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面对其复杂的环境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时，往往会走向崩溃。而发生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等地的悲剧，也警醒着我们，即便拥有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的当今社会，一旦决策错误，也很可能会堕入灾难性的后果之中。

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崩溃了？有些却成功存活下来？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本书以对失败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为当今的人类社会提供一条生存与发展之道。

2003年，沙尘暴从内蒙古横袭整个中国大陆。

2004年，南亚大海啸夺走22万条人命。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美国新奥尔良引发世界大迁徒……

20××年，地球村大崩溃？

为什么复活节岛人能竖起令人惊叹的巨石人像，却无法避免森林殆尽、物种灭绝的命运？为什么同样是生活在格陵兰岛上，中世纪的维京社会渐渐走向消亡，而当地的因纽特人却延存至今？

今天一些人类社会也因面临类似的问题而生灵涂炭、家园残破，就像卢旺达和海地发生的悲剧；即使那风景如画、人间天堂般的美国蒙大拿州，也早已危险四伏。面对这一切，我们该如何抉择，才能避免走上崩溃之路？

本书为戴蒙德继《枪炮、病菌与钢铁》后的又一巨制，格局宏大、鞭辟入里，多有对文明悲剧的忧患之思，可谓是21世纪全人类的求生之书。

前言 两个农场的故事

第一部分 现代蒙大拿

第一章 蒙大拿苍穹下

第二部分 过去社会

第二章 复活节岛的薄暮

第三章 最后的人类：皮特凯恩岛和汉德森岛

第四章 旧日支配者：阿纳萨兹人和他们的邻居

第五章 马雅文明的崩溃

第六章 维京的前奏与赋格

第七章 格陵兰维京社会的繁荣

第八章 格陵兰维京社会的终曲

第九章 另辟蹊径，开拓成功之路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

第十章 马尔萨斯在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屠杀

第十一章 一座岛屿，两个民族，两种历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

第十二章 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

第十三章 “开采”澳大利亚

第四部分 实践教训

第十四章 为何有些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

第十五章 大企业与生态环境：不同条件，不同结局

第十六章 世界是一片圩田：这对当今的我们有何意义？

补充阅读

斯坦·福柯的故事

我的朋友斯坦·福柯年届七十，是旧金山附近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我问他为什么在蒙大拿州的比特鲁谷又购置了一套房子，他对我讲了这样一段经历。

“我出生在纽约州，后来搬到罗得岛，所以从小对山林一无所知。大学毕业那会儿，二十刚出头，在医院解剖室上了几年夜班，对像我这种从来没接触过死亡的年轻人来说，压力非常大。一位在战争中经历过高度紧张的朋友刚从朝鲜战场回来，他看了我一眼就说：‘斯坦，你看起来压力很大，该减减压，去试试假蝇钓鱼吧！’

“于是我开始用假蝇钓法钓鲈鱼，学习如何绑假蝇，等得心应手以后，每天下班我都去钓鱼。那个朋友说得没错，钓鱼对减压很有帮助。后来，我回到罗得岛读研究生，又进人高压的工作环境。同学告诉我，假蝇不单单可以钓鲈鱼，在麻省附近还能钓鳟鱼。于是，我就开始钓鳟鱼。我的导师很爱吃鱼，所以鼓励我去钓鱼：这是他准许我放下实验室工作溜小差的惟一机会。

“在我50岁时，有段时期，离婚的不顺及其他杂七杂八的琐事使我心力交瘁。在那之前，我一年只去钓3次鱼。很多人在50岁生日的时候会深思如何度过余生，我想到了父亲的一生，他58岁就死了。这个念头让我大吃一惊，如果我活得只能跟父亲一样长，那么在我死之前，只能再去钓24次鱼，这意味着用来做我喜欢事情的时间少得可怜。这一领悟让我开始思考如何在余生多做一些真心喜爱的事情，包括钓鱼。

“当时我正好受邀到蒙大拿西南部的比特鲁谷去评估一个研究实验室。我从来没去过蒙大拿，事实上，我40岁以前甚至没有到过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任何地方。我飞到密苏拉机场，租了辆车，南下至实验室所在的汉密尔顿。密苏拉往南十几英里，公路笔直伸展，平坦的谷地种满庄稼，农田一望无垠，西面是白雪皑皑的比特鲁山，东面的山谷突兀地耸起萨弗莱山。这种前所未见的壮美景观深深征服了我，我的内心不但充满着祥和，而且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到了实验室，我遇上一个以前教过的学生也在那儿工作。他知道我很喜欢假蝇钓鱼，因此建议我来年再来做实验，顺便在比特鲁谷钓有名的鳟鱼。于是第二年夏天，我又回到这个地方打算呆两个礼拜，实际上则过了一个月才走。其后的又一个夏天，我本来打算住一个月，结果呆了一整个夏天。最后，我和妻子干脆在那儿买了房子。从那时起，每年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住在蒙大拿。每次我回到比特鲁谷，一踏上密苏拉以南的笔直公路，最初那种宁静和宏伟的感受又一次充满内心。我又一次地找到了能够审视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角度。比起其他地方，蒙大拿更容易让人有这种感觉。”

蒙大拿与我

蒙大拿美得摄人心魂，不仅对斯坦和我这些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如此，而且对那些像约翰·库克等在美国西部山区长大的人而言，同样为其倾倒。另外像赫许基一家那样的蒙大拿本地人，也都选择了生于斯老于斯。

我与斯坦一样，出生在美国的东北部(波士顿)，15岁前从未踏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直到有年夏天父母带我去比特鲁谷(参见图2)南边的大洞盆地玩了几星期。我父亲是小儿科医生，治疗过一个叫强尼‘埃利尔的农场主的孩子，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蒙大拿的家庭医生把他转到波士顿接受专门治疗。强尼是老弗雷德·赫许基的曾孙。老弗雷德是瑞士移民，在1890年代成为大洞的牧场拓荒者之一。我们去比特鲁谷做客时，老弗雷德的儿子小弗雷德·赫许基已经69岁了，与子女们一同管理着家族牧场。他的两个成年的儿子叫迪克和杰克，两个女儿吉尔(即强尼的母亲)和乔依丝。强尼的病情在我父亲的治疗下大为好转，因此他父母与祖父母邀请我们全家前去做客。

我同斯坦一样，第一眼就迷上此地的风景：平坦宽阔的山谷上绿草青翠如茵，溪流迤逦蜿蜒，四围是突兀耸起的群山，时有白雪点缀。蒙大拿自称为“苍穹之乡”，果然名副其实。在我住过的许多地方中，如果是城市，低空处尽被建筑物所遮挡，如果是山区，像新几内亚和阿尔卑斯山脉地形崎岖、谷面狭窄，只有一线天光可寻；要么如衣阿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平原，虽有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却因为地平线上不见绵延不断的青山怀抱，故少了几分动人姿色。三年后，已是大学生的我趁暑假和妹妹及两个大学朋友去迪克·赫许基家的牧场打工，收割干草。我开割草机，妹妹开捡拾机，我的两个同学负责捆干草堆。

那是1956年的夏天，之后隔了许多年我才得以故地重游。当中的那些个夏天我去了其他一些风景秀美的地方，比如新几内亚和安第斯山脉，但我始终无法忘记蒙大拿和赫许基一家。1998年，我收到比特鲁谷一个叫泰勒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私人非营利机构的邀请，这是带我两个双胞胎儿子去蒙大拿的好机会，他们与我初次造访该地的年纪差不了几岁，我还可以教他们用假蝇钓鳟鱼。他们喜欢上了钓鱼，其中一个现在正在学习成为钓鱼向导。再次回到蒙大拿，与我的牧场老板迪克·赫许基及他的兄弟姐妹重逢，他们都已经七八十岁，仍然全年劳作，就像我45年前看到他们那样。那次重聚后，我与妻子和儿子们每年必去蒙大拿，同我们的朋友一样，我们被那里令人神往的天空深深吸引。

那方天空越来越吸引我。由于多年在别处生活，我来去蒙大拿几次以后，才习惯头顶的苍穹，环绕的群山以及平阔的山谷，才能真正欣赏辽阔，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景观之中，发现自己能融于其中，即便离开，也知道自己必将回来。洛杉矶是个便利的都市，适合我和家人全年在此工作、学习和生活。但蒙大拿的景致则要优美得多，而且正如斯坦所说的，能予人宁静的感觉。在我看来，世界上最美的景色就是从吉尔和约翰·埃利尔家放眼望出去，青草萋萋，大陆分水岭的峰顶白雪皑皑。

P3-6

什么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

近几年来，我对环境保护问题有了较多的关注，也逐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2006年的一件事，给我印象尤为深刻。

那次我和一批北京学者，应邀前往我国西部某省一个著名考古发掘遗址作学术考察及研讨。那个省份以污染严重著称，前往遗址的路上，整个天空晦暗阴沉，空气中烟尘弥漫。虽然我们被当地政府安排入住在市政府的宾馆——那在当地也算豪华的了，但是污染的空气并不会被宾馆高高的围墙所隔断，大家都感到呼吸道相当难受。

我当时就感叹：空气污染面前，真是人人平等啊！你看，哪怕你是身家亿万的老板，或是当地政府的高官，在污染的环境中，你不是也得和当地老百姓一样受害吗？等到考察研讨结束，踏上回京旅途时，几乎所有北京来的学者都患上了咽喉肿痛。大家在车上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北京天天抱怨空气污染，和这里一比，北京真是空气清新呢！

这样一次本来再平常不过的学术旅行，事后细想起来，却竟然与许多重大问题发生了联系——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简直就是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

现在有一个相当有力的说法——“有限地球时代”。其实我们人类从来、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有限地球时代，只是我们直到很晚的时候自己才意识到这一点。

所谓有限地球时代，意思是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平行的说法是：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两个“有限”，在今天早已成为普遍的常识，可是在唯科学主义的信念——相信科学早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之下，这个常识竟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当工厂烟囱中喷出的黑烟被政治诗人歌颂为“黑色的牡丹”时，当及时节制生育的建议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谬论时，这个常识就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念，是对大自然的疯狂征服和榨取。

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地球上的资源，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经被假想为无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层面没有否认其有限性，但这两个极限也被推到了无穷远处——在眼下就可以先当作无限来尽情榨取。

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人类在思想中将上述两个极限推到无穷远处，确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时地球上还有大片的处女地未被开垦，在已经被人类居住的土地上，低下的生产力造成的污染和今天相比也还极为有限。

但是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一旦出现，就显示出惊人的加速度。以人类历史的大时间尺度来看，几乎是转瞬之间，那两个遥远的极限就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所以，1962年，当蕾切尔·卡森用她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来强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极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

《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两年，在药业公司利益集团的诅咒声中，发出“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的卡森自己死于癌症(1964年)。之后6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年)。之后10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年)。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运动。

在中国，最初我们曾经认为，“环境污染”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当然被现实所教育，知道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问题，而且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上述信念。

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贾雷德·戴蒙德的这本《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对于我们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十年前，贾雷德·戴蒙德写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Cr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1997)一书，在那本书里他试图探讨“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如果说他当时的这种意图还有一些唯科学主义色彩的话——尽管他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那么在《崩溃》的结尾部分，他竟然已经明确地宣告：“我们不需要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他的理由是：“虽然新科技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大部分问题，只是需要政治力量来实施已有的解决方案。”

唯科学主义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套用到环保问题上，因为假定了环境污染是科学技术带来的，所以结论当然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环境污染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但是事实上这个说法大谬不然。其谬有两个方面：

一、环境问题不是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解决的。

二、环境污染归根结底也不是科学技术带来的。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全书正文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现代蒙大拿”，基本上只是一个引子，类似中国明清时代小说中的“楔子”。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前言：耶利的问题”基本上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过去社会”，首先考察了历史上几个社会的崩溃，包括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和汉德森岛、阿纳萨兹人、马雅人、维京人。一个基本的结论是：这些社会之所以会崩溃，主要原因就是环境恶化了——主要是当地可利用的资源耗竭了。当时那些社会中自然没有今天的科学技术(否则可以开发利用更多的资源)，也没有全球化(否则可以从别处夺取资源)，和今天的发达国家相比，维持其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太弱，所以早早崩溃了。

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第九章)讨论了新几内亚、日本等成功的案例。这从另一方面支持了前面七章的结论——即“环境恶化导致社会崩溃”。这一结论对于全书的观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三部分“现代社会”，讨论了四个个案：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的对比、中国、澳大利亚。

作为中国读者，很自然首先会对“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这一章发生兴趣。本书原版出版于2005年，所以书中已经包括了中国近几年的情况和数据。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如今是第三世界中全力奔向发达社会的领头羊，具有特殊的代表意义，所以作者的主要论点在本章中得到了充分阐述。

贾雷德·戴蒙德在本章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谈论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有时难免有危言耸听之嫌。不过至少从定性的角度来看，他的下述两个观点都是能够成立的：

第一：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一定是世界性的问题。理由很简单：中国地方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必然影响到全世界。

第二：如果全体中国人民也想过上如今第一世界人民过着的生活——这种生活被贾雷德·戴蒙德称为是“穷奢极欲”的，那恐怕地球就会供养不起。  贾雷德·戴蒙德强调，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数量上由两个数值相乘而得，即：

人口数×人均环境影响

其中后一个值“人均环境影响”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现代化的生活，耗费的资源就越多，造成的环境污染也越厉害，所以“人均环境影响”值就越大。

全体中国人民都要过上如今美国人民所过的生活，地球到底供养得起否，这当然牵涉到数值的具体估计或推算，或许可以讨论商榷，但是作者往后的推论基本上不会有问题：“如果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当前第一世界国家，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地球必定无法承受。”

至于他将中国称为“摇摆不定的巨人”，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着中央集权的传统——既可以因为皇帝的一声令下而嘎然终止郑和的七下西洋，也可以因为政府的强有力政策而广泛推行计划生育(他对这一点的佩服之情溢于言表)。他“一边为中国的种种环境破坏问题忧心忡忡，一边又为政府正在大力施行的环境补救措施而欣喜若狂”，他表示相信：

如果中国政府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置于人口增长问题之上，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魄力和效率来实施环境保护政策，那么中国的将来必定光辉灿烂。

为什么环保问题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呢？这成为本书第四部分“实践教训”中重点论述的问题。

贾雷德·戴蒙德知道：“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国家人民亡叟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当然也不能容忍。那么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这样一来，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发展问题，自然就成为未来最大的政治问题了。

这里必须对我们经常见到或谈论的“污染治理”概念作一个重要的澄清。

不错，曾经乌黑发臭的泰晤士河后来又流水清清游鱼可见了，这经常被说成是“污染治理”的成果，也使得那些主张“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人感到有了信心。但问题是，污染究竟是怎样被“治理”的？如果只是通过产业转移，将污染的工厂从泰晤士河边搬迁到第三世界的某一条河边，以邻为壑，将污染转移到别人那里，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污染还是同样的污染，这算什么“治理”？

不幸的是，第一世界的许多污染都是这样“治理”的。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是，污染从第一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后者为了快速脱贫致富，还往往乐于接受这种转移。因为从表面看，这种转移既引进了外资，又带来了“高新技术”，产品又能外销创汇，似乎很有好处。

在这个问题上，讲论道德也无济于事。资本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本土真正治理污染，或将污染产业转移到乐于接受它们的不发达地区，哪个成本更小，人们就会选择哪个。我们不可能通过讲道德来说服“资本的意志”去选择成本高的那个。

由此我们就不难知道，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抢先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带来的。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残酷博弈，谁手里牌更大，谁出牌更精明，谁就更能趋利避害。事情说到底就是如此而已，这不就成为赤裸裸的政治了吗？

贾雷德·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们能够认识到，即使你们现在还可以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但终究会有无法继续转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然而，依照目前情况，继续冲击环境，更是不可能。”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这实际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极限也很快就要到了。

就像这篇序言开头我提到的那个污染严重的省份，随着空气污染的日益加剧，有害的空气必然要越来越多地飘向四周，并且逐渐到达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那些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产业的第一世界的富人庄园上空。

这就是我那次学术旅行中的故事的象征意义。

虽然贾雷德·戴蒙德给他自己定位为“谨慎的乐观派”，但是他下面这段话还是充满了悲观的气氛：

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江晓原

二OO八年三月九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系

贾雷德·戴蒙德，一位文笔优美的生理学、地理学和进化生物学专家，知道如何向大众读者解释那些难懂的科学术语，本书中他对失败的人类社会的案例研究，无与伦比。

《纽约时报》

《枪炮、病菌与钢铁》从环境地理的角度解释了西方文明成功主导世界的原因，而在《崩溃》中，戴蒙德把目光投向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失败者。本书关注的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平凡的元素：土壤、树木和水，在作者看来，正是某些人类文明对这些元素的误用，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