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着门缝看历史》，谈的是明清和民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有官吏、有军阀，也有文人，其中有不少历来存争议多是非的人物，譬如刘伯温、严嵩、张居正、袁崇焕、刘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杨度、王国维、陈独秀、鲁迅、胡适、成仿吾等，世平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寻找他们的屐痕，分析他们的人生，透视他们的灵魂。人远去，足音在。这些人物活动的舞台，正是四百多年来风云起伏、历经沧桑的华夏中国。

  本书以迥异于常人的视角，聚焦四十几位历史上关注极高、争议性颇大的名臣、名将、名人，展示出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另外一面，让读者领悟到超乎寻常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扒着门缝看历史徐世平

读史识人问己心白子超

一

 “不认错”之怪人杨度？

 冯自由之《革命逸史》

 冒名顶替之王士珍

 喜怒不形于色之徐世昌

 张勋“丁巳复辟”之原因

 黄土坟中之冯国璋

 王国维自沉之谜

 胡适的宽容

 “馨庐”故人今何在？

 成仿吾笔伐鲁迅之公案

 周作人之昏浊

 感悟陈寅恪

 喜欢“反动文人”的理由

 谁资助了晚年陈独秀

二

 贰臣甲等之洪承畴

 范文程卖主求荣了吗？

 “师爷”出身之清官王杰

 无错无过之张廷玉

 刘墉何以官居高位

 朱硅教嘉庆做“儿皇帝”？

 急流勇退之曾国藩

 左宗棠拾棺出塞

 张之洞毁誉订正

 野史杂说李莲英

 梁启超笔下之李鸿章

三

 当亲情遭遇政治

 “糊涂”立命之汤和

 徐达忠则子孙福乎？

 刘伯温烧饼歌做人诀

 解缙之死

 方孝孺“骨鲠”之余

 心中自有王阳明

 明朝之烂始于朱棣

 嘉靖不杀海瑞之揣测

 奸臣严嵩两面观

 清算张居正

 万历皇帝何以宽待言路？

 郑成功何以发兵台湾

 功到雄奇即罪名

 千人尽啖袁崇焕

四

 权臣霍光之祸根

 曹操之骂汉献帝

杨度此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自有一笔。不过，以往的历史，提及杨度，当然是没有什么好话的。直到近些年，学术言论的氛围日益宽松，对杨度的评判，可说是多样化了。唐浩明先生就曾著有《杨度》一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杨度的一生。当然，历史人物的评判，向来是以政治需要为基础的。

说来奇怪，我对杨度，一直有好感。这倒不是从历史或者政治角度看问题的，而更多的则是性格的层面。人们都说，杨度是个怪人。说他怪，源于其不可捉摸，反复无常。不过，窃以为，如果有时间去读读有关杨度的史料，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不怪的。准确地说，杨度是一个固执的人。在政治主张面前，他是从来不认错的，比如，竭力帮助袁世凯实现洪宪帝制等。但是，他是一个重诺言的学者智者兼政治家，他的“不认错”，盖因他的不知错，倘若知道错了，他就会作出惊人的选择。

杨度(1875—1931年)，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187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姜畲石塘村，幼年丧父，由曾在湘军任职的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培育成长，清光绪十八年(1892)捐监生，光绪二十年，为顺天府乡试举人。杨度的文学才华，自不必说，袁世凯曾赠其“旷代逸才”的匾额。他的政治主张，几十年间，始终如一。一般而言，学者们都认为，杨度年轻时受教于湖南名宿王闽运先生，其“帝王之术”对杨度影响很大。王闾运先生对杨度这个弟子也是十分欣赏的，他在其(《湘绮楼日记》中亦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此后，杨度又迷上新学，两者相加，使其对“君主立宪”痴迷甚深，在他看来，这是未来中国最好的出路。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杨度亦因梁士诒案而受牵连，无奈之下，跑到日本去了。因为杨度的才学与主张，他在日本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此期间，杨度结识了孙中山。尽管，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但他曾经与孙中山先生相约，有一段话相当知名，“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

杨度积极为君主立宪奔走。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了考察报告。说来可笑，杨度从未去过欧、美，可是他捉刀代笔，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他也因此被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成为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权威人士，也成为后来袁世凯的重要谋臣。1908年，袁世凯被清政府开缺回籍，杨度敢奔走于北京与彰德洹上村之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有人说，这是“烧冷灶”，其实，这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人所特有的坚定的政治诉求。杨度甚至认为，袁世凯就是可以助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天赐之人”。

杨度一直将袁世凯视为其施行政治主张的重要人物。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才可以了解，杨度为什么会成为洪宪帝制的“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为什么他会为后来的张勋复辟而拍手叫好。在他的思想里，中国是需要一个皇帝的，在这个皇帝之下立宪而行西方之法，中国才有希望，至于这个皇帝是谁，反而是不重要的。他曾在《君宪救国论》中说：“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洪宪帝制失败，以及张勋复辟失手，杨度有点走投无路了。他遁入天津租界，甚至信了佛，“披发入山、学佛参禅”。然而，杨度的政治主张却没有改变，他曾经对人说，在此问题上，他是“决不认错”的。据说，袁世凯一命呜呼之时，曾大呼“杨度误我！”为此，杨度写下“挽袁联”，用以自辩：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显而易见，杨度落得全国人民骂名之际，还没有丝毫的认错感。  不过，到了1923年，杨度的思想，有所触动，亦有所改变。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孙中山先生曾说，杨度“能履行政治家诺言”，孙中山还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这段经历，说明杨度正在兑现其在日本与中山先生相约的诺言。作为政治家，他是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P2-5

“扒着门缝看历史”，其实是我的读史札记。

我从小喜欢历史。当年考大学，第一志愿填新闻，第二志愿填历史。

我读历史，喜欢读人而不喜欢论事。其实，历史就是由一大堆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读懂了人，也就读通了历史。

我读历史，是喜欢钻牛角尖的。各色人等，千姿百态。然而，历史人物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生活成长的。因此，古人何以如此？总是有原因的。后人的解读，一般都是“为我所用”的。明白这个理儿，读历史的时候，心里才会释然。否则，你会烦闷而心慌的。

我读历史，向来是带着兴趣读的。时断时续，似乎从来没有什么计划。读历史，常常是想到什么，便去拿了书来看。有时候，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我是经常拿镜子来照自己的。毕竟，现实社会，碰到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在官场。有些问题想不通，便去读历史。因为，有些道理，古人说过几千遍了，都有现成的答案。这些道理，并不因为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有任何的贬值。

我读历史，经常以自己的感觉，去揣摩古人的心态。因此，研究历史的人，千万别将其当成是学术研究。严格地说，这些文章，都是读史的眉批而已。只是，这些眉批太长了。呵呵。在我看来，这些胡乱批出的文字，其严谨的尺度，估计也是有问题的。因此，敬请读者宽容待之。读到逻辑混乱的地方，一笑而已，千万不必当真。

我读历史，其实是“扒着门缝”读的。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从门缝里看人。门缝里的人，往往聚焦，而同旁的什么事物，没有太复杂的联系，可以满足特定的窥视欲。当然，我写这本书，并非刻意把历史人物统统看偏了。不过，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并不是历史学者，研究不深，资料不全，精力有限，因此看出去的人，极有可能是片面的。这种片面性，源于主观性。“扒着门缝看历史”，既是一种阅读状态，也是一种心理过程。既然都是门缝里的人，诸公各位也大可不必苛求什么了。

我读历史写文章，几乎都是急就章。每篇文章，几乎从来没有提纲、中心思想，也没有共通的体例。通常的情况，有想法从心底涌起，便下笔如飞。写完之后，有时候都懒得看第二遍。因此，文章难免有错。比如，我就曾在文章中将人名、地名、时间搞错了。有些还错得离谱。好在我的文章，都是放在自己的博客里的。我有不少网友，他们很喜欢这些文章，同时也是最好的校对。故而，但凡有错，网络的纠错力量是巨大的。互联网不是有“人肉引擎”之说吗？于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认真地改错。这一点，不敢懈怠。

我读历史，特别喜欢名人，尤其是有争议的名人。有争议的入，读起来才有味道。有争议的历史名人，都是同历朝历代执政者的历史观和执政观有关联的。今天说好，明天说不好，自有其政治意图。历史人物，最为可叹的事情，就是莫名地被后人，或捧到天上，或摔到地上。他们常常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工具本没有什么对错。只是用的人，或有错。

我读历史，本是业余爱好。我的职业决定，我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不过，写文章，于别人来说是一种负担，对我而言，则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我做了多年的记者，写东西，小菜耳。我写文章，仅是一种爱好，一种换脑子的方式。至于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也只好随他们说去了。我只想说明，当有些人中午呼呼大睡的时候，我经常在写文章。

我读历史，其真实目的是想充实自己。古人身上，有太多的修身治世之道。读得多了，人就会充实而自信。有时候，写观感，也是一种思想的冲撞与提升。我希望一直读下去。史上人物，可圈可点的人浩如烟海。不过，我只对中国人感兴趣。

这本集子，我主要收集了明清至民国的诸多历史人物评价。这样的安排是有原因的。我最近在读二十五史。我的读法也是特别的：倒着读。先从民国史读起，然后是清史、明史，由近及远。我希望，这样的安排，或许将来还可以写第二本、第三本《扒着门缝看历史》，不至于产生编排方面的困惑。我也想好了，活一天，读一天，也写一天。我只想自娱自乐，故“请勿打扰”。

感谢我的同事赵师谊先生，也感谢九州出版社的郑闯琦先生，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感谢白子超先生，应我的要求，再次替我的书写序。白先生与我同在《新民晚报》共事多年，我视其为兄长。其人耿直，有品行且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