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著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部传记的合称。三部传记都着重记载了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创造出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毕生精力的故事。

《名人传》创作于20世纪初，在这部传记中，罗曼·罗兰强调自由精神，让世人“呼吸到英雄的气息”。

贝多芬：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最终耳聋的音乐家，一个用痛苦换来欢乐的英雄。这个表面如此狂傲的人，在世时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音乐家最重要的器官损坏了，他不敢表露出来，不敢让人知道他的弱点，只好选择离群索居。然而耳聋时的一次演出几乎毁了他。他没有知音，甚至连朋友也没有。但是，贝多芬接受了现实，承受了上天给予他的痛苦的命运，因此也成为作者心目中的英雄。

米开朗琪罗：忧郁症患者，恨不得把整座山都雕出生命的工作狂，一个享受痛苦、舍弃欢乐的英雄。作者让我们了解到了米开朗琪罗十分矛盾复杂的心理，他有着对自己行为的极端厌弃，因为就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弱者、一个十足的懦夫。心灵的折磨，奴隶般无休止的劳作，使他一生饱受折磨，对他而言，生命就是恐怖的地狱。

托尔斯泰：一个自我折磨也自我折腾的人，离家出走的老翁，一个打破生活的安宁以便安抚良心的英雄。他很早就拥有了财富、荣誉与地位，但他却像一个疯狂的信徒一样，不断地解剖自己，不断地忏悔，以致为了自己的信仰抛弃了家庭，抛弃了世俗的欢乐，最后做了一个离家出走的耄耋老者，客死荒郊。

在这部传记中作者用心描述了三位伟大艺术家对艺术的崇高追求，对生命中苦难的承受，让我们这些普通人看到了这些高大伟岸的身躯后所藏着的一切。他们和我们一样经受着生命的各种洗礼，甚至遭受了超越常人的磨难，但他们依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和文化遗产。无法解脱的痛苦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生命的养料。这正好应验了一句名言：“痛苦是有益的，因为至少痛苦时我们没有作恶。”在痛苦的烈焰中，他们离开人世，自身化为灰烬，同时也被烈焰锤炼，成为贵重的金属。

译序

贝多芬传

序言

贝多芬传

贝多芬的遗嘱

书信集

思想集

米开朗琪罗传

序言

米开朗琪罗传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托尔斯泰传

序言

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而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未带强烈热情的贝多芬。这些爱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毫不搭界。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不懂得激情及其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厌恶；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走过了一生，从未有过因任何脆弱而需要责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就是要受爱情的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这样。他不断痴情地去恋爱，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但幸福一旦破灭，随即便是痛苦的煎熬。必须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寻找贝多芬最丰富灵感的源泉，直到他性格之激昂隐忍于悲苦之中的年岁为止。

一八○一年，他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为《月光奏鸣曲》的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一八。二年)题献给了她。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馨的方式在生活，并且与人接触得也多了……这一变化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残疾之苦，以及使他陷入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艰难之境况。再者，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很痛苦，而且，一八○三年十一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激情摧残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在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时候，这类激情有可能把心灵给毁灭了。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他的一封信使我们了解了这一点，那是他那时写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不能不让人悲从中来。他几近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只是他那不屈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甚至曾一直支撑着我的那崇高的勇气也消失了。噢，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那么久没有听到欢乐那深邃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啊！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垂死的悲鸣；不过，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屈服于挫折。“我的体力随着智力的发展比以往更加的增强……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觉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一直窥见而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我挺不幸的，不得不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睡觉。只要我能从我的病魔中解脱l出来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将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地美妙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颓丧和傲岸的交替、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二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包括仿佛一场雄伟而哀婉的独启戏剧化的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呜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莱尔的词编制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一八。三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反映的是他年少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之力把他那阴郁的思想一扫而光。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无法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在这些作品的好几部中，人们为其进行曲中所表现出的战斗节奏之强烈和紧凑所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尤为明显，但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更加的突出。这种音乐所特有的英雄气概使人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正在抵达维也纳。贝多芬为它所激动。赛弗里德骑士说道：“他在亲朋好友中间主动谈论政局，他用罕见的聪颖、清晰明确的目光评判着。”他所有的同情都倾注于革命思想。他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支持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国举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搞起它来，从而奠定好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如同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鲁塔克思想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因而他接二连三地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第一支真正的革命的乐曲——时代之魂——在其中再现了，巨大的事件在伟大的孤独心灵中显得极其的强烈和纯洁，即使与现实接触也毫不减弱。贝多芬的面容在其中显现着，带着这些战争史诗般的色彩。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他自己并不知晓：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年)中，暴风雨在呼啸；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中，其第一章就与这个序曲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一八○四年)中亦然，俾斯麦说：“假如我经常听它，我会永远英勇顽强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一八。九年)中，甚至技巧的炫耀都是壮烈的，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这又有何惊讶的呢？贝多芬在写关于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更加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即将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仍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贝多芬就是在维也纳也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五年十一月，《菲岱里奥》首演时，是法国军官前往观赏的。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的是巴士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洛布科维兹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他把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他。一八。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军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仇恨起法国的征服者们来，但他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仍没减弱；但凡不能像他一样去感受这种狂热的人将只能对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一知半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摒弃习惯手法，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面前显现。一八○六年五月，他与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订了婚。她早就爱上了他，——自从贝多芬来维也纳的最初的日子里，还是个小姑娘的她(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时起，她就爱上了他。

一八○六年，贝多芬与兄妹俩在匈牙利的马尔车瓦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相爱了。他对那些幸福时日的回忆保存在泰蕾兹·德·布伦威克的一些叙述中。她说道：“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晚餐过后，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是用手平抚了一遍琴键。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的这一习惯。他总是这么弄一下再弹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了几个和音；接着，他缓缓地带着一种神秘的庄重神情，弹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献给我，先悄悄地相传；我俩心灵相通，勿为别人所知。”

“我母亲和教士都已入睡；我哥哥凝神远望；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幸福无比。——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道：“我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何处，不论我在何处驻足。我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满着光明、纯洁、明亮。在这之前，我如同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捡石子，不看路上盛开着的鲜花……那是一八○六年五月，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我成了他的未婚妻。”

在这一年写成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纯净的鲜花，蕴藏着他一生中的这些平静日月的芬芳。人们从中正确无误地发现，贝多芬那时节正在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才华与一般人在前辈们所传下来的形式中所认识和喜爱的东西协调一致。源自爱情的这种同样的调和精神对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着影响。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泽说，他兴趣盎然，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讨厌的人也能容忍；穿着颇为考究；他在迷惑他们，竟致未能察觉他的重听；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近视而已。梅勒当时为他画的一张肖像，也是一副带有一种浪漫的高雅、稍微有点不自然的神态。贝多芬希望诗人喜欢，并且知道自己已博得欢心。狮子在恋爱：它藏起自己的爪子。但是，人们在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温柔之中，仍能感到那可怕的力量，那任性的脾气。那愠怒的俏皮话。p10-13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法国外省一小市镇的公证人的儿子，童年是在外省度过的。一八八一年，全家迁居巴黎。罗兰考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当时是以思想矛盾冲突激烈著称的法国文化中心之一。

少年时代的罗兰以斯宾诺莎和古希腊的所谓“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与他所反对的种种唯心主义潮流相抗衡。

自青年时代起，他便非常喜爱莎士比亚、雨果和歌德等作家的作品，并在许多地方模仿过雨果的创作手法。但在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当他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给其作品在法国广为流传的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写信，向后者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很遵从托尔斯泰对他的劝告。

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选择了音乐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一九一二年前，他一直作为音乐史教师在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任教。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法国第三共和国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社会冲突激烈。罗兰与著名作家左拉、法期士等一样，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他参加了为德雷福斯案件辩护的斗争，他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当然，他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还带有朦胧的浪漫主义幻想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他在瑞士居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呼吁交战各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战争。其文章明显的反战热情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瑞士，他接触了一些俄国侨民，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自一九○七年起，他同高尔基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到大战后期，他对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信心更加强了，在《先声》集中收入的他的一九一六年的文章中，他直接地向交战各国的人民——而不像一开始时那样，只向其知识分子们一呼吁，期望他们能够采取坚决果断的反战行动。

罗兰从苏维埃俄罗斯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它的朋友，不过，他对苏联的国内政策也存有某种戒心。二十年代，他徒劳地试图以甘地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与世界革命的原则相抗衡。三十年代，他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与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高尔基的友好关系在加强，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和维希政权的建立对罗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年迈多病的他在敌占区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_是作一些多年贝多芬研究的收尾工作及写点传记、回忆录等。

罗兰在二战结束前，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逝世，未能活到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那一天，但活到了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日子。《欢迎多列士回国》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出席了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

罗兰是作为剧作家登上文坛的，他的早期作品有悲剧《圣路易》(1897年)，是收入其戏剧集《信仰悲剧》的卷首篇。收入该集的还有《阿埃尔》(1898年)和《时间会到来》(1903年)。但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三八年，他几乎花了毕生的心血在创作《革命戏剧集》。其中包括：《群狼》(1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丹东》(1899年)、《七月十四日》(1901年)等。

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年至1912年)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的篇章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无论是半封建的德国及其小市民的因循守旧习气，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成了罗兰激烈抨击的对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七月十四日》完成之后，罗兰开始写传记体裁作品。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二十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人，而且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最后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

关于中译本的译名，似应题为《三大师传》更为贴切。题为《名人传》有些欠妥。首先，罗兰在将三位大师的传记汇集成一册时，只是称作《英雄传记》，也没有说是《名人传记》。“名人”一词比较泛泛，即所谓“著名人物”的意思。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了名的人”。而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当然是“著名人物”，但他们更是在自己专业方面独树一帜的大师：一位是音乐奇才，一位是雕塑绘画方面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位是文学巨匠。所以题名为《三大师传》更贴切，使读者一看书名即可知晓是三位大师级人物的传记。但鉴于《名人传》已通用，改了反而不利，所以仍用了这个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