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叙了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评述了他们在平常和非常时期最看重的事。这是一本关于道德经验的书，聚焦于个人和团体如何认真处理和对付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危险和意外事故看作是生活环境中的反常现象，或者是某种不可预测的力量侵入到原来大致可预期的世界中。我在本书中提出与此不同的看法：危机和无常是生活本身不可逃避的一面。事实上，就像我们将要从这些故事里看到的，危险和非常状况对故事的主人公们而言生死攸关，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显现了人的本质和意义。我们将从这本书中认识这些普通人，他们亲身经历了这类挑战，却仍然努力尝试有道德地生活。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三十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

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的奉献工作？

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

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师阿瑟·克莱曼、费时数年对这些“苦难经验”细致观察和体验，并以深刻的洞察力提示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温思罗普·科恩

第三章 艾迪·鲍思克特-雷马克

第四章 严仲舒

第五章 查尔斯·肯特沃斯·贾米森

第六章 萨莉·威廉斯

第七章 比尔·伯特/西姆查·阿德勒

第八章 W·H·R·里弗斯

第九章 后记

参考文献题记

致谢

索引

第一章 导言

《道德的重量》记叙了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评述了他们在平常和非常时期最看重的事。这是一本关于道德经验的书，聚焦于个人和团体如何认真处理和对付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危险和意外事故看作是生活环境中的反常现象，或者是某种不可预测的力量侵入到原来大致可预期的世界中。我在本书中提出与此不同的看法：危机和无常是生活本身不可逃避的一面。事实上，就像我们将要从这些故事里看到的，危险和非常状况对故事的主人公们而言生死攸关，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显现了人的本质和意义。我们将从这本书中认识这些普通人，他们亲身经历了这类挑战，却仍然努力尝试有道德地生活。

“道德生活”(moral life)也许是个意思含糊的词组，因为道德可以被用作两种意思。在广义上，道德属于价值范畴。在此意义上，活着或生存无疑是道德的，因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是最宝贵最重要的。那么，人们仅仅维持生存，为自己的生存利益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各人自扫门前雪”，“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在某一地方环境中，像当地的其他人一样，热衷于这些相同的生存活动——所有这些，在此广义的道德定义下，都属于生存的道德经验。

但是，道德的这一含义不是伦理学中好或善的同义词。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每个人都有的道德经验与好或善的标准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坏或恶的。我们想要的或正在追求的价值和利益有时可能是残酷的，违背人道的。不妨想一想那些把少数族裔当替罪羔羊并压迫他们的地方共同体，或者那些支持奴役他人，容忍儿童卖淫，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其他虐待行为的人，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在这一广义道德的定义下，人们的道德经验还可能包括某些对恐怖行为的协从，譬如，平民百姓也会参与灭族大屠杀或种族奴役那样的恶行。这种习以为常的，人人共有的道德经验确实是个浑浊、费神的议题。因为从道德经验者外部来看(或从受害者的角度看)，是大错特错的事，从道德经验者内部看，即从同谋和作恶者方面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根据道德的第一层定义，所谓道德的行为必然是从我们地方立场(local)出发的行为；而我们必须明白，地方立场需要受到伦理的评判(包括来自外部的审视，以及来自内部的细究，挑战原本已被接受的地方价值观)。

从道德的更确切的含义来看，它属于我们判断是非好坏的概念。当我们说要过符合道德的生活，这意味着我们要实践我们的道德承诺和责任。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些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生活，譬如，我们会感到对他人负有责任，并把这种感觉付诸于行动；我们会为解救灾难和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这样做使我们感到自己生活在这社会里是有用的，有意义的。根据道德的第二层定义，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也同意这些行为是合乎道德的。甚至，即使我们得不到其他人的认同，如果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违背了这种自觉做正确和善良的事的内在良知，我们也会感到羞耻。

那些追求有道德地牛活的人也许会意识到，他们所在的基于广义道德定义上的道德环境是错误的。于是，他们或许会站出来批评和抗议，并身体力行正义和正确的事，不管形势显然对他们有多不利，也不顾他们的选择将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后果。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可能动摇或改变整个地方环境。相反，在实际存在的道德经验的包围下，他们发自内在良心的道德行为常常使他们招致麻烦，处境艰难。这就是何以有些人尽管私下里对不道德的政策有保留意见，在公众场合却会随大流附和不道德的政策。之后，当别人因这种不道德的政策而终身蒙受阴影时，又会产生犯罪感，自责自己错误效忠。当然，也有另一种人，他们似乎没有道德感，对其他人的感受无动于衷。我们应当看到，道德生活是与伦理观念紧密相连的，这里伦理观念的意思是，我们要追求超越地方环境的、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

那么，那些处在各种不同的危机和无常情况下，仍坚持有道德地生活的人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吗？他们的故事能帮助我们追求这种伦理观吗？尝试与我们周围的道德环境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真的可行吗？当真的出现束手无策的意外状况时，当危险升级到足以危及某些我们视为至关重要的事时，我们将做何决定？

日常生活常常把人们逼迫到困难和纷乱的境地，在这种境况下，我们微薄的把握生活的能力受到挑战，我们平素最看重的东西，诸如我们的自尊心、至爱亲朋、宗教观念等等，频临危机。离婚、亲人的亡故、遭遇不公、被歧视、事业上的穷途末路、失业、车祸工伤事故、老年病痛、艺术创作失败、被信仰团体抛弃等等，任何一种此类公认的不幸事件足以击破我们对那些视为珍贵的东西的把握，摧毁我们自以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P1-3

过去的几十年，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中国读者能领略到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实证发现和应用实践方面的最新成果，正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这场具有深刻而持续影响力的变革。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们的近期研究，是对当代人类学动向的极好阐释。这套丛书，第一次使得中国的教授、学生和有兴趣的普通读者，能接触到这些研究作品。目前，国际人类学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其关注对象正转向当代的主要社会和地区，如中国、日本、欧洲各国和美国等等。而另一重要趋势，是作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分支的医学人类学，正逐渐占据日益显著的中心地位。这一动向显示，人类学家正在转而研究影响当代各共同体的重点社会问题，并开始表达出努力转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使之能为政策辩议、项目实施和一般传媒所用的意愿。丛书中的部分作品也使我们看到，医学人类学已经成为一方联结社会和人文科学，另一方联结健康和政策科学问的“桥梁”。用跨越不同社会空间的“桥梁”来比喻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间的关系，尤其是新近创立的复旦一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我们相信，包括华琛(James L.Watson)、华如璧(Rubie Wat-son)、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贝斯特(Theodore Bestor)及本人在内的哈佛人类学家，在比较文化和社会研究方面所做的田野实践和理论探索，将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国际化和专业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用中国人习惯的说法，这套丛书将有助于全面矫正人类学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眼中的形象和面貌。它不仅是对哈佛人类学研究的一次展示，更重要的，是向读者推荐一些在人类学界内外已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思想和新看法，如文化亲熟说、地方性的道德世界、社会的疾痛体验、生命文化过程等等。这套书，还展示了都市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以及行政机构的田野考察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将展示人类学方法在精神医学领域，包括像政治性创伤、医学伦理及医学人文等方面的最新应用和研究。我们希望通过齐心协力，能在中国创造出全新的人类学领域，同时，鼓舞中国的同仁们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探索和发现，奉献出激动人心的成果。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及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Arthur Kleinman(凯博文)

2007年10月24日

我用了好多年(太多年了)才完成这本书。最初，我写了几章详细的历史和哲学的内容，意在给本书的生活故事搭建框架，后来我觉得，对我计划写的书来说，这些章节学术性太强，于是放弃了这部分内容。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这几个章加重了琼·吉莱斯皮的最后有生之年的负担，她是我忠心的朋友和多年的助手。对此我感到遗憾，但我永远深深感激与她一起工作的殊荣。

我的现任助手玛丽莲·古德里奇，把整个手稿一字一句地打进电脑，包括多次的修改和编辑。我衷心感谢她熟练的工作，以及热情和反应灵敏的个人风格。我也感谢几位为本书出过力的研究生助手：艾琳·菲茨一亨利、杰西-格雷马，尤其是皮特·本森和克里斯·保罗。

W·H·R·里弗斯这一章的完成，受益于我在英国剑桥圣三一学院的大师小屋(Master’s Lodge)里度过的日子。为此，我要感谢我的同事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他后来成为那个学院的院长，给了我这个机会。剑桥大学图书馆咨询员给了我足够的帮助，使我能在A·C·哈登的收藏文献中，得到与里弗斯的生活和他的知识分子生涯相关的资料。在剑桥，与安妮塔·赫尔(Ani-ta Herle)和马丁·罗思先生的讨论也使我受益匪浅。

我已在一系列讨论会上介绍过导言和后记的最初版本，还有里弗斯这一章。这些研讨会包括：哈佛大学的星期五早晨医学人类学研究讨论会；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的教师学术讨论会；哈佛教师俱乐部的精神分析史晚餐研讨会；还有在阿默斯特学院、迪金森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斯丹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凯斯西储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中心、西奈山医学院、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学院大学和中国香港大学举行的研讨会。我要向广大的与会者致以由衷的感谢，他们的反馈对我形成本书的观点有重要的意义。我应该感谢许多帮助过我的同仁和朋友，他们的名字无法在此一一列出。我从他们每个人的反馈中得到启发，他们的意见和评论对我完成本书都是可贵的。

我已经记不清，对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学者来说，写一本面向广泛的读者的书、阐述复杂的观念、寻找各专业人士间的对话空间，有多么困难。蒂姆·巴特利特、凯特·哈米尔和彼得·吉纳在这方面提供了特别出色的帮助，使我运用清楚而直接的散文形式和易于接受的寓意。

据说，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工作时精神垮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作如此大的努力去弄明白人类环境这团“乱麻”，他回答说，大概是为了看看自己有多少耐力。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对我的耐力的考验。也许，完成这一工程已经超出了我能承受的忍耐力，但我却没有垮下(虽然差点垮下)，这归功于来自我家人的爱和支持。正是为了他们，我献身于真正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