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0年出生在非斯的一个深闺禁苑里。非斯是建于公元九世纪的摩洛哥城市，位于圣城麦加以西五千公里，在马德里以南一千公里，后者是残暴的基督徒首府之一。父亲说我们与基督徒之间的问题，正如男人和女人间的问题一样，始于“界线”或神圣边界得不到尊重之时。我生在大动荡的年代，基督徒和女人们都时常对这些界线提出异议并不断加以违犯。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看到深闺女眷们攻击门卫艾哈迈德，不停地跟他干仗。同时来自北部的外国军队也不断涌入整个城市。事实上有些外国士兵已经驻扎在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这条街正是我们的老城“麦迪那”和入侵者为自己兴建的“新城”的分界。
父亲说，当真主创建大地时，把男人和女人分开，并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安置了一个大海，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只有当每一个组合都尊重界线时，才会有秩序与和谐。任何越轨行为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妇女们只想着如何跨过界线。她们对大门外的世界魂萦梦绕，整日里幻想着在陌生的街道上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与此同时，基督徒们继续越过大海，带来灾难与死亡。
所有的麻烦和寒风都来自北面，而我们却朝向东方祈祷。麦加很遥远。但如果你懂得如何全神贯注，你的祷告就有可能抵达那里。我就要在适当的时候学会这一专心致志的本领。马德里的士兵已在非斯北面安营扎寨，连阿里伯父和父亲这样在家中号令一切且属城里显贵的人物，都不得不向马德里申请许可，才可以去参加在三百公里外丹吉尔附近举行的穆莱-阿布杜·萨拉姆宗教节。可是驻扎在我们家门口的士兵是法国人，属于另一个部族。他们像西班牙人一样也是基督徒，但讲另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居住的国家在更北边，巴黎是他们的首都。萨米尔堂兄说，巴黎距离我们可能有两千公里，比马德里要远一倍。还说那里的居民也凶残一倍。基督徒跟穆斯林一样，彼此间也老是不停地打来打去。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越过我们的边界，在我们的国土上相互拼杀。之后，由于他们谁都无法消灭对手，便决定将摩洛哥分为两半。他们派兵驻守在阿尔巴沃附近，宣布从此往后，上北部去需有一个通行证，因为你要进入西班牙的摩洛哥；如果你要去南方，就得获取另一种通行证，因为你将跨过界线进入到法国的摩洛哥。如果你不按他们说的办，你就只好被困在阿尔巴沃，那个被人专断地划定的地点。他们还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巨大的门，说那就是边界。可是父亲说，千百年来摩洛哥就是统一的，即使在一千四百年前伊斯兰到来之前，也从未被分割开过。没有人听说过有一条把国土一分为二的疆界。
边界是交战者头脑中一条看不见的线。有时伴随伯父及父亲旅行的堂兄萨米尔说，创建一条边界线需要的只是一些士兵，以便强迫他人相信有这么一条线，而实地景物本身并没有任何变化。边界只存在于掌权者的心目中。我无法亲自到那里去实地验证，因为伯父和父亲都认定女孩子不能旅行。说旅行很危险，女人没有能力自卫。哈比芭姑妈深爱自己的丈夫，却被后者毫无理由地突然遗弃并赶走。她认为北面的军队是真主派遣来惩治那些侵犯保护妇女界线的男人的。伤害妇女就是侵犯真主的神圣边界。欺负弱者是犯法的。哈比芭姑妈好多年都以泪洗脸。
古兰经学堂的校长塔姆夫人说，教育就是学会识别界线，了解那神圣的边界。我三岁就被送到那里和我的十个堂兄堂姐们一道学习。塔姆夫人有一条长长的吓人的皮鞭子。我在界线、基督徒、教育等所有问题上都和她的看法一致。做一个穆斯林就意味着尊重界线。而对一个孩子来讲，尊重界线就是服从。我尽力想取悦于塔姆夫人，但有一次趁她不注意，我偷偷问比我大两岁的堂姐玛丽卡能否指给我看看这些界线目前的具体位置。她回答说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如果我服从塔姆夫人，一切就会好。界线就是老师不让干的事情。堂姐的这席话令我放了心，于是我开始喜欢学堂了。 从那以后寻找界线就成为我终生的牵挂，每当我无法设定规范我所处的软弱无能境遇的几何线条时，心中就焦虑不安。
我的童年很幸福，因为界线非常清楚。第一条界线是父母客厅的门槛，它将客厅与主院落隔开。早上在母亲醒来之前我不得越过门槛到院子里去，也就是说从六点到八点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玩，不许出声。如果愿意我可以坐在冰凉的白色大理石门槛上，但我得强忍着这样的愿望：那就是到院子里和比我年长的堂兄堂姐们一道玩耍。妈妈说：“游戏也是一种战争，你还小。不知道如何自卫。”
我害怕战争，于是我将我的小坐垫放在门槛上，玩起了“坐着散心”的游戏。这是我那时发明的一种游戏，直到现在还觉得很有用。只需具备三个条件便可以玩，一是被困在什么地方，其次是有一个坐处，第三是自卑到足以认为自己的时间一文不值。玩法是仔细观察一个熟悉的地段，就好像它对自己完全是陌生的。
我坐在门槛上注视着我们的房子，就好像我从未见过它似的。眼前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呆板的四方形院子，那里一切都是严格对称的，连院子中央那昼夜不停地噗噗上涌的大理石喷泉，也显得那么听话和顺从。喷泉的周边环绕着一条细细的蓝白相问的带状陶瓷边饰，上面的图案与地上铺设的大理石方砖之间镶嵌的花纹一致。院子为拱柱廊所环绕，每边由四根柱子支撑，列柱的顶部和底部是大理石的，中部覆盖的是与喷泉及地砖图案相匹配的蓝白相间的陶瓷镶片。所有成分都寓于一种无可挑剔的对称之中，从而产生一种镜面反射的效果。没有任何越位的陈设。偶然性完全不存在，或不如说是不可想象的。
隔着院子相望的是双双对称的四个宽敞客厅。每个客厅中央都有一扇巨大的正门，两侧是朝向院子的硕大窗户。冬天早晨，雕花的雪松木大门紧闭。夏季大门敞开，门上悬垂着厚厚的织锦、丝绒和透花纱帘，这样空气可以流通，而光线和噪音则被挡在外面。客厅的窗户里面有木雕百叶窗，从外面却只能看到镀银的锻铁栅栏，栅栏上冠以奇妙的彩色玻璃拱顶。我非常喜欢这些彩色玻璃拱顶，因为它们令晨曦不断变化着红、蓝色调，连黄色也显得柔和。像沉重的木门一样，窗子在夏季也大敞着，帘子只在晚上或中午午休时，为保护睡眠才垂放下来。P10-14
本书的要点就是脆弱性。我猜想这就是它被译成近卅种文字的缘由：脆弱性是我们共同的枷锁。但愿这种普遍的束缚会促使我们所有人去创建一个比眼下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更为安全的全球化的世界。
——法蒂玛·梅尔尼斯
一本出色的读物……恰到好处的幽默以理解缓和了批判主义，同时本书对一个大部分西方人极少了解的世界作了逼真的描述。
——《华盛顿邮报》
精彩且引人入胜……梅尔尼斯把一个消逝的世界写活了。
——《纽约时报》
梅尔尼斯构思的故事链与山鲁佐德讲述的“一千零一夜”同样令人叫绝。
——《她》（法国畅销杂志）
对我来说，2002年6月2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因为那晚在钓鱼台国宾馆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陛下给我颁发了阿拉维勋章。尽管这是我得到的第二枚外国勋章（第一枚是1996年法国总理授予的棕榈叶学术勋章），但国王陛下在如此隆重的场合亲手给我佩戴并亲切祝福，我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因为整整十年前（1992年），时任我国驻摩洛哥大使的夫君完永祥曾荣幸地得到当时哈桑二世国王陛下（六世之父）亲自授予的大阿拉维勋章大绶带，表彰他在任内对中摩友好合作关系作出的贡献。说实话，父子两位国王先后给大使及夫人授勋的事并不多见，也可以算是中摩友好关系中的一段佳话。
作为通晓阿拉伯语的职业外交官，夫君完永祥在卅余年的外交生涯中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阿拉伯地区，我也因此对伊斯兰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对于我们二人而言，最怀念也最难以割舍的是摩洛哥，那里让我们留恋-的不仅是多姿多彩的地域风貌和人文景观，更重要的是那一份浓浓的友好情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驻摩近五年半的时间里，那里所有的大门都向我们敞开。使我们得以结交从王室到平民百姓的各阶层友人。其间我为摩洛哥各大城市及多所大学作过的三十场介绍中国文化的讲座（古代青铜器，丝绸之路，兵马俑，中国图案的寓意等），总是座无虚席，从省长到大学生无不报以热烈掌声，以至于摩洛哥前驻华大使宰伊尔说：“中国大使夫人率领兵马俑征服了摩洛哥……”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美好回忆，当国王授勋仪式结束后摩洛哥媒体对我进行专访时，除表达深切的谢意外，我曾承诺在有生之年要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点实事，为此还特请摩洛哥文化大臣穆罕默德·艾施阿利阁下为我推荐了几本最有代表性的摩现代文学作品。我选择了翻译这本《禁苑·梦》，一来作为女人对女性题材产生共鸣在情理之中；其次是感到本书可读性强，语言风趣流畅，人物生动丰满；更重要的，是本书作者法蒂玛·梅尔尼斯是摩洛哥最著名的现代女作家之一，也是公认的摩洛哥以至于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的女性代言人中的一位。本书是她撰写的第一部小说，1994年英文版在纽约一问世即引起巨大反响，短短几年便被译成廿五种文字（中文是第廿六种）。于是在2002年我们夫妇应邀作为国王的嘉宾赴摩洛哥出席六世陛下的盛大婚礼和登基节庆典之后，便着手本书的翻译工作。我们找来了它的法、英、阿三种文字的版本，然后逐字推敲、查证，历时两年才完稿。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书中描述的1940年前后的摩洛哥妇女的生存状况，自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已有很大的改观，比如1963年妇女获得选举权，1993年议会中有了第一位女议员（其后女议员人数比例从1993年的0.9％；上升至2002年的10.8％）。穆罕默德六世登基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妇女地位的新措施：开始任命女大臣、女领事，并于2004年由议会通过《家庭条例》方案，其中明确规定一家之主不再是男人，而是夫妻双方主事；女性婚龄提高为十八岁，自己择偶，如果男方提出休妻，女方可以保留财产、住宅和子女，等等。事实上，我们在摩洛哥工作的八、九十年代，曾结识了不少卓越的女教授、女律师、女医生、女工程师等，可以说她们已实现了书中女主人公的母亲一辈人对自己女儿们的梦想。诚然，和全世界的妇女命运一样，摩洛哥妇女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男女平等，道路仍然漫长。
此书在译成搁置近两年后终于得以面世，要感谢以宁巩先生为首的中国水产公司驻摩洛哥的合资企业的慷慨赞助。创建于1988年的这第一个中摩渔业合作项目不仅为加强中摩经济合作作出了贡献，而且不止一次为中摩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努力。
译者还要感谢摩洛哥前驻华外交官贾迈勒·阿拉维的夫人玛丽·法兰斯·阿拉维博士提供的有关摩独立后妇女地位改善及本书作者法蒂玛·梅尔尼斯的个人资料。
地处西北非濒临大西洋的摩洛哥，国名的阿文原意为“日落的地方”，和位于日出的亚洲东方的中国，距离之遥远可想而知，但这从未妨碍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据史料记载，十四世纪时，我国元朝的汪大渊曾游历至摩洛哥；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生在摩洛哥北部大港丹吉尔的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求知哪怕远至中国”圣训的激励下历尽艰辛来到中国，并各自留下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游记。今天我们将这本据我们所知为第一部摩洛哥现代小说中译本奉献给读者，也是希望它能帮助同胞增进对摩洛哥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如果真能多少达此目的，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司徒双
2007年10月于北京
为什么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中国是一块令人着迷的土地？当中国前驻摩洛哥大使的夫人、《禁苑·梦》一书的译者司徒双女士要我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一篇引言时，我意识到早在孩提时代，她的国家对我来讲已是魅力的同义语。为什么与我同龄的摩洛哥孩子会将中国等同于魅力和迷恋？带着这样的困惑我让卡马勒，一位与我同年、也像我一样出生在非斯的同事，为我作出解答。他认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密码，就在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受《一千零一夜》启发的故事中，在那里面中国是两种神奇物品的来源：奢华的商品和精美绝伦的彩绘鸟。在花了几个下午仔细琢磨卡马勒的话之后，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促使我童年产生梦想的，正是祖母及姑妈姨母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工匠们在器皿上、尤其是中国陶瓷上嵌入的神奇的鸟儿。而我在《禁苑·梦》一书中想要抓住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童年。
在我的摩洛哥庭院里中国不停地出现，有时在日落之后祖母和姑妈姨母们讲述的由《一千零一夜》引发的广为流传的神怪故事里，或是她们试图在自己的刺绣中模仿的精致的鸟儿中，后者一般画在珍贵的进口瓷器上。
卡马勒言之有理：“上世纪四十年代我们的童年时光，没有电视能与我们的祖母们那一代的故事讲述者抗衡，在她们描述的故事细节里，中国总是作为冒险的旅行家和成功的商贾赢得胜利的目的地出现。”我猜在电视出现之前，各地的祖母和姑妈姨母们都是娱乐见闻的主要传播者。《一千零一夜》的英译者、伊拉克的哈桑。哈达维完美地诠释了我的感受，他回忆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在巴格达惯常听到《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那是冬季漫长的夜晚，当有一位或另一位女士来看望我的祖母时……我们大家都围在火炉四周，余烬在油灯黯淡的光影中燃烧……我耐心地等待着……”住在离我的摩洛哥非斯城至少五千公里以外的哈桑·哈达维说：“我那时最喜欢浪漫和神话故事，因为它们把我带到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而在故事里提到的那些神奇的国度中，经常出现中国的名字。事实上《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始于中国，因为那位遇到不少麻烦的书中的主角，国王沙赫里亚尔，正是住在中国。
中国的魅力，首先在于它和《一千零一夜》的关联。
《一千零一夜》是这样开始的：“在只有真主才知道的远古时代，在过去许多许多世纪以前的记叙中描述道，（波斯的）萨珊王朝有一位非凡的国王，他住在印度和中国的岛屿上，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办事人员。他有两个儿子，全是杰出的骑士。长子名沙赫里亚尔，次子叫沙赫泽曼。”
一切都始于书中主人公的遭遇：沙赫里亚尔国王发现妻子背叛了他。盛怒之下他开始每天娶一个年轻女子并在次晨将她杀掉，用这种方式报复他视为仇敌的所有女性。这样的杀戮一直持续到他娶山鲁佐德为妻，她每晚给他讲述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为了听完故事他只好让她活下来。在听完了一千零一个故事之后，国王发现自己已狂热地爱上了山鲁佐德。杀戮终止了！他们有了许多孩子而我们继承了这些故事，它们今天已在因特网上成为畅销读物：登陆Google搜索《一千零一夜》，它竟会给你二百廿六万个有关网站！但我们现在要破解的新谜是，为什么中国在九至十世纪巴格达的阿拉伯故事讲述者的想象力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我想缘由就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重要性，正如意大利小说家翁贝托·艾柯强调指出的：“每一个虚拟的世界都以一个现实世界为依托，前者将后者作为其背景。”如果许多故事，例如“水手辛伯达”里描述向东往中国方向航行，这是因为它反映了由阿拔斯的哈里发们在公元762年（回历145年）建造的巴格达城的世界大都会的现实，它当时与整个地球都有生意往来。九世纪的一位地理学家雅库比（Yacoubi，卒于公元898年，回历284年）写道：“巴格达汇集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没有的东西……在它的两侧流淌着两条大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因此货物和食品可以通过最便当的方式经陆路或水路运达，为此从东方到西方、从穆斯林到非穆斯林国度来的商品应有尽有。这里有来自印度、信德、中国，还有突厥人的、代义赖姆的、哈扎尔人的、埃塞俄比亚人的以及其他遥远地域的产品，它们在巴格达的丰富程度远比在本地强。”对于一个穆斯林旅行者来说，冒险远航中国是值得的，正如一位九世纪的作家贾希兹解释的，冒险的阿拉伯商人们往巴格达进口了大量的利润丰厚的奢侈品：“从中国来的商品有芳香植物，丝绸，瓷器，纸张，墨水，孔雀，驮马，鞍具，毛毡，桂皮，还有纯粹的大黄。”
只有从经济背景考察我们才能理解例如“水手辛伯达”这样的故事，他被描写成富豪，而与他同名的巴格达的另一位居民则被描写为穷人，因为他从不敢出远门。正是这些阿拉伯旅行者回到巴格达后，回忆起他们到印度和中国的旅行时，向人们描述的冒险经历，启迪了故事讲述者们，于是创造出《一千零一夜》的虚构英雄之一辛伯达。在许多故事里中国的国王被赋予英雄的角色，最通常是当阿拉伯商人卷入复杂的惊险案情时，充当外国人权利的保护者，例如山鲁佐德在第一百零二夜讲述的“驼子的故事”。那个故事说“驼子是中国国王宠爱的丑角，即使一眨眼工夫没有他在身边国王也受不了。所以当那天晚上驼子喝醉了无法出现在国王面前时……国王终于问起了他……”。当然警方立即开始介入对事件的调查，中国国王于是有时间听取陷入险境的外国人的陈述，以便确保他们的权利。
其次我想简要地概括阿拉伯人对中国在美学范畴的迷恋：中国艺术家们的完美卓绝。中国作为艺术家园地的声誉：它的陶瓷鸟给了我姑妈姨母们的刺绣图样以灵感。
中国不仅是奢华品的来源，它还有另外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那就是它的艺术大师们绘在珍贵丝绸和陶瓷上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鸟儿，我家最富有的成员们在节日和特殊事件时会予以展示。可以想象，正如我在本书中写到的，困在深闺禁苑里的女人们怎样对它们朝思暮想。为了教会孩子们如何创造美，我们的中学老师塔奇先生强迫我们背诵马斯乌迪书中有关中国艺术家的段落。马斯乌迪是十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公元895年出生于巴格达，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旅行和撰写引人入胜的现今可称为旅游指南的小册子上，他形容自己比虚构的辛伯达还更富于冒险精神：“我航行过许多海，有中国的，罗马的，哈扎尔人的，还有红海和阿拉伯海，在旅途中经历过无数惊险……”他说在探索地球时遇到过数不清的麻烦，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就是中国的艺术家：“在上帝创造的人中，这个帝国的居民在绘画和各种艺术方面心灵手巧。在这个领域里没有其他任何民族可以与之抗衡。”马斯乌迪随后解释为何中国人在艺术方面如此多产，其结论是国王的倡导，这迫使工匠们彼此间拼命地竞争。“当一个中国人亲手制作出一件他认为是绝无仅有的艺术品时，他会把它送到王宫去以期得到天才工艺的奖赏。于是国王下令将这件作品在宫中展出一年。如果在此期间没有人能挑出毛病予以批评，国王便给予奖赏并接纳他为宫廷艺术家。如果发现作品有瑕疵，他就得空手而归。”
马斯乌迪这段文字令孩提时代的我着迷并鼓励我去注意细枝末节，因为在这段描述中，一个驼子注意到了宫中展出的一张画里的鸟儿的毛病，导致中国国王把这位艺术家作为平庸之辈打发回了家：“一天，有人送来一块丝绸，上面画着一只麻雀栖息在谷穗上，鸟儿画得如此完美以至于观者把它当成真的。这件杰作展出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一个驼子发现了不足之处，并开始对画加以抨击。”当国王让他对自己的批评作出解释时，他的回答很简单。“谁都知道，当一只麻雀落在谷穗上时，会将它压弯。这位画师并没有在画中反映出这一点。”这就是那位洞察一切的驼子如何使得那位笨拙的艺术家失去了获得国王奖赏的机会！ 几十年后，当我写《禁苑·梦》时，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避免那位粗心的中国画师的命运，他忘记了在自己虚构的作品中尽量准确无误地反映现实。
然而我必须承认，为了使本书更吸引人，我对自己的真实童年作了一项重大改动：在《禁苑·梦》中我的母亲非常可爱！在现实生活里，我妈妈经常辱骂我，用不停地数落我打发她的时光。就如同某些你们在上海或任何其他地方生活的母亲们一样。在书中我决定抹去她粗暴的一面。我想我篡改事实，忘却暴力，只把重点放在母亲的养育层面上的决定，是一切魅力的源泉：它突出了我们脆弱的一面。
本书的要点就是脆弱性。我猜想这就是它被译成近卅种文字的缘由：脆弱性是我们共同的枷锁。但愿这种普遍的束缚会促使我们所有人去创建一个比眼下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更为安全的全球化的世界。
2007年11月
本书是梅尔尼斯撰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1994年在纽约出版后反响强烈，已被译成二十六种文字。该书讲述的是有关界线的故事。男女的界线、深宫内外的界线、老城新城的界线、愿望与规矩的界线……一个女孩企图用她好奇的眼睛与纯真的心去破解这些界线，于是，能背诵《一千零一夜》的哈比芭、全副武装却又戴满首饰的达慕、莎玛和布杜尔公主……深宫禁苑中的女子一个个浮现出来，作者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摹她们的日常生活、美妙梦想以及现实冲突，真切而不无幽默地表现了阿拉伯世界女性对自我的认知与追求。
本书作者法蒂玛·梅尔尼斯是摩洛哥最著名的现代女作家之一，也是公认的摩洛哥以至于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的女性代言人中的一位。本书是她撰写的第一部小说，讲述的是有关界线的故事，作者恰到好处的幽默以理解缓和了批判主义，同时本书对一个大部分西方人极少了解的世界作了逼真的描述。
