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钱理群郑重推荐，并作序：

民国时期的课，不拘一格、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文化批评家何三坡、《非常道》作者余世存联袂推荐。

民国人写民国事，民国事看民国人！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名人，都是当年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堪称民国教授的一个缩影。作者试图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刘文典的名士风度、黄侃的“狂狷”、章太炎的“疯”……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再回首，民国教授的陈年往事原来竟如此鲜活精彩！

承担、独立、自由

王国维(1877～1927)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梁启超

 王观堂二题／陈寅恪

 王静安／马叙伦

辜鸿铭(1857～1928)

 记辜鸿铭／胡适

 辜鸿铭／周作人

 回忆辜鸿铭先生／罗家伦

 已故的辜鸿铭先生／温源宁

 英文门教授辜鸿铭／冯友兰

 我所知道的槟城与辜鸿铭有关／凌叔华

刘半农(1891～1934)

 忆刘半农君／鲁迅

 半农纪念／周作人

 刘半农三十年祭／曹聚仁

 刘复博士／温源宁

黄侃(1886～1935)

 黄季刚／周作人

 南京怀旧绝句／吉川幸次郎

 关于黄季刚先生／徐复观

 附：我的丈夫——国学大师黄季刚／黄菊英

章太炎(1869～1936)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

 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周作人

 章太炎先生在上海／曹聚仁

钱玄同(1887～1939)

 玄同纪念／周作人

 钱玄同与刘半农／周作人

 钱玄同令兄／曹聚仁

蔡元培(1868～1940)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蒋梦麟

 蔡元培二题／沈尹默

 蔡孑民／周作人

 蔡元培校长／冯友兰

闻一多(1899～1946)

 闻一多先生上课／汪曾祺

 一包热情的闻一多／何兆武

 闻一多／何炳棣

刘文典(1889～1958)

 刘叔雅／周作人

 刘叔雅／张中行

 关于刘文典的几件事／何兆武

胡适(1891～1962)

 胡适之／周作人

 关于胡适／沈尹默

 我不大懂胡适／金岳霖

 哲人，胡适博士／温源宁

 胡适／何炳棣

周作人(1885～1967)

 知堂老人／废名

 知堂老人三题／曹聚仁

 周作人：铁的优雅／温源宁

 忆周作人先生／梁实秋

熊十力(1885～1968)

 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徐复观

 怀念熊十力先生／梁漱溟

 怀念熊十力先生／冯友兰

陈寅恪(1890～1969)

 谈陈寅恪先生／俞大维

 怀念陈寅恪先生／冯友兰

 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何兆武

 附：记先父陈寅恪教授抗战前后教书生涯／陈流球

吴宓(1894～1978)

 胡子先生——吴宓／曹聚仁

 吴宓先生，一位学者与君子／温源宁

 吴雨僧先生二三事／汪曾祺

 附：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毛彦文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粱启超

案：此篇系梁先生九月二十日在王先生墓前对清华研究院诸生演说词，吴君其昌及不佞实为之笔记，今录成之。

十一月十一日，姚名达。

自杀这个事情，在道德上很是问题：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这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如此——除了小小的自经沟渎以外，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先生的遗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止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为中国学界的重镇。他年过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杀的前一天，还讨论学问，若加以十年，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多量的发明和建设，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

最痛心的，我们第三年开学之日，我竟在王先生墓前和诸位同学谈话！这不仅我们悲苦，就是全世界的学者亦当觉得受了大损失。在院的旧同学亲受过王先生两年的教授，感化最深；新同学虽有些未见过王先生，而履故居可想见声■，读遗书可领受精神：大家善用他的为学方法，分循他的为学路径，加以清晰的自觉，继续的努力，既可以自成所学，也不负他二年来的辛苦和对于我们的期望！……

王观堂二题

陈寅恪

1.王观堂先生挽词序(1927年)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日：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且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日：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以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2.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书，诉真宰之苍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P4-7

民国时期的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民国名记者邵飘萍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

“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民国时期的课，不拘一格、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林先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做认真的准备，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先生回到家里，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资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一曰，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在搀扶陈寅恪跑的途中，看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在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

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 “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字”，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太猥琐了。

这些民国名牌教授的肖像，不仅展示出中国知识精英个体的独特面貌，也构成一幅生动的历史拼图，为我们还原了那个文化纷杂奔放的年代。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一本泛黄的笔记，说的是民国教授的佚史趣事，读者品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打开它，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天才云集的晴空里，所有的鸟都在鸣叫、飞翔，它们巨大的羽翼给一个动荡的国度带来了夺目的光辉。让人惊异的是，时至今日，这些光辉还在我们的头顶闪烁着。

——何三坡(文化批评家)

“民国的教授”今天成了国人心中的某种典范、象征，重温他们的生活可以使我们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他们仍能够活得那么坚实，甚至活得那么阳光。这是一本有趣也有益的书。

——余世存(《非常道》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