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黄侃以其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独特成就，以及在经学、文学、哲学等领域的颇深造诣而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他与章太炎、刘师培等并称为“国学大师”。早年，他曾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无奈政局纷乱，他遂转身专治学术。治学上，他继承清代朴学家的传统，视”小学”非工具，而为一门独立之学问，力求发掘其本身的由来和规律，并赋予语言文字学以新的学科概念。

本书选编偏重于他的训诂、经学等方面论述，可以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黄侃，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他以其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独特成就，以及在经学、文学、哲学等领域的颇深造诣而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本书选编偏重于他的训诂、经学等方面论述，可以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文心雕龙》札记

 题辞及略例

 原道第一

 征圣第二

 宗经第三

 正纬第四

 辨骚第五

 明诗第六

 乐府第七

 诠赋第八

 颂赞第九

 议对第二十四

 书记第二十五

 神思第二十六

 体性第二十七

 风骨第二十八

 通变第二十九

 定势第三十

 情采第三十一

 熔裁第三十二

 声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丽辞第三十五

 比兴第三十六

 夸饰第三十七

 事类第三十八

 练字第三十九

 隐秀第四十

 指瑕第四十一

 养气第四十二

 附会第四十三

 总术第四十四

 序志第五十

 附录：物色第四十六

说文略说

 论文字初起之时代

 论文字制造之先后

 论六书起源及次第

 论变易孳乳二大例上

 论变易孳乳二大例下

 论俗书滋多之故

 论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同循不仅施于说文

 论字体之分类

 论字书编制递变一

 论字书编制递变二

 论字书编制递变三

 论字书编制递变四

 论字书编制递变五

 论说文所依据上

 论说文所依据中

 论说文所依据下

 论自汉迄宋为说文之学者

 礼学略说

 汉唐玄学论

 春秋名字解诂补谊

 释侠

黄侃生平及著作年表

古者诗歌不别，览《虞书》、《毛诗序》、《乐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又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正义》曰：先心后志，先志后声，先声后舞，声须合于宫商，舞须应于节奏，乃成于乐，是故然后乐气从之。则可知矣。《汉书·艺文志》亦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宋书·乐志》云：歌者乐之始，舞又歌之次，歌咏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然则乐以节歌，歌以咏诗，诗虽有不歌者，《艺文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而歌未有非诗者也。刘向校书，以诗赋与六艺异略，故其歌诗亦不得不与六艺之诗异类。然观《艺文志》所载，有乐府所采歌谣，吴楚汝南歌诗已下，至南郡歌诗。有郊庙所用乐章，《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宗庙歌诗五篇，此即郊祀歌十九首。又有诸神歌诗，送迎灵颂歌诗二家。有歌咏功烈乐章，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有帝者自撰歌诗，高祖歌诗。又出行巡狩及游歌诗，盖武帝作。又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疑亦武帝所作。有材人名倡所作歌诗，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谓以未央材人所作诗赐哙及冰也。又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有杂歌诗，杂各有主名歌诗、杂歌诗，又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此则凡诗皆以人录。以其可歌，故曰歌诗。刘彦和谓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殆未详考也。及后文士撰诗者众，缘事立体，不尽施于乐府，然后诗之与歌始分区界。其号称乐府而不能被管弦者，实与缘事立题者无殊，徒以蒙乐府之名，故亦从之人录。盖诗与乐府者，自其本言之，竟无区别，凡诗无不可歌，则统谓之乐府可也；自其末言之，则惟尝被管弦者谓之乐，其未诏伶人者，远之若曹陆依拟古题之乐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题之乐府，皆当归之于诗，不宜与乐府淆溷也。《汉书·礼乐志》惟载《房中歌》《郊祀歌》，《宋书·乐志》稍广之，自郊庙享宴大射铙歌相和舞曲莫不悉载，然亦限于乐府所用而止。《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有《古乐府》八卷，《乐府歌辞钞》一卷，《歌录》十卷，《古歌录钞》二卷，《晋歌章》八卷，《吴声歌辞曲》一卷，《陈郊庙歌辞》三卷，《乐府新歌》十卷，《乐府新歌》二卷，而梁王书复有乐府歌诗以下十余部，其所收宽狭今不可知，要之以但载乐府所用者为正。其有并载因题拟作，若后之《乐府诗集》者，盖期于博观，而非所以严区画也。郭茂倩曰：凡乐府歌辞，有因声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调歌诗，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声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也。案此本《宋书·乐志》文。有有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铙歌、横吹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案彦和作《乐府》篇，意主于被弦管之作，然又引及子建士衡之拟作，则事谢丝管者亦附录焉。故知诗乐界画，漫汗难明，适与古初之义相合者已。今略区乐府以为四种：一乐府所用本曲，若汉相和歌辞，江南东光乎之类是也。二依乐府本曲以制辞，而其声亦被弦管者，若魏武依《苦寒行》以制《北上》、魏文依《燕歌行》以制《秋风》是也。三依乐府题以制辞，而其声不被弦管者，若子建士衡所作是也。四不依乐府旧题，自创新题以制辞，其声亦不被弦管者，若杜子美《悲陈陶》诸篇、白乐天《新乐府》是也。从诗歌分途之说，则惟前二者得称乐府，后二者虽名乐府，与雅俗之诗无殊。从诗乐同类之说，则前二者为有辞有声之乐府，后二者为有辞无声之乐府，如此复与雅俗之诗无殊。要之乐府四类，惟前二类名实相应，其后二类，但有乐府之名，无被管弦之实，亦视之为雅俗之诗而已矣。

彦和此篇大旨，在于止节淫滥。盖自秦以来，雅音沦丧，汉代常用，皆非雅声。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缪。彦和闵正声之难复，伤郑曲之盛行，故欲归本于正文。以为诗文果正，则郑声无所附丽，古之雅声虽不可复，古之雅咏固可放依。盖欲去郑声，必先为雅曲。至如魏氏三祖所为，犹且谓非正响。推此以观，则简文赋咏，志在桑中，叔宝耽荒，歌高绮艳，隋炀艳篇，辞极淫绮，弥为汉魏之罪人矣。彦和生于齐世，独能抒此正论，以挽浇风，洵可谓卓尔之才矣。然郑声之生，亦本自然，而厌雅喜俗，古今不异，故正论虽陈，听者藐藐，夫惟道古之君子，乃能去奇响以归中和矣。《周礼·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注曰：淫声，若郑卫也。过声，失哀乐之节。凶声，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慢声，惰慢不恭。据此，是淫、过、凶、慢之声，历代所有，特以政化清明，故抑而不作耳。及后礼乐崩坏，教化陵夷，则虽君子亦耽俗乐。故魏文侯闻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子夏讥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是知乐音之有奇邪，自上世而已然。启子太康之锵呜管磬，已非正声。在后孔甲好音，殷辛为淫声以变正声，是音之不雅，自古有之矣。雅颂既亡，弥复猖獗，历代虽或规存古乐，而不足以夺时所慕尚者。至于今日，乐器俗，乐声亦俗，而独欲为雅辞，归于正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君子咏都人士之诗，所以寄怀于出言有章之君子也。

自汉魏有杂曲，至于隋唐，其作渐繁。唐之燕乐，尤称为盛，后遂称其歌词者曰词。宋之燕乐亦杂用唐声调而增广之，于是宋词遂为极多，于乐府外又别立题署，实则词亦乐府之流也。凡填词但依古调为之者，与前世拟乐府无异，盖虽依其平仄，仍未能被诸管弦。正言其体，特长短句之诗耳。以其制篇择辞有殊于雅俗之诗，因而别为区域。然则七言殊于五言，律诗异乎古体，又何不可判画之有？故凡有声之词宜归乐府之条，无声之词宜附近体之列，如此则名实俱当矣。

录古乐府之书，史志以《宋书》为最详最精。其书所录，自晋宋郊庙宴享之诗，及晋世所用相和曲、舞曲、鼓吹、铙歌，莫不备载，《晋书》特依放之耳。《南齐书·乐志》所戴乐词，止于郊庙燕享之辞，其余不录，盖以歌辞至繁，难可尽录乎？总集以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为最备，其推考源流，解释题号，又至该洽，求古乐府者，未有能舍是书者也。今先顺释舍人之文，次录《乐府诗集》每类序说于后。古乐府部署变迁，盖可得其较略矣。P32-35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黄侃(1886—1935)以其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独特成就，似及在经学、文学、哲学等领域的颇深造诣，一直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与章太炎、刘师培等并称为“国学大师”。早年，他曾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无奈政局纷乱，他遂转身而专治学术。治学上，他继承清代朴学家的传统，先扫语言文字之障碍，视“小学”非工具而为一门独立之学问，力求发掘其本身的由来与规律，并赋予语言文字学以新的学科概念。

1886年4月3日(夏历二月廿九日)，黄侃出生于成都金玉街三道会馆。父亲云鹄，曾任清末四川盐茶道、按察使等职。祖籍湖北蕲春。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句“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十三岁丧父，家境渐衰，遂刻苦求学。

1902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必武、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他们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不久，黄侃以故人之子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深得张的赏识，遂由张资助留学日本。

1906年，黄侃在东瀛加人中国同盟会，随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等病状，揭露他们佯为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如此政治上的腐败，亦必导致国民道德之整体堕落。是年冬，黄侃正式师事章太炎，学习小学、经说，前后近三年时间。

1910年，黄侃回国赴鄂皖边区，筹组“孝义会”等，四处奔走演讲，将革命道理输给民众，显露出非凡的领袖气质，被人尊称为“黄十公子”。1911年7月，黄侃为《大江报》撰写《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不料一纸风行，清廷震惧，《大江报》被查封，社长詹大悲及主笔何海鸣被捕入狱，黄侃脱险后辗转上海。

辛亥革命后，黄侃仍不肯求仕宦，曾为赵秉钧所迫，一度出任秘书长。但刘师培组织筹安会，意欲让他加盟其中，遭他严词拒绝。1913年起，黄侃退出政治舞台，潜心研究学问。仅《广韵》一书，黄侃循回往复，无虑数十百遍，并综合清代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至章太炎等人之说，运用大量文献材料，综合排比，定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之目，集乾嘉以来之大成。他把声、韵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精密的上古声韵系统，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清代三百年来古音学研究取得的最大成就，达到最高的阶段，为后学者指出了一条新路并提供了新的方法。钱玄同与黄侃同居于章太炎门下，亦精于声韵学，认为黄侃所定声类、韵类证据确凿，可为定论，遂不用章师所定古韵二十三部，而改从黄侃之说。

1914年，黄侃受北京大学之邀，讲授辞章学及中国文学史，讲义有《文心雕龙札记》、《诗品疏》、《咏怀诗补注》等。黄侃素性狂傲，敝屣尊荣，从不趋炎附势，被视为北大“怪才”之一。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遇小事，弁急不能忍昝刻，然其为学，严定日程，贯彻条理。所治经、史、小学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精博熟习，能举其篇页行数，十九无差忒者。”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其时，黄侃虽为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但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北大期间，惟有一人，他坚持以礼相待，即经学大师刘师培也。

1919年秋，因与胡适等新派教授不和，黄侃先后转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地。1928年南下任中央大学教授，开设说文、尔雅、诗经、文选、文心雕龙、训诂学、史汉、词选诸课。寓居金陵期间，黄侃筑室九华村，自号“量守居士”，取书斋名为“量守庐”，典出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所谓“量力守故辙”，亦即量力而守法度。黄侃为人虽不拘细行琐德，但治学不敢失尺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瞪目而视，不与对方交谈。此一时期，黄侃致力于对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进行系统性总结，以训诂为中心带动文献词义学的进步，同时于训诂实践卓有成绩。因其学识广博，在金陵名声大噪，远近求学之士，不绝于门。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度，患胃溃疡失血过多，病逝于南京，时年49岁。

黄侃平生最疾学者慕浮名而弃实学，迟迟不轻著书，由于早逝，故其鸿篇巨著未及撰成。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多有创见，自成一家。所治经学，以汉注、唐疏为主，然亦不慢宋儒，尝言《四书集注》文字精洁，迥非清儒所能及。他以音韵、文字作为训诂之工具，使三者成为不可分割之整体。尤其是对《说文》研究，极为精湛，写心得批语达数十万言；对历代名家诗、文、词，如《文选》、杜诗、李义山诗、北宋诸家词均有深入研究；对古代散文、骈体、古近体诗、词均亦颇擅长。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我们编选的这本《黄侃经典文存》，是从他的一些主要著述中精选出来的，偏重于训诂、经学等方面，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编者于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