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曾经当过银楼小学徒,出版社校对员,当过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总经理;他曾主持《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他曾策划《万象》杂志和“书趣文丛”;他曾用二十个字概括自己的编辑生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他就是本文作者,自称为书商的前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在这部文字平白、看似东拉西扯的小书中,他记录了一个编辑、出版人“以文会友”办杂志“谈情说爱”当编辑的历历往事,彰显出为他人做嫁衣而不厌苦累更不计名利的高尚风范,他对出版事业的满腔热情,更从中可看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艰难前进步伐。
本书是前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的散文集。在这部文字平白、看似东拉西扯的小书中,他记录了一个编辑、出版人“以文会友”办杂志“谈情说爱”当编辑的历历往事,彰显出为他人做嫁衣而不厌苦累更不计名利的高尚风范,他对出版事业的满腔热情,更从中可看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艰难前进步伐。
从旧资料中学习
在我学习做书的历程中,除了因缘时会,得以在几位名家指导下做事外,受益最多的是当年的出版社有一个大资料室。
那时的资料室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余生巳晚,颇难言其究竟。但是,印象极深的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曾彦修先生来社领导工作,对资料工作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本社职工可以进库任意阅览,资料库完全开架。现在想起来,要是当年没有这条件,我任什么也不可能像今天那样爱书、懂书。
资料室的内容丰富,得力于从事领导此事的金敏之、郑曼诸位的努力,另外,得力于接收了当年韬奋图书馆的藏书。韬奋图书馆是三联书店附设的一个机构,大概一九四九年前在香港就有了。一九四九年后,在北京逐渐充实藏书。当年主持其事的衮衮诸公中必有俄语专家,因为我发现其中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俄文书,例如我读的霭理斯,最初读到的就是那里藏的旧俄译本。另外,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的本版书那里都有,于是就了解了自己单位的出版传统。
当年精力也真旺盛。每天一有空,就往资料室钻,一架一架地依次翻阅,值得注意的,借出来晚上读。于是,三几年下来,整个资料库几乎都翻遍了。大概可以做到,谈起某书,一踅进书库,不用查目,即可找出。以此效率服务首长,想是上乘。
但是,最受用的还是你自己要组稿、报选题。脑子里有了一点主意,在资料室泡它若干小时,主意就充实了、完备了。退休后也试图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来做此事,却不能。因为你见不到实物,难以现场翻阅。等到十来本书陆续查出,借到,至少要花一整天,乃至一周。于是,像我这类惯于“急用先学”的浅学之辈,也许早又改变主意了。开架找书之益,老前辈也称道。如何封先生,他一查书就离不开资料库。例如原来要查Hegel的某句话,忽然从Hegel书中看到提起AriStotle,于是又有兴致去看AriStotle。这一来,就难以脱身了。做书到这火候,可谓神矣!
跑书库实际上是一种书目学训练——做书的人基本训练之一。当然,我们的这种训练与学人不同。我们是浅炙,不是深究。但是,要是没有至少成千个书目存在于胸中,要顺利地编书、贩书怕也难。
我不知道韬奋图书馆的历史。读了那里的许多书,立即想到涵芬楼图书。那里一定内容更丰富。仰慕涵芬楼已久,始终无缘拜谒。但由此想起,为做书的人准备一个尽可能充实的书库,大概是老一辈出版家共有的远见卓识。我们常说要打品牌,要树立什么先进意识,但如果不在每个做书的人心中装进成千本书,怕是难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退休前忽然出现了某种“五十九岁效应”,妄图恢复韬奋图书馆。为这打报告,申请钱,穷忙一场。但终究惫懒,未能如老前辈办事之雷厉风行,勇于创业,终底有成。这不免是一件憾事。
家里还有一些从韬奋图书馆处理出来的三联版旧书,闲时翻读,不胜唏嘘。比起前辈出版家如曾公者,我们差远了。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