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在歌唱》一问世，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小说向西方读者第一次毫不掩饰地展现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描述了贫穷的白人移民艰难的求生历程。而在此之前，非洲大陆在西方人的眼中只是一片蒙昧的黑色大陆，难得有旅游观光者涉足那块土地，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抱有种族偏见的白人作家的片面诠释。

《野草在歌唱》触及了莱辛创作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妇女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地位、种族歧视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书中通过对女主人公玛丽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揭示了殖民统治制度下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剖析了造成玛丽悲惨结局的社会根源。

玛丽是南部非洲土生土长的白人，自幼家境贫困使她本能地渴望摆脱这种与土著黑人相似的生存状况。工作后，她的生活一度有所改善，但在迫于社会压力结婚之后，她绝望地发现自己走回了母亲的老路。黑人雇工摩西的闯入打破了她麻木混沌的生活，使她有了新的生存力量。然而种族歧视的烙印深深地打在南部非洲每一个人的身上，注定了他们所面临的必将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在《野草在歌唱》中，故事是以一桩神秘谋杀案件开始的，作者以非聚焦型视角来进行叙述，描述了看到此报道的白人们，他们“气愤之中又夹杂着一种几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为何得知如此噩耗的人连最起码的阶级同情都没有呢？他们甚至还有得意的心情？这不能不让我带着极大的好奇跟着叙事者走入故事的深处。

第一章 神秘谋杀案

本报特约记者

恩泽西农场主理查德·特纳之妻玛丽·特纳，于昨日清晨被发现受害于住宅阳台上。该宅男仆已被逮捕，对谋杀罪供认不讳，唯谋杀动机尚未侦悉，疑涉谋财害命。

这则报道很简略。全国各地的读者肯定都看到了这篇标题触目惊心的报道，都难免感到有些气愤。气愤之余又夹杂着一种几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某件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盗窃、谋杀或是强奸罪，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

接着人们便把报纸翻过去看别的消息。

但是在“这个地区”里，凡是知道特纳夫妇的人，不论是见过他们面的，或是这些年来一直听到闲言碎语议论他们的，都不急于把这一版翻过去。有许多人必定还会把这则消息剪下来，和一些旧的信件放在一起，或是夹在书页里，要将它作为一种警示或一种告诫保存起来，日后好带着缄默和神秘莫测的表情瞧一瞧这片发黄的纸。人们并不讨论这件谋杀案，这是事情最出奇的地方。当时有三个人本可以把事实详细叙述一番，结果却一言未发；尽管如此，人们好像都有一种第六感，认为已经把该弄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谋杀案根本就没有引起人们的议论。要是有人说：“这事很糟糕。”四周的人们都会显出冷淡而谨慎的神色。然后有人回答：“太糟了！”——话题就此终止。似乎大家都一致默认，特纳家的这个案件不该随随便便地谈开。这是一个农业地区，在这里，一户户的白人家庭彼此相距很远，他们待在各自的农场上，接连几个星期只能看到自己家里人和奴仆们的黑脸；他们难得有机会见面，总是渴望着和同种族的人来往，在见面时高谈阔论一阵，争执一番，七嘴八舌地扯上一会儿，尽情地欢聚几个小时，然后再回到各自的农场上。在平时，这件谋杀案一定会讨论上好几个月；人们有了谈助，一定会兴致勃勃才对。

在一个局外人看来，人们这样默不作声，大概是那个精力旺盛的查理·斯莱特跑遍了地区所有的农场，关照人们不要声张的缘故；但是查理绝不会想到这样做。他所采取的步骤(而且他一个错误也没有犯)显然是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并没有刻意去筹划安排。整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默不作声。这举动就像一群似乎在用精神感应的方式互相交流的鸟儿一样。

远在这件谋杀案使特纳夫妇声名远扬以前，人们谈到他们时，语气总是那样尖刻和随便，好像是在谈什么怪物、歹徒或自作孽的人一样。邻居当中虽然很少有人碰到过特纳夫妇，有些只是隔得远远地见过他们，但是大家都讨厌他们。这对夫妇究竟为何如此惹人讨厌呢？就因为他们“落落寡合”，仅此而已。当地的舞会、宴会或是运动会上从来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这对夫妇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这就是人们的感觉。他们不应当那样与世隔绝，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在每个人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他们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现的？哦，说真的，过着那样的日子，有什么可神气的呢！那小笼子一般的房子，临时住住还说得过去，但决不能作为永久的住所。可不是吗，有些土著黑人的房子也抵得上那种样子(谢天谢地，这种土著黑人并不多)：白人住得这样简陋，当然会给人们留下很坏的印象。

那么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穷苦白人”。于是人言喷啧。那时候还没有很大的贫富悬殊(那时也没有烟草大王)，不过种族的划分当然已经存在。那一小群“南非白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英国人对他们很瞧不起。所谓“穷苦白人”原本指的是南非白人，而决不是英国人。可是把特纳夫妇说成是穷苦白人的那些人，一反传统的说法；自有他们与众不同的见解。其中究竟有何不同？怎样才算穷苦白人？这主要由生活方式所决定，也就是生活水平的问题。特纳夫妇只需要再有一群儿女，就会成为地道的穷苦白人。  虽然这种见解无可置辩，大多数人却依旧不愿意把特纳夫妇看成穷苦白人，否则未免有失体统，因为特纳夫妇毕竟还是英国人。

当地人对待特纳夫妇的态度，原是以南非社会中的首要准则，即所谓“社团精神”为根据的，可是特纳夫妇自己却没有理会这种精神。他们显然没有体会到“社团精神”的必要性；的确，他们之所以遭忌恨，原因正在此。

你越想就越觉得这桩案件离奇。离奇并不在于谋杀案本身，而在于人们对这桩案件的感受，在于人们同情迪克·特纳，却极其怨恨玛丽，好像她是什么令人厌恶的肮脏东西，被人谋杀了正是活该。不过人们并没有问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心里一定在琢磨：那位“特约记者”究竟是谁？这消息一定是当地什么人写的，因为文笔不太像报章体。但究竟是谁呢？那个管理农场的助手马斯顿在谋杀案发生之后，立即就离开了本地。也许是那个警长德纳姆以私人名义写了投到报社，但又不像。还有查理。斯莱特，他对特纳夫妇的情况比谁都熟悉，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天他又在场。你可以说，实际上掌握案情的就是他。他甚至比警长知道得还要早。人们都觉得这样的想法合情合理。P1-3

(一)

10月10日那天，一时心血来潮，就去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多丽丝·莱辛的书回来。因为还有三个多星期就要回上海，想再读读她笔下的南部非洲，再体会一下她文字中的辽阔旷野和灼人热气，再听听非洲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坐在花园里读她1994年出版的自传：原野上的草丛，有入走过时，躲藏在里面的小鸟们会突然飞出，腾空而去，叽叽喳喳唱着；草丛树丛中还常常有小动物，小鹿、小羚羊、野山猫、豪猪、野兔子。家中房前的菜园子，种着各种香草、小蕃茄、豆角和豌豆，都散发出清新的味道。少年的她在原野上漫步，“我慢慢走着，听着鸟叫声，非洲的鸟，特别是鸽子，那种睡意蒙咙的声音，让你做白日梦，让你充满渴望。”

莱辛于1919年出生于现今的伊朗，父母都是英国人，五岁时全家迁往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父亲经营着一个农场，“房子造好了，栖于山坡顶上，房子周围的树丛只被清理了三十米都不到……以后的二十年中，真正的原野，活着的，运作着的，满是动物和鸟类的原野树丛，一直保留在那里，一直到二战期间我父母亲离开，我们的房子对这原野几乎没有影响……家门口有一棵高大的马望加树，浅色的树身上有雷击的伤痕。这是棵藏满了蜜蜂和蜂蜜的古老的大树。”

以前住在约堡时，常常到北方的乡下去过周末，有时靠近博茨瓦纳，有时靠近津巴布韦，那里的景致风物和莱辛所描述的一模一样。现在住在开普敦，离莱辛所描述的原野有上千公里，但我们租的房子里有一棵古老、巨大的鳄梨树，夏秋之交，大风吹起时，要当心硬邦邦的鳄梨掉下来砸在头上。花园的地下住着一只执着的鼹鼠，每天都要在草地上拱起一堆堆的泥土。我的两个孩子最爱把小手伸进鼹鼠的地下通道，感受里面暖湿的空气，探索这地道究竟能走多远，更希望能碰到鼹鼠的尾巴。树丛中虽然没有野猫或豪猪，但是常常有几内亚鸡、野鸭和朱鹭来做客，更不用说小松鼠和各种小鸟。想着回到上海后将不再有这样的乐趣，就情不自禁地开始怀念非洲的空间和大自然。

曾有人说，有一种病毒叫非洲病毒，感染时的症状是对非洲产生无法克制的热爱。许多在非洲生活过的人，都会染上这种病毒。我承认自己是这样，莱辛肯定也是这样。她的文字就是证明。

1964年莱辛在一次采访时说，在她家乡，白人农场主相隔的距离都非常远，互相之间很孤立，空间很大，不像英国那样大家挤在一起，需要互相影响互相谦让互相认同，所以，一些在英国很平常的人，到了南部非洲那样广袤的空间里，能够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个性或怪癖伸展扩张。她说，也许是她的记忆在作怪，但是在南罗得西亚，有更多的丰富多彩的人物；英国则没有，这是住在伦敦的她对非洲的最大怀念。南非也是这样，这里能让人大刀阔斧地做一番事情，这里让人荡气回肠，这里出大英雄，这里时刻有着生与死的较量。从南非看英伦，就觉得北方的那个岛国实在很琐碎，很温和，那里的人在乎的事情，实在都很微不足道。

这样读着她的书，想着非洲、上海、伦敦，不知不觉就到中午，就听到了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

多丽丝·莱辛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女作家，而最初哺育她、给予她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灵感的正是南部非洲那片土地。1924年，在她五岁刚刚记事时，就随全家迁居非洲的南罗得西亚。在父亲经营的大农场里，她经常拉着小弟弟哈里的手，在辽阔无边的草原上漫游，那儿的一草一木和风土人情，对她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培育了她对那片土地和非洲人民的深厚感情。莱辛从小就是一个性格独立、敏于思索的孩子，幼年时曾在女修道院和女子公立学校读过书，可是十三岁时因患眼疾被迫辍学回家，从此便开始顽强地自学成长。莱辛父亲经营的农场常年歉收，全家人的生活一直在艰难贫困中勉力维持。莱辛十六岁时便去电话公司做接线员，以后又做过打字员和秘书。她在晚年的回忆中把自己在非洲的生活经历称为是“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因为这段经历为她提供了一般英国中产阶级姑娘所无法获得的生活体验，也为她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原始的素材。1950年，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一问世，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小说向西方读者第一次毫不掩饰地展现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描述了贫穷的白人移民艰难的求生历程。而在此之前，非洲大陆在西方人的眼中只是一片蒙昧的黑色大陆，难得有旅游观光者涉足那块土地，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抱有种族偏见的白人作家的片面诠释。

《野草在歌唱》触及了莱辛创作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妇女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地位、种族歧视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书中通过对女主人公玛丽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揭示了殖民统治制度下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剖析了造成玛丽悲惨结局的社会根源。

玛丽的童年生活是在贫困中度过的。落后闭塞的乡镇和成天吵闹的父母在她心中投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她从小就从大人那儿接受了仇视“黑种穷鬼”的教育，尽管她和全家人同样在经济拮据中忍受着煎熬。这种现实与理念相悖的教育，使玛丽的心理从幼年时期起就未得到健康的发展。不过，作为一个逐渐长大的女孩，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她都渴望摆脱贫穷和压抑，过幸福自由的日子。当她跨出寄宿学校的大门，终于在一家公司找到职位后，她甚至对单调刻板的工作感到满意，因为她自认为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独立，从此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生活下去。由于幼年时目睹家里的争吵打闹和父亲的邋遢潦倒，她对男性和婚姻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她希望永远过单身自由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十岁，人们的异样目光和恶意议论使她感到惶恐不安，世俗偏见逼迫她终于意识到：必须找一个丈夫。遇到迪克后，她虽然不爱他，却迫切地想立刻结婚，因为她心中隐隐约约地把期望寄托在迪克的农场上，认为那儿一定充满了自然的气息。

可是残酷的现实在她渴求独立遭受失败后，又给了她沉重的一击。迪克虽然本性善良却固执无能，家中一贫如洗，惨淡经营的农场也年年亏损。玛丽用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来改善家中的布置，可是这既改变不了穷困的境况，也摆脱不了精神上的失落感；日复一日，玛丽在破败的房子里打发着沉闷空虚的日子。终于，在极度的痛苦中她决定逃离褊狭的农场回到城里去，这是她向生活所做的唯一一次抗争。可是她原先任职的公司拒绝了她，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也不接纳已婚的女人。在人们眼中，她的社会身份已经从经济独立的白领女子转变为寒伧可怜的乡下女人。于是，她只能心灰意冷地跟随寻她而来的迪克回到农场，回到与她母亲的命运几乎毫无差别的生活中。她在生活中第二次被挫败了，这次打击几乎使她变得麻木，但是迪克却在此时染上疟疾，现状迫使她必须面对面地和农场上的黑人雇工打交道。

她先前接受过中等教育，也受过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甚至在初次听到迪克称黑人佣工为“老畜生”时，还愤愤不平地觉得他没有教养；但是“黑人品性顽劣、不可信任”的种族歧视观念早已牢牢地扎根于她的思想深处，这种观念使她本能地对黑人充满了敌意和戒心。当她手执皮鞭监视黑人干活时，她心里竟然感到十分踏实，当她扬起鞭子对准不驯服的摩西脸上抽下去时，虽然心中掠过一阵恐惧，但最终却体验到征服者的得意。在玛丽身上发生的这种现象，在接受过英国文明教育的青年托尼身上也不难见到。先进的民主平等思想对于他们只是空泛的概念，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中实践，这是他们在殖民制度下的社会中的奴役地位所决定的，但这也铸就了玛丽的悲剧。因为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因素，她完全不能自主个人的命运，只是一个可怜的受命运摆布的弱者，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凌辱欺压黑人的白人雇主。这种人格分裂的状况，使她的内心体验和道德判断一直处于痛苦的矛盾中，每次对黑人滥施淫威后，她总是被更加歇斯底里的绝望所吞没。与此同时，迪克的精神也日益颓唐，在玛丽的眼中，他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穷困潦倒的生活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生存的本能使她乞求一种外来的变更，她想生一个孩子陪伴自己，可这一回是迪克冷酷地用贫困的理由否定了她做母亲的权利。

生命的支撑点眼看就要倾倒，作为一个女人，尽管她身上带有鲜明的种族歧视的烙印，可在潜意识里，她还是渴望着安慰、爱抚和力量。因此，当她忍不住当着摩西的面痛哭失声后，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个黑人对她表示的善意安慰。以后，她又被摩西强健的体格和沉静果断的举止所吸引，而摩西似乎也细心地体察到她的苦闷心境，总是在生活上尽力照顾她。在他们俩关系微妙变化的过程中，玛丽已经在内心对迪克和摩西进行了选择，尽管她自己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选择及其后果。她的思想成天跟随着摩西的踪影，可同时她又对自己的感情觉得恐惧，恐惧中还夹杂着对摩西作为黑人的憎恨。排斥与渴望的力量在她内心剧烈地冲突着，这种冲突实际上是还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与被扭曲的人性之间的抗争。玛丽最终和摩西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时的南部非洲是讳莫如深的，莱辛不仅大胆地触及了这个敏感的问题，而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无法逃脱阶级属性的事实。一方面，玛丽在肉体上和某种感情寄托上需要摩西，但另一方面，她决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和雇佣关系，依旧时常以女主人的身份对摩西吆三喝四。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玛丽和摩西的心中都隐约地感觉到有一个可怕的结果在等待着他们。果然，他们没有逃过种族歧视社会的道德监视。英国来的青年托尼发现了他们的秘密，震惊之下，他觉得玛丽简直是跟野兽发生了关系，虽然他以前对白人统治阶级的某些伪善行为很反感，并且一直为自己具有平等的先进思想而骄傲，但他此刻却愤怒地感到白人的尊严受到了玷污，于是他立即以白人卫道士的面目严厉呵斥摩西滚开。托尼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似乎唤醒了玛丽的白种人意识，她马上站到了托尼的立场上，冷酷无情地叫摩西快滚。事后她又痛悔地哭泣，这种矛盾的两面性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在她终于认识到那个英国青年无法从精神上拯救自己的同时，她也看透了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黎明，她无限留恋地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变幻中，她能感受到无数小动物的生命搏动，可她知道自己面临的只有毁灭。社会制度无疑是造成玛丽悲剧的主要根源，但是她本人的弱点也是不可否认的因素。玛丽·特纳的性格完全不同于莱辛以后塑造的女性形象。玛丽在精神上始终被动地接受环境和命运的摆布，她从未真正理解过自由的本质含义，狭隘的种族意识又妨碍了她对社会与自身的关系做深刻的思考，这一切加速了她走向悲剧的进程。

莱辛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而且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在南非殖民制度统治下，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境况下的白人移民之间，同样存在着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迪克和查理就是这两类人的代表。像无数贫穷的白人移民一样，迪克满怀美好的愿望，期冀在南部非洲创立家业。他老实善良，一心一意地在农场上埋头苦干，可是由于缺乏精明的经营管理和盲目施行不切实际的计划，结果土地只能被查理那种善于巧取豪夺的暴发户所侵吞。贫富白人移民之间的争夺兼并是当时南部非洲的一个残酷现实，莱辛笔锋犀利地揭掉了蒙在白种人关系上的虚伪面纱。查理在强行买下他称之为“同种族兄弟”的土地时，竟然还非常动情地说这是“为了使白人兄弟不致败落到过于悲惨的境地，否则黑鬼们就要自认为和白人没有区别了”。当他看着迪克痛苦地抓起一把泥土不忍放弃农场时，他心中甚至怀疑自己对迪克是否太拖泥带水，违背了自己一贯恪守的生意原则。善良懦弱的迪克被查理的“善行”推到了绝境，而查理及其白人掠夺者们在必要的场合下，依旧不忘表现出“维护白人团结”的面目。他们伪善的外表和贪婪的本性被莱辛冷静的笔触刻画得十分逼真，只有对南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有本质认识的作家，才会有这样准确的描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莱辛在小说中以充满人道的理解和同情，把黑人视作和白人一样具有爱憎感情的人来描写。而在以前一些以非洲为题材的小说中，黑人大多被丑化成懒惰愚昧、听任宰割的可怜虫。摩西的形象在小说中没有被简单地面具化，虽然莱辛没有像描写玛丽那样描写他的心理活动，但是他的言语举止使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完整地看到了一个具有个性的黑人。摩西和玛丽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彼此身份完全对立的场合下，他是出卖劳力的雇工，玛丽则是心肠冷酷的雇主。当摩西无端被玛丽狠抽了一鞭子后，仇恨和轻蔑的目光几乎使玛丽吓破胆。但是后来当他到迪克家帮佣，目睹玛丽在贫困和绝望中度日时，他以宽厚的态度谅解了玛丽平日对他的苛刻，答应她继续留下来帮工。在他感觉到玛丽对他的态度逐渐和缓后，他尽己所能地照料她的生活，甚至从山上采了野花笨拙地插在一起送给玛丽，希望给她一些安慰。这个小小的细节使人看到一个普通黑人的内心也同样具有美好细腻的感情。从他和玛丽不断发展的关系来看，应该说是他的质朴和宽厚首先触动了玛丽内心那点还残留着的良知。摩西对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也没有显出浑浑噩噩俯首认命的奴性。他曾问玛丽：“难道耶稣认为人类互相残杀是正当的吗？”这样尖锐的问题使玛丽听了无言以对。除了纯朴宽厚的一面，摩西的个性中还有血气方刚的另一面，当他看见玛丽残忍地站在那个没有心肝的白人一边，态度坚定地叫他滚开时，屈辱和愤怒在他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使他举刀杀死了玛丽。可是放下刀后，他却站在雨中等待着人们来追捕他，这一举止使人感受到他内心经历着复杂的感情波动。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黑人形象，使读者觉得真实可信。

莱辛一向注重个人对生活的心理体验，并以心理活动描写见长，这一特点在《野草在歌唱》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玛丽在生活变动和感情经历中的每一丝心理变化都被细致入微地记录下来，读者在跟随女主角内心体验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丑恶的殖民制度的认识。此外，用周围景物和环境氛围来烘托人物身心崩溃的状态，是莱辛创作手法的又一特点。玛丽临死前频频出现的雷声与闪电，与她对末日来临的紧张恐惧融合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西方评论家普遍认为，她的这种手法与英国作家乔治·埃略特和D.H.劳伦斯的风格十分相似。莱辛的杰出才华和不知疲倦的追求精神，使她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变换写作题材和表现手法，她的想象力在现实世界和宇宙空间任意驰骋，然而贯穿在她所有作品中最鲜明的特点是她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严肃思考。无论是在人们熟知的《暴力的孩子》、《金色笔记》中，还是在其他数量可观的中长篇小说以及晚年创作的太空科幻小说中，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清晰可见。如今，随着她的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尤其是《金色笔记》——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这位当代杰出的女作家已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