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人一生必去的若干个地方之一,去敦煌旅游是很多人的梦想。敦煌旅游热近年逐渐升温,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但当人们真正到了敦煌,进入莫高窟之后,密集的佛教艺术信息骤然袭来,往往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本书将为你提供一套让普通人走进敦煌、读懂敦煌的真正大众的通俗读本。
本书是“走近敦煌丛书”之《遗响千年——敦煌的影响》,书中介绍了敦煌文化的巨大贡献和它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敦煌学的产生及各国学术概况,敦煌艺术光辉照耀下的文学艺术作品(如井上靖的小说《敦煌》、舞剧《丝路花雨》,有关诗歌和绘画等),中外文化艺术名人与敦煌的故事等。
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是敦煌学研究最主要的内容。这两类宝藏加在一起,真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内容如此丰富的敦煌文化既不单纯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四海茫茫寻国宝
众所周知,敦煌文献从发现之始,就遭到了各国探险家的欺骗晾夺,绝大部分被劫往世界各地,目前被收藏在卜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博物馆、图书馆中。
由于斯坦因、伯希和等盗足先登,把藏经洞整个翻了一遍,将大祁分完整的和重要的文献都劫走了,劫余部分才被送到了北京,并且在运送途中和到北京后又一次遭到了某些人的劫掠,因此,早期的敦煌学家,都是利用各种机会前往世界各国阅读、抄写、复制敦煌文献,如刘复、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潘重规、姜亮夫、王庆菽等,都曾通过各种途径,赴海外搜寻国宝。
避难京都的敦煌学家王国维和罗振玉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史上非常奇特的两人,他们不仅学术兴趣、爱好相同,共同作出了许多贡献,而且个人关系也非常不一般,有一段时间还是儿女亲家。在京都期间,他们专心从事于包括敦煌文书在内的国学研究。1916年,王国维先行回国,到上海出任英国人哈同所办《学术杂志》的编辑,主管《学术丛编》。
在此之前,当劫余敦煌文献被运到北京,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正方兴未艾,也就在此时,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当革命将清王朝埋葬之时,对满清王朝忠贞不贰的罗振玉,就想找一个地方“洁身引退”。
恰在此时,日本西本愿寺门主大谷光瑞派来的一个僧侣来到了罗的门前,劝他去日本避难。由于罗振玉和大谷光瑞素不相识,对其邀请也感到十分惊诧,因此罗犹豫后并没有立即给予答复。紧接着(19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上旬之间)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和富冈谦藏等敦煌派诸教授联名邀请罗振玉至京都避难,并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收到内藤等人的邀请信后,罗振玉还是态度犹豫,但随着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罗振玉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便与王国维、刘大绅(刘鹗之子、罗振玉女婿)三家共20多人从天津搭乘日本货船到神户,藤田丰八等日本学者在港口迎接。随后乘车前往京都,入住田中村。
罗振玉东渡日本,将其多年搜集的书籍古董几乎都带上了,暂且寄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其中图书就有50万册,另外还有许多甲骨、碑铭拓片和青铜器等文物。
罗振玉等在田中村住了一年,由于田中村的居所狭小,其寄存在京都大学的图书取读不便,尤其是当时国内秩序混乱,恐怕一时难以回国,因此,罗就与藤田剑峰商量,借他的名义在市内京都大学旁的净土寺町购地数百坪以建设宅院。1913年春,罗振玉寓所“永慕园”落成,其中书屋之名大而醒目,曰:“大云书库”,概因他曾藏有北朝初年写本《大云无想经》的缘故。
由于罗振玉带到日本的图书资料很多,基本上能够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因此,到京都后,罗振玉、王国维在“大云书库”里,除了与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学者有文字交往外,主要从事甲骨文、敦煌文献和简牍的整理研究。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许多重要学术著作都是在京都完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他们学术上的一个高峰。
1913年,罗振玉将伯希和陆续寄他的18种敦煌文献照片经过悉心整理后,编成了其寓日期间的第一部敦煌学著作——《鸣沙石室佚书》。
由于斯坦因将在新疆、敦煌所获的汉晋简牍交由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沙畹考释研究,1912年,罗振玉致函沙畹,希望能得到这批材料的影印件,1913年冬,沙畹的著作已交付出版,就将其手头的稿本(即“手校之本”)寄给罗振玉。因该书系用西文撰写,经罗振玉之子罗福苌翻译后才能通读。得到译文的罗振玉、王国维如获至宝,但经反复阅读,仍觉其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两人便分工合作,将敦煌、罗布泊、尼雅等地发掘的简牍重新进行分类考释,于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 《流沙坠简》是罗振玉、王国维合作的第一部大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整理研究汉晋简牍的开山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鲁迅在1922年所写《不懂的音译》中曾这样评价该书和王国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98页)平心而论,鲁迅一生所推崇的人和书不多,《流沙坠简》能够侧身其间,自然是有原因的。
《流沙坠简》在署名问题上也很有意思。在本书的书名之下没有任何署名,而在书中的各个部分,则根据每人的工作各自署名,如第一册的第一部分《小学术数方技书》,是由罗振玉分类排列的,便署“罗振玉排类”;第二册第二部分是王国维逐条考释的《屯戍丛残》,就署名“王国维考释”。这种客观公乎、各负其责的署名方式,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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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曾经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写了一篇序言,表达了对新世纪之初我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欣喜之情,也表示愿意继续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走近敦煌丛书”,仍征序于我。我这个老拉拉队员当然是应该再鼓吹几句的。
先说这套丛书之名。名曰“走近”,颇有讲究。“走近”乃是“走进”的必要过程与前提条件。自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敦煌声名日隆,前往那里旅游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怀着“朝圣巡礼”之心者有了更多瞻仰敦煌的机会。但是,对于并不专门从事敦煌学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还是免不了有隔雾看花的感觉,要看懂并在心灵上真正亲近敦煌实属不易。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就是希望能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与形式来普及敦煌的学术文化,让渎者能够与敦煌渐行渐近,相知相亲,为能真正进入这个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与文化圣殿奠定基础。
再说这套丛书的编著者。甘肃教育出版社委托柴剑虹、荣新江来主编这套书,亦属精明之举。我与他们二位熟识多年,知道他们一直热心于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堪当此任。二位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中坚力量,与老中青三代的众多敦煌学家又有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组稿便非难事。而且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审,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有敦煌学的著作问世,兼有编书、教书、写书的深切体会。这套书的作者,更是以活跃在科研与教学阵地的中青年学者为主,而且几乎都是敦煌某一专业领域或课题范围的领军人物,由他们来撰写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引领读者走近敦煌,也是很合适的。
谈到普及读物,我还要发点感慨:写好、出好一本普及读物,其难度是一点也不亚于那些高深的学术专著的。内容要准确,材料要翔实,语言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还要有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本领。像这套丛书,配了许多图片,当然还要求图与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说来容易、看似轻松的特点,对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却是相当严峻的挑战。好在甘肃教育出版社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可能也不乏“成功之母”的教训;主编之一的柴剑虹又曾长期负责编辑倡导“大专家写小文章”的《文史知识》杂志,并且承担了丛书中一本书的写作任务,应该也会以自己的见解、感受与文字去与其他作者切磋、推敲。两者结合起来,一道应对挑战,为宣传与普及敦煌学知识积累经验,我以为也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
2007年11月20日
这本讲述敦煌影响的小书,其中杜正乾同志完成了第四章“敦煌的文艺作品”的初稿;李鑫同学在照片的复制、拍摄和整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特此说明,并表示感谢。当然,若有错误和不当之处,仍由本人承担责任。
刘进宝
2007年7月29日于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