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建都南京之谜、大明帝国定都南京的意义与历史评价；明清500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传统就是从南京开始的……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大明帝国在南京的这段历史很短暂，其影响也就很小。其实不然，要知道明清500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传统就是从南京开始的。在东南大学出版社新出的《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一书中，马渭源以独特的视角讲解了大明帝国在南京的诸多问题。

本书以“奇特”为主题，历述平民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比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出身还要低微，经历还要传奇，他不蹈故常，由南扫北，收拾旧山河，重建大一统；他定都江南，营造中国和世界第一大城；他废置丞相制，把皇权推向极致；他为子孙后世奠基定制用法，留下一座国祚大大长于元、也稍长于清的大明王朝。全书主题新颖，视野开阔，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实是一部迄今分量最厚重、运用独到笔法撰写的朱元璋评传和明初开国史，其在“品明史”和进一步开展朱元璋研究方面具有开先意义和较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第7章 奇特的政治国策(二)

 官僚规制 分权制衡

 地方改制三级与“三司分权”

第一个层面：朱元璋将元朝的地方四级行政制精简为三级行政制

第二个层面：朱元璋将元朝的地方省级“集权”机制改为地方省级“三权分立制”

 给大明“公务员”定规矩

朱元璋为官员们制定了《授职到任须知》的文件

朱元璋给大明帝国的官吏们制定工作责任制度

制定大明帝国官场公宴费用和官员补贴标准

严格规范大明帝国官吏的日常行为，尤其重视对官员嫖娼的处罚

 规范与严控“官场入口”

 制定官场七种回避

官吏亲族回避

官员籍贯回避

官员职务回避

监察回避

科场回避

司法回避

王府官回避

 构筑四道监察“大堤”

建立中央机构的三套权力制衡机制

以六部为重点监察对象的六科给事中独立监察系统

建立地方权力机构的制衡与监察机制

以通政使司为核心的宫廷内外通政渠道

 大明“公务员”既要“考察”又要“考满”

第8章 奇特的政治国策(三)

 严刑重典 惩治贪污

 洪武年间爆发腐败大案的缘由及其案件追踪

明代实行低薪制——一个监察部长死了连口棺材也买不起

大明法规尚处创建当中，有一个熟知、执行到遵守的过程——明初“红楼案”

明初政治与社会局势由乱到治的复杂性及朱元璋生性多疑——空印案

人性的丑陋——贪欲的恶性膨胀——“郭桓案”

 对朱元璋严刑惩治贪污犯的讨论

朱元璋严刑酷法惩治贪腐，创造中国反腐史之巅峰——150年后海瑞主张恢复

朱元璋残忍治贪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朱元璋治贪的目的，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但他的手段却历来不曾使人恭维，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地治贪？

朱元璋的困惑：重典为什么不能根治贪污腐败？

为什么不能根治贪污腐败？

第9章 奇特的政治国策(四)

 灭绝人性 滥杀功臣

 朱元璋为什么要大杀开国元勋？

经济待遇的不平衡导致心理不平衡，最终会引发社会政治潜在的不安定

开国功臣与武夫们确实也有许多不法的行为

克里斯马效应重塑所遇到的问题——1399年前解决

朱元璋法定继承人的赢弱

 早知命运如此，何必当初为朱家卖命

蓝玉奸党案

傅友德杀子案

冯胜私埋兵器案

徐达到底是怎么死的？

第10章 奇特的政治国策(五)

 恐怖政治 特务统治

 确立廷杖制度

皇帝给不听话的大臣“打屁股”——中国特色的君主专制主义“创举”

“打屁股”也有讲究

明代两次最为：壮观”的“打屁股”

 创建特务机构——锦衣卫，开创明代极端皇权——特务统治的先河

不愧为老农民儿子的朱元璋“论”锦衣卫——农民理论的活学活用

令人不寒而栗的锦衣卫

第11章 奇特的经济国策(一)

 别出心裁 解决“三农”

 朱元璋苦心经营大明帝国的农业问题

调整土地关系

减免租税，赈济灾民

实行军士屯田，减轻农民负担

兴修水利，疏通农业命脉

奖励种植经济作物，搞好农民的钱袋子

 朱元璋“爱民如子”般地对待大明帝国的农民

制度上入手确保对农民的轻徭薄赋

开出“四副猛药”，减轻农民负担

构建官府救济通道，采取非常规措施确保农民等弱势群体维护自己的权益

政治上管教官吏爱民，营造关心农民疾苦的氛围

 朱元璋别出心裁地解决大明帝国的农村问题——专制下的“乡村自治”

里甲制度

“老者”“教化”

朱元璋致力的“乡村自治”之双轨制

第12章 奇特的经济国策(二)

 “以良治良” 首创粮长制

 中国历代基层赋役征收的利弊与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的盲点

 朱元璋为什么想到要搞粮长制？

从理想出发，消灭“吏”毒瘤

大户管小户，利官又便民

打击并取缔税粮揽纳户，根绝“空手套白狼”的惰民现象

拉拢农村一般地主，巩固大明帝国对农村统治的基础

 明初粮长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粮长的工作流程

粮长工作范围的扩大与粮长的待遇——没有官服和官府编制的“乡官”

 粮长制的历史影响

粮长制的推行给大明帝国的经济收入带来了最大化

粮长制的实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南方地区的农民(尤其是江南地区人民)的负担。

粮长制的实行是对中国乡村建设的一次有效的尝试

朱元璋的粮长制在政治上客观上进一步混淆了“官”与“吏”的差别，以吏作官，以吏任官，加剧了中国政治文化向着不良的负面方向恶化

 粮长制的异化

第13章 奇特的经济国策(三)

 公平和谐 工商有序

 重建“平和”的、有序的传统工商业

600年前的“农民工”兄弟生存状态好吗？

将工匠的坐班制改为轮班制

祖上种树，子孙乘凉

 构建严控有序的商业秩序

 改革币制，推广“大明通行宝钞”

明初铜钱流通不畅，大明朝一直用“通宝”而没有“元宝”，这是为什么？

没有金银本位的“大明宝钞”

600年前的“教材”循环使用

第14章 奇特的经济国策(四)

 从“开放”走向了“闭关”

 历史遗产与朱元璋在明初设立的四大海外贸易管理机构

 中国传统社会的对外贸易的特征

 大明帝国初期朱元璋实行的对外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到“闭关锁国”

朱元璋缺乏商品经济洞察力与战略眼光，固守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

朱元璋想让大明帝国独享海外贸易之利，屡屡不成，最后干脆关起门来

海上尚有敌对势力的残余在活动，朱元璋害怕内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颠覆政权

海外走私集团化，对明帝国构成潜在危险

第15章 奇特的法制国策(一)

 专制法制 严刑重典

 大明帝国的法制建设：《律令》、《大明律》与《大诰》的诞生

吴元年12月制定完成《律令》——《大明律》的草稿

《律令直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普法教育的“教材”

《大明律》——一部用了近300年的法典，实际使用将近600年

《大诰》“系列”——凌驾于《大明律》之上的皇帝钦定“案例法”

学习皇帝“语录”的高潮——全国性的普法运动

 大明法制建设中贯彻的一个中心宗旨——强化君主专制主义

曾经的造反者加重和扩大对造反者——谋反、谋大逆的处罚及株连范围

增设“奸党”罪，严惩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结

确立皇帝录囚制、请奏上裁制和厂卫“听记”制

以严刑纠治思想言论

第16章 奇特的法制国策(二)

 “司法公正” 礼法结合

 司法制度救济务求司法公正

分级申诉制

直诉制：登闻鼓和邀车驾讼——小女子有冤要诉

中央司法“三权分立”

建立和完善会审制度

 礼法结合 执法原情

法定刑与法外刑相结合——重刑主义倾向

礼法结合

推行教化与法治相结合——宽严相济

第17章 奇特的军事国策

 创建卫所 军权制约

 创建卫所新军制

 确立军权制约机制

第18章 奇特的人才国策(一)

 一头雾水 文字大狱

 “文字狱”怪胎的传统与历史“走势”

 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屡兴文字狱？

树立绝对权威，加强专制皇权

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素养差，就怕别人挖苦他，尤其他感觉知识分子骂人不带“脏”字，但句句暗藏刺人的棘刺，太可怕了，于是他就借题发挥大开杀戒

由别人的“前车之鉴”诱发了他对文人的疑心病，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对知识分子一旦有了疑心痛，知识分子就开始遭殃了，文字狱就会层出不穷

朱元璋心理存在着严重的人格障碍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的案例分析

笔祸

“画祸”

“字画祸”

口祸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的恶劣影响

第19章 奇特的人才国策(二)

 钦定“中国圣经” 培养“标准”人才

 明初朱元璋的教育治国思想——“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明初朱元璋的教育治国的措施

大力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官学

在全国各地乡村普设社学

尊孔崇儒、“钦定中国圣经”，强化文化教育专制主义

强化学校管理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禁止学生议政

 朱元璋教育国策的历史影响

第20章 奇特的人才国策(三)

 “标准化”考试 公平化选拔

 考试标准化——600年前中国人系下的心结

 朱元璋改革科举制的由来——从对科举制的肯定到否定再

到基本肯定

荐举制与老鼠窝

朱元璋第一次开科取士的喜与愁

“新兴”的、应急的历事监生

 朱元璋改革科举制的主旨精神和灵魂

 朱元璋科举改革标准化

科举考试内容标准划一——钦定的《四书》、《五经》

考试“出题”、答题标准划一

八股文的正面影响

为什么八股文最终成为过街老鼠？

判卷答案标准划一

 朱元璋科举改革公平化

制度公正化

程序“公平化”(程序加密：三级3考一四级10考)

三甲三等

地区取额“公平化”——确立科举考试“分地而取”的原则

 爱恨科举制

第21章 奇特的帝王秉性

 工作作风与个人情感

 朱元璋的工作作风

贵于勤政——朱元璋穿着“鹌鹑衣”上朝

事必躬亲——刘基等拿了一块不该拿的肉，被朱元璋扣了一个月的工资

雷厉风行

苛求完美——朱标顶撞父亲，朱元璋要杀朱标的老师宋濂

冲动偏执——明代皇帝十个有九个凶

 朱元璋的个人习性爱好

马屁与造神

幽默与冲人

好财与好廉——富有天下的大明皇帝大多有个人的“小金库”，但朱元璋没有

窥隐与嫖妓

著书与立说——朱元璋真“有才”？

雅与俗共赏——朱元璋与南京地方民俗

 朱元璋的生活习惯

节俭为本

农民本色

 朱元璋的个人朋友交往

 朱元璋的个人情感世界

朱元璋与46个提供性服务的漂亮“妹妹们”

美女与宦官都应该是“工具”

马皇后——一个了不起的好妻子、好母亲、好皇后

 朱元璋与他的儿女们

南京明东陵

人生的三大不幸全让朱元璋赶上了

朱允■的“护身符”——大明的《玉牒》

种子很多，但好的不多，朱元璋与“三类”儿子的关系

第22章 奇特的归宿

 归宿迷雾重重 开创帝陵新制

 草民皇帝——异常长寿

 奇特的“归天”与出殡——46个后宫佳丽垫背

 奇特的“安葬”——朱元璋到底葬在何处？

 南京明孝陵

明孝陵兴建以后大明帝国的皇家真的有那么多的“不幸”巧合吗？

朱元璋曾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就让他为我守门吧！”

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影响明清两朝500多年帝陵建设规制的第一陵

明孝陵的神道

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的种种谜团

参考书目

后记

第7章 奇特的政治国策(二)

官僚规制 分权翩衡

地方改制三级与“三司分权”

明朝初年的地方行政机构和制度改革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朱元璋将元朝的地方四级行政制精简为三级行政制

从精简行政层级这个层面来说，朱元璋的改革没有多大的新意。中国历史上早已有过许多这样的先例。大凡在王朝中后期，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管辖力和渗透力日益减弱，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许多王朝中后期的中央政权往往采取增设地方行政级制，例如汉朝后期就是在原来的郡县两级制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顶帽子”州这一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但实际行政效率反而变得更差了，因为王朝中后期往往是政治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行政效率低下不是靠增设行政机构就能解决的，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发展中的“通病”，而且这个“病”一般都病得不轻，无法靠自我反腐、自己治疗来解决的，必须通过农民大起义或政治大动荡之类的大手术来彻底“清淤解毒”，使社会更新——新王朝的建立。这是中国历代王朝通常出现的第一道风景。

中国历代王朝发展的第二道风景，那就是新王朝立国稳定后，总是借鉴前一朝的成败之教训，对原先直接沿用的前朝行政体制进行针对性的简化或改革，当然这样做的中心宗旨是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元朝的地方行政实行行省、路、州和县四级制，朱元璋时将“路”这一级行政机制给废除了，简化成地方省、府(州)和县三级地方行政建制，传达与奉行政令更加便捷了，行政效率相对提高了。从此明清帝国地方行政一直维系三级建制的基本格局，直至现在已经有600多年了，我们依然实行的是地方三级行政级制，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地方政制的深刻影响。

第二个层面：朱元璋将元朝的地方省级“集权”机制改为地方省级“三权分立制”

从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角度来讲，细心的人们往往能看到中国历代王朝发展的第三道风景，那就是一般来说，后一王朝往往比前一王朝更趋强化中央集权，所以越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中央集权的强化越厉害。但也有特例。

明朝开国初年是沿袭了元朝的行政机构体制，连名称都基本上一成不变地照用。但问题是元朝是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这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对经济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征服后出现的尴尬又无奈的结果，而元帝国恰恰是汉化——实际上是先进文明化做得极其不成功的，元朝统治近百年，到末代皇帝元顺帝时大多蒙古贵族连汉语还不会说，更不要说吸收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优秀文化精华，他们充其量学了点中原文化的皮毛。

前面说到的，元代将中央行政制度中“三省分立”的丞相制变为了实际上一省制——中书省，中书省尽管设立了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许多官职，但实际上他们的地位、职权是不相同的，其中的右丞相的地位与职权最大，可以不夸张地说近似于“二皇帝”，由此我们说朱元璋对中书省与丞相制那样深恶痛绝，并不完全是朱元璋猜忌与独断所导致的。同样元朝对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元朝除了中书省直接管辖的地区——“腹里”外，全国其他11个地方都设立了行中书省，行中书省顾名思义就是在某地行使中央中书省的权力，是中央中书省的派出机构，既然这样，地方行中书省的机构与官员设置也应与中央的中书省相对应，因此地方行省中都应该有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换句话来说，地方行省的右丞相是无与匹敌的一把手。因而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元朝的史书上丞相到处都有(每个省)，就好比我们现在到处可见的“相当于处级或处级待遇”或相当于副教授、教授级别的特别多。这些地方丞相们总揽一个省的军政刑名等大权。这种地方“一把手”制度很容易造成地方上有人一手遮天，一手遮天很容易滋生腐败，元朝为什么亡得很快，与此“一把手”制度的设置不无关系；同样“一把手”制度也容易造成地方坐大，不去理睬中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后来元末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时，中央似乎不能号令地方一致行动，最终使得农民起义烈火越烧越旺。假使元末农民起义后来被镇压了，这种地方行中书省很可能演化成地方上的割据势力。

所以说，朱元璋在草创吴政权时沿用元朝的地方行政体制本身是很成问题的。对于有极强权力欲的朱元璋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早在废中书省、丞相制与进行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酝酿之际，朱元璋就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改革。它与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有着相同的特征，那就是贯彻加强以皇帝为核心的极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样的一个中心。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改地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之为省。洪武年间地方各布政使司管辖范围的划分，大致仍沿袭了元朝各行省所辖地区。当时全国划分为12个布政使司，它们是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广西、四川、广东、湖广。洪武十五年，增置了云南布政司，这样就变成13个布政使司，永乐十一年又增置贵州布政使司。这样大明帝国应该有14个布政使司，但明朝历史上压根儿就没有过14个布政使司的说法，明朝永乐时期定制就是13个布政使司，那么还有1个布政使司跑到哪儿去了？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首先讲讲南京与北京的建置。南京建置是在洪武元年，是将今天江苏的苏南、苏北、安徽皖南、淮北等地区单独划了出来，共计是15府和3州，它们分别是徐州、淮安府、扬州府、镇江府、应天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风阳府、滁州、和州、太平府、庐州府、广德府、宁国府、池州府、安庆府、徽州府等。因为这些地区在朱元璋看来特别重要，一则安徽淮北和皖南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二则江南地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粮仓，素有“苏松熟，天下足”之说，所以朱元璋将它们划为大明天子直辖的南京范围。再进一步具体来说，明都具体所在地——南京及其附近的郊县，朱元璋给它定名为应天府，即“上应天命”的意思。南京是京畿地区，当然不与地方布政使司同列，它要高于其他地方的布政使司。因此从洪武年间到建文年间，明朝地方一直维持13个布政使司的建置。永乐十一年增置贵州布政使司，但后来永乐帝迁都北京，正式确立与稳定南北两京制，于是原本的北平布政使司从省级布政使司中“提升”出来，增进一个贵州布政使司，刚好又维持了原本13个布政使司的建置。从此整个明代地方省级布政使司一直维持这样的建置格局。

将行省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司(这本身含有“秉承皇帝圣意、宣扬皇帝美德而布政于天下”的意思)，再美妙的词语总代替不了实质的内容。朱元璋对地方行政改革有着实质性影响的就要数对地方省级实行“三司分立”，“三司”就是指地方上最高的三个权力并行机构，它们的长官就是人们俗称的封疆大吏。“三司”具体所指：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掌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提刑按察使司，设提刑按察使(简称按察使)一人，掌管一省的司法诉讼；都指挥使司，掌管一省的军事，它的长官叫都指挥使。这样，原来由一个衙门——行中书省长官总揽的大权现在被朱元璋分拆到了三个“平起平坐”的衙门和三四个长官手中，它们各司其职，互不统属，互相牵制，又各自直属中央。一旦遇到省内大事，必须在三司长官会议上讨论，上报给中央有关的部院。这样地方官的权力大为削弱，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明史·职官志·序》卷72；《明史·职官志》卷75)

明代第二级地方政权机构是府，府的长官叫知府；还有一种与府地位相同的机构叫直隶州，名称的意思是直属布政司的州，其长官叫知州。

明代第三级地方政权机构也就是中央政权管辖到的地方最底层的一级权力机构那就是县，其长官叫知县；还有一种与县地位相同的一般州(也叫属州)，其长官也叫知州。

府、州、县因为管辖的范围相对比较小，朱元璋没有必要担心它们有什么危险，所以一般来说行政、司法与钱谷等都由它们的长官一把抓。明代这两级地方行政机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创制”，只不过是沿袭了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罢了。P333-337

1992年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来到了十朝古都南京，从事起新闻出版工作。十几年来，我对我的专业——明清史研究一直不忍割弃，承蒙金陵图书馆的袁文倩主任和郁希老师的看重，2005年5月我受邀在“金图”开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取得了南京市民的认同；同年10月我再次受邀到“金图”去作《明王朝与古都南京》的讲座。这下可就讲出“名”了，后来我在南京的几所大学、南京国际旅行社、江苏中国旅行社等单位和机构多次开设了西方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大明王朝与古都南京等方面的讲座。2007年3月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找我，邀我上“市民学堂”，作《大明王朝与古都南京》的讲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整个大行宫会堂挤满了人，甚至连通道里都有听众，我知道，这是市民朋友对我的莫大的肯定。没过几天，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叶皓部长和龚冬梅科长等领导又给我这个党外人士“布置？了新“任务”——邀请我在“南京市宣传系统处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会议”上作《明文化与南京》的讲座。

要说南京市宣传系统的领导重视传统文化传播的事情还真是不胜枚举，尤其是南京电视台的陈正荣副台长、新闻综合频道的傅萌总监，他们的做事风格雷厉风行，令我惊叹不已。大约是2007年4月吧，他们派了编导李健先生找到了我，说起了他们要新办一个大型电视文化讲坛栏目，叫《金陵往事》，要我首讲《大明王朝在南京》。说实在的，在中学和大学的讲台上站了不少于十年的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进”电视这档子事，而且一讲居然讲了3个多月。

由于每晚都有播出，很快全市的市民朋友就“认识”了我，每当我上街时，有市民朋友见了，总对我笑眯眯，有的记不住我的名字，就问：“你是不是讲朱元璋的那个老师？什么时候你能将讲稿出版出来？”还有热心的市民跑到电视台去问我的联系方式。南京市民的抬爱使我感到除了“压力”外还有一种责任——出版我的讲稿。但在撰写过程中我首先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历史书多是严肃的、学术性的，如果承袭之，那就势必将原本轻松、活泼的风格又变成了象牙塔里的佛像(严肃有余)，这就辜负了广大观众的厚望了。再说，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道路看，我最要感谢的倒不是某部学术巨著，而是两部通俗读物：《东周历史故事新编》和《前后汉历史故事新编》，我对历史的爱好是从这两部书开始的。实际上，许久以来，我也曾想学学林汉达先生的做法，将象牙塔里的东西“转变”为大众读物，但由于本人天资不高，又不够勤勉，这种想法一直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而自接受市民朋友的“重托”起，我又重新拜读起林汉达老先生的大作来，研究其写法技巧，开始写作本书。

说到这里，我要感慨地说：南京是个名副其实的“博爱之都”。我一个外乡人写明朝在南京的开国史，居然受到南京这么多朋友的帮助，而且这些帮助我的人大多一开始与我都是萍水相逢，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尤其要感谢南京市委宣传部叶皓部长、理论处的龚冬梅科长、汲智和万胜两先生、南京电视台的陈正荣副台长、傅萌总监和东南大学出版社的江汉社长、徐启平总编、谷宁主任等领导的关怀；感谢金陵图书馆的袁文卿主任和郁希老师、东南大学的刘庆楚老师、南京电视台的编导刘云峰先生和南京明孝陵向阳鸣主任和姚筱佳小姐、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吕风华小姐、陆正国先生、文军先生、新华报业集团的姜春瑜主任和黄燕萍、吴昌红两女士、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李崇新副教授、南京财经大学的霍训根主任、江苏经贸职业学院的胡强主任、江苏文史馆的丁俊先生等朋友给我的帮助；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时代的老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对我的学术启蒙和刘学照教授、陈卫平教授对我的学术指导。刘学照老师年近八旬，身体又不是太好，但当我提出要他为我的作品作序时，他欣然接受了，实在令我感动不已，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最后还要感谢的是本书所参考、引用的一些著作的作者，正是由于他们的著作，才使本人的“正果”得以“修成”——本书的出版。为了表示我对这些专家、学者的尊重与敬意，一般我都在书中标明了参考出处，但“愚人”千虑必有一失，为了防止这“一失”，本书将所引用或参考的今人著作全部列在《参考书目》之中(古籍我就不再标明了)，特此说明！

马渭源

于大明帝国黄册库——南京玄武湖畔陋室居

200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