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和盛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两个时期。本书精辟地指出，其雄风与气象是当时各种先进力量、因素的综合产物，是当时朝野上下一心、顺时应变、注重人文关怀、提升人的价值、务实求新，积极进取的结果。汉唐大获成功的经验乃至终归衰”落的教训，也与其创造的辉煌文明成果一样，同属于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今天再细细品味。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引言

一、仁者爱人和天下一统

 新儒家与《春秋繁露》

 汉武帝和他的人才群体

 唐太宗的人学思想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唐太宗的仁者胸怀

二、汉官本色与唐制风采

 君权与相权的较量

 监察制度的草创和完善

 从汉到唐的酷吏政治

 防范腐败的双翼

三、以农为本和逐利崇商

 从”汉型家庭“到”唐型家庭”

 艰难成长的西汉经济

 唐太宗的农本政策与“贞观之治“

 武则天的重农精神和人文色彩

 唐玄宗与他的”开元盛世“

 唐代工商业的繁荣及商业城市的崛起

 唐代商业活动中出现的新因素

四、文化勃兴与大国情怀

 西汉文化的品质

 西汉科技的探索

 唐代文化的性情

 唐代的科技开拓

 汉、唐人的生命意识

 汉、唐的开发和开放

结语

附录

西汉大事年表

唐朝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在汉唐灿烂的星空里，有两部散溢着人文主义气息的书籍引人瞩目，即董仲舒写的《春秋繁露》与唐太宗主讲的《贞观政要》。这两本书不是儒学原典，不在四书五经或十三经之列，却为当世所用，亦为后世所袭。因为二书既讲威严，讲君权，讲刑法，甚至讲杀人，然又有讲人学部分，最贴近人，最富实践意义——在汉风唐韵的旗帜上便浸染着它们的实践。由是，我们难以忘记汉风唐韵，难以忘记汉武、唐宗，亦难以忘记董仲舒、司马迁、魏徵一类坚持大一统、求新求变、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坚持大一统是汉唐之世的历史潮流，求新求变是那个时代的震天呼声，敢讲真话是中国文人的优秀品质。汉唐两朝就是在这样的潮流推拥下，这样的呼声激荡下，这样的品质支撑下走向盛世的。

新儒家与《春秋繁露》

咸阳皇家图书馆先秦典籍的焚毁殆尽，项羽自然是第一罪人；但是，作为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刘邦，却也难脱干系。翦伯赞在《秦汉史》一书里就直指他“是一位毫无文化教养的小土豪”①。刘邦在与项羽的较劲中，是“先入关者”。但他于公元前206年攻入成阳后，却只知道搜集阿房宫中的珍宝、美人和田赋、户口的册籍，对于皇家图书馆那满满的古典文献，竞毫无所动；以致后来粗野的项羽人入关，添加了一把大火，使这一库仅存的古典文献，终化为灰烬。假使当时这位先入关者，也把这库古典文献和珍宝、美人、田赋、户口的册籍，同时搬到霸上军中，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先秦与秦文化方面的知识，也许会更多些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刘邦这位曾“以儒冠为溺器”的“长者”，也同秦始皇一样，是很瞧不起儒学和儒生的。据史载，“偶语诗书者弃市”这一条知识分子惩治法，在汉高祖的时代还继续有效。因此，他于公元前206年入关后，对皇家图书馆那琳琅满目的书籍(在他看来，这之中大都主要是儒生们的著作)无动于衷，是可以理解的。

过去多认为，汉高祖刘邦从秦王朝灭亡的事实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因而直至汉武帝时代以前的几个皇帝都倡黄老而行“无为之治”。其根据是太中大夫陆贾在《新语·无为》里回答刘邦的一段话，即秦“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又言“夫道莫大于无为”“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这些话的意思，颇有《老子》的韵味。大概汉初统治者意识到秦代的灭亡与苛法暴敛密切相关，于是痛斥法家学说而崇尚黄老，标榜清静无为和因循而治，一时黄老思想风靡朝野。持汉初倡黄老说者还举出《汉书．外戚传》的一段记载为证，说汉文帝的皇后，即汉景帝时的皇太后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汉初倡行的“黄老”，是指《黄帝》四篇和《老子》二篇，而以《黄帝》为主。197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珍贵帛书，其中有“《经法》凡五千，《十大经》凡四千五(或三)[百]六[十]四，《称》千六百，《道原》四百六十四，《[德]》三千■口，《道》二千四百二十六”。对此，考古学家多认为，从《经法》起的前四篇当是《汉书·艺文志》里所载的《黄帝四经》。①

关于“黄老”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其《乐毅列传》说：“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老庄申韩列传》也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之作的《韩非子》当然是要讲刑名的，因此司马迁将《申子》和《韩非子》并列起来是讲得通的。但是《老子》并不讲刑名，刑名怎么能和黄老结合起来呢？前人因此很是困惑。直至马王堆帛书出土，《经法》等《黄帝四经》面世，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黄帝四经》也讲刑名法术之学；它的行文方式及内容，却从《老子》脱胎而来但又大异于《老子》。或者可以说它是道表而法里的著作。虽然如此，黄老并列，借助道家的外壳，却毕竟反映出时代对以严刑峻法著称的暴秦的唾弃。因此，汉初的黄老之学当然不能视作秦代法家思想的翻版。

汉初的一批政治家，多信奉黄老思想。萧何是汉朝的开国丞相，他参照秦法(即李俚《法经》六篇)与老子“清静”观，“作律九章”，奠定了汉朝的政治制度。所谓萧何之“约束”，主要指九章汉律。那时流传的一首歌谣说：“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静)，民以宁壹。”①

曹参也信奉黄老思想。《史记·曹相国世家》说他在汉初做齐国丞相期间，“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由此得到曹参的信用。曹参在齐国，“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封建中央政府丞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时有“萧归曹随”之称。汉惠帝刘盈责备他“不治事”，他回答说：“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日：“善。君休矣。”②这就清楚地表明：西汉前期“无为而治”的实质，乃是继续执行“既明”的“法令”，以达到“遵而勿失”的目的；这“法令”，则是刘邦、萧何早已规划好了的，故谓之日“既明”。

又如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③。陈平是刘邦的一个重要谋士，后来继曹参为丞相。P3-6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义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围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过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多出新见卓识(观点新或视角新)，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捅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第三辑共推出5种。

《诸子百家与文化元典》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化元典产生、发展的历程，认为其间含蕴着一种道德之善与精神之美，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都具有匡时救世的意义。而在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竞相创新，形成浪潮。儒、道、墨、法、阴阳五大派相互批判，又逐渐融合，最终结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即文化元典精神。悠久的中华文明便是在这些元典精神的承传支撑下，与时俱进，吐故纳新，逐渐地发展起来的。

《自然与自我：从老庄到李贽》叙述了自春秋晚期始，中经魏晋唐宋至晚明，由老、庄滥觞，至李贽更为张扬的崇尚自然、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潮贯穿着中国思想史长河，从涓涓细流发展到惊涛拍岸，不可遏阻。继之论说他们与孔、孟、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一理学家一起，向社会传递出“以道自任”，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政治诉求，遂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并认定其自身也由最初的自在最终走向自为，即如黑格尔所说的，具有丁“世界精神”——“自由意识”及“自我意识”。  《人格的独立：从屈原到陆游》以屈原、陆游为代表与纽带，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众多的古代文士关于凸显个体存在、弘扬人格独立与强调人的主体精神的各种表现，作出了生动描述和本源性的深入探讨。这些诗人、作家，在创作中创新求变，作品展露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充满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热情，比兴寄托、因物喻志，给人们带来巨大而恒久的审美快感。

《诗画人生：从王维到郑板桥》探讨了诗歌与绘画的共同起源、理论建构与表现形态；并细致描述出诗人和书画家们因性格特质、人文情趣、生命取向而使之面临着政治理想与艺术气质的冲突，不得不于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中进行抉择。凡此等等，皆交织作一一幅斑斓缤纷的长卷，无不引发人们对艺术与人生的深沉思考。

《才女风流：从李清照到柳如是》关注的是为数不太多，但却极富才情。给中国文学大厦增添了一笔亮丽色彩的女诗人、女作家群。品读她们的作品，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女性对自己的爱情世界和婚娴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同时还可以体会到女性对发扬母教优良传统、培养家族文化氛围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怎样于家宅内部组成南母女姊妹等参与构成的文学社团、如何逐渐步人社交场合并产生影响。

本丛书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慨然指出不足或谬误之处，相互切磋商酌，那便是传递出一分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与感谢之情自是不言而明的。

2006年初冬于济南玉函山房

对汉唐的景仰，最早来自少年时代读到的毛泽东《沁园春·雪》。那里面提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五位具有雄才大略、生气勃勃的古代君王，曾经将各自的那一段历史，搞得红红火火，搅得沸沸扬扬。以后的历史课本又告诉我：秦皇太暴戾(筑阿房宫和长城，闹得天怒人怨)，宋祖太内向(有宋一代积贫积弱的根子可追溯到他那里)，成吉思汗太凶残(他和儿子拖雷于1221年在花刺子模的两次屠城，一下子就使中亚失去200万人口)。相形之下，汉武和唐宗人品上的缺陷并不那么突出；他们身上所透溢的英雄气与人情味，所具有的开拓性和开放性，则令人肃然起敬和亲近。更重要的是，他俩分别领衔的汉唐盛世，有如高耸入云的丰碑，在中华历史的长廊中，早就占据两席最惹眼的位置。特别是“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得那样地鲜明，以致在文明史上立刻引起一些最有意思的问题”(英·韦尔斯：《世界史纲》)。

笔者此次应济南出版社约请，试图在这方面做一点探索工作，为读者提供一些比较新颖而又富现实意义的答案。稿成之后，才发现自己做得并不太好，有不少值得大力挖掘与阐发的东西被忽略掉或被轻描淡写了。如对汉唐“政治的一统性”“社会的平等性”的研讨，就未深入下去。(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里讲：“先秦人的思想虽高，可是只存空言，而秦以后汉、唐诸代，却确在依着它实干”；“直到宋以下，政治社会，一切规模，都逃不出汉、唐成规”；“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依然逃不掉汉、唐规模，如政治的一统性，社会的平等性，便是汉、唐的大规模”。)这些遗憾，只好留待以后来弥补了。

最后，笔者感谢丛书主编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乔力先生与济南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编审丁少伦先生、责任编辑赵志坚先生、张雪丽女士，感谢他们给了我这么一个课题，使我得以近距离地领略西汉雄风的猎猎道劲、盛唐气象的云蒸霞蔚……

屈小强

2008年3月末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