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编了十九位智者的讲话（少数是文章摘选）。这是一批活跃在上个世纪中国文化舞台的大人物，他们学贯东西，出入佛老，担当着接续中国文化慧命的历史重任。这些讲话是对中国文化的集中解读，虽然从儒家、佛家、道家等不同角度，但它们实质上说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于前一个世纪之交，经历国家危亡、民族动荡，身处“五千年来一大变局”。尽管在当时，他们的声音在全盘西化的大浪潮中显得很微弱，但时值今日，却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回响。

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的是人的价值问题，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人生的价值在人的心里，解决人生价值问题的权利在人自己手中，所以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人生的价值。

文化是滋养心灵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所重的正是人的价值问题，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人生的价值在人的心里，价值的根源在自己生命之内，解决人生价值问题的权利在人自己手中，所以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打破种种困难，来完成人生的价值。这就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人生价值的判断，源于这个“心”。因此，我们进行文化建设，必须深刻理解中国文化，重塑心的文化，这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可以解决整个人类的当务之急！

前言　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

第一讲　中国人的教育

第二讲　“我”有多大

第三讲　“责任心”的问题

第四讲　庄子的入世心法

第五讲　老子说了些什么

第六讲　被割裂的生命

第七讲　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

第八讲　佛学的人生观

第九讲　解一解中国人的谜

第十讲　从中西历史看盛衰兴亡

第十一讲　中国人的佛道思想

第十二讲　人心是怎么回事

第十三讲　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

第十四讲　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第十五讲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第十六讲　心的文化

第十七讲　历史上的孔子

第十八讲　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现实关心问题

第十九讲　当前世界文化问题

何为真正的中国人？我相信诸位一定会同意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典型的中国人——即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中国人——即进步了的或者说是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在我看来，往日那种典型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正趋于消亡。所以，我们应该仔细地看上最后一眼，看看究竟是何物使真正的中国人本质地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且区别于正在形成的新型中国人。

首先，我想诸位感触最深的，一定是在旧式的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借用一个动物学的术语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之为被驯化了的动物。我认为一位最下层的中国人与一个同阶层的欧洲人相比，他身上的动物性(即德国人所说的蛮性)也要少得多。事实上在我看来，用一个词可以把典型的中国人所给你们留下的印象归纳出来，这就是“温良”(gentle)。我所谓的温良，绝不意味着懦弱或是软弱的服从。正如前不久麦嘉温博士所言：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驯良。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即没有任何使诸位感到不快的东西。在真正的中国式的人之中，你能发现一种温和平静、庄重老成的神态，正如你在一块冶炼适度的金属制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尽管真正的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不足都受到了温良之性的消弭和补救。真正的中国人或不免于粗鲁，但不至于粗俗下流；或不免于难看，但不至于丑陋骇人；或不免于粗率鄙陋，但不至于放肆狂妄；或不免于迟钝，但不至于愚蠢可笑；或不免于圆滑乖巧，但不至于邪恶害人。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就其身心品行的缺点和瑕疵而言，真正的中国人没有使你感到厌恶的东西。在中国旧式学校里，你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令你讨厌的人，即使在社会最下层亦然。

我曾提到典型的中国人给诸位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是他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当你分析一下这种温良的特性时，就会发现，这种温良乃是同情与智能(intelligence)这两样东西相结合的产物。我曾把典型的中国人比作已被驯化的动物，那么是什么使得驯化的动物如此不同于野生动物的呢？我们都承认驯化的动物已经具有某些人的属性。但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就在于智能。一个驯化的动物的智能不是一种思考的智能，它不是由推理而来，也不是来源于它的本能——就像狐狸那种狡猾的本能，知道在何处可以找到美味的小鸡。来源于本能的智能不仅狐狸，甚至所有的动物都有。但我们所说的驯化的动物所具有的某些人类的智能，与狐狸或其他任何动物的智能是完全不同的。它既不源于推理，也不生自本能，而是起自人类的同情心和一种依恋之情。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骏马之所以能够明白其英国主人的意图，既不是因为它学过英语语法，也不是因为它对英语有本能的反应，而是因为它热爱并依恋它的主人。这就是我所说的区别于狐狸或其他动物的、人类的智能。人的这种智能使其有别于动物。同样，我认为正是这种同情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难以言表的温良。

我曾听一位外国友人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得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与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成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给诸位展示过的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智能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何以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将冒昧地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说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实际上，正是由于真正的中国人太过注重心灵或情感的生活，以至于可以说他有时是过多地忽视了生活在这个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世界上，人所应该的、甚至是一些必不可少的需要。中国人之所以对缺乏优美和不甚清洁的生活环境毫不在意，其原因正在于此。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当然这是题外话。P8-P11

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

当我们自己改变了，一切似乎都改变了。

——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耶尔

一年前，有编辑约我出一本书，是专门关于阅读的。这件事一直拖着。有两个原因：一是公务繁忙，虽然坚持在博客上写日记，但这种流水账式的东西，整理出书意思不大；二是考虑到以往写的一些关于阅读的文章，早已被收入不同的集子反复出过了，再拿出来改头换面重新出版，有蒙骗读者的嫌疑。

大家知道，我是到处鼓吹“全民阅读”的，为此还与余秋雨教授有过一番公开讨论。余教授说：“与旧时代文人的向往不同，我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我能理解余教授对信息爆炸的今天“灾难性阅读”的忧心，但是若不把“如何阅读与阅读什么”的问题说清楚，是不好贸然下这么大一个结论的。

如果大致将我们身处的世界分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话，余教授的担忧有一定道理，他强调应避免陷入信息海洋和虚拟世界的游乐场，应张开双臂，去拥抱广阔的现实世界，应走出书斋，走向群山和田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是尊重并非常赞成这种传统的。但这里需要仔细分辨的是，现实世界指的不仅是我们外在的物质世界，还有我们丰富的内在世界，我们去考察，去游历，是靠什么去体验，靠什么去创造？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自身内在世界的现实性的话，我们看得再多，走得再远，获得的只是一大堆知识和经验，是很难培养一种理性的洞察力，也很难开启生命的智慧的。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也。我们的“身”在游历，实际上是“心”在体验和创造，而真正的阅读是帮助我们走入这种内在的现实世界。在书本里，我们可以遭遇到最伟大的灵魂，他们指引我们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促使我们觉醒。

有人问智者：“为什么这里除了我，每个人都这么快乐？”“因为他们已学会在每一个地方看到善和美。”智者说道。“为什么我在每一个地方都看不到善和美？”“因为你无法在内在看到的，也无法在外在看到。”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不仅没有浪费生命，它还以一种美丽和快乐的方式创造你自己生命中的经验。

这本书选编了十九位智者的讲话(少数是文章摘选)。这是一批活跃在上个世纪中国文化舞台的大人物，他们学贯东西，出入佛老，担当着接续中国文化慧命的历史重任。他们讲得都比我好，因此，我愿意以这种编书的方式向编辑大人、向读者朋友交差。在这些智者面前，我是心甘情愿执弟子礼的。在断断续续选编这些文章的日子里，我时常法喜充满，在在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慷慨激昂、潇洒飘逸的生命气象。

这十九篇讲话是对中国文化的集中解读，有儒家、佛教、道家等不同角度，但它们实质上说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于前一个世纪之交，经历了国家危亡、民族动荡，身处“五千年来一大变局”。尽管在当时，他们的声音在全盘西化的大浪潮中显得很微弱，但时值今日，却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回响。

今天中国的问题仍然非常复杂：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很低，但在观念上又是高度地迷信科学；经济迅速发展，道德滑坡严重，诚信普遍缺乏；在文化上仍然是强烈的自卑情结和媚外心理；教育基础薄弱，功利主义盛行……“中国往前发展，最需要什么？”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几年前见到德国总理施密特，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施密特反问：“你们建议今天的青年信仰什么？”

文化是滋养心灵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所重的正是人的价值，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人生的价值在人的心里，价值的根源在自己生命之内，解决人生价值问题的权力在自己手中，所以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打破种种困难，来完成人生的价值。这就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人生价值的判断，源于这个“心”。因此，我们进行文化建设，必须深刻理解中国文化，重塑心的文化，这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可以解决整个人类的当务之急！

中国文化，无论儒家、佛家、道家，都是建立在对自我生命认识的基础上的。它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反用于自己的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从而使生命得到改造与解放。所以，中国人的教育都是从唤起人的自觉能力开始的，“在明明德”；然后再觉他，“在亲民”；不达到“至善”的程度不能停止你的进步。我们办“新教育实验”，也要扎根于这个坚实的文化基石。我建议我们的校长、我们的教师从这本书开始，今后要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日常阅读不能只停留在几本教育理论书籍上。

我曾经向“新教育人”推荐过戴维·伯恩斯坦写的《如何改变世界》一书。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大多数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他们是普通的教师，是普通的医生，是普通的律师，是普通的记者，有些甚至是普通的母亲。在美国，一个叫J.B.施莱姆的男人帮助了数以千计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在南非，一个叫维洛尼卡‘霍萨的女人发展出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艾滋病病人护理模式，改变了政府的卫生医疗政策；在巴西，因为法维奥·罗萨的努力，数以十万计的边远农村居民用上了电，并使巴西无树大草原的环境得到保护；在印度，杰鲁·比利莫利亚创建了儿童热线，为千万流浪儿童提供二十四小时救援；还有美国人詹姆斯·格兰特领导和“行销”了一场全球儿童免疫运动，挽救了两千五百万个生命；更有美国人彼尔·德雷顿，创建了一个自愿者基地“阿育王”，资助和支持这些社会企业家以及千余个像他们那样的人，将他们的思想威力撒播到了世界各地。这些社会企业家做的往往是政府和企业相对忽视或者相对失败的领域，他们往往没有权力，没有金钱，但是他们靠自己的理想、热情和坚韧，凭着他们的决心和创造精神，最后感动了那些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从而创造出非凡的成就。

作者引用了作家雨果的一段话：“世上有一种东西比所有的军队都更强大，那就是，恰逢其时的一种理想。”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恰逢其时！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点，全世界都在反思物质文明和实用主义带来的恶果，不同国度的人都在回归一种心的生活。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类的整体意识正面临一种转化与提升。我们要想在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鼓舞，真正寻求我们的根，就必须超越那种封闭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是狭隘的文化主义，我们甚至还应当超越人类本位主义。

有句话说得好：“我一个人无法改变世界，但我能改变一个人的世界。”

改变，从自己开始！

改变，从阅读开始！

当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命的真正价值，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2007年8月15日于姑苏滴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