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积弊至深、内忧外患扰攘之际，政治改革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就足恤”的精神，一身任天下之责，推动富国富民强兵为宗旨的变法革新运动。苏轼说：王安石才识“名高一时，学贯千载”，“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其魄力“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王安石“三不足”的境界，使他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同时也成为脱离了广大知识阶层的人物，加上政治风云的变幻，倾泻于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始自生前，至南宋则愈演愈烈，几近千年而未得涤清。邓广铭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倾注了巨大心力，历经半个世纪四写王安石，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时代眼光与严谨精神。本书铺展出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图景，凸显出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形象，使王安石以其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于读者面前。

序言

第一章 当国执政以前的王安石

 第一节 从童幼到青少年

一 王安石诞生的时间、地点

二 王安石的父母

三 王安石青少年时期的心路历程

 第二节 进士及第和初入仕途

一 本是合格的状元

二 在签书淮南东路节 度判官厅公事任上

三 在知鄞县任上

 第三节 王安石愿作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

一 做舒州通判

二 在江东提刑任内的一些事

 第四节 王安石再到北宋朝廷供职

一 勉强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奏进长达万言的《言事书》

二 参加了是否续行榷茶法的讨论

三 参与相度牧马监变革问题的商讨

四 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辩诬

五 王安石畅论理财为治国先务

六 径迁知制诰

七 辞官归江宁守母丧收徒讲学

第二章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革新

 第一节 任翰林学士期内的王安石

一 王安石劝说宋神宗做大有为之君

二 王安石愿助宋神宗大有为

 第二节 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变法革新

一 变法的终极目标是富民、富国和强兵

二 摧制豪强兼并

三 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视和积极性的调动

四 崇尚法治

 第三节 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三不足”精神

一 “天变不足畏”

二 “祖宗不足法”

三 “流俗之言不足恤”

第三章 王安石入参大政时治国安邦的两大抱负

 第一节 向大自然讨取财富的为天下理财之法

一 “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主张的提出

二 与司马光关于理财问题的争论

 第二节 王安石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

一 北宋建国百年内对契丹(辽)政策的几次改变

二 王安石的二次罢相非因吕惠卿的“发其私书”

 第三节 略论宋神宗、王安石二人间的关系

一 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的差距使宋神宗-王安石的关系日益疏远

二 神宗依然运用要使执政大臣“异论相搅”的那条家法

第七章 宋神宗的逝世与宋廷政局的大变

 第一节 宋神宗的逝世和保守派人物的当政

 第二节 章悖就役法问题对司马光进行严厉驳斥

 第三节 新法全被废罢

 第四节 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弃地与敌

第八章 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第一节 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问的一场激烈斗争

 第二节 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

 第三节 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

第九章 王安石的暮年和身后

 第一节 十年的退休生涯

 第二节 身后的冷落

附志

编后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进士及第之后，就被委派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实即为知扬州I的地方长官做一名幕僚。在他做扬州签判期内，知扬州的人屡有更易，但在宋代的文献中，却只记有于庆历五年三月知扬州的韩琦曾与王安石发生过一段因缘。邵伯温的《闻见录》卷九载：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日：“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日：“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剂公终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之类是也。

邵伯温的这条记事，只说到王安石任扬州签判时“每读书达旦”，这虽已表明了王安石当时读书之勤苦，却还不够全面。因为任扬州签判的这个王姓青年人，除了奋勉读书之外，已经开始了他的著作生涯。在扬州签判任上，他已经写成了数万言的一部《淮南杂说》。这部书在南宋以后就已失传，《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后志》卷二《子类》曾加著录：

《王氏杂说》十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蔡京(按：根据《读书志》卷四《王介甫临川集》下之解题，知蔡京系蔡卞之误)为安石传，其略曰：“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所谓《杂说》，即此书也。以京(京应作卞)之夸至如此。且不知所谓“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者为何等语，故著之。我们似乎也可以把“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等语认为“故弄玄虚”，置而不论；但当时的文人学士认为《杂说》中的议论与孟子的言论相上下，这却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因为《杂说》的流布，引发当时“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这也同样是不容否认的。到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亦即在《杂说》行世二十多年后，做翰林学士的司马光曾奏进了一篇《论风俗札子》，其内容主要是指责进士科场的风习，说“性者子贡之所不及[闻]，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藉此也可证明，在“其言与孟轲相上下”的雒南杂说》流布于世之后，对于当时的文风，确实是起了“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导向作用。

《淮南杂说》的问世，只是王安石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初露锋芒，却已经奠定了他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比较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对于先秦的那个被后代称作“思孟学派”所常常称说的有关性命道德等类的问题，王安石已开始与司马光抱持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了。司马光不但在熙宁初年有上面所引述的奏章，在其后还专写了《疑孟》一文，对孟子的言论提出了许多疑难，并且说，“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所日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不善乎?”王安石则写了一篇《性论》(现行王安石两种文集均未收此文，今据《圣宋文选》卷十引)，其开头的一段文字为：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载于《语》，子思孟轲之说著于《中庸》而明于《七篇》。然而世之学者，见一圣二贤性善之说，终不能一而信之何也?岂非惑于《语》上智下愚之说与?噫!以一圣二贤之心而求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其所谓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谓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则孔子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是也；欲明其性，则孔子所谓“性相近，刁相远”，《中庸》所谓“率性之为道”，孟轲所谓“人无有不善”之说是也。

我们虽还未能考知《性论》是何年所作，但其中的论点却是与司马光的论点针锋相对的。而且，王安石的这些论点，是他在撰写《淮南杂说》时就已经明确树立起来的。而王安石一生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准绳。明乎此，然后才能深切了解他的“他年若得窥孟子，终生安敢望韩公”的诗句。P8-11

我现在刚刚把那本撰写于70年代的《王安石》的修改工作进行完毕。这次修改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这次之所以对《王安石》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虽有不少原因，但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在近十多年内，我一直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宏观政治气氛之中，经历了思想战线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的大辩论，更加明确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国、治事、治学、治史的正确导向；而随时随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万千现实事例，更使我受到启发，加深了对王安石发动于11世纪的变法革新事业的理解和认识。

我当然知道，王安石发动于九百年前的那场变法革新政治运动，是不可能、也不应当与当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的，也不能把二者进行任何类比和比附。但是，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我重写此书的道理也正在于此。我是从现实政治经济的飞腾活跃的改革场景的体认，得到了启发，加深了对于王安石变法革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产生了要重新改写《王安石》一书的意念。

……

历史实践证明，在用人问题上，自来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或任人唯贤，或任人唯亲。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章悖“不以官爵私所亲”，必然就是以“选贤与能’作为他选用人员的原则，这不正是很正派的路线吗?而《宋史》的作者竞把这种正派作风作为“穷凶稔恶”的一种表现。在《吕惠卿传》和《曾布传》中，也都有不少这样的议论。对于这样一些荒唐悠谬的记载，是极应予以澄清、加以纠正和批判的，然而我在这本书中也全未涉及。但愿今后能有机会，再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写一些补充的篇章出来。

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

四传二谱(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与《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六部著述，是先父邓广铭宋代人物传记系列的代表作。这几位杰出人物，依其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顺序来讲，是王安石(1021-1086)、韩世忠(1089-1151)、岳飞(1103-1142)、辛弃疾(1140-1207)和陈亮(1143-1194)；而就先父个人的研究而言，则是自陈亮(龙川)开始而延展至辛弃疾(稼轩)，又至韩世忠、岳飞和王安石的。

自青年时代起，先父即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有着无限憧憬之情；受罗曼·罗兰《贝多芬传》等传记题材的文学作品影响，他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希望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以自己的文笔去书写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以宋代历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撰著宋代杰出人物谱传作为治学生涯的重要内容，这一学术道路的选择，与先父求学期间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以及他从之受业的硕学大师密不可分。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先父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南宋的爱国志士例如“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陈亮，“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辛弃疾，“精忠报国”而战功卓著、襟怀雄伟的岳飞，相继引起了他的注意，震撼着他的心灵。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从《陈龙川传》出发，他终于走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而到90年代后期，已届九十高龄的先父，最终修订成就了《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完成了他笔下最后的一部人物传记。

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是先父至高无上的学术理想。在他一生中，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的修订、增补乃至彻底改写，仅就四传二谱而言，《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修订和改写了三次。按照他的计划，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改写一遍，惜因疾病而未竞其志。

先父辞世前，曾经吟诵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段沉郁而又慷慨的话语，正是先父倾尽毕生之力抒写刻画的宋代历史人物共同形象的概括，也体现着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的不懈追求。

由衷感谢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当年对于先父修订宋代人物传记工作的宝贵支持，使四传二谱今天得以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邓小甫

丙戌岁杪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