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此从来没有被人清楚说过的往事，这是一些注定要被后人重新说起的往事。一件往事就是一个惊天大案就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疑案，悬案谁说曲终人散，铁证如山，昨日的记忆早已风干只要档案还在，尘封的历史也会开口说话。

终究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假象。

《民国疑案》不是一本猎奇的书。恰恰相反，这是一本反猎奇的书。从旧上海首富荣德生的被绑架到起义将领张权的被枪杀，从玉石俱焚的“火烧年初一”到同归于尽的“第一海难”，从香消玉殒的“花界第一谋杀案”到灭绝人性的“‘华美’逆子”，几乎每一故事，每一篇章，虽然都是被人说过了的，写过了的。但问题是，越是耳熟能详，越是容易以讹传讹。也正因为这样，一个“疑”字，也就成为本书的核心所在，关键所在。正本清源是我们所要做的。去伪存真是我们已经做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想做的一切，我们只敢说我们不把谣传当信史，谁也无意简单还原一个罪恶社会的黑暗。更多的揭秘，更多的考证，更多档案的发掘，更多史实的解读，更多亲历者的浮出水面，更多当事人的开口说话，都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今人与后人远离信口开河、望文生义、道听途说、似是而非。

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案

史量才被刺引发的连环命案　

第一海难

张伯驹绑票案始末

将星陨落之地

花界第一谋杀地

寻找失踪者

火烧年初一

上海舞潮案

“华美”逆子

民国明星英茵自杀真相

泰山公寓屋顶艳尸案

1946年4月25日上午9时45分，一辆由上海市高安路210弄20号里驶出的私家车，刚刚拐上沥青路面，就遭到3名持枪男子的拦截。他们先是出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逮捕证，强迫私家车上的人全部下车，然后将其中的一位老人塞进“沪警15044”号黑牌车，由南向西，绝尘而去。

就这样，一起绑票大案鸣锣开场了。此案之所以喧嚣一时，惊动朝野，不仅因为光天化日之下，那些绑匪开着明显隶属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种车辆，拿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俨然就是秉公执法、奉命捉拿“经济汉奸”的警务人员；更是因为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他们竟敢拿顶级富豪的身家性命跟执政当局开玩笑。他们将一二个发财致富的黄粱美梦兑现在了工商界大佬荣德生的身上!

投石问路

荣德生，l875年生，江苏无锡人，原名宗铨，号乐农。l889年到上海钱庄当学徒，后与人合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和振兴纱厂，又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二厂、三厂、四厂、六厂、茂新二厂和申新纱厂等，人称“中国面粉大王”、“中国棉纱大王”。 荣德生的被绑架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哗然。随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的引咎辞职，以及国民党中央要员吴国桢与黄埔一期的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分别取代钱大钧和李后兰，出任上海市市长和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当局明显加大了侦破荣案的力度。

继宣铁吾之后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是俞叔平。俞叔平是法学博士，曾在中央警官学校任教。l946年11月，俞叔平在自己编著的《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中(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l946年11月第一版)，特别说到了荣德生被绑架案。俞叔平说：“荣德生氏自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余被绑架后，音讯杳然，至同月日，匪徒开始与荣氏家族接洽，其间相隔凡达一星期余，然因音讯沉寂，社会人士疑窦严生，群情莫释，视为异迹，于是讹言四起。淞沪警备司令部限期破案，警局方面以职责所在，早已于案发后自动研讨对策，布置警员，觅取线索，分头侦缉。”(注：俞叔平：《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ll月第一版，259页)然而，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亦“曾参与该案审理”的郑重为却说：“军警机关的看家本领，一是监控电话和信件，二是派人秘密打人荣家，追踪侦察。但匪徒棋高一招，巧妙地利用荣家的焦虑心理，避开了当局的天罗地网”，“声东击西，故布疑阵”，“国民党当局连连败北。”(注：郑重为：《特别绑票案》，《上海滩旧闻》，浙江文艺出版11986年12月第一版，125页)

俞叔平在《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中说：“因荣氏家属不愿与军警合作，不得不布置内线，设法介绍干员至荣宅充任保镖，一面派员与保镖取得密切联络，复在荣宅四周，密布侦探，随时协助，并混入荣宅，与荣宅仆役女工为伍，时以小惠对彼等加以利诱，其后荣宅之三轮车夫等，均人其彀，即从事探查荣宅所出入之亲友，将日常往来荣宅者分别认清，加以记录。”

俞叔平说“荣宅家庭甚为复杂”，荣德生“有女六子三，长女夫已故，一女在银行服务，住愚园路某号；二女三女，夫姓及住址均不详；四女夫姓李，业医，住霞飞路；五女夫姓唐，在申新总公司服务，住高恩路某弄九号；六女夫姓张，业银行，住高恩路二一。弄六号；尚有表亲项某一人，住蒲石路某号。长子荣尔仁，次子毅仁，三子伊仁。其所有仆役女佣为二号房中车夫阿林，五十余岁，江北人；三号房中车夫阿喜，三十余岁，江北人；四号房中车夫阿芳，二十一岁，无锡人；太太房中接送到学校之汽车夫阿领，女佣阿宝，二至五号房间各有女佣八名，三至五号房间各有保姆一名，并有西菜厨司一名，中菜厨司三名+，三轮车夫老张一名，门房王如海一人，花匠三人。至往来密切之人，为吴昆生，住绍兴路一七五号，汽车照会一四五八六；陈品三，申新九厂副总厂长，与吴昆生系儿女姻亲；詹荣培，申新二厂厂长，暨总公司营业主任，其中以陈品三往来最密，每晨八时左右及午后五时左右，常在荣宅”；所以，警方只能是分别“派员严密监视上述各家动态”。

警方认为“电话联络，为盗匪用以传递消息、谈判赎票问题之重要工具，故于布置内线之外，另于五月一日起，派员与电信公司商洽，允予特别奖励，始得与电话局做技术上之配合，分班轮流窃听荣宅及荣宅有关亲友或各厂之电话，共计听得有关通话约二十三次”。据窃听记录，5月4 Et，绑匪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34号俄国面包房里与吴昆生住宅通话。绑匪问：“写给你的信收到了吗?”吴昆生说：“收到了。”绑匪说：“你们假如肯花一点钱就可以放出来的。”吴昆生说：“此事须同荣的家属商量后才能决定。”绑匪问：“哪一天听回信?”吴昆生说：“明日下午三四点钟再通话。”

5月5日，绑匪于提篮桥某犹太人所设之咖啡馆内打电话给吴昆生，绑匪问：“昨天的事怎样?”吴昆生说：“我已经向荣家商量过，实在拿不出这许多钱，请你们原谅，再等两天通电话听回音。”p2-5

这不是一本猎奇的书。

恰恰相反，这是一本跟猎奇唱反调的书，尽管这也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

说到学术，第一让人想到的就是梁启超。

191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明白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

一个民族或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第一表现为社会习俗，第二表现为学术思想；学术思想的第一特征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鲜明具有创辟胜解的独到性；第二特征是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严格具有卓尔不群的独立性；第三特征是“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坚定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非功利性。

梁启超将盛清学者的十大学风之一概括为“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并又强调指出：“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那些偏爱以“大话”来说历史、以“纪实”来写历史、以“娱乐至死”来秀历史的名嘴、名笔、名嘉宾们还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正如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那样，或“夸夸其谈的一大篇”，一“无实事求是之意”，二“有哗众取宠之心”，“学而不实，脆而不坚”；或拉着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800页)

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重点研究民国史。笔者在年前见到了杨先生。

谈到学术研究的普世化，杨天石坚持认为：“‘资料不够，想象来凑’的伪纪实，我一不买二不看，因为许多好的题材被糟蹋了。因为那些胡编乱造的东西实在是太可怕了。到底哪些查了档案，作了考证，哪些以讹传讹、自己编的，谁分得清?要是我们都分不清，百年以后，还有谁分得清?!所以，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我就看你加不加注。你不服气，你就给我加注。你说你的说法有根据，有出处，你就给我把注加上去，你就给我说清楚，说清你的说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否则我就不信你的。你越是写得活灵活现、天花乱坠，我越是觉得你靠不住。”

以杨天石的立场看问题，我在我的这一本书里特别重视加注，以求每一重要史实都刨根问底，查有原始出处。我只想老老实实做一点学问。是则是，非则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媚俗，绝不浮躁。绝不为了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知我有、我知我无的虚名，轻易作判断，下结论。《颜氏家训·勉学篇》里的“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藏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我相信，只要人人都从一点一滴做起，人人都来做好基础工作，只说人话，不说神话，不说鬼话，不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昧着良心说黑话，我们就一定能够通过客观的陈述、公允的评价和充分说理的论证，给他人乃至后人廓清历史的谜团，留下一点真正有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就会离历史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近，而不是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