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钱理群继《追寻生存之根》之后,第二本“我的退思录”,主要汇集了2004年、2005年以及2006年上半年所写的有关思想文化教育的文章和演讲。本书分为四卷,分别题为《心灵净土》、《情系教育》、《脚踏大地》和《搅动灵魂》。这显然是要呈现退休以后最近这两年多作者的精神结构和生命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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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钱理群 |
出版社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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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本书是钱理群继《追寻生存之根》之后,第二本“我的退思录”,主要汇集了2004年、2005年以及2006年上半年所写的有关思想文化教育的文章和演讲。本书分为四卷,分别题为《心灵净土》、《情系教育》、《脚踏大地》和《搅动灵魂》。这显然是要呈现退休以后最近这两年多作者的精神结构和生命存在状态。 内容推荐 本书命名为《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分为四卷,分别题为《心灵净土》、《情系教育》、《脚踏大地》和《搅动灵魂》。这显然是要呈现退休以后最近这两年多的我的精神结构和生命存在状态。——我在即将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里,曾经说过:我的所有文章,“对外部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也许是因为退休,人在边缘,也就有更多的时间与更大的空间,来审视自己,调整与完善自己。 目录 卷一 心灵净土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 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 “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 作为个体的人的巴金 胡风中学时代与鲁迅的相遇 “永远的北大人”的历史聚会 卷二 情系教育 我的教师梦 关于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思考 附:钱理群重回母校,大师级学者到中学开课有无必要 把鲁迅精神扎根在孩子心上 附:北大博导到南师大附中讲课 感谢培育我的老师 我的农村教育的理念和理想 卷三 脚踏大地 “报春晖”的意义 对贵州和西部发展的一些遐想 寻求中国乡村建设与改造之路 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 附:关于构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的讨论 我读《一个人的安顺》 “诗意地在大地上栖居” 怎样培育安顺的“城气”? 我的关于地方院校教育的畅想与空谈 重振现实主义文学雄风 学术研究的创造活力从哪里来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 “用双脚去丈量现实”以后 关于新一代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 附:一个支农学生的梦想与挫折 他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心声 旅加日记 卷四 搅动灵魂 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 一部搅动人的灵魂的戏剧 在这位女性面前我们羞愧难言 说真话:一个沉重的话题 “默默无息”者的“风雨闪电” 附:《雷电赋》原稿收藏经过 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 还能说什么呢? “鲁迅”的“现在价值” 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想象 我不敢写传记的理由 我想象中的鲁迅银幕形象 短评四篇 后记 试读章节 而这样的学术清醒是建立在学术上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上的。这就说到了学术的坚守问题。所谓“学术的坚守”不仅是指顶住政治与商业的压力,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与自由;而且也包含作为一个具有学术独立性的学者对自己的基本的学术立场、观点的坚持这样一层意思。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立场有所调整与发展,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有所修正,同时也会有新的学术思路的产生,这都是正常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表现了学术研究的活力,自我凝固与自我封闭从根底上是与最强调创造性的学术相背离的。其实我们讲学术创新,对学者个人而言,就是对自我既成的学术的一个突破。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但似乎忽视了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健全发展,不但需要创新,还需要保守,即对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学术观点的坚守。所谓“与时俱进”,其实是不能时时“俱”进,而是应该有所进,有所不进的。学术研究是要讲积累与积淀的,就是要把某种经过检验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沉淀下来,保守起来,并且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它是与前面说的创新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一味创新、突破,拒绝保守、积淀,就像狗熊掰苞谷,最后什么也没有剩下,就没有学术了。就学者个人而言,如果没有自己学术的基本立场与学术观点,或者有了却守不住,不断地变来变去,自我学术形象就会变得模糊,最后丧失了自己的学术个性。 而且,这还是一个陷阱,弄不好,就会将学术蜕变为“流氓文化”。这是鲁迅早就警告过的:“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统称为流氓。”只要看看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就不难发现这样的学术流氓的横行。当然,一般学者的盲目趋新而失去自我与学术流氓之间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后者常常与权力相结合,是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与表征。但也不能否认,前者成为风气,就构成了后者的社会基础。 讲到盲目趋新,就不能不说到我们这门学科,因为它年轻,因为它是以“新”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很容易(当然不是必然)陷入“唯新是好”的认识误区,从而形成“骛新”心理的,再加上多年来我们一直将“创新”与“保守”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就使得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有“趋新”的冲动,这恐怕是学术的浮躁之风屡戒而不能改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警惕与认真反省的——当然,我们又不能因此而否认了学术的创新,而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的匮缺,正是当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在反省盲目趋新时,作这样的“但”书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这里常常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处理“创新”与“保守”的关系上,王瑶先生的研究也依然具有典范的意义。王瑶先生无疑是我们学科在八十年代的学术创新的带头人,在前面提到的1985年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就这样精辟地阐述了“创新”对学科发展的意义:“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文学的巨大变革,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变革,这些都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要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有更多的如鲁迅所说的敢于打破传统观念与方法的‘文学闯将”’。因此,他对年青一代的学术创新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即使他从中发现了问题,除及时提醒外,也是竭力地保护其创作的积极性的,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而像我这样的在他身边的学生,更是对此有许多切身的体会。 但人们却忽略了在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几次重要论争中,王瑶先生都是持看似保守的立场与观点的。比如,八十年代初,姚雪垠在给茅盾的信中就提出了“现代文学史应该包括旧体诗、词和包笑天、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的意见。当时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赞同者越来越多,在研究实践上更有许多新的突破。但王瑶先生却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中,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并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不为讨论中占主流的意见所动,显示出某种“保守”的姿态。 八十年代中期又有关于“现代文学史起讫时间”的论争,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几个学生正在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影响很大,在讨论中多数学者也都主张突破“‘五四’起点论”。王瑶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力排众议,亲自写了《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的长文,明确表示:“我是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然应该以‘五四’作为它的起点的”,并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P16-18 后记 这是继2004年1月编定、2005年1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追寻生存之根》之后,第二本“我的退思录”,主要汇集了2004年、2005年以及2006年上半年所写的有关思想文化教育的文章和演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文和演讲,则另编有《钱理群讲学录》一书。有关教育的文章,这几年写得比较多,本书只选了一部分,准备再写一些以后,结集为《教育门外谈之二》。 本书命名为《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分为四卷,分别题为《心灵净土》、《情系教育》、《脚踏大地》和《搅动灵魂》。这显然是要呈现退休以后最近这两年多的我的精神结构和生命存在状态。——我在即将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里,曾经说过:我的所有文章,“对外部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逼视,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也许是因为退休,人在边缘,也就有更多的时间与更大的空间,来审视自己,调整与完善自己。 一、心灵净土 从追寻“生存之根”到追寻“心灵的净土”,这自然有前后的一贯性,但似乎也有一个升华。开始时并不自觉,只是在2004年,有一次突然而至的对自己以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不满和反省,由此而唤起了对前辈不可遏制的思念之情,于是情不自禁地一口气写了六篇追怀王瑶、李何林、贾植芳、林庚,以及鲁迅、胡风、巴金的文章,他们或是我的导师(王、李、贾、林四位先生),或是我的中学学长(巴金和胡风),都是照亮我的人生道路的精神明灯。在献给巴老百年诞辰的文章《作为个体的人的巴金》里,我这样写道—— 巴金老人仍然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像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 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灰尘和油腻蒙蔽了。 面对这位百岁老人,我们为自己的苟且偷生而羞愧难言。或许会因此而重新思考在这混乱的世界里该怎样做“人”,或许我们因此如巴金早年一篇著作的题目所标示的那样,走上“新生”之路。 但愿!但愿如此!! 这是能够反映我写收入“卷一”里的一组文章的心情的:我是如此地神往于前辈的精神境界——“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但我真正感悟“净土”的内涵与意义,却是在2005年7月的“西藏之旅”以后—— 我退休以后,每年都要有一次旅游:2003年有欧洲五国“浪漫之旅”,2004年有加拿大“温馨之旅”(《旅加日记》已收入本书),而这次西藏之行,则是“挑战极限之旅”:在高原上我突发高烧,据老伴说我的脸都发青发紫,真的是“冒险之旅”了。但也就在这次不平凡的旅游中,我的精神获得了一次升华。还是抄录我的几段日记吧—— 真的,西藏对于我,有一种生命的蛊惑。——写到这里,一件潜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突然浮现出来:1948年《中央日报·儿童周刊》上曾经发表过我的一篇作文,那时我正在中央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读书,大概是老师推荐的,却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一开头就说:“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上,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难道正是这九岁时的梦想,驱使我在六十六岁时一定要踏上西藏这块土地?这冥冥之中的呼应,在我的生命历程上,涂上多么神妙的一笔! 但西藏对我的蛊惑又不止于“还梦”。我突然又想起了来西藏的前一天为我的第二本“退思录”所拟的书名:《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心为之一震:西藏不就是这样的“净土”吗?昨天在羊卓雍措湖所发现的纯净透明的蓝色又呈现在眼前。是的,西藏正是我在一直追寻的大自然的净土!是全球污染之后仅存的少数净土!而且我又突然对西藏的“朝圣者”有了理解,并且懂得我受到的震动的原因了:他们正是在寻找和坚守心灵的净土啊!我在布达拉宫,今天又在扎西伦布寺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偶然的。这里有一种宗教精神,是类似宗教的生命体验和生存境界。这或许正是我所要追求的,尽管我仍然坚持我的无神论立场,不愿成为宗教信徒。但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却对我有一种诱惑力。这样,西藏之行,对于我,或许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退休以后,我一直在寻根,于是就有了第一本“退思录”:《追寻生存之根》。现在,“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命题的提出,就多少进入了宗教的境界,西藏之行实际上就成了一次心灵的净化,或许会照亮我晚年的生命历程,是一次生命的提升。 我因此将我的这次西藏之行称为“朝圣者之旅”:“‘净土’必在高处,深处,非有虔诚者的苦心苦力地追寻而不可见。因此,景致被称为‘圣湖’、‘圣泉’、‘神木’,人(旅游者)其实都是‘朝圣者’。我们一路上看见这些朝圣者从千里万里之外,三步一叩首地前往拉萨大昭寺圣地,祈求降福,坚守着心灵的净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自己也是人生道路上的旅行者与朝圣者,我们拜倒在神奇的大自然面前,同时追寻着自己心灵的净土”。 二、情系教育 如果说“心灵净土”是我彼岸的神往,“情系教育”就是我此岸的选择。教育首先是我的本职,是我的生存的立足点,是我能够做的事;而这背后,则隐含着我的大忧虑与大关怀。我在收入本书的一篇文章里说:“中国的问题可以讲出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是中国的人心出了问题,人心的问题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教育的基本问题又出在中、小学教育”,“在我看来,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制约中国长远、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我对中、小学教育的关注和参与,正是基于这样的刻骨铭心的危机感。而在我看来,对教育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关怀;我愿意以建构“立人的教育”作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就是希望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这样的对人的大关怀中。 但这需要从小事情做起。这两年半我主要做了两件事:2004年三四月,在我的母校南师大附中开设了“鲁迅作品选读”课,讲了四十天;2005年上半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讲了一个学期。收入本卷的《把鲁迅精神扎根在孩子心上》即是对讲课情况的一个汇报。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一定反响,重要的是有了实际成果:和南师附中语文教研组合作编写的教材,经审定被认定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这就直接进入了课堂,成为正式课程。我做的第二件事,是2004年下半年参加了北师大学生社团“农民之子”所组织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首届作文比赛的评选工作;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我又转向关注东西部农村教育,参加了贵州、甘肃、福建三地的有关讨论,写了一些文章,收入本书的《我的农村教育的理念和理想》就是初步思考的一个成果。 我要说的是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心灵历程。这里有难言的欢乐:你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你面对的是那样一些“在无奈中仍怀着希望”的孩子;但更有难以言说的痛苦:我说过,外在的排斥、冷落,我都挺得住,难以排解的是内心的寂寞与自省。我甚至说,这是“节节败退”,是“屡败屡战”。我从北大讲台退下来,固然是正常的退休,但在我自己则是出于对北大的极度失望,因此,退休以后我很少去北大,北大也很少请我回去给学生讲什么。于是,我到中学,而且是重点中学去寻找我的教育乌托邦,但我很快就发现“应试教育的铁的逻辑(背后是中国现实生活的铁的逻辑)对学校校长、教师,更是对学生家长,以及学生自身的支配力量,几乎是无可抗拒的,构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密织的网,我所追求的理想教育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更随时有变质、变形的危险”。于是,我又把目光转向农村的小学和初中即义务教育。——当然,这样的转向更是出于自我反省:“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城市的教育,关注那里的人已经不少了。我不应该做‘锦上添花’的事,而应该‘雪中送炭’,把注意力转移到极需关注、而又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农村教育上去。” 但我也明白,这也意味着我可做的事,越来越少:我已经不可能直接到第一线去,而只能依靠年轻人做事,自己则充当“吹鼓手”,打打边鼓。——即使这样的吹鼓手我也要当下去,而且要力争当好,因为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坚守教育,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生命的内在需求。 还是那句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大学生们。在离开北大讲堂以后,我更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讲学,主要是大学,也主要是作学术演讲,前面已经交代,将编成另一本书。人到老年,还能和当代大学生进行此种程度的对话,保持某种精神的联系,尽管很有限,但我仍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幸运。 三、脚踏大地 退休以后,我有一种从高空回到大地的感觉,虽然越来越远离中心,却生活得很踏实。由于很少上网,也自觉地婉拒了各种会议、座谈、沙龙的约请,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了,听不到众声喧哗,显得孤陋寡闻;但我却努力地去倾听关在学院里听不到的声音,底层的声音,边远地区的声音,尽管我实际听到的也很有限:我毕竟仍然是书生,但我在尽力地听,听了还要思考,尽管不过是天马行空地遐想,却也打开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一个新的精神的星空。——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这句话:或许“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就是我为退休后的自己找到的自我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 正是出于这样的选择,这些年我多次去曾经生活了十八年、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的贵州,并尽可能地做一点实事,其实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编写了《贵州读本》,在贵州各地作巡回演讲,推动“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的教育;一是支持我在安顺的新老朋友作地方文化研究和乡村调查,为他们呐喊鼓吹,写了一系列的书评和序言,收入本卷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及附录的“关于构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的讨论”,则集中了对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这一直是我关注的重心。做这些事不仅是为了回报在我人生困难的时候接纳、支持了我的贵州父老乡亲和朋友,更是为了再一次从曾经培育了我的这块土地吸取精神滋养。我因此思考了许多问题,写了不少文章,汇集起来竟有十二篇之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论及的范围极广,从贵州的历史、文化的阐释,到贵州发展与乡村建设的大思路,到地方文化、教育、文学、学术——发展的具体思考,真正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了一大通。 我这么说,并非谦辞,而是有自知之明。一是这些都是越界发言,有许多问题都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谈不上专家之言,谬误、疏空之处在所难免,不过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在随意发表他个人的意见而已。其次这都是理想主义者的书生之见,尽管我自己是严肃认真的,比如我强调贵州的发展,不仅要解决物质贫苦,也要重视精神贫困、权利贫困的问题,强调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农民为主体,要变“为民做主”为“以民为主”,提出“开始要早,步子要慢”的思想等等,但在中国的现实体制下,实际是做不到的,就连我所期待的“我姑妄言之,人们姑妄听之”也难以做到:有谁有耐心听这些痴言痴语?所以我一边说,一边想着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早就说过的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这几年和大学生中的青年志愿者有比较多的交往,而且是自觉、主动的。这倒是可以说一点大话的:我大概是比较早地关注到这个群体,并为之鼓吹的学者之一。我认定,青年志愿者运动有两大重要作用:它是青年们联合起来,在深人中国社会底层的变革实践中,重建价值理想的思想运动;同时它将在新农村建设运动中发挥先锋、桥梁作用,而且他们中间,将产生新一代的乡村建设人才,并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新的挑战。我希望它成为自下而上的中国民问改革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愿意尽力给以支持。而我的介人方式,完全是个体的,我所做的工作,也只是为之鼓吹,并从我的专业出发,为青年志愿者提供某些历史的精神资源。这些年,我一直在做普及鲁迅思想的工作,在向中学生讲鲁迅之后,在现在又尝试将鲁迅思想渗透于青年志愿者的社会变革实践中,这都是我自以为很有意义,又是我能够做的。《关于新一代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新问题,也是青年志愿者自身精神建设中重要问题,这篇文章是我初步思考的成果,以后还准备继续给予关注和思考:这大概也是我能够做的事情。我或许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和“大地”建立某种精神上的联系。 本卷最后一篇《旅加日记》写到了我和大自然的关系,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这是我过去的文章中很少谈及的,却也是“脚踏大地”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搅动灵魂 “搅动灵魂”,是与“心灵净土”相对、而又相辅相成的生命命题。追寻“心灵的净土”是对现实的超越,而“搅动灵魂”则强调正视现实,特别是正视现实中的“淋漓鲜血”和“惨淡人生”。不用说超越现实必须以正视现实的“大关怀”为基础和前提,而正视现实又必须以超越现实的“大悲悯”为支撑。 我在本书的一篇文章中,引述了鲁迅《野草》里的两段话—— 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失掉的好地狱》)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 这篇文章后来被某一《文摘》转载,却删去了第一段引语。 而我经常吟味的,还有《野草》里的另一段——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希望》) 这正是我深感恐惧的:在一片“太平”声中,我的心的“平安”和精神的“苍老”与“苍白”。 于是,我呼唤“搅动灵魂”。 这不仅是生命的呼唤,也是文学和学术的呼唤。 我不否定让人赏心悦目的文学,但我呼唤能够“撄人心”即搅动人的灵魂的文学。 我不否定增人智慧的学术,但我呼唤能够搅动人的灵魂的学术。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一部搅动人的灵魂的戏剧》等五篇“读后感”和《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起鲁迅》、《还能说什么呢?》等文章,所面对的正是沉重的历史与现实。 收入本卷的还有些短文,最后一篇附录的一封信谈到了“我的最后一个研究计划”:“在七八十岁时,通过对儿童文学的研究,实现人生老年与童年的相遇”。这大概又是我的一个浪漫想象,它表明了我在内心深处,对老年和童年共有的生命的纯真状态的向往,正可以和第一卷《心灵净土》相呼应:这样,这本书也就具有了一种结构。 2006年5月14日、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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