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用文学样式讲述上海租界历史的书，也是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全书差不多涵盖了上海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图文并茂，可看性强，其中有许多作者多年搜集并珍藏的图片。

本书以历史为坐标，用文学的笔触、文化的视角来写上海，故事精彩，史料充实，颇有新意，读来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

本书是陆其国先生的修订本。早在本世纪之初，其国就在百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八年过去了，这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最近，他同意东方出版中心的建议，重新出版修订本。修订本对部分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尤其是书中的老照片由原来的翻拍改为扫描，十分清晰。但对原来的观点和行文风格，没有更动。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上海租界史读物。

序 

自序

第一章 钟情

第二章 启端

第三章 胜败

第四章 表象

第五章 故伎

第六章 比照

第七章 黑幕

第八章 诞生

第九章 硝烟

第十章 传播

第十一章 颠覆

第十二章 崩坍

第十三章 前景

第十四章 血性

第十五章 屈服

第十六章 还地

重版后记

钟情总是有缘由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乃至对事，这应该是通识。正因为想到这一点，我不由心生诧异，诧异于还在240多年前，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弗里德利奇·毕谷就已郑重建议英国政府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

要知道，当这个叫弗里德利奇·毕谷的西方人充满自信地说出这番话时，他还没有到过上海。一个没有到过上海的异国人，却能一语中的道出上海未来的趋势，这种超凡预见，确实有理由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那么，弗里德利奇·毕谷钟情上海的缘由何在呢？

如果细加考察，我们还是不难找到其中的端倪。比如，弗里德利奇·毕谷曾受公司派遣，负责处理公司在广州港的商业事宜，并另辟新的通商口岸；而且他还先后管理过“奥古斯塔”号和“玛丽公主”号两条船，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到过广州、宁波。在此过程中，弗里德利奇·毕谷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商人。正是通过与这些上海商人的交往，弗里德利奇·毕谷对上海有了一定的认知。

然而，不知是由于弗里德利奇·毕谷所提建议本身有缺陷，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英国政府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弗里德利奇·毕谷提出这一建议后，整整过去了30年，依然缺少憬悟。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英国政府为达到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特派遣卡斯卡特来中国谈判。此番来华，卡斯卡特还怀揣一项政府指令：“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应特别注意……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大约北纬27°～30°之间。”

读到这项英国政府的指令内容，我特地找出世界地图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北纬27°～30°范围内有宁波、舟山，却不包括上海，位于北纬30°北面的上海，没有留住英国执政者的视线。

卡斯卡特后来死于来华途中，中国之行可谓半途而废。又过了6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又派遣特使来华，这个人就是到了中国后，中国皇帝坚决要他行跪见礼才肯接见，而他则坚持不愿，因而引起一番争执的那位马戛尔尼爵士。此人是代表英王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的硕士，也是位外交家。与他同行的公使斯当东，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他曾经还获得过另一所大学的医学硕士学位。关于此番出使，他后来写出了洋洋四五十万言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详尽地描述了此次中华之行的经过。但即使是这次马氏来华，也还是要求增辟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希望得到邻近珠山(即舟山)的小岛屿，或是靠近广州的某处地方，以供英国商人居住。这表明，37年前弗里德利奇·毕谷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进取上海的建议，根本没有激起回响。至此，可以说，弗里德利奇．毕谷对上海的钟情，在时间上，大大领先于英国政府。

但尽管这样，从马氏所提要求中，却透露出了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后要求在他国开口通商、设立租界的思想萌芽。只是这一段时期，英国政府在外交上可谓迭遭败绩——

先是马戛尔尼的要求遭到清政府严词驳斥：“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界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

接着，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再次派遣阿美士德来华谈判，谋求建立与清王朝间的直接政府关系。阿美士德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此行的结果比马戛尔尼还要惨，傲慢的中国皇帝不仅不欢迎他，甚至都懒得见他一面，还要他快点离开北京。

在此，我们已不难看到，英国政府几次三番要求在中国增辟口岸，却没有一次提到上海。

P1-3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是陆其国先生的修订本。早在本世纪之初，其国就在百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八年过去了，这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最近，他同意东方出版中心的建议，重新出版修订本。修订本对部分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尤其是书中的老照片由原来的翻拍改为扫描，十分清晰。但对原来的观点和行文风格，没有更动。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上海租界史读物。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一书，讲了上海租界的诸多故事。近代的上海是中国的一把钥匙。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随之沦为租界。何谓租界？按照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签订的《上海土地章程》，所谓租界，就是由中国地方政府划定一块地皮，租赁给外国人寄居，其地的领土主权、管辖权、行政权、司法权仍属中国所有。但是，在以后由于殖民主义者的豪夺巧取，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块土地竟成为中国政府权力难于鞭及的地方。在这里，外国人设有类似于议会的“外人纳税会”，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有巡捕、军队和监狱，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所以，在以往的书中，一提到租界，都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在租界里的洋人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租界，是“冒险家的乐园”。不言而喻，租界是中国的耻辱。中国人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如何全面地、客观地评价租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上海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成为一门“显学”，有人称之为“上海学”。有关研究上海史的机构日益增多，不仅上海有，香港、台湾有，日本、美国等国家也有。出版的著作，以上海而言，“大部头”的有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这是属于通论性的；通史性的有熊月之主编的十五卷本的《上海通史》；还有大型的工具书，十大册的《上海通志》和三大册的《上海大辞典》等等。至于其他的以上海为题材的图书更是五花八门，不计其数。我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受上海研究中心的委托，与一些朋友主编一本《上海七百年》(2000年又出修订本)和《大上海》、《上海谭》两套丛书。以上所有关于上海史的各类图书，都有相当多的篇幅谈到上海租界。

对上海租界最有研究的应推唐振常先生和熊月之先生。早在80年代中期，熊月之先生就在《文汇报》“学林”专刊发表《略论上海租界的双重性》，文中指出，租界在中国存在将近一个世纪，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诸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客观地指出“租界”有“双重性”。当时，“左”的思想尚存，此文发表后，反响强烈。我作为编辑，接到不少来信来电。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但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地平静了，学术界人士基本认同对“租界”应该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的黑暗面，又要看到它的光明面。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一书，则以独特的视角，另辟蹊径，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了上海租界的种种故事。在这本书中，我们只要看一看书名和目录，就会觉得这是一本很有特色、很有魅力的有关上海租界的读物。其国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学者。作家善于形象思维，注重文采，讲究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学者则注重抽象思维，讲究史实，结构严谨，史论结合。《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既有作家的风格，又有学者的特色。我一向反对所谓“戏说”历史，因为它不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胡编乱造，甚至歪曲、糟蹋历史，误导观众和读者。作家写史要在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不能违背历史背景，不能随意改变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本书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其国读了许多有关上海史的书，注意史实的准确性，几乎做到言必有据。一方面指出租界的出现和存在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明，另一方面，它又在很大程度上渲染着当代的世界文明，带来了许多先进的事物。

我认识其国已经三十多年。他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留下终身腿疾，正规大学向他关门，他选择了电视大学。在“电大”，他孜孜以求，勤奋攻读，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更激发起他的兴趣。80年代末，他从企业调入上海市档案局，担任杂志编辑。他早先的写作以文学作品为主，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和《萌芽》、《电视电影文学》、《上海小说》、《星火》、《雨花》等报刊，经常有他的中篇或短篇。有些作品被转载或得奖。朋友们称他是一颗文学“新星”。后来，他的写作偏重于历史文化题材。在他看来，要写好历史文化题材的作品，就要多读书，勤思考。他从小就对文史产生兴趣，酷爱读书，买书成为他的一种嗜好。他写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常常挑灯夜战；他淡泊名利，烟酒不沾，与书为伴，喜与读书人为友。在他的那间书房里，书橱中、桌椅上，到处都是书。他藏书有上万册，其中有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史料笔记；有旧报刊、地方志书、各种老照片，其中不乏珍本、善本。书，是他写作的养料；书，是他的生命。爱书、藏书、读书、写书，其国以此为乐，乐在其中。其国没有正规大学的文凭，没有高级职称的头衔。其实，正规大学的文凭，高级职称的头衔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要紧的是一个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其国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这几年来，他潜心写作，成果累累，已出版了《风起大漠——敦煌纪事》、《千年不败——中山陵纪事》等长篇历史报告文学，以及历史文化随笔集《老上海迷人风情》等，并在《文汇报》“笔会”、《解放日报》“朝花”、《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了一系列历史文化随笔，创作态度严谨，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与学术价值。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有关上海租界的读物，是上海史研究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因此，我乐于为其作序。

2009年5月中旬于沪西法华镇路“圆明园”书斋

长篇历史报告文学《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初版于2001年5月，由百家出版社出版，转眼已八年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这本书刚出版时，因为作者是作为一名文学写作人书写历史，尤其是书写上海租界百年史，这样的书写此前似乎还未见有过，所以一下子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文汇报》等一些媒体也作了选摘和介绍，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我是应百家出版社约稿，写作这部书稿的。当时正躬逢新千年到来之际．百家出版社希望这本书能赶在2001年到来时推出，这当然也是我的愿望。由于时间紧张，我在这本书的内容取舍，以及书中老照片的选择和制作上，便有点失于仓促，做得不够精致；尤其是在选用老照片时，囿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用的是翻拍手段，而非扫描技术。这样一来，就使书中老照片的效果大打折扣，留下诸多遗憾。

让我深感荣幸和深怀感激的是，拙著《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出版整整八年后，东方出版中心认可它的再版价值，愿意重版这本书的修订本，使我有机会对初版时在书中留下的诸多遗憾，得以作一番清理和弥补。

在重版的修订本中，我除了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外，还对一些重要的史事内容进行了补充。如初版本中，对法租界当局一手酿成的四明公所血案，没有文字叙述，仅有图片说明。而既然是讲述上海租界史事，书中对于四明公所事件的交代，显然不应缺席。再如1927年发生在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策划者和租界帮会分子的联系和勾结，尤其是上海青帮“三大亨”在此事件中的拙劣表演，在初版本中少有着墨，叙事力度显然不够，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遗憾，在此重版修订本中都得到了加强。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在重版修订本中，得以将这些遗憾尽可能减少，无疑是我最大的欣慰。

说起来，我对这本重版修订本做的最大的动作，是将初版本中的所有老照片作了大幅度调换，现在选用的老照片，均采用了扫描技术，比之初版本中的老照片，清晰度明显大为提高。

还应该一说的是，关于书中的观点和行文风格，我不作任何更动，一方面我对书中的一些观点，今天依然持如是观；另一方面，我是较早采用历史报告文学的文体，书写上海租界史事的实践者，所以我愿意让它保持最初问世时的面貌和风格。

说了以上这些，我应该再次向东方出版中心表示我深深的感激之情，尤其是本书责任编辑张大鸣先生。大鸣先生非常敬业，在编辑过程中，任何一个细微问题，甚至是一个词的用法，只要他觉得有可商榷的地方，他都会给我打电话，和我探讨商量。作为同行，他的敬业精神让我感动。

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原《文汇报》“学林”专刊主编、资深编辑、高级记者施宣圆先生热情地为我这本书写序。我认识宣圆先生已有三十多年了。初识宣圆先生时，我才二十四五岁，那时在企业工作，业余拼命写作，但屡战屡败。就在我心灰意冷、面对着一大叠冷冰冰格式化的铅印退稿信，绝望得几乎想从此放弃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文汇报》编辑寄给我的一封手写退稿信。信中有批评，也有肯定，写得很温和，充满鼓励，决无半点敷衍，还热情地邀请我，方便时去报社和他面谈。后来我就去了，就此认识了这位给我写信的编辑，他就是施宣圆先生。是宣圆先生的奖掖和提携，使二十多岁的我终于开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从此坚定了我继续写作的勇气和信心。自那以后，三十多年来，宣圆先生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不断得到他的教益。尤让我感动的是，当他知道我的写作选题后，他一旦在自己的藏书中发现可资我参考和利用的重要而鲜见的史料，就会慷慨赠我，这份情令我深铭不忘。我请宣圆先生为我这本书写序，其实也是以此视作他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希望我在读书和写作上，能走得更远一些，更扎实一些，庶几才不致辜负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们的厚望。

2009年5月10日于河畔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