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东兰人有事要上衙门打官司，必须先通过团总调解，调解不成再上衙门。一般而言，刑事案如杀人放火之类，必须由县衙处理，而民事案件，如田地纠纷、债务、婚姻诉讼等，则由团总处理。无论团总还是衙门，有理无钱者往往败诉，无理有钱者大多胜诉。这就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谚语流行于世的缘故。
当时东兰势力最大的团总，首推韦龙甫。韦龙甫又名韦有伦，当过县衙征赋差吏和小军阀刘日福手下的连长，时任六哨团总，拥有两三百亩田地，专靠剥削压榨农民生活，是东兰当时最大的地主’恶霸。韦龙甫上巴结官府，下结交土匪，又串通衙门，勾结小军阀刘日福，狼狈为奸，专干罪恶勾当，手下豢养着大批爪牙，承包税捐，包揽诉讼，私设法庭，无事生非，敲诈勒索，谋财害命，窝匪抢劫，强奸民女，霸占民田，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凡是到衙门打官司者，首先得给他送钱送礼，否则，再有理都会败诉。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先被传讯拘留，经拷打审讯勒索后再送进县衙，故农民称他为“二衙门”。更有甚者，当时韦龙甫还借着盘踞在东兰的匪军刘日福势力，与伪县长勾结，以筹措军费之名向县内人民摊派捐款，从中渔利。计征派每人铜钱二千文，还派自治捐，一等户捐九千文，二等户捐六千文，赤贫户捐三千文，凡交不起者，县警团练即上门催交，交不了则抓去坐牢。许多农民被韦龙甫逼租逼债逼捐逼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五十多岁的黄鼎昌，就是因为交不起租，负不起重重的苛捐杂税，而被韦龙甫吊悬在大树下，惨遭毒打，奄奄一息。所以群众一提到‘韦龙甫’三个字，就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当韦拔群领导农民先后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和东兰公民会时，韦龙甫即开始了反扑。他勾结土匪谭云龙派兵分驻东兰各区，试图以势威吓农民运动的新生力量，千方百计地阻挠韦拔群领导下的革命同盟进行宣传活动。而韦拔群则带领大家针锋相对，一方面成立国民自卫军来与团匪抗衡，另一方面号召群众鼓起勇气，站出来揭发韦龙甫的罪行，仅长江、都邑两区控诉揭发他的案件就达500多起，韦拔群派人一一登记起来。听到群众血泪斑斑的控诉和迫切要求公民会伸张正义惩治韦龙甫的强烈呼声，韦拔群认为清算恶贯满盈的豪霸韦龙甫的机会终于成熟，便开始了着手清算准备。他先派西山青年韦立上挑柴进城摸清韦龙甫住宅的情况，然后召集农民自卫军骨干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覃孔贤、黄榜巍、黄书祥、罗周全、韦举相等人开会，制定了抓捕韦龙甫的行动方案。事前，韦拔群派他的交通员黄家仕带信到凤山盘阳圩(当天是圩日)与黄松坚联系。黄松坚阅信后即将事前准备的40把尖刀交黄家仕带回转给韦拔群。韦拔群还派农军骨干黄恒富到板勉屯叫铁匠黄卜廖打了40把形似剑但尖而无刃的剑尺带回，并将这些刀剑分发给了参加清算斗争的农军战士。
一切准备就绪后，1923年6月26日深夜，韦拔群率领武篆农军向东兰县城进发，并命令其他乡屯的农民自卫军当夜向县城进发，抓捕韦龙甫的行动开始了。清晨，100多名农军汇集在县城附近的巴拉村。为防止泄密，韦拔群事先没有将这次行动计划告诉农军战士们。大家在巴拉村吃完早饭后，韦拔群开始宣布：“今天我们是去县城跟韦龙甫清算血债。”大家一听说这次清算斗争韦龙甫，顿时群情激动，斗志昂扬，恨不得马上冲进县城，活捉韦龙甫。韦拔群按事先预定的行动方案进行了部署，他将60人留在郎团听候命令，挑选了40多名身强力壮、武艺出众的先锋队员，每人配备一把尖刀和一把剑尺，由罗周全带队潜进县城。
按照原定计划，韦拔群与陈伯民等人进城后赶往县衙门、县驻军地去与县知事蒙元良、营长罗颂康(又名罗文鉴)交涉，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不要干涉农军的行动。罗周全和韦举相则率先锋队潜进县城后直扑韦龙甫家。原计划是韦拔群交涉成功后先锋队再实施抓捕行动。但先锋队员抵达韦龙甫家时，看见韦龙甫正在让麽公为自己搞所谓“补禄补粮”法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怒火中烧，急不可待的队长罗周全一下头脑发热，未等韦拔群的交涉结果，就擅自带领先锋队员一拥而上冲进了韦龙甫的深宅。韦龙甫发现农军突然闯了进来，于混乱中慌忙躲进了床底，被队员们发现，抓住他的一条腿便拖了出来，只见平日威风凛凛、气势汹汹的韦龙甫脸色铁青，全身发抖，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大家七手八脚地将他绑了起来。贪生怕死的他看到农军来势凶猛，自知凶多吉少，便苦苦哀求农军饶命。农军勒令韦龙甫和家人交出搜刮压榨农民不劳而获的田契和枪支。视钱如命的韦龙甫一听农军索要田契，顿时又耍出一股死猪不怕开水烫、要钱不要命的赖皮相，谎称田契不在宅内。农军战士便开始了搜家。正当大家忙于搜索田契、枪支时，他的小老婆趁人不注意悄悄从后门跑了出去，一口气狂奔到县衙门和驻军营长罗颂康处枉报家中遭劫，又向县知事蒙元良和罗颂康许以2000多元大洋酬劳，死皮赖脸地哀求派兵救援。蒙元良早就对农军心怀不满。1921年夏，他派弟弟带着10多名警兵以抗税为由围攻坡豪区切桑屯。覃孔贤得知后迅速组织覃孔吉和覃致林等10多人持枪前往伏击，打退了警兵。现在见报复机会送上门来，还有大洋入口袋，蒙元良自然催促罗营长快快发兵。见钱眼开的罗营长自然唯利是图，便带着手下士兵扑向了韦龙甫家。面对荷枪实弹的官军，农军先锋队员们毫不畏惧，勇敢地跟官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终因寡不敌众，陈毓金、黄灵机、韦立佑、韦立荣、黄天龙、黄恒举和唐仁等七名先锋队员被俘，韦龙甫得以逃脱，清算斗争失利。
韦拔群得知失利消息后非常着急，当即派人向罗颂康和蒙元良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七名队员，一直交涉到晚上仍无结果。这时有人主张将农军先从郎团撤到巴拉村，然后再设法营救。一向爱兵如子的韦拔群坚决不同意。他苦苦思索着营救对策，终于计上心来。当夜韦拔群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他派人将信送进县城去，交给了县城颇有声誉的街民长老陈恩猜，请他转告县衙，如果县府不放人，明天农军将攻打县城。韦拔群于信中还托陈老转告县民，希望群众关门闭户，不要出门上街，以免误遭伤害。同时，韦拔群即刻组织巴拉村的村民登上县城周围的山坡，以造攻城之势。当天，韦拔群又组织牙苏民带领的长江区农民自卫军赶赴县城后背的虎头山插旗叫喊，做出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攻势。
老红军战士陆秀轩回忆说：
韦拔群把队伍部署在城外，自己贴身带了一支曲尺手枪和一个手榴弹，单枪匹马，直奔县衙门而去。
蒙元良正在床上吹大烟，听见通报说韦拔群先生有要事进见，先是惊讶，随着暗自欢喜，以为拔群一定是来讲赎人的事，他想，先要了银子，随后再逮捕他，这样一举两得，可以向上司邀功领赏了。
会见时，蒙元良口蜜腹剑，讲了许多恭维的话，殷勤招待，他说：
“久闻韦先生大名，只是无缘拜访。韦先生今日到来，有何见教？”
拔群说：“我带弟兄们来清算韦龙甫，这人是土豪劣绅，平日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勒索人民。你是县长，不惩办他为地方除害，倒反为虎作伥，逮捕我几个兄弟，要求你快把我的人放出来。”
“哦，韦先生原来是为这事来的？”蒙元良并不动气，“我不是平白扣人的，韦先生，你是个明白人。这些土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城抢劫韦老爷家，这是犯罪。我为维持地方治安，逮捕他们，这是国法所在，如何是为虎作伥呢？”
“他们不是匪，是善良的农民。你不能颠倒黑白，快把人放出来！并且请你严办韦龙甫，以平民愤。”
蒙元良见拔群站起来，以为他要走开，便说：“好办，好办，请你坐下来。”
拔群严厉地说：“不要多说，请快放人！” “你别生气，我就放……好……”蒙元良嘴里这么说，肚里却另有打算。他一个急转身，抓起桌上铃铛，叮当叮当地摇起来，这是他和县警约好的暗号。拔群还以为是他叫传达来传令放人。忽然看到屋外面来了很多警兵，带着枪支冲进会客室来。他意识到蒙元良阴谋逮捕自己，就抽出曲尺手枪，对准蒙元良的胸膛喝道：“不许动！”十几个警兵看见情势不佳，吓得缩了回去。
“你快命令把我的兄弟送到这里，不然就毙了你！”
“是……是……韦先生！就放，请你饶命！”
片刻工夫，警兵把被捕的同志全数送到县长办公室内，大家见了拔群，又惊又喜，十分高兴地喊：“拔哥，你来了！”
拔群对蒙元良说：“可以饶你的命，但你得送我们出城！”
“韦先生，我保证你们平安出城就是，免我陪送了吧！”蒙元良怕送出城去性命难保，哭丧着脸说。
拔群说：“好汉不杀送行犯，请你放心吧。你送我们出城，保你平安无事，但以后这种事情希望你不再发生！”
说完，便猛抓住蒙元良一只手，走出县衙门口。蒙元良吓得面失人色，抖得更厉害了。过了浪团河，拔群同志才放他回去。但同志们还不同意，说：“叫他把韦龙甫交出来，不然我们就不放他回去。”拔群同志说服了大家，才放走了蒙元良。
而韦龙甫得到罗颂康营救之后，如同惊弓之鸟，赶忙带着家人孩子逃到长乐区波白村的亲戚家里躲藏。韦拔群探知后，立即带领农军去追捕。惊魂未定的韦龙甫吓得胆战心惊，失魂落魄成病。他怕魂飞魄散死去，立即派人去请师公来解邦。从此当地开始流传着《韦龙甫赎魂记》的故事：农军捉拿韦龙甫这件事，吓破了他的胆，以为自己的魂魄被神拉去，赶忙派人去请师公来作法“补粮”、“赎魂”。但是“补”来“赎”去，毫无效果，韦龙甫惶恐不安，时常在梦中会被噩梦吓得大叫起来，虚汗淋淋。家人看他精神失常，便对他说：“苏托地方有个师公，驱魔除邪甚为灵验，不妨请他来解邦试试。”韦龙甫听了，急忙连夜派人把那师公请来。他向师公说明用意后，恳求师公一定要为他赎回失去的魂魄。
P61-63
《韦拔群评传》以史事为经和以论评为纬进行经穿纬插纵横论述的同时，还附有大量的注释引文以及一些插图，使得本书不但具有革命英雄事迹的可读性、感染性和图文并茂的生动性，而且具备了学术研究的信史价值。……《韦拔群评传》所具有的这些特点，皆为前人作品所无，开卷读来显而易见它独具一格的特色。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原主任黄荣
《韦拔群评传》所具有的学术开拓创新价值，同样引人注目，其重点表现在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属史无前例之作。《韦拔群评传》全面反映出黄老一贯重立一家之言、追求开拓创新和讲求贵疑、求真、考证辨析的治学风格，充分体现出黄老的民族思想与治史态度。这些皆具有昭示学术界后起之秀的深远意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梁成业
黄老遗著《韦拔群评传》的推群独步之处在于，它以韦拔群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革命事迹为叙述经线，以韦拔群烈士的革命思想、爱国思想、民族思想、教育思想、人道思想、平等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为论评纬线，经穿纬插地着重对“韦拔群思想”的起源、演变和内涵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证。这为我们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邓小平题词)韦拔群进行历史对话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基础。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陆地
每个时代都会生产领袖，每个民族都会涌现英雄。韦拔群无疑是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代涌现的一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这已得到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的首肯。
叩问历史，何为英雄？历史深处的回声告诉我们：英雄者，即是那些为国家兴亡、民族兴衰和历史进步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他们往往是最早发现真理的光芒，最善于洞察历史转折的契机，最先勇敢地挺身而出起来反抗压迫，最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勇于奉献一切，国家兴亡和民族兴衰忧患意识最强，面对困难和逆境永不退缩的人。他们以拯救天下苍生的世界精神，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超乎寻常的勇敢行为，无私无畏的坚强意志，为人称道的人格品质，为人民谋利益的大智大勇，超凡拔群的光辉业绩，给历史打上了自己推群独步的永恒烙印，用生命谱写出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从而成为时代的骄子、历史的宠儿，永远活跃在历史的巅峰，最终化为激励一个民族不断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评价革命英雄韦拔群说：“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可说深中肯綮地道出了历史的真理。
任何时代都在召唤英雄精神，以聚集推动历史、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动力，完成历史赋予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缺乏英雄的时代只会是死气沉沉的时代；缺乏英雄气概、英雄精神的民族，就会堕落沉沦，人类社会无数的历史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这是历史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历史命题，我们于此无意深入探析，只想列举一个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人类的历史，包括历史中的人物或人物中的历史，大多由世上历史学家所记录、解释、评价和论述，这已成为不刊之论。如何记述历史或评价历史人物，历史学家们的记述论评道法不同，不外乎着重主观，重视客观或主客统一并重，诚为各有千秋。德国伟大诗人海涅曾在《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一文中说：“当今为人乐道的所谓客观性，无非是一个乏味的谎言；描写过去而不添加丝毫我们自己感性认识的色彩，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是的，因为所谓客观的历史学家到底是在向现代发言，他会无意识间自然而然地用自己时代的精神写作。”家父黄现瑶(原名甘锦英)的遗作《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正是用“自己时代的精神进行写作”的产物。尽管家父在这部断断续续花费30余年深入调查、收集资料、笔耕不辍的遗作中对现代壮族历史人物和革命英雄韦拔群的论评难免一些“描写过去”的感情色彩，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曾接受过11年的史学专业学习和“虚己、贵疑、求真”的专门训练，受到过陈垣、钱玄同、和田清、加滕繁等中外史学、国学、汉学大师的悉心指导，因而他在这部遗著中对韦拔群的论述和评价更多呈现出一位历史学家客观真实地“记述历史”和“以史实为据”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以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史家自律性，小心翼翼求证的治史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求真态度贯穿始终，没有为时代偏见所左右，更没有向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习惯成自然的牵强附会风派史观“称臣俯首”，以致“描写过去”的感情文学色彩“黯然失色”，卖已无足轻重。
家父与韦拔群属同一个时代的人，又同为广西壮族人，两者之间没有时代隔阂，不存在对异文化理解的鸿沟，这是他能突破积重难返的“正统史观”而以“时代精神”陆续写出迎合历史潮流的壮族历史英雄侬智高、瓦氏夫人、韦拔群等前辈论著的前提基础，亦为他一生实践“为学贵自辟”的治学风格的集中体现。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家父于书中坦言列宁的这些话语是他撰著本书的指导思想。撰著史无前例的革命烈士评传，打破史学界以往为历史人物书写评传的陈规旧习，显然是家父撰著本书的初衷以及穷积史料抉精指误意欲写成“信史”的动力所在。本书的推陈出新之处，黄荣、梁成业、陆地等前辈在“代序”中多有介评，于此不赘。
在整理家父这部遗作的过程中，一些陈年旧事老是缠绕心头。虽然往事不堪回首，但年少时的动乱年代强加于人的那些刻骨铭心记忆，频来相扰。特别是“文革”浩劫中发生在我们父子三人身上的一件事，更是时涌心头。记得那是1968年的夏季桂林市“8·20大游斗”后，家父作为“反右运动”中的极右分子，自然难逃“文革”浩劫，挂牌游斗、隔离关押在所难免。当时我们双胞兄弟刚满10岁，凭借着壮族，人与生俱来的勇气，几乎每天都伴随着骨瘦如柴、年近七甸的家父。无论他被游街示众押走到哪里，我们都形影不离地跟着去(当时我们就读的学校停课)，为的是尽力保护家父免遭不明真相进城“斗地主”的农民乱棍打死；每当他被隔离在广西师院(今广西师大)历史系接受“审查”时，我们便去送饭送水，以免家父饿病屈死。尽管如此，家父仍没有避免两次遭人暗中毒打，被人一脚踢昏而死里逃生的厄运。1968年9月12日上午，我们正在帮家父提水打扫师院历史系厕所时，突然来了一名红卫兵小将上厕所，他看见家父打扫厕所时有人帮忙，便破口大骂道：“黄大右派，你这老不死，勒令你每天打扫厕所，是成全你好好改造，你叫人来帮你扫厕所，是在抗拒改造，我看还要好好斗斗你。”家父听后平静地回答道：“这是我的双胞儿子，你们骂我是死不悔改的大右派，我担心儿子今后子承父业成为小右派，所以带儿子来一起接受改造。”红卫兵小将听后哑口无言，面带半信半疑的神色扬长而去。家父在师院智斗红卫兵小将的趣事多多，早已被当时师院的“牛鬼蛇神”们传为饭后笑谈，不一而足。事后家父看见我们两眼圆睁，满脸怒气，小拳紧握，便劝解我们道：“不要与这类人一般见识，为这些红卫兵小将们的愚蠢无知行为生气伤体，不值得。来，别管他们，我们接着干。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今日父子三人扫厕所，将来父子三人同写作，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或许是受人生态度一贯乐观的家父影响，我们对一生经历过四个朝代而饱受人世沧桑的家父生涯中所遭受过的那些众多屈辱早已淡忘，但家父当年说过的“将来父子三人同写作”的这句话，则一直激励着我们自强不息。
家父病逝(1982年)数年后，我(甘文杰)即像家父当年一样踏上了留学日本之路，在日本一待就是12年。不久，哥哥甘文豪又赴澳大利亚定居生活(现已成为澳籍华人)。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们一直念念不忘家父生前遗下的数百万字文稿。1999年初，我从日本回国后专门从事整理家父遗稿的工作。为整理家父的这部遗著，我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赴都安、东兰、河池、南丹、天峨、凤山、凌云、巴马、田东等革命老区瞻仰烈士遗迹，采访革命老人，感悟革命英雄的精神。在拔哥事迹、拔哥思想、拔哥人格、拔哥精神的召唤和感染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整理完成家父这部遗著，并将原初稿上、中、下三卷整理成了一卷。这是家父生前的著述成果，之所以在书封面列上我们的名字，一不为职称评定，二不为上报成果，三不为名图利，主要是为了实现家父生前“父子三人同写作”的遗愿。同时，为遵循家父治史一贯重视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在本书中补充了一些家父病逝后问世的新史料，旨在使新旧史料相互融合，以便充实和强化家父遗著的内容和观点，因而列上名字当属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之事。
整理本书稿时，我们发现在家父生前遗下的大量调查、访谈笔录中，依然有一些重要访谈笔录家父未采用于书稿，例如黄荣章口述“韦拔群留俄(留学苏联)记”，叶一茅口述“回忆东兰农运”，张云逸口述“李明瑞参加革命真相”，黄举平口述“第三纵队成立内幕”，韦国英口述“岜暮革命斗争”，潘瑞生口述“韦命周叛变始末”，黄松坚口述“燕洞会议”，黄一平口述“河池整编情况”，覃桂芬口述“二十一师成立过程”，等等。家父于调查访谈笔记中对此所作的注释说明是：“这些访谈笔录的部分重要口述内容与当今问世的一些史料记述过于矛盾和冲突，加上迄今为止我尚未找到旁证材料来核实这些访谈笔记的内容。本着治史不以孤证立言立据立信的原则，我暂时不予采用。”直到我们今天整理这部遗著时，情况依然如家父生前所言，故我们同样暂时未予补入，只待将来时机成熟。
本书稿在广西师大出版社报送广西新闻出版局图书出版管理处审查时，得到区新闻局图书出版管理处组织的有关专家认真仔细周到的审读，他们精细到对一些“用词造句”皆提出了良好的修改参考建议，提出了一些实事求是的中肯处理意见。按照广西师大出版社转来的区新闻局图书出版管理处批复的“处理意见函”，我们又花费数月时间，逐一对书稿中涉及的重要史事进行了全面核实，对个别评述依据不够充分和个别立论稍欠准确的地方进行了重新处理。为此，我们特别感谢区新闻局图书出版管理处和有关专家认真负责审读的工作态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原部长、原区教委主任侯德彭，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陈大克和现任校长梁宏的大力支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同样给予了诸多关心，总编室主任覃丽梅女士多有心血付出，责任编辑罗财勇更是一丝不苟。这一切皆表明广西师大和广西师大出版社领导及编辑对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弘扬革命先烈光辉事迹和英雄精神十分重视，我们于此深表敬意和致以诚挚的谢忱！
韦拔群的学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黄荣，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梁成业，现任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陆地，皆为革命老前辈和家父生前的旧友，他们以充满感情的文笔欣然为本书各作一代序，感动之余，我们亦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甘文杰
2008年4月5日改定于桂林清苑
壮族历史上长期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持续不断的反抗使得壮族富有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它孕育出的杰出历史人物层出不穷，史不绝书。秦汉时代的译吁宋、桀将，唐代的黄乾曜、黄少卿、黄少度、黄昌骧，宋代的侬智高，元代的黄胜许，明代的韦朝威、韦银豹父子、覃万贤，清代的黄鼎凤、李锦贵、吴凌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黄五肥、王和顺、黄明堂，大革命时期的韦拔群等，皆为名见经传、智勇双全、可歌可泣的壮族英雄，尤值得后人大书特书，千古传颂。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中华各族人民终于翻身当家做主。随着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正确评价壮族历史人物始成为可能，我便着手开始了对壮族历史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黄鼎凤、韦拔群等人进行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对侬智高的研究，经过对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在《广西日报》上的《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一文的不断修改补充，成《侬智高》书稿一卷，现已交广西人民出版社审阅(1983年出版)；对瓦氏夫人的研究成果于1963年3月发表在《广西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上；对黄鼎凤的研究成果于1964年初撰成《黄鼎凤反抗清政府之起义》论文一篇；对韦拔群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最初始于1951年。同年8月，我与费孝通教授一道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部分成员前往河池、东兰、凤山、巴马、南丹等县，深入韦拔群的故乡东兰县中和区(现改为武篆区)东里屯慰问和调查，我曾亲访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和弟媳黄美伦等人，笔录了她们口述的一些回忆，由此萌生出撰写韦拔群革命事迹以昭后人的念头。
1953年4月3日，我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2月，又被任命为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有机会与韦拔群生前的亲密战友，曾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副师长黄松坚同志经常见面，不断向他了解韦拔群的革命业绩，笔录他的口述；1954年，我相继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前往北京出席全国一届人大各次会议时，常与第一届全国人大广西代表团领导成员、百色起义时曾任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军长的张云逸同志在一起共商国是，并向他说了欲撰写韦拔群传的构想。张云逸同志对此十分支持，多次对我长谈了他所了解的韦拔群革命事业和生活的片段以及百色起义的大致经过，还热情地赠送给我一些他当时未曾发表过的回忆资料。
此后，我常以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央民委委员的身份奔赴广西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视察和调研，多次到东兰县收集资料。1956年6月，我赴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和人大民委第三次会议时，接受全国人大民委协助筹建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委托，会后返回广西着手组建调查组。在中央民委和广西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同年8月，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成立，由我担任领导，带队前往右江革命老区进行多次调查，收集到大量资料。我将所集资料整理后于1957年3月撰成10余万字的《右江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初稿，油印成书后分送给张云逸、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甘苦、吴西、黄一平、陆秀轩、黄荣、赵世同、何自坚(即何家荣)、韦国英、廖熙英等同志和中央民委、广西民委、河池、百色、东兰等县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反馈回来的信息诸多，尤其是韦拔群的好学生、右江革命领导者之一的黄举平同志，以及龙州起义时曾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司令的何自坚同志阅后得知我计划修改初稿准备今后正式交付出版，特向我提供了一些当时尚未发表的亲笔手书回忆资料。同年7月，我赴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当时广西人大代表团成员集中住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议期间，张云逸同志专门找我谈及他对《右江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初稿的意见时，亲切地说道：“写得很好，所述内容符合事实……”同时建议我“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多谈一些韦拔群所处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背景与现实，解明壮族英雄韦拔群从事革命事业的必然性，让世人加深了解革命成果的来之不易”。此后两天，我又到韦国清处征求他的意见，当时覃应机同志亦在场，他提醒我道：“黄老，有机会向邓小平同志了解一下，他直接领导过韦拔群，曾与韦拔群共事过一段时间。”不料，这次人大会议结束后，接踵而至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无辜迫害，再无心修改补充，便将初稿束之高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方重新整理。1978年7月，我带领助手到龙州、凭祥、宁明、崇左等县调查收集红八军资料。翌年12月，我又带领助手到百色、田阳、田东、巴马等县调查收集百色起义和红七军资料。到百色时住在地委招待所，恰值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乔晓光同志在百色视察工作。他得知我在当地进行调研，专门到招待所来看望我，获悉我正在为撰著韦拔群评传收集资料，嘱我完稿后务必送他一册。
本稿自1951年开始调查收集资料以来，至今已集资料50余本。从1957年完成初稿一卷，再经过不断修改补充，今已成上、中、下三卷，更名为《韦拔群评传》。在重新整理的整个过程中，得到右江众多革命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尤以老友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甘苦、吴西、黄荣等同志关心为多。同时，巴马文化馆干部徐君慧(现任广西大学中文系教授)、东兰文化局干部蒲中泽、百色文化馆干部邓小飞(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社长)等同志还热心地把他们各自收集到的资料、图片和调查抄录笔记寄给我，如《东兰县革命斗争史》及其史迹照片；《西山革命斗争史》、《右江革命斗争大事记》、《右江革命文物陈列方案》、《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三辑等。我的学生、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黄增庆和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干芬代为抄录了不少现存于自治区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有关韦拔群的珍贵史料。他们皆热忱可嘉，起到了较好的助手作用。所有资料，我认为可信便予以采用，倘有错误，由我负责。民国时期曾派兵镇压过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的原广西省主席黄绍弦，新中国成立后与笔者多有交往，多次到笔者家中做客，我同样向他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意在从多方面来论证壮族英雄韦拔群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伟大性。
通过对大量资料的阅读和研究，我认为仅仅从党史的角度论述韦拔群不够全面。我完全赞同张云逸同志生前的良好建议，我始终认为，将韦拔群置于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文明的历史中，以及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桂西地区的社会背景下，以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方能对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予以全面完整地记述和评价。这是因为韦拔群不仅是一位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既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产物、革命的产物，更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水土和那方文化的产物。
现将本稿撰著过程略述于此，借以感谢各位革命老同志多年来的关心与助手们的大力支持。同时，倘若所叙史事能成为信史，是为老朽断断续续对韦拔群烈士革命事迹展开调查研究近30年以及晚年拄着拐杖两次赴左右江革命老区收集资料以完成书稿的最大心愿。为此恳请参加过左右江革命和了解情况的同志阅后不吝赐教，以便得以改正，我将不胜感激。
黄现皤撰于雨夜桂林王城师院南区
《韦拔群评传》以史事为经和以论评为纬进行经穿纬插纵横论述的同时，还附有大量的注释引文以及一些插图，使得本书不但具有革命英雄事迹的可读性、感染性和图文并茂的生动性，而且具备了学术研究的信史价值。加上黄现瑶教授的后人整理本书时，采用了一些涉及韦拔群烈士事迹的新问世史料，使得《韦拔群评传》所用史料新旧掺和，既弥补了部分旧史料完整性的不足，又对黄现瑶教授所述内容和学术观点进行了充实与强化辅助，还避免了《韦拔群评传》借以论评的史事的过时性和局限性，从而充分揭示出弘扬壮族模范共产党员韦拔群的高尚品质和无私精神以及对当今全党全国正在进行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所具有的现实诏示意义。
韦拔群不仅是一位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既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产物、革命的产物，更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水土和那方文化的产物。本书将韦拔群置于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文明的历史中，以及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桂西地区的社会背景下，以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予以全面完整地记述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