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十九章，介绍了新疆从1911辛亥革命为开端，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为止38年的历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探索新疆历史研究的真谛，对于1911至1949年之间新疆漫长历史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疏理和论述。真实的勾勒出一幅新疆各民族数千年历史演变发展的立体画卷。

本书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开端，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为止，时间长达38年。按照中国历史发展阶段，1911年到1949年为中华民国史。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历史在大陆的终结，也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结束。新中国成立前夕的9月25、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代表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迎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

前言

第一章 辛亥革命及其在新疆的发展

 第一节 中华民国历史的开端——武昌起义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第二节 辛亥革命影响下的迪化武装起义

 第三节 辛亥革命在伊犁的胜利和失败

 第四节 伊犁起义胜利影响下的喀什噶尔起义

第二章 辛亥革命期间，俄英帝国主义对新疆的侵略

 第一节 沙俄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先后派兵侵入伊犁、喀什噶尔和阿尔泰

 第二节 俄英领事馆在新疆的侵略活动

 第三节 俄英在我国新疆的经济侵略和掠夺

第三章 杨增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及其统治的政策措施

 第一节 杨增新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杨增新政权和新伊大都督府的谈判及其协议

 第三节 分化、削弱、瓦解伊犁革命力量和杀害革命党领导人

 第四节 巩固其统治的各种措施

 第五节 主政新疆的各项具体政策

 第六节 英国在库车策动分裂祖国的武装暴乱

第四章 民国初年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一节 哈密王府的徭役制和哈密农民起义

 第二节 吐鲁番维吾尔族农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

 第三节 新疆伊犁、喀什噶尔、阿尔泰等地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第四节 策勒村维吾尔族人民的抗俄爱国斗争

第五章 民国初年帝制复辟和反复辟在新疆的较量

 第一节 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杨增新拥袁称帝

 第二节 杨增新公然仇视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

 第三节 残酷镇压响应云南护国运动的新疆军政官吏

第六章 民国初年的经济教育和文化

 第一节 “开渠垦荒”和创办阜民纺织公司

 第二节 新疆的交通运输和邮电

 第三节 新疆的教育和文化

第七章 民国初年杨增新政权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处理白俄窜扰新疆的方针措施

 第二节 新疆的对外贸易

 第三节 五领事馆的设立和新苏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第八章 杨增新政权的社会危机及其覆灭

 第一节 全疆危机四伏，矛盾日益激化

 第二节 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

 第三节 杨增新政权在“七七政变”中覆灭

第九章 金树仁政权的建立及其倒台

 第一节 金树仁政权的建立和国民党在新疆的活动

 第二节 经济、教育、文化和对外关系

 第三节 金树仁的腐败统治

 第四节 金树仁政权的反动民族政策

 第五节 金树仁在“四一二政变”中倒台

第十章 盛世才谋求新疆督办的实现

 第一节 入新疆前后的盛世才

 第二节 靠军权谋取新疆最高权位

第十一章 盛世才精心策谋确保统治权

 第一节 残害异己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控制新疆计划落空

 第三节 盛世才靠外援击败政治、军事政敌

 第四节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与覆灭

第十二章 盛世才政权初期的政策

 第一节 标榜进步的政治

 第二节 强化专政机构

 第三节 亲苏外交

 第四节 恢复经济与行政建制变化

 第五节 平定麻木提、马虎山叛乱

第十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

 第一节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工作

 第三节 新疆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

 第四节 新疆经济事业的发展

第十四章 盛世才制造所谓“阴谋暴动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破坏

 第一节 对进步人士的摧残

 第二节 对中共人员的迫害

 第三节 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

第十五章 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盛世才政权宣告结束

 第一节 国民党逐渐控制新疆

 第二节 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

第十六章 吴忠信主新。三区革命爆发

 第一节 吴忠信任新疆省主席

 第二节 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

 第三节 三区成立临时政府，革命继续发展

第十七章 国民党政府与新疆三区人民代表和平谈判。省联合政府成立

 第一节 和平谈判的实现

 第二节 张治中执政。《施政纲领》的制订及其实施状况

第十八章 省联合政府的矛盾与斗争

 第一节 国民党方面激化了矛盾

 第二节 省联合政府破裂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下新疆经济危机

第十九章 新疆和平解放

 第一节 中共中央对解放新疆的部署

 第二节 陶峙岳、包尔汉分别率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

第二节 辛亥革命影响下的迪化武装起义

一、起义的酝酿和准备

迪化起义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它发生在1911年12月28日(十一月初九日)。这次起义规模虽小，时间短，但它是新疆响应武昌起义所打响的第一枪，具有伟大的启迪作用和号召作用，进而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新疆民主革命的序幕，把新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迪化起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当时，新疆危机四伏，社会矛盾异常尖锐，革命大有“一夫攘臂”，就会“应者四起”之势。特别在武昌起义胜利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省独立之檄，喧传道路”，“西安难作，警报稠至”，新疆“省城大震”，革命一触即发。这种新的革命形势，预示着高涨的新疆民主革命即将到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革命党人刘先俊来到了新疆迪化。他的到来，使新疆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如果全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的说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话，那么，刘先俊在新疆民主革命中就起了这种先驱者的作用。他是1911年10月22日(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第12天)由湖南经陕西到达了新疆。刘到迪化后，曾持其舅父陶森甲的密荐信面见巡抚袁大化，因袁对他不信任，仅委其为督练处教练官，刘拒绝了袁对他的委任，秘密留在迪化，“联络各界同志，倡举义旗”。他和原在迪化的革命党人一起，通过同乡关系，联络军界、政界、商界、学界和宗教界(其中主要是新军和哥老会)，建立革命组织。当时，刘先俊秘密寄寓迪化观音阁。在住持吴亦空、任蕴空的掩护下，观音阁事实上变成了刘先俊领导起义的指挥部。

经过宣传和秘密串连，刘先俊团结了一批倾向革命的先进分子，并以这些先进分子为骨干，“分途联络”，“奔走鼓吹”，秘密深入到各界联络群众。有的联络军界中的新军、卫队、工程队、军装局和炮营；有的“联络商界，筹备商团”，或奔波于迪化各学堂，“运动学界”；城外的穆斯林也派人去联络，甚至拟定“告示”，号召“习艺所犯人”“晓以大义”，积极“协助民军”。周瑾、贾灿荣、贾鸿钧、任廷杰、傅尊三、周文轩、华承谟、但国勋、沈奎照、刘先照、常蔚如、黄大发、万象春、欧阳泽、周炳耀、郭鹏、温世霖、郭云章、徐世梁、黄义生、萧鹤章等人，就是当时“分途联络各界”的骨干分子。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酝酿和“分途联络”，得到各界群众、社会名流的同情、支持和赞助。军政商学各界和哥老会中的一些倾向革命的分子，也纷纷响应武装起义，秘密参加民军。

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迅速觉醒。许多人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极力赞助”迪化起义，并采取各种方式掩护革命党人、捐银助饷和代购枪械，以“协助民军，力襄此举”。在袁大化派人刺探刘先俊的踪迹时，使刘“几无托足之地”，胡清源、胡炎午叔侄和罗正浚等人“竟款于其家”。据不完全统计，仅12个人就捐银5018两。有的人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也“输赀相勘”，“充作军饷”，“以期玉成此举”，罗正浚、周室辅、陈震球等人，分别“联络警界”和“艺徒学堂”，“购办旗帜、枪械”，“(制)作马刀枪械等，协助民军”。边陲各界人民的这一觉醒，更加鼓舞了以刘先俊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他们加快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更广泛地联络各界人士，由革命宣传进入革命组织阶段。

刘先俊在秘密串连的基础上，相继组建了民军攻击部、防卫部和机要部，分别担任作战、治安和联络等任务。在这三个部中，以攻击部的组织最为庞大，是起义的主力军。它共分九路，刘海江、喻少良、张兴怡、陈守堂(光模)、唐晓云、贺玉仙等人，分别充任各路统领、分统或帮统。防卫部主管治安和维持社会秩序，总长为易道造，其成员赵耀南(起义前被袁捕押)、周云庄、曹汉、石印生、刘豁生等人，分别担任巡逻和保护俄商教堂、藩正街、兴殖银行和南街一带。机要部主管“联络陆军及外交诸事”，由张英杰、刘容光等人负责。

这时，迪化气氛十分紧张，“流言四布，居民数惊，以为变在旦夕”，纷纷持帖到钱庄兑换现金，“途为之塞，津商八大家门首，拥挤尤甚”。“匿名揭帖声言将以某日起事”，商人也至抚署“告变”。巡抚袁大化甚为惊恐，一面下令全城戒严，一面宣布“敢有暴动者，是乱民也，杀无赦”。在这个紧要关头，革命内部又出了叛徒，“秘泄事机”，“开单秘报”，把党人名单和起义计划提供给巡抚衙门。袁大化立即召集卫队，纠集反革命力量，进行部署，并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捕杀了民军统领陈守堂、唐晓云等人。刘先俊发觉起义计划被泄露，临时改变原计划，仓促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二、起义的爆发

在这种形势下，距武昌起义2个月零18天的迪化起义，终于在辛亥年的12月28日(农历十一月初九日)晚上爆发了。这是刘先俊等革命党人经过66天紧张准备的结果。当晚，刘先俊率领百余起义民军，左臂缠白布为记，各持枪械，伪装巡夜士兵，先后进攻城守协营、抚署东营、清军卫队、陆军炮营、警察一区和工程队等处。按照起义计划的部署，由民军攻击部第四路进攻“城守协营，夺取枪械”，然后，和该营起义士兵一起攻取抚署东营。但在进攻抚署东营时，由于“袁兵大至，张兴怡受伤”和抚署东营“欲为内应”的士兵遭到管带的镇压，民军一开始就处于出师不利的地位，不得不放弃进攻抚署东营的计划。

在这次起义中，真正发生战斗的有四处，诸如民军和抚署卫队、民军和陆军炮营、民军和警察一区及其最后在城守协营的战斗。在攻击部第二路分统刘海江率领民军进攻卫队时，遇到清军的顽强抵抗。原来允做“内应”的卫队队长王学斌，不但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反而指挥卫队猛烈射击，将民军阻于督练所的东墙以外。作为卫队“内应”的周少春，当他逼令王学斌率众响应起义时，却被王的卫队兵砍伤。经过激战，民军未能取胜，夺械又不遂，刘海江被迫率众退至协营。当时，民军投入在陆军炮营的兵力最强大，其中有攻击部的第三路、第五路(部分)、第七路和第九路。负责“联络城外回教”的黄义生，因“回教多未入城”，也率队参加了“进攻协营炮队”的行列。他们认为先攻炮营，以便“夺炮登城，轰击各官署及军械局”，掌握主动权，改变敌我力量，迫使清军全线崩溃，缴械投降。开始，他们“斩官直入”，但由于受到炮营督队官邓玉山的阻击，未能得手。作为内应的炮营排长王有舟，当场将邓玉山击毙，扫除了障碍。可是，适又遭到出巡的30名炮兵“拦头迎击”，民军虽屡次冲锋，但均未攻破炮营的防线。主管警察一区警务的桂瑞麟，本来答允所属警察配合民军“合攻炮队”，当民军攻击部第九路统领贺玉仙与三路分统喻少良率众前去接应警察时，恰和会办道员宋敬熙相遇，并激战于屏门问。民军砍伤了宋的头部，击毙了警察郝殿生。当贺玉仙、喻少良率众合力攻宋时，本来答应警察配合民军合攻炮队的警官桂瑞麟，却自食其言，他一面督警抢救宋敬熙，掩护宋撤退，一面指挥警察和民军展开激战。正当双方激战时，“袁兵大至”，贺玉仙、喻少良不得不率众撤退，转攻炮队，然又遇袁兵，联合进攻炮营的计划未能实现。各路民军知敌有备，“不克而退”，撤至协营。

刘先俊领导的民军连攻数处都一一受挫，最后不得不撤至城守协营，以便整顿队伍，重新部署，挽回危局。但因袁大化令协统王佩兰、标统曹用愚、管带韩起凤、严保清、队官李华桢、张廷武、巡捕潘福堂率领马步各营，分扼要隘，包围协营，全力反扑，妄图迫使民军缴械投降。民军始终不屈，章云台等人“情愿一死报国”，英勇还击。袁大化致书诱降，均遭民军严正拒绝，一致表示“犹死抗不受”，相持“终宵”，直至“翌晨”，民军仍岿然不动。由于清军炮轰协营，章云台等60名民军均遭惨杀。延至12月29日中午，清军才攻占了协营。  P6-11

《民国新疆史》是陈慧生和陈超共同撰写的。全书十九章，陈慧生负责撰写前言及第一至第九章(1911—1933年)，陈超撰写第十至第十九章(1933一1949年)。该书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开端，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为止，时间长达38年。按照中国历史发展阶段，1911年到1949年为中华民国史。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历史在大陆的终结，也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结束。新中国成立前夕的9月25、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代表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迎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

中华民国的历史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史称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伟大思想的影响下爆发的。辛亥革命影响下的新疆武装起义，与全国一样，同样有它的胜利和失败。就是说，它推翻了清朝在新疆的封建统治，换上了一块“民主共和”的招牌，但新疆各族人民依然在俄英帝国主义和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等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之下，继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疆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向清王朝进行了冲杀，但因他们除了革命性的一面以外还具有妥协性的一面，这一阶级局限性，使他们不能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推向胜利。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的新疆只是将封建君主制改为民主共和制，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机构和地方官吏，也就改头换面、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38年来，执掌新疆地方政权的官吏尽管换来换去，但他们仍然代表着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诸如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以至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一些统治者。历史在发展，革命在前进，旧的统治者不可能再照样地统治下去。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历史客观规律的正确性。全国是这样，新疆也是如此。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表面上稳定，实际上矛盾重重，最后在“七七政变”中被杀身亡。金树仁继杨执政，由于他的腐败统治和反动的民族政策，主新仅5年就在“四一二政变”中倒台了。盛世才在新疆主政11年零5个月，因他惯于搞政治投机，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不得不听命于蒋介石的安排，在一片民怨沸腾的声浪中离开了新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新疆期问，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因而爆发了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区革命。尽管省主席像走马灯式地换来换去，但都不能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西进的形势下，新疆于1949年9月宣布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进驻新疆。至此，新疆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迈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华民国史，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并在1911年主张将它定为国体。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宣布“建立中华民国”，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正式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范畴，它的任务是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华民国，也就难以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以，中华民国历史期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正因为全国这一主要矛盾没有改变，新疆和全国一样，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也就贯穿在民国新疆历史的始终。由于当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疆各族人民的这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能不一一遭到失败。

执掌新疆地方政权的杨增新，虽听命于北京军阀政府，但并未卷入内地军阀之间的战争。当北洋军阀政府倒台、蒋介石乘北伐战争胜利之机登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宝座时，杨增新依然采取“认庙不认神”的原则，于1928年6月16日通电拥蒋，宣布新疆“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一律悬青天白日旗”。事实上，杨增新仍然我行我素，“独裁如故”，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当然也就不可能在新疆付诸实施了。盛世才投靠蒋介石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直接掌握了新疆地方政权，即使这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未能在新疆得到贯彻和推行。上述历史事实说明，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华民国，虽延续了38年，但并没有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921年7月1日，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就焕然一新了。孙中山没有办到的，中国共产党却办到了。由于领导阶级的改变，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便跃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当然，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就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代替。1927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但在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内，却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又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这些政府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政府，但却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内“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天起，就十分关怀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边疆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指明了方向。自20世纪30年代起，陈云、邓发、陈潭秋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进入新疆，他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推动了新疆抗日反帝事业，宣传和传播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各项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并在财政经济、农业水利、文教卫生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盛世才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了与我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肆监禁和杀害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使新疆处于恐怖的年代，新疆各族人民再一次陷于黑暗痛苦的深渊。接替盛世才统治新疆五年的国民党，并没有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优裕的幸福”生活，他们所蒙受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如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激起天怒人怨，加速了新疆的社会危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4月20日强渡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灭亡之时，它在新疆的统治当然也就走到了尽头。全国的这一新形势，要求新疆和平起义成了全疆人民的共同呼声。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鼓舞下，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挺进西北，解放陕、甘、宁、青四省后，先头部队逼近新疆大门。9月，陶峙岳、包尔汉代表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显著标志，是中华民国历史在大陆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