辈、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媒体计划主任钱钢教授，也不吝对此书进行关怀和指导。

本书的文稿整理和翻译工作，得到了香港大学程金福先生、武曦小姐，汕头大学于淼、李胤茜、刘雁、林子璇，北京大学张欣悦等同学的大力协助。在此特对他们表示真切的谢意。

这也是我个人出版的第一本书。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总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所热爱的新闻工作，我的太太总是一个人在后方照顾家庭，同时她也为本书提供了不少意见。此外还要感谢我3岁的儿子。本书的受访者之一、《南方都市报》地震前线报道总指挥魏海波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在国悼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儿子，我出发时他还在生病，我希望他平安。”天下父亲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当我戴着消毒口罩走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上时，我同样想起了我的儿子。

北京奥运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在光荣过后，中国人还会重新想起几个月前的那一场灾难。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提供一些帮助，媒体的力量是救灾的重要武器之一。相信中国的媒体能够不断地提高水平，在灾难来临的时候，第一时间帮助到苦难的人们。

李梓新

2008年9月20日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定稿

灾难报道推动中国媒体进步。

——陈婉莹

对灾难报道来说，公众的生命安危，是最根本的出发点。记者的眼睛应该紧盯着灾难的“本体”——你的首要责任是报道灾难的真相。

——钱钢

我认为意义不在于你们报道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媒体已经有了全球的眼光和人类的情怀。

——卢跃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